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安史之乱”改变了李唐王朝的历史走向,成为中古向近世转型的节点。颜真卿及其家族的众多成员,深度卷入了这场影响巨大的历史变动之中。颜真卿八世纪下半叶的自我定位、行为选择以及诗文书写均无法跳脱安史之乱的深远影响。以礼制的坍塌为突出标志的藩镇势力坐大、中央权力弱化成为乱后甫定难以摆脱的现实问题,社会秩序与国家权威的重建迫在眉睫。以重释礼法为基础而整顿国家秩序,遂成为被迫面对复杂而急迫之时代危机的中唐士大夫的首要选择。颜真卿通过以修订“国恤”为核心的一系列正礼举措,试图重建等级秩序、树立中央权威、规正个体行为进而恢复盛唐气象,亦成为时代瞩目之焦点。颜氏谙熟礼学,其试图以儒家之“礼”重建社会秩序与规正个体行为的理念同样体现在具有明显“仪式化”特征的碑志书写中,通过对礼仪的展演,于公共空间中以描绘“忠臣形象”的方式构建道德共同体;于私人空间中以维系“家族记忆”的方式将“礼”内化于日用常行之中,并将此家学素业化作一己之思想资源,面对亲友零落、政治失意等多重人生困境而自我开解,安顿生命。随着安史乱后时代危机的加深,作为官方儒学核心话语的“礼乐之学”已无法在原有天人关系的框架之下为国家秩序的维系提供合理依据,难以承担构建道德共同体的历史使命;而其开解个体生存困境的局限亦逐渐突显。因此,儒家思想而外,颜真卿对释、道甚至祆教思想均有一定程度之接受。颜氏通过释、道自我平衡的尝试既是安史乱后以“礼乐之学”为核心之儒学的式微所致,亦乃“礼乐之学”自身之困境及其限度使然。其以儒为本、佛道兼举的思想格局成为是时士大夫的共通追求,其思想困境同样是时代以及儒学自身所面临的问题,儒学核心命题自“礼乐”向“心性”内转正是对时代及自身危机的回应。而颜真卿正是在此转型过程中勾连张说等倡以礼乐治国者与韩、柳辈构建儒家心性之学、重建儒学主体地位者的重要一环。与其思想相应,颜真卿于外放之时编纂《韵海镜源》,于正经之外,广引子、史、释、道诸书,撰述该备,为之前韵书所不及。《韵海镜源》在彰显颜真卿之浓厚家学传统与深厚家族情结的同时,也是在表现其于政治权力高压之下对“反放逐”的思考与尝试。较之于其独作诗歌所展现出的礼学时代下诗歌典丽整饬有余而兴发感动不足之特征,颜氏于湖州任上发起并参与其中的浙西联唱则展现出明显的游戏性质。联句借释教之语极尽滑稽、戏谑之能事,通过对日常生活的调侃消解诗道诗艺的崇高,以释道兼举达成二元世界中自我的平衡,缓解家族光辉素业带来的压力,寻求“放逐”途中反转“放逐”的可能,从而实现困境之中的自我开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