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1930-2008)是英国当代最具有代表性的戏剧家之一。他为戏剧再次成为英国文坛的主要文学形式做出了重要贡献。多年来,品特一直保持着不断求新、求变的创作态度,各个时期的创作有着明显的差异性,而伦理主题则是贯穿其整个创作的核心内容。他的作品里既有着“品特式”的独特美,更有责任和担当。2005年,品特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这一文学领域的最高奖励不仅是对他取得的艺术成就的褒奖,同时,也是对其作品中所蕴含的丰富伦理思想的充分肯定。论文通过文本细读,以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为主要研究途径,结合作家生平研究,心理分析批评、社会历史批评、创伤理论、叙事学等批评方法,从历时和共时相结合的角度,以作品中的伦理主题为研究重点,从“婚姻”、“亲子”、“道义”以及“反战”四个方面进行归类和深入诠释。尤其注重对作品创作和接受的伦理环境,人物之间复杂的伦理关系、人物的伦理身份、伦理选择、所处的伦理空间,以及作品中所蕴含的伦理教诲等伦理要素加以剖析,发掘品特戏剧作品中独特的戏剧策略和艺术创新,揭示作家深刻的伦理思想。论文由五个部分构成。导论部分,首先回顾了品特50多年的艺术生涯和戏剧创作历程；系统梳理并总结国内外学界的品特研究成果,特别是就国内外品特研究现状及主要批评方法做了详细分析,并指出品特研究中仍然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论文的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指出论文的研究意义。第一章着重对于品特作品中以婚姻伦理为主题的剧作的考量。这些婚姻剧既是品特对于自身生活的审视和反思,更是他对于上个世纪60-70年代特殊伦理语境下社会巨变的积极回应。在细读《情人》、《风景》、《背叛》等作品的基础之上,论文指出“婚外情”是解构传统婚姻伦理的重要因素之一。从伦理意义上而言,婚外情揭示出人是一个斯芬克斯因子的存在,体现出理性意志、自由意志和非理性意志之间的伦理冲突。品特通过运用“角色跳转”等戏剧策略,表现出因“欲”而起的“婚外情”大多是因为剧中人物自由意志没有得到抑制、摆脱道德责任的非理性意志占据上风的结果。激情过后,自由意志的力量渐渐减弱,理性的回归成为必然。品特在作品中还创新性地运用了“内心独白”、“倒叙”等艺术表现手法,强调放纵的婚外情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对于健康家庭和婚姻生活带来的破坏性。此外,婚外情的产生与作品创作和接受时的伦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自由意志与理性意志之间的冲突导致或抑制“婚外情”的原因是在不同的伦理语境中形成的。因此,对于戏剧作品创作和接受的特定伦理环境及其伦理道德观念的考量是至关重要的。婚姻剧的创作反映出品特对于两性关系以及婚姻与家庭责任的思考,对于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的婚姻伦理关系有着重要的道德警示作用。第二章着重探讨的是品特作品中的亲子伦理主题。家庭伦理主题一直是品特作品中的重要主题,其中,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子关系又是他创作的重要题材。品特的家庭剧大多数都表现出家庭结构的“不完整”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关系的“不和谐”的特点。论述过程中,论文主要选取了《回家》、《一夜不归》、《月光》等不同时期的剧作作为分析文本。《回家》这部剧以女主角露丝寻求伦理身份认同为主线,讲述了她从最初渴望得到丈夫特迪家人的认同,到最后被迫放弃的过程。露丝身份诉求的失败说明：一个缺少家庭温情的“家”,只能是一个“空壳”,因此,失去“亲情”之后的露丝根本就无“家”可回；她的诉求失败也反映出日益商业化的社会对于西方传统的家庭结构和成员关系的深层次的影响。