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钦顺是明代中叶著名的理学家，晚年著《困知记》一书，集其一生学思精华。明代中期出现了社会经济矛盾:一方面，宦官窃权;另一方面，土地兼并。在思想文化领域，宋明理学发生重大转折:一方面，程朱理学有所式微;另一方面，王学崛起，发展成为显学。罗钦顺在这种社会和学术情况下，建立起“一而二，二而一”的哲学思想体系。罗钦顺的哲学思想在16世纪传播到朝鲜，对朝鲜性理学产生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开启了绵延三百余年的朝鲜中后期的“四七论辩”之肇端。　　罗钦顺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按他自己说，《困知记》的主要思想内容是理气和心性问题。他在理气论中，没有跟朱熹一样把理气看成为二物，没有把太极看成阴阳动静的本体、超越万物的主宰、气的动静的原因。他在对宇宙和世界的说明中，强调了气。他诉求当时成了官方学术即朱子学的唯理论思想的某种转变。他虽然比朱熹重视气，但反对像张载那样太虚即气的超越化。因此他一方面批评了朱子学派，另一方面批评了张载的太虚的思想。罗钦顺认为，朱熹、张载二人的思想都把理气看成二物。罗钦顺很赞同程颢的思想。这是因为程颢的思想强调理气未分的无差别的一体世界。罗钦顺的理气观是理气一元论，他的理气一元论的特点是，认为理是气的法则，理不就是气。但他很重视理的普遍性。因为，如果没有普遍的客观的东西存在的话，那就没有办法说明经验存在世界的伦理道德问题的根基。但他的普遍的、客观的理不是经验存在世界以外的本体，而是物和人生出时被禀赋的普遍和客观的“理一”。　　罗钦顺为了解决程朱理气二元论的弊端问题，重新设定了程朱的理(一)分殊。程朱学的理(一)分殊之理(一)，是本体世界普遍的理，即世界万物生出之前的“理(一)”;分殊是禀气即有形体以后，有不同的理。罗钦顺认为，把气看成分殊的原因是把理气两分开来，即理气二元论。理气分立可以联系到把普遍性看成理、把个别性看成气。他们认为普遍性存在于理的领域，个别性存在于气的领域。因此，罗钦顺给具有个别性及差别性的“气”，赋予普遍性。罗钦顺的理(一)分殊，可以说是“理气(—)分殊”。罗钦顺的“理(一)”是世界万物生出之初所禀受的“理(一)”、“气(一)”;分殊是成形后出现的各个不同的本性即理。　　罗钦顺在心性论中一方面批判了王阳明的心学，另一方面也批评了朱熹。他主要反对王阳明的“良知即天理”。他主张不能把天性和明觉看成一。他主张把心和性，既不能看成二，也不能看成一。他认为应该即一物中认识两端，心性关系就是体用关系，但这种关系既不是“一”，也不是“二”。因为，体是体，用是用，不能混淆，但有体必有用。因此他批判在朱熹对程颢《生之谓性》章的解释中，不把“人生而静以上”看成心的“未发之中”，而看成“人物未生时”，即批评朱熹把“人生而静以上”看成比性更根源的状态。　　他的心性论引入理(一)分殊观念，以体用关系论性与情、道心与人心、天命与气质、天理与人欲，纠正了程朱过分压制人欲，将天命、气质对立的倾向。　　罗钦顺反对朱熹把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看成二物，也就是天命之性独立于气质之性之外的看法。但罗钦顺并不绝对排斥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的分立，他用理一分殊说来代替天命、气质之说，乃是为了强调“天地之性须就人身上体认”。离开人，天地之性便虚玄而无着落，因为天地之性只能从具体的人性发用处见之。　　罗钦顺在人心道心论中，继承了朱子的道心主宰人心的观点。但罗钦顺的道心人心论有和朱熹不同的地方。朱熹把人心、道心看成相互对立的关系。罗钦顺认为道心是性，是静，是寂然不动的;人心是情，是动，是感而遂通。道心人心的分别就是体与用的区别。朱熹把人心、道心看成都是心，即已发之心，而罗钦顺认为道心是未发，人心是已发。罗钦顺在人欲问题上，主张人欲是七情之一，七情都根于性，因此有善有恶，不一概是恶的。　　罗钦顺哲学思想虽然批评了朱子学的理气二元论，但在批判王阳明心学和重视理的普遍性意义上，他还是朱子学者。　　罗钦顺的思想传播到朝鲜。他的理气一元论和人心道心体用说，对16世纪朝鲜性理学产生很大的影响。　　李混哲学思想源出于程朱学，在理气论方面全盘接受了程朱的思想，主张理气二元论，而批判罗钦顺的理气一元论。他在四端七情论中主张“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这是理气二元论的倾向。在道心人心问题上，李混提出了道心和人心是分立的观点。进而认为道心人心都是已发，这是和罗钦顺不同的地方。　　卢守慎跟李滉不同。他在珍岛流放时，接触了罗钦顺的《困知记》后，著述了《困知记跋》。他评价罗钦顺是朱熹的“忠臣”，认为如果没有罗钦顺，朝鲜就不能学到朱子的思想。卢守慎在中年时对朱熹的人心不是人欲的说法有疑问。但看了罗钦顺的《困知记》后，解决了人心不可谓人欲的疑问。因此他特别赞同罗钦顺的人心道心体用说。　　奇大升为了批判罗钦顺，专门著述了《论困知记》。认为罗钦顺的思想的根基在于禅学。他认为罗钦顺的理气一元论错误在于“理只是气之理”。他还认为罗钦顺的理气一元论与心性论，具有逻辑上的内在矛盾。奇大升在跟李混进行的四端七情论辩中认为，四端和七情不是分立的，应在七情中看四端。奇大升虽然批判了罗钦顺思想的逻辑矛盾，但他在四端七情论中受到罗钦顺“理在气上认取”的影响。　　李珥对于罗钦顺的理气论评价说，在李混、徐敬德、罗钦顺当中，罗钦顺的理气论是最高明的。他认为罗钦顺的理气一元论，事实上不以理气为统一实体，他准确地理解了罗钦顺的理气一元论。他的理气论思想与罗钦顺不同的地方是重视理的地位，提出了“理通气局”思想。李珥认为罗钦顺的道心人心体用说，“大本”上没有错。李珥不赞同罗钦顺的人心道心体用说，但赞同罗钦顺把人心道心看成一个心的看法。李珥跟朱熹一样，把人心道心都看成已发，而不同于罗钦顺把道心看成未发。他主张道心人心相互转换，提出“道心人心始终说”。　　罗钦顺在宋明理学史上的真正价值在于，其作为“朱学后劲”，与王阳明心学相对峙而形成的理论张力。他的思想虽然明代哲学史上不大为人关注，但在朝鲜性理学史上有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