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体游记可以说是游记中的一种形式,是用写日记的形式来写游记;也可以说是日记中的一种题材类型,是专写纪行中所遇、所闻、所感。当然,就文体分类而言。日记体是从文体形式上划分的,游记则是从文章内容上谈的,二者共同约束日记体游记这种文体,使其范围不至于太广。日记体游记是源于史书。史书记载关于皇帝的《起居注》中就留下了这样的文字,如《穆天子传》和《封禅仪记》。前一本书,现在虽对其中的内容有疑问,但对周穆王游历本身应该还是没有怀疑了;后一本书是有散佚,从留下的文字来看,就是一篇很好的游记文章。因此,在一般的文学史及作品选中都将它作为游记的早期作品。但它们还没有自觉的文体意识,不是有意作游记,还只是在记史,是作者在陪同皇帝出行时的一种记录。自此以后,纪行的内容在文体形式上分别由赋、书、序等载体来承担,但都有缺点,不能完美地表达纪行的内容。真正的游记文学的发展是与唐宋古文运动一同繁荣的。唐宋古文运动是文坛上的一次创新,它带来了大量的文体形式的产生,特别是散文形式方面。游记文章在柳宗元手中得到了发展并到达高峰。几乎同时,日记体游记也产生了。李翱的《来南录》是以日记写行程,虽显简略,但很精辟,是游记的正宗,使日记体游记这种文体从史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文学体裁。在宋代,就有一些大家尝试写作这种体裁,著名的如欧阳修,就写过《于役志》,粗糙一点,可也在发展。特别在南宋时,陆游的《入蜀记》和范成大的《吴船录》就是日记体游记中的双璧,使这种文体呈现出夺目的光彩,也显示了这种体裁的极大的优势,为后来明清时期,这种文体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本文就是以宋代的日记体游记作为文体研究对象,分析其形式特点。文学史,也曾提到过南宋陆游的《入蜀记》和范成大的《吴船录》,但非常简要,往往一句话提及而已。在游记作品选中,也会有这两部书的摘抄,《入蜀记》一般是摘抄过三峡中的那几段,《吴船录》一般是摘抄在峨眉山中的那两天的内容,并取名为《峨眉山行记》。在现在所能查的论文中,我只能看到对陆游的《入蜀记》和范成大的纪行诗文的单篇论文,还没有出现对日记体游记的整体研究。在梅新林主编的《中国游记文学史》(学林出版社2004年12月)中有过三节内容谈宋代的日记体游记,分上、中、下,上是专谈陆游的《入蜀记》,中是谈范成大的《吴船录》,下是谈其他的几篇。但没有系统,很零散,并只限于介绍。我是把日记体游记作为一种文体形式来看的,专门从文体上来研究日记体游记。文体是有层次的,童庆炳将它分为三个层次——体裁、语体、风格,郭英德将它分为四个层次:体裁、语体、体式、体性。我是赞成郭英德的意见的,我这篇论文的架构和理论依据都来自于郭英德的《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和《中国传奇戏曲文体研究》,从体制、语体、体式、体性四个层次来论述日记体游记的文体。日记体游记的体制上是受《起居注》的影响,是排日纂事的形式。同时,它必须具备游记的三要素:游踪、游观、游感。凭这个标准可将游记和山水记及亭台记等区分开来。在语体上,日记体游记是质朴与简洁的。日记体游记的文体特点是灵活性,这会使它走向记流水帐的弊端,只有做到质朴而文雅,简洁而凝练,才能被文人们所热衷。宋代的日记体游记都做到了这点。所以在体式上,日记体游记是属于叙事体式,它主要采取第一人称的写法,在结构上整体上是散的,但也有小的方面的聚,形成“大散小聚”的特点,这就使这些日记体游记中能分出一些优美的游记小品来单独成篇。宋代的日记体游记还有种对考辨的偏好,特别是南宋的那几部,主要集中在陆游的《入蜀记》和范成大的《骖鸾录》与《吴船录》中,关于这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已重点指出。至于体性上,日记体游记是纪行的,在古代,交通不方便的情况下,出行如果是长途,那时间也会很长,那么在纪行中就肯定会有送行,同时也有沿途的交游。那么纪行、交游就是日记体游记的重点的内容。当然,不同的人会表现不同的内容,采用不同的手法,形成不同的写作风格。我将陆游的《入蜀记》和范成大的《吴船录》进行比较,来说明它们在体性上的差异。并且我还发现,即使是同一个人,由于不同的审美心态也影响到题材内容的不同。对这个问题,我以范成大的《石湖三录》作为例子来论述。宋代的日记体游记是在唐宋古文运动的大背景下产生的,而宋代笔记小品的繁荣,也推动了这种文体的发展,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它本身也就是笔记小品中的一种。它的产生,对明清的日记体游记的发展,以至近代的大量的日记体域外游记的出现,无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