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的文献在研究银行持股公司的复杂性和风险的关系问题上,忽略了对于来自国内与国外活动的复杂性的描述。本文重新研究了上述关系,着重强调了从2002年第一季度到2015年第四季度期间美国的银行持股公司的国内复杂性和来自其他活动(衍生品和跨国行为)的复杂性。基于此目的,本文引入了一个多层次的方法来测量复杂性,并与银行持股公司的多样性程度相联系。本文数据来自于WRDS银行持股公司数据库中的统一数据和配对数据,Orbis Bank Focus数据库和Datastream.本文总体上证实了复杂性和风险的显著正相关关系。此研究挑战了银行持股公司的复杂性或许是好的这一观点,并与那些指出银行持股公司的复杂性增加了公司失败的几率的模型相一致。然而,研究结果在小型和大型的银行持股公司的样本中有所不同。对于小型的银行持股公司,随着国内复杂性的提高,它们愿意承担较高水平的风险。对于大型的银行持股公司,国内复杂性的提高增加了破产的风险,但另一方面又减少了他们收入的波动性。从其他活动中而来的复杂性对于小型和大型的银行持股公司而言都有负面的影响。非利息收入的多元化对于大型银行持股公司来说是中等风险的,但另一方面,经本文研究证实,参与多余的非利息活动会增加复杂性对大型银行持股公司的风险的负面影响。所以,大型银行持股公司应该参与适量的非利息活动。对于小型银行持股公司而言,目前没有证据表明非利息活动多元化会对它们的风险产生重大影响。本文也分析了复杂性-风险这一关系在金融危机时期和其他时期是否有不同特点。全样本数据结果表明,对于全部的银行持股公司而言,国内复杂性和其他活动的复杂性对于风险的负面影响在2007到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趋于恶化。如果区分小型和大型银行持股公司,此结果仍成立。也就是说,结果表明国内复杂性的负面影响在金融危机期间对于所有的银行持股公司而言都恶化了。大型银行持股公司的结果也表明了在金融危机期间,来自于其他活动(衍生品和跨国活动)的高度复杂性导致了风险的增加。最后,固定效应估计模型导致了偶发参数问题,此问题由被忽视的个体效应和不随时间变化的效应的干扰所导致。这个问题导致了其他估计系数是有偏的,因此需要改正这些偏误。基于此考虑,本研究对回归结果采用了 Split-Sample Jackknife偏误改正方法,而大多数研究都忽略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