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诗歌不仅是中唐诗歌的重要代表,也是整个唐代诗歌发展的重要转折点。这一时期确立了以律体为本位的今体诗学,是五言律诗完全成熟和七言律诗的重要发展阶段;但作为传统的诗歌体裁,这一时期的古风诗歌并没有因为代表大历诗歌主流的近体诗的冲击而就此衰落,反而在矛盾冲突中吸收了近体诗的优长,为古风诗歌带来了新变。这一时期的古风诗与近体诗同构了大历诗坛上不同的美学范式与诗学景观,成为唐诗演进过程中的关键一环。彭城或是早期的皇族封地,或作为重臣的勋赏之地,与历代皇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也形成了相当数量的文学家族,刘氏即是其中耀眼的一支。刘湾、刘复和刘商郡望同属彭城,他们都生于被人们称为“盛世”的王朝全盛时期,又在人生的青壮年时期遭逢乱世,仕宦生涯历仕几代帝王,一生经历颇为复杂传奇。他们同样是颇具才华的诗人,刘商更是诗画兼擅,他们的诗歌创作充分的从现实生活中汲取了丰富的艺术营养。“三刘”的古风诗歌在诗歌体裁上各有侧重,刘湾、刘复长于五言古风,刘商以七言古风为重。在古风诗歌的思想内容上,刘湾擅长表现边塞战争的残酷,而刘复和刘商则更多以羁旅愁思作为主要情感表现主题,这又与他们的人生跨度和文人心态有密切关系。彭城“三刘”对古风诗歌体裁的选择与思想内容的偏倚,清晰地呈现出中唐古风诗歌发展过渡与文学思想转型的内部脉络。在以近体诗为最高成就的大历诗坛,“三刘”古风诗歌的艺术风格与审美表现,充分显示了传统诗歌体裁在中唐时期的艺术魅力,对了解整个大历乃至中唐时期诗歌总体面貌都有充分的借鉴意义。笔者将诗歌研究视角聚焦在大历时期,将个体诗人因为地域和人生经历的趋同性而展现出来的共性融入到诗歌的研究中,力求从他们诗歌的比较研究中探求诗人独特的艺术个性。此外,文章将研究的视角进一步扩大到整个大历诗人群体之中,揭示了“三刘”古风诗歌在潮流之下呈现出的律化倾向,其中刘商的古风诗对骚体诗的创变尤具特色。通过对彭城“三刘”古风诗歌的深入探讨,我们发现:“三刘”古风诗歌既有承前、中,启后的作用,又契合了中唐时期文学发展与文学思想螺旋上升发展的历史特征。此期相对沉寂的古风诗歌不仅呈现出对于盛唐古风诗歌的接受,更表现出对近体诗的积极吸收与继承,进一步证实了唐诗体裁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对传统诗体也是一种新的创变,具有重要的诗歌发展史意义和文学审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