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论文从现代中国与现代性特殊的遭遇方式着眼，将中国现代文学的“宏大叙事”规定为“病的发现与痛感和极端的疗治行为”，并进一步将其视为关于意义主体的叙事；同时指出，以沈从文为代表的创作是现代文学史上在祛除了意义魅以后的另一种叙事维度，他们的作品在不同程度上走向了存在的澄明之境。汪曾祺的创作基本上属于后一种叙事范畴，但同时也存在着对于此种叙事明显的悖离现象。他为我们提供的是一个混沌多元的民间世界。 这篇论文的正文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以对在汪氏小说创作中占有特殊地位的《复仇》的解读为核心，将《复仇》重述为一个“回归”的故事文本，论证汪曾祺对五四宏大叙事的反省姿态以及与沈从文的渊源关系；第二部分，是本文的核心，从民间的视角切入对汪曾祺四十年代诸多小说文本的解读，并进一步从欲望化、现实原则与诗性呈现三个层面上论证了汪曾祺独特的小说世界。并且认为，这个小说世界由于掺杂了弗洛伊德与海德格尔的气息而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