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对唐代天象赋的考察,重点论述了唐代天象赋与天象政治的关系、唐代天象赋中的道德意识、唐代天象赋的修辞。天象与政治的关系殊深。中国古代天学与在历代官史中的特殊地位、古籍中所见上古政务中天学之特殊关系、天学在古代知识系统中的特殊地位三方面都由于天学对王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天学在古代数术中的特殊地位,根本原因在于数术也是通天通神之学,而天学是最重要的通天之学,而且数术始终是由“传天数者”执掌的；天学家以及天学机构之特殊地位、历代对私藏私习天学之厉禁两方面,显然是起因于为确立王权而对天学的垄断与争夺。对于天象与政治的殊深关系,唐代天象赋有广泛的表现：星象呈吉与政治清明、气象与政治、君臣关系、科举试赋与天象政治、有归国者。唐代天象赋对于星象的休祥呈吉,不管是朝廷命赋士子应试,还是士人自行作赋,都给予了热情的关注,而它们都表现出很强烈的政治意味。唐代天象赋中的云物、风雨、露霜雹、雷电和雾虹等气象也涉及到了政治的多个方面,气象的吉凶直接关系到国家政事和统治阶级的政治行为。各种气象失时不节直接造成各种气象灾害,直接威胁到百姓的正常生活,因而国家的政事和政治行为也直接针对各种气象灾害而发。君臣上下关系是古代社会政权的非常重要的关系。君明臣贤、君臣同德合作是国家昌盛的基础,而君昏臣奸、君臣异心则往往导致国家朝政混乱和分裂。唐代天象赋对君臣关系给予了密切关注。这些赋作在表现君臣关系时,几乎都紧贴赋题和赋旨,把天象和君臣关系做紧密的联系,赋予天象深厚的人文内涵和政治意义。科举简才选能,自然是政治活动中的大事,而科举试赋中对天象的关注,不仅说明了王权政治对天象的垂爱,同时天象政治的观念借助于科举的诱导力量,在广大的知识阶层普遍播散。唐代是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国力强盛,少数民族政权在唐朝强盛时期多臣服于中央政权。因而远人来附也成为了唐代天象赋所表现的对象。以上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唐代天象赋与政治的关系。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牵涉到政治的天象都是非常(或吉或凶或灾异)之象,以其和政治有重大关系,所以这些与政治有关的非常天象才屡屡不绝于史书；又以其和政治有重大关系,所以才有众多的赋作表达这些与政治有关的非常天象。尽管平常出现的天象更多(这是可以基于事实想见的),故而唐代天象赋除了与政治有密切联系的赋作外,还有不少抒情、体物、说理的赋作。但是唐代天象赋中牵涉政治、善于颂扬的赋作占多数,远比抒情、体物、说理的赋作多。因此首章论述唐代天象赋与政治的关系,以凸显唐代天象赋的主要内容特征。执政者的道德水准是造成国家的兴衰治乱、政治的清明或昏暗非常关键的因素,因而唐代天象赋还对执政者的道德水准给予广泛关注,表现出强烈的道德意识。各种或祥瑞或凶灾的天象的出现,都与统治阶层的道德水平的高低相联系。唐代天象赋中非常天象的出现似乎都是因为当政君臣对它的感召,当政君臣是否有德直接关乎到所出现天象的吉与凶,天与人之间似乎有一种必然的联系。天人之间的这种直接而必然的联系往往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这种神秘渊源有自。在无神论者眼中,这种神秘往往被粗暴地斥为“迷信”。我们认为唐代天象赋中的天人合应的描写不是“迷信”,而是一种道德感召。统治阶层(尤其是君主)用最大的道德诚心去感应天变,由此化为具体的政治行为。唐人对天人关系的认识是很理性的,去掉了“迷”的误纱,走进了“信”的正途。这种“信”的基础就是具体的道德感召力。对于唐代天象赋家的德与赋,既要考虑唐代天象赋家的道德水平的层次,又要考虑他们作赋的情感基础和文章水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博观圆照方能作出的评。另外,唐代天象赋家的颂与谏是有其情感基础的,绝非阿谀奉承、夸大其词、空泛无物。唐代天象赋之修辞可从篇章、句式、词语、声律及修辞格五者论之。唐代天象赋的篇章修辞从立意设情和章法组织两方面论述。命题立意可从命题者、命题范围、命题取资三方面加以注意。章法组织可从分段、破题两方面加以关注。句式修辞据《赋谱》所述壮、紧、长、隔、漫、发、送等七种句法,通过例证可知,唐代天象赋与之有合有不合,合之之处多,不合之处少,说明了《赋谱》在赋学研究中的巨大价值。词语修辞方面大致依陈望道先生《修辞学发凡》中所列的词语修辞十一种为说加以述论。声律修辞方面先论述律赋声律,次及非律赋声律。律赋声律从用韵类数的多寡、平仄及次序、不为韵数所限而任意多寡、押韵方式、偷韵等方面论述。其中偷韵的情况值得关注。非律赋赋作用韵不像律赋那样有规律可寻,但它们基本上都用韵,这一方面承袭了赋体本来可韵可律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受唐代近体律诗和律赋的影响,韵脚转密,几乎全篇押韵,只是在选题、限韵、限字方面比律赋自由而已。修辞格方面从夸饰、事类和丽辞略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