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茨杰拉德(1896-1940)作为美国爵士时代的“编年史家”和“桂冠诗人”,以他亲身经历的挫折与迷惘和对社会的冷静观察,通过《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充满浓郁现实主义气息的作品,再现了美国二十世纪爵士乐时代的社会风貌和时代精神,深刻地反映了崇尚金钱的社会罪恶与美国梦想的破灭。作为贯穿美国文学作品中的一个永恒主题,美国梦曾经象征着美国人的精神追求和积极进取的精神,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本篇论文将通过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的解构主义批评的视角来解读《了不起的盖茨比》,进而揭开文本自身尚未意识到的自我矛盾。雅克·德里达的解构批评的基本精神是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言语中心主义,否定终极意义,消解二元对立,颠覆“在场”的形而上学,主张阐释的多样性和不可终结性。作为一直以来统治西方文学领域的一种文学思想,逻各斯中心主义深深依赖于等级分明的二元对立。二元对立的消解则释放了长期以来被逻各斯中心主义囚禁的意义的多重性。解构主义对文学批评的最重要的影响是对意义的消解。但是解构批评对于意义的消解并非走向虚无主义,而是要通过意义的多元取向打破传统文本阐释中存在的意义崇拜。即从本源上审视和检验文本中占统治地位的传统观念和方法的具体细节,揭示其所遮蔽或压制的意指过程中的差异与矛盾,以期颠倒原等级次序,更新认识,促进思想。《了不起的盖茨比》对美国“爵士时代”价值观念的批判主要基于相互密切联系的二元对立,即真爱与欲望,穷人与富人,东部与西部。通过这三组对立,小说刻画了盖茨比对自己梦想的执着追求,揭露了上层社会的浅薄腐朽,批判了现代文明带来的丑陋与堕落。然而,经过对小说的解构式阅读,通过对三组对立的详细剖析,可以清楚地看到,文本在这些对立上所存在的矛盾和差异。真爱与欲望并非界限分明,穷人与富人的对比刻画令物质文明带来的一切更加使人向往,创造享受腐朽堕落的东部文明的又恰恰是一群来自淳朴的西部的漂流者。通过这些矛盾刻画,小说表现出对物质主义既强烈谴责又深深迷恋的态度,从而削弱了对美国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