《一夜不归》则是一出关于失衡的母子关系的家庭伦理剧。剧中母亲与儿子产生矛盾和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家庭结构的变化,关涉到单亲家庭里父(母)亲与子女之间存在的伦理问题。在《月光》一剧中,“一”分为“三”的舞台设计,直观地表现出父辈与子女代际之间疏离的、断裂的、不和谐的家庭伦理主题。“虚”与“实”的两个表演空间意喻着这家人彼此间相互找寻、渴求沟通的迫切愿望。此外,该剧中反映出的孝道之责缺失也引人深思。第三章侧重于品特作品中“道义”伦理主题的探讨。上世纪80-90年代,品特创作的《饯行酒》、《山地语言》、《聚会时光》等作品是对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权力滥用、极权主义肆意等社会不公现象的艺术呈现,表现出作家对于道义普遍缺失的追问。创作于1983年的《饯行酒》标志着品特后期创作中艺术主张的转变,是对文学伦理属性的回归。审讯者的身份使得剧中人物尼古拉斯处处以“权力至上”原则作为唯一的伦理信念和行为准则,从而导致他混淆了“自我”和“强势自我”这两个不同的身份。“强势自我”的伦理选择激活了尼古拉斯身上的兽性因子,并通过一系列非理性的行为表现出来,不仅给维克多一家带来了灾难,也使他本人失去了伦理亲情的眷顾,精神饱受荼毒,成为极权暴力的最大受害者。通过尼古拉斯这一道德范例,品特试图表明,任何为了所谓的公共利益而蔑视乃至随意碾灭个体利益,最终都不免沦为暴政。《山地语言》对于语言压制、肉体摧残等各种不公正现象给予了直接和直观的呈现；同时,“语言大师”品特赋予剧中“画外音”、“沉默”等语言元素丰富的伦理意蕴。类似于电影艺术“画外音”表现手法的运用,将隐藏在暴虐行径之下、被践踏的“至亲之爱”传递出来；被誉为“品特式”语言风格的精华——“沉默”在监狱这样一个特殊语境下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成为维系着犯人与家属之间的情感纽带。在这类戏剧作品中,品特避免了将“恶人”脸谱化,也没有直接去谴责那些“恶行”,而是通过运用戏剧语言和暴力行为的刻意疏离,艺术化地再现了现实社会中的这些不公现象,促使读者、观众能够理性思考作品中暴力现实背后的伦理启示,进而理解这些作品中所蕴含的伦理教诲。第四章着重对于品特后期作品中关于反战主题的探析,指出作家站在一个公民的伦理立场,表达自己对于无谓战争以及暴虐行径给人类带来创伤的再思考,呈现出历史见证下的当代危机。在《归于尘土》一剧中,品特创新性地运用了互文性、创伤叙事等多种艺术手段,从剧中人物瑞贝卡的“丧女之痛”这一个人创伤事件出发,扩延到更加广泛而深远的、有关二战历史中的种族大屠杀,再到当今世界其它形式的暴虐行径的伦理主题。这类作品反映了艺术家品特对于历史的见证和记忆,以及对于“后大屠杀”当下现实社会的反思,体现出作家深切的伦理关怀。剧作《归于尘土》以及《死亡》、《战争》等后期诗歌创作中所蕴含的警示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只要战争、暴虐存在一天,那些已经逝去的亡灵势必“入土难安”,而“入土为安”只能是作家自己的一个美好愿望。结语部分对论文讨论的主要观点做了总结。论文融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作家生平研究、心理分析批评、社会历史批评、创伤理论、叙事学等研究方法为一体,系统地论述品特戏剧作品中的伦理观形成和发展过程。在品特的创作中,作品主题的多元性与艺术表现手段的丰富性相辅相成,构成了“品特式的”独特艺术造诣。“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创作选材,表现出品特对于社会、人生的思考、反诘、质疑和憧憬,体现出文学的教诲功能以及作家强烈的责任意识。在中国的戏剧创作和伦理道德规范建设方面,对于品特作品展开全面的、深入的研究,无疑具有启示和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