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研究大卫·哈维关于资本与空间的思想。考察哈维是如何从一名实证主义地理学家,经由对城市的研究而逐步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认为哈维之所以能够实现其理论的转向,绝不仅仅因是其个人的努力,而是由其所处的整个西方思想转型所决定的。具体而言,即由福柯等人开启的后现代空间思想的转向。本文重点研究哈维在《资本的限度》中的危机理论,阐明哈维对于危机理论的建构。哈维认为,危机是以地理不平衡发展的景观展现出来的。从地理不平衡发展到帝国主义的过渡,哈维需要借助马克思的《资本论》,以便为其理论,从地理不平衡理论过渡到帝国主义理论,作出相应的铺垫。因此,哈维的危机理论,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另一方面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当下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理论回应。哈维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克服自身危机需要有制度上的支持,这就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当前资本主义克服自身危机所展现出来的新的一种运作形式。承接上述问题,本文进而研究了哈维如何通过思考突破全球资本的宰制,寻找替代性方案的思想及其探索,如何借助传统的乌托邦思想资源,建构自己独特的时空乌托邦理论。联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本文简要评析了哈维的“地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社区革命思想。哈维将空间生产与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相联系,既拓宽了空间理论的视野,又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隐含的空间维度；哈维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的研究路径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既具有独特视角,又重新激活了马克思主义,因而其理论的价值不言而喻。但哈维没有像马恩那样通过对历史的言说从而切中现实,因而哈维的理论由于缺乏历史维度而具有明显的局限。而他的社区革命理论和解放政治学说,尽管具有再次激活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的作用,但又因其乌托邦性而同样面临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