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互动是一个常见之相,形成了“真实观”的概念交叉,且与意识形态之间也建立了互文式的内在关联。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总会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意识形态、社会思潮、伦理观念等等具体语境构成的鲜明烙印。文学真实反映历史真实,对历史真实而言,文学真实抵达的是它的精神事实,文学真实以其对主客观的高度结合,来探知历史事件的真相和人类心灵的秘密,它对于现在人们的最大意义,在于提供行事的借鉴。作为文学与历史形态兼具的历史小说,将历史形态赋予小说形式,包含着历史、文学和意识形态的多重特性,有着更加复杂的面相。其中,意识形态便是历史小说一个极为重要的本体性特征,无论是作为历史小说文本内部的文体特征,还是作为文本外部的影响因素,意识形态都是历史小说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意识形态对于小说的影响主要有四个方面:首先是对小说本体的影响,意识形态的具体内容往往成为小说叙事的旨归;其次是对小说的被接受度的影响,有什么样的读者就有什么样的作品接受情况;再次是对作者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影响,甚至对作者进行思想意识的改造;还有就是对小说以及其他文学形式的影响,综合起来会形成一种新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在现当代文学中,关于抗日战争的历史叙事主要呈现出来两种迥然不同的风貌,一种是革命历史小说,一种是新历史小说,反映出两个时代的不同意识形态对于小说书写方式的影响。本文立足于打通历史学科与文学学科的界限,进行跨学科研究。以抗战题材(抗战史)内容为贯穿主线,以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的故事模式和史观建构为参照,侧重于从小说的话语形成过程、作者的写作资源取向、时代变革的影响等外在方面,以及作者的历史观念认知、小说叙事与历史史实之间的互文关系等内在方面,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考察分析,解读小说文本背后隐藏的历史真实、文学呈现和意识形态意涵之间的复杂关联性,既有历史之于文学的同步“共振”,又有文学对于意识形态的表意实践。本文采取具体文学作品分析与文化理论解读的结合方式,通过对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的全方位系统对比,在比较视野下揭示出新历史小说对于革命历史小说的解构和嬗变,展示新历史小说对于新时期文学脱离意识形态束缚的重要开拓意义,进而从新历史小说的叙事内容和表现手法中去阐述时代的变革意蕴。对于文学叙事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平衡关系,本文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既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又要进行平等的对话与交流。革命历史小说主要是指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引下,创作的关于中共建党至建国其间的历史题材小说。革命历史小说作者通过描绘特定的历史场景,宣扬革命精神和理想主义,肯定革命历史自身的正确性以及其发展道路的必然性,使作品具有了极强的鼓舞人心的力量。作品当中所表达的历史观念是注重文学的工具性功用,将文学视为达成特定目的的方式与途径,承担起了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的重任。它不仅仅是展现工农兵“历史主体”的丰功伟绩,它更深刻层次上的叙事动机,是通过对历史的叙述来证明革命政权及意识形态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革命历史小说以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革命史观作为理论支撑,在叙事模式上呈现出革命至上的创作理念与英雄主义的人物塑造原则,在作品中通过再现“二元对立”的阶级斗争和革命反抗,塑造“革命圣者”的英雄塑造模式,旗帜鲜明地表现出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体现出“必然性”的进化观念、“革命至上”的历史本质化叙述。受到意识形态的规训,革命历史小说必然影响了作者自我主体意识的确立,作者会对革命历史进行“削足适履”式的描写,牺牲了历史的真实性和丰富性,存在着思想艺术的诸多局限。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处于改革发展的纵深转变时期,意识形态及文化气候发生巨大变化。作为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出现的一次充满变革色彩的重要流派——新历史小说,不再亦步亦趋遵循政治意识形态规范,具有历史反思精神和艺术化叙事方式,昭示了一种多元化历史观的调整。新历史小说的出现,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论和作品的影响,也受到市场化的外部环境的影响。其史观理解之“新”表现在:解构一元与关注生存,拆解了“二元对立”革命史观,以复线化的历史形式来消解一元化、整体性的历史,以个体的声音来代替主流意识形态的声音,通过关注个体的生存体验建立属于“人”本身的话语空间;其创作手法之“变”表现在:一是新历史小说对历史认知观念的改变,从关注历史的必然性、合法性,转向到关注历史的立体性、偶然性;二是新历史小说突破了宏大叙事的桎梏,去崇高化,反英雄化,确立了民间话语与民间叙事立场:三是新历史小说以虚构性、非史料撰写还原历史叙事,表达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怀;四是新历史小说突破了以往“革命圣者”的英雄形象塑造,也突破了党史中的题材禁区,挖掘出历史的另一面真实。但是新历史小说存在着“当代性缺席”的问题,存在着对于历史的随意编排问题,还与市场化权力形成了某种同构关系。新历史小说暗含着有关80年代的诸多深切反思,折射出这一时期文化界思想脉络的演进和历史观的转向,它在精神上、艺术上的探索解放了新时期以来作者的历史观和创造性,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史开拓意义。新历史小说对于革命历史小说的冲击和嬗变表现在:一是主题转变方面,体现在从描写革命斗争转向描写个体生存;二是在叙事转变方面,体现为从“大历史”的庄严叙述到“小历史”的随意改写;三是在史观转变方面,体现为从历史一元性到历史多元性;四是从功用转变方面,体现为从“文以载道”的教化功能转换为“托物言志”的讽喻功能,来描写被遮蔽的边缘文化与人性欲望。从而有力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的规训,两者之间形成强烈的对照意义。对于文学与历史、意识形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联,本文的观点是:文学和历史都有其自身相对独立的发展规律,与政治意识形态保持一定的距离感是最好的选择。40年代以来至文革时期的文学,与意识形态距离过近,成为了意识形态的传声筒,甚至处于附庸位置,在创作过程中和作品传播的过程中受到其管制和约束。80年代以来的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的管制有所松动,多元文化的格局逐渐形成,作者们得以相对自由的写作,新历史小说对历史负有着某种特殊责任,自觉抵制了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叙事,但是与意识形态距离过远,对当下社会生活较少关注,失去了介入生活的力量。新历史小说既应该与政治意识形态保持必要的距离,也应该和意识形态进行平等的对话与交流,消除非此即彼的范式壁垒,力求给时代思想带来审美化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