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是中国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部门，同时工业也是中国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及环境政策的重要管制对象。分析和评估工业企业在环境政策影响下的经济行为和环境表现，有助于识别和理解环境政策对企业的作用机理，并为评估环境政策对经济增长、环境质量改善的作用与成效提供学术和方法支持。　　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评价工业企业污染控制政策的效果和效率，计算工业污染物边际减排成本，分析影响环保政策实施力度的因素，探究环境规制与工业企业污染物减排、工业企业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本文的主体由三篇独立成篇又相互关联的文章组成，每一章都构建了独立的理论框架和实证分析方法。　　首先，本文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评估和检验环境规制在工业污染控制方面发挥的作用和效果，对传统技术效率和环境技术效率进行了分析和比较（详见第二章）。以技术效率作为企业市场竞争力的代理指标，基于中国2004年17451个工业企业的投入产出和污染物排放数据，计算了企业的传统技术效率和考虑了工业废水与二氧化硫排放情况的环境技术效率，并对两种技术效率指标在各行业内的分布和排序进行了检验。非参数分布检验和排序检验结果发现，以传统技术效率和环境技术效率分别表征的企业相对市场竞争力存在差异。这说明，环境规制并没有达到促使工业企业将其环境成本完全内部化的政策目标，工业污染仍然存在减排空间。第二章还分析了环境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所有制、企业规模和所处地区均对环境技术效率有一定影响: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具有更低的环境技术效率，企业环境技术效率和规模成正相关关系，部分行业的企业环境技术效率东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　　其次，本文提供估计燃煤电厂污染物的影子价格探讨和分析工业污染减排的真实社会成本（详见第三章）。采用污染物影子价格作为评估企业环境表现和政府环保政策效果的综合指标，利用二次型方向性距离函数法和线性规划求解的方式估计了2001-2005年中国96个燃煤电厂二氧化硫和工业废水的影子价格:3.74万元/吨和42元/吨。这一结果表明，样本企业在研究期间平均需要放弃3.74万元或42元的工业增加值收益才能实现一吨二氧化硫或一吨工业废水的减排。企业间影子价格的差异说明选择排污权交易等基于市场的环境经济手段作为燃煤电厂二氧化硫和工业废水的污染减排控制手段会更具成本有效性。第三章进一步分析了影子价格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影子价格和污染物排放强度为负相关关系，和规模、资本-劳动比成正相关关系;同时，外资企业的污染物影子价格显著高于国有和集体企业。由于影子价格反映的是企业治理污染的边际成本，污染物减排应侧重于监控污染物排放强度大的电厂或国有和集体所有制电厂，关闭小火电、帮助电厂进行资产升级也会有利于实现污染物削减。本章还着重对二氧化硫影子价格的分布和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评价环保政策对企业污染减排行为影响的效果。研究发现2001-2004年间二氧化硫减排效果的提高伴随着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但2005年减排效果出现了反复，与此同时效率有所增强。最后，本章通过影子价格模拟了燃煤电厂二氧化硫的边际减排成本曲线。以2005年二氧化硫排放量削减到2001年排放量基础的90％作为政策目标，情景模拟的结果表明:结构减排、管理减排、工程减排三种手段对应的边际减排成本分别是2.24万元/吨、3.82万元/吨和5.97万元/吨;工程减排成本较高，而利用环境经济手段（如排污权交易制度）可以更有效地达到控制目标。　　最后，本文以新排污收费制度为例探究了环境规制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详见第四章）。以排污收费强度作为环境规制强度的代理指标，研究环境规制的影响因素和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的影响。首先，基于6230个工业企业2004年排污费缴纳情况，通过Probit-OLS结合的两部分法模型对环境规制执行情况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其次，利用排污收费强度拟合值作为因变量的方法克服环境规制变量的内生性，分别使用联立方程组和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对受规制的3257个企业进行分析，建立了2005年企业污染排放行为和技术效率与2004年该企业所面临的环境规制水平之间的关系。分析发现了地方保护主义存在的证据，如地方直属企业比其他企业更受地方保护，财政自由度越高的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水平越低;同时发现，发达地区和属于二氧化硫、酸雨两控区的地方政府环境执法更积极，说明来自上级和公众的关注有助于提高环境执法水平。研究还发现，基层环境执法的重点对象是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污染物排放总量比较大的企业、国家要求重点监控的污染行业和具有财政能力支付环境成本的企业。对环境规制与企业绩效的分析表明:排污收费强度与COD排放量、除了COD以外的其他水污染物排放总量、工业烟尘与粉尘的总排放量和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之间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排污收费强度与企业的技术效率和环境技术效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排污收费制度不仅可以促使企业进行污染物减排，而且对经济的发展有促进作用。因此，未来应加强环境经济手段的使用，通过提高收费标准或转为更为严格的环境税，加强环境经济手段的激励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