本文试图将清朝和朝鲜早期关系的演进过程置于清初政体建立和转型的语境下思考,透过16—17世纪清、鲜间的通使(elcin)、国书(bithe)和边疆(jase/jecen)之形成过程,讨论长期的行政实践如何塑造国家(gurun)的行政职能。本文认为,清朝从建州女真部落统一为女真国(jusen gurun),接着再发展为金国(aisin gurun)和大清国(daicing gurun),其内在性质和结构发生了变化,投射到清朝和朝鲜的关系上,也应该存在类似变化——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后,在写给朝鲜地方监司的书信中自称"建州等处地方夷王";建立金国后,努尔哈赤、皇太极在写给朝鲜的国书中自称aisin gurun i han(金国汗);随着大清国的出现,并通过军事手段征服朝鲜后,皇太极在国书中自称为daicing gurun i han(大清国汗);清朝入关后,在朝鲜的奏书中,清朝皇帝被称为dulimbai gurun i huwangdi(中国皇帝)。以上用语的变化不是单纯的现象,它们代表着国家制度的转型。16世纪晚期开始,被卫所制度分割的女真人逐渐形成共同体,并先后向金国、大清国转型,催生出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国"(gurun)的意识。"国"的意识之一:渴望获得对等的外交。努尔哈赤时代就通使、国书等问题与朝鲜产生的龃龉、交涉,最终为礼部制度的形成奠定基础。在从金国转变为大清国的过程中,清朝又重新定位了清、鲜两国关系,礼部成为清朝主要的对朝外交机构,同时还兼有书房、内三院等行政机构的配合。"国"的意识之二:边疆意识的形成。本文认为边疆不仅是地理上的区域,也是一个动态的政治过程;不能预设分隔明朝、朝鲜的鸭绿江、图们江也是女真、朝鲜间的边界。"国"的意识越强烈,两国边疆所发生的向化瓦尔喀人口以及互市问题的冲突也就越发密集和重要,这一切变化导致了户部职能的整合和扩张,户部终于成为当时处理朝鲜事务的另一核心机构。最终,天聪时期外交和边疆的行政实践塑造了崇德年间户部、礼部并行处理朝鲜事务的格局。本文将以咨文的处理流程说明这种机制的运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