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是企业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中持续获得超额利润水平，不断扩大市场占有规模和影响力的根本保证。2016年进入我国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发展期，在这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旗帜鲜明的指出“科技兴则民族强”，实施创新型发展战略关系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在十三五发展阶段，我国要坚持走创新之路，让创新在整个社会蔚然成风。　　为了配合国家创新强国的政策思路，早在1999年我国资本市场就开始筹划组建创业板，以期给创新、创业型公司提供更丰富的融资手段，更强有力的资金支持。经过10年的不懈努力，2009年我国创业板资本市场终于落地,并迎来了首批28家公司上市，首批融资额共计达154.78亿元。时至2017年2月末，创业板又经过近10年的发展，已承载了602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达5.28万亿元。它为我国一批优秀的创新、创业型公司的快速成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然而，在我国独特的社会金融环境下，公司申请上市必须经过证监会严格的审核。与发达资本市场的注册制相比，我国证监会的审核过程会对公司业绩、经营状况提出具体明确的要求，公司只有达到全部的要求才能获得上市资格。且受资本市场容量和审批速度的限制，我国每年批准上市的公司数量十分有限，IPO上市作为一种稀缺资源供不应求。根据证监会公布数据，2014年、2015年新增上市公司数分别为109家和254家。截至2017年2月23日，证监会已受理并处于正常待审状态的公司共621家，其中“排队时间”最长的为鑫广绿环再生资源股份公司，排队时间达6年之久。　　在上市资源稀缺的背景下，证监会为上市公司质量把关这一良好初衷反而会成为拟上市公司的业绩压力，导致拟上市公司有采取短视性行为的动机，如通过减少研发投入的方式，提高当期业绩水平以应对证监会的监管要求，保证IPO的成功率。同时，研发创新本身所特有的周期性长、需要牺牲当期利益、无法立即见效、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等特点更会加剧这一现象。因此由于业绩压力的存在，证监会上市审核反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公司的研发投入，降低公司的创新能力、损害公司未来的发展机会，这与我国设立创业板以提高国家整体研发创新水平的初衷相悖。　　基于以上逻辑背景，本文首先通过建立简易模型，运用比较静态分析的方法探究在公司申报上市的过程中，证监会 IPO审核带来的业绩压力是否会扭曲公司的最优研发投入决策。在比较静态分析中，我们发现当公司面临“提升即期业绩以保证IPO通过率”和“提高研发投入以保证公司未来发展”两种选择的情况下，即期业绩压力会通过改变公司边际效用的方式改变公司最优的研发投入水平。具体而言，公司面临的业绩压力水平越高，则最优研发投入越低，业绩压力对研发投入确实存在抑制作用。同时，通过比较静态分析我们还发现距离首发上市日期远近、证监会监管力度以及公司具有的政治关联会通过改变公司对于即期业绩压力敏感程度的方式间接改变业绩压力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作用。具体而言，距离首发日期越近、证监会监管力度越强，公司对于业绩压力越敏感，因此产生的抑制作用效果越强。而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对于业绩压力不敏感，因此受到的抑制作用效果较弱。　　针对上述模型比较静态分析得出的结论，本文以2014年至2016年在我国创业板首发上市的209家公司上市前4年的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并最终验证了以下四个结论：　　1、公司IPO前的业绩压力会抑制其研发投入的强度。　　本文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在控制了公司规模、经营现金流等公司特征变量后，公司上市前研发投入与上市前业绩压力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上市前公司在业绩压力的驱动下会降低当期的研发投入强度，进而提高公司的利润水平，以满足证监会对 IPO公司业绩考核的要求。当期利润水平越接近证监会业绩考核最低要求的公司（业绩压力越大的公司），其研发投入强度越低。　　2、当时间越靠近首发上市日期，公司研发投入受上市业绩压力的影响越敏感。　　公司在IPO排队的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成本，随着首发上市时点的临近，公司之前已投入的成本就越多。如果本次 IPO申报失败，公司想重新进行IPO申报则会面临再次花费上市费用和等待时间的代价。上市前期的准备工作会成为巨大的机会成本让公司的行为随着首发时点的临近而越发慎重。因此，在“临门一脚”前，与过会率直接相关的业绩压力水平给公司造成的影响也就越大。　　本文通过实证检验发现，表示距离首发上市日期远近的哑变量与业绩压力的交叉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与业绩压力的回归系数符号相同。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临近首发上市日期”加强了公司业绩压力对于研发投入的负向作用，越临近上市日期，公司的研发投入强度受上市业绩压力的影响越敏感。　　3、相比于没有政治关联的公司，存在政治关联的公司，其研发投入受上市业绩压力的影响不敏感。　　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可以利用这一背景改变证监会的审核尺度，适当减弱证监会对IPO业绩门槛的要求，从而缓解公司对于IPO业绩压力的敏感性。另一方面让有政治关联的公司能够顺利上市融资甚至可能是政府直接的意思表示。利用资本市场为政府支持类公司提供融资便利有利于将有限的社会资源通过“有形之手”引导到亟待发展、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就该类公司而言，“IPO业绩门槛”对于是否能够成功上市变得不再重要。因此，政治关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上市前业绩压力对于公司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　　本文通过实证检验发现，表示部级以上政治关联的虚拟变量与业绩压力的交叉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与业绩压力的回归系数符号相异。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政治关联”缓解了公司业绩压力对于研发投入的负向作用，存在政治关联的公司其研发投入受上市业绩压力的影响不敏感。　　4、当证监会的监管力度越强时，公司研发投入受上市业绩压力的影响越敏感。　　证监会监管力度显著的影响公司IPO的难易程度。当证监会监管趋严时， IPO发行成功难度加大。公司为了保证发行成功率，会对于“IPO门槛”形成的业绩压力更敏感。　　本文通过实证检验发现，证监会的监管力度与业绩压力的交叉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与业绩压力的回归系数符号相同。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证监会的监管力度加强了公司业绩压力对于研发投入的负向作用，证监会监管趋严时，公司的研发投入强度受上市业绩压力的影响越敏感。　　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　　1、本文的研究视角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本文以公司上市前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探究公司上市前研发投入的影响因素。目前鲜有文献对公司上市前后的数据进行区分并单独对公司上市前行为进行研究的。笔者认为在上市之前由于受到监管审核的影响，公司会强烈的关注即期绩效，行为决策前会考量对IPO过会率的影响。特别是与未来收益相关的研发决策，公司在上市前后会有较大差异。如果不加区别笼统的对公司全部公告数据进行研究，则无法分析出在不同条件背景下，公司研发决策的差异。基于此，本文特意提取了公司上市前数据进行研究，以期更准确的探究出在这一特定时期，公司研发投入背后的决策依据，并希望能对其中的负面影响提出可行的缓解之道。　　2、本文在研究设计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较好的解决了“业绩压力”在衡量上的内生性问题。公司的业绩压力往往受到历史业绩水平、同行业公司经营状况、市场预期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现有文献也多以上述因素作为公司业绩压力的衡量指标。笔者认为上述因素确实会给公司造成业绩压力，但由于该等因素又均与公司自身的经营状况相关，以此作为业绩压力的测度会使模型出现明显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则是基于我国独特的市场背景以证监会监管要求作为公司业绩压力的测度。该种测度完全是由监管当局外生确定的，与公司自身的生产、经营、管理无关，因此能较好的解决模型内生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