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企业理论延续了科斯理论关于"市场--企业"二分法的基本范式，即把"企业"抽象为"市场"的对立面。然而，在现实经济中，随着当前百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及国际生产分工的深化，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远非这么简单。事实上，企业还需要解决基于契约关系基础之上的企业之间的不同生产环节的治理问题。就跨国公司而言，在获得中间产品时，可以通过一体化的组织形式自己生产中间产品;也可以从其他企业购买中间产品，然后自己生产最终产品，后面一种生产方式既不是单纯的市场交易，也不是单纯的垂直一体化生产方式。这就要求在理解企业活动时，把单体企业的市场直接交易方式、一体化生产方式与生产非一体化方式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国际直接投资更多被视为一种一体化的组织形式，而外包则被视为非一体化组织形式。非一体化趋势是与国际直接投资平行发展甚至有取而代之趋势的新现象，这一趋势使企业之间形成了合作竞争的全新格局，不仅影响到市场的构成内容和竞争结构，还直接影口向到各市场主体的经营绩效和损益。本文沿着经济全球化下跨国公司组织形式选择这条线索，以5章的篇幅，探讨了国际外包这种组织形式的发展脉络、理论背景和某些关键问题。并在文献综述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对中国如何承接国际外包，从政策层面作建言提示。　　第1章作为全文的开篇部分，在经济全球化的大前提或规定性下，简要提示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对象、研究目的以及基本的分析框架。概括总结了跨国公司组织形式选择作为选题的独特意义及分析国际外包这个非一体化的主要表现形式的必要性和存在价值。本章也分析了非一体化与产品内分工、公司内贸易、产业内贸易等概念的联系与区别。　　第2章是文献综述和理论归纳。跨国公司中的国际外包与一体化选择问题已经成为了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但是，外包业务的产生，相比跨国公司生产和治理的其他方面而言，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方面。而且，国际一体化、国际外包等概念问题，一直没有一致公认的界定标准，这就造成了企业自身的外包和一体化选择问题中，还有很多方面的概念需要统一。所以，本章将首先对一些相关的概念问题进行必要的说明，以保证本文研究问题的一贯性。鉴于仍处于发展和演化阶段的外包相关概念的复杂多维和非稳态，容易造成理解和分析上的歧异和困难，本章对外包概念进行了详尽梳理和辨析。本章也分析了国际外包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关联与区别，也有意识地将定义置于了企业理论沿革的规定性中。　　在明确了相关概念之后，第2章对契约理论视角下的国际外包和一体化选择问题进行分析。在契约理论视角下，现代企业理论和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的整合步伐明显加快，跨国公司组织形式选择与国际贸易和投资之间的关系，俨然成为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大有取代Krugman收益递增与不完全竞争理论、Grossman和Helpman的贸易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之势，成为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下一个新的研究平台。本章在对国际和中国学界关于生产非一体化特别是国际外包的研究进展，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就生产非一体化和国际外包现象背后的理论根据和历史沿革，做了全方位的文献开掘和整理:对交易成本经济学、产权理论、授权理论、激励设计理论，以及企业间网络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等分支进行梳理和评析，对比了这几种分析框架与外包的逻辑关联性，研究了它们作为国际外包现象解释工具或研究手段的可行性与局限性，从而为后面的数理模型和实证分析准备好理论渊源。　　第3章建立了一个简单的理论框架，运用以Grossman&Hart(1986)和Hart&Moore(1990)为代表的产权理论剖析了国际外包的动力机制因素。最终产品生产者和中间产品供应商必须付出投资以实现它们之间的合作关系，这种投资是在不完全契约下进行的。把不完全契约理论扩展到开放条件下，假定最终产品生产者（跨国公司）在北方国家，中间产品供应商在南方国家，生产中间产品时，最终产品生产者和中间产品供应商都进行了关系专用性投资，假定最终产品生产者的投资为h，供应商的投资为m，那么事后收益为R(h，m，θ)，其中θ∈[0，1]代表了h和m相比的重要性。根据GHM模型得出的结论是，当生产过程中密集使用的是最终产品生产者做出的投资时，一体化就是最优的;反之，当生产过程中密集使用的是中间产品供应商做出的投资时，外包就是最优的。如果把上述模型纳入产业均衡模型中就可以得到产业的不同特征是如何影响跨国公司组织形式选择的。主要考虑中间产品供应商所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产业规模、劳动密集性指数等对于国际外包这种产业组织形式的影响。　　第4章是对国际外包决定因素的一个实证检验。第4章首先采用了Hummels等人估算垂直专业化比重的方法，利用中国1992，1997，2000，2002年的投入产出表，对中国国际外包程度也就是平新乔(2006)提出的垂直专门化程度做了分行业测算。然后利用面板数据方法分析了中间产品供应商所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产业规模、劳动密集性指数等对于国际外包程度的影响。　　第5章尝试从政策层面对中国国际外包发展趋势的发展作建言提示。试图提出中国如何更好地融入全球生产非一体化的政策建议，为中国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如何抓住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提供一点建议。　　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及国际生产分工的深化，以及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步伐的加快，中国各个产业参与国际生产分工就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生产非一体化已经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热点话题之一，国内外学者对其产生的动因、垂直专业化程度的测算以及其所带来的经济效应等方面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围绕发达国家而展开，较少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出发对其进行讨论与分析。然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生产非一体化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日益融入国际分工，在生产非一体化中已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垂直专业化程度的变化也将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但是目前国内关于这方面的文献仍相对不足，己有研究大多为定性研究，较少结合量化指标对其进行实证研究，这部分研究需要加以深化和完善。　　本文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完善国际外包理论，更为清晰、深入地阐明国际外包和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从比较全面的角度认识当今国际贸易中的生产非一体化趋势。虽然生产非一体化这种垂直联盟的形式已成为常见的跨国合作模式，但学术上以生产非一体化为主题的专项研究却并不多。以生产非一体化的主要形式外包为例，以往对外包的研究多局限于作为供应链管理的一个方面，或者是企业网络化的一个节点，以直接的经济因素评价为主，而很少从外包作为一种发包方和接包方之间的契约关系的角度进行研究。另一方面，本文通过结合中国实际的定量分析，提出中国如何更好地参与国际分工的政策建议，能为中国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如何抓住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促进经济腾飞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