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工业小说是对中国改革历程的生动记录,内在蕴含了民族国家、现代化、改革之丰富语义,是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表征符号。思考新时期以来工业小说创作,有助于审视中国改革的独特性与复杂性,探究改革政治的多重面向,为反思文学与政治的互动关系提供新的视域。首先,工业小说中改革政治的核心内涵是以民族国家为主体,以科学技术为方法,以实现现代化为目标。工业小说始终将国家置于现代化的时间序列上,以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现实,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受文化保守主义影响,部分工业小说尝试将儒家文化、家族文化等传统文化内核与工业生产、企业家精神相结合,试验了民族传统文化融入、促进现代化的可能性与代价;“工业史”小说则尝试修复国家与工人之间的紧密关系,通过叙写工业历史,缓释当下工人群体的身份焦虑。科学技术作为实现现代化的手段,在新时期工业小说中继续以“红”与“专”的形式得到呈现。知识分子作为科技的主体成为叙述的中心,工人在生产中处于从属地位,但知识分子的留洋与工人为国分忧,暗示了“红”与“专”的对立。科学管理一方面被视为提高生产效率的必要方法,具有无可争议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工人将科学管理视为压迫自身的方法。工人在失去科技话语权后,只能成为被管理的劳动力。新世纪工业史小说将“红”与“专”统一起来,工人子弟通过接受教育,既保证了工人文化的延续,又掌握了科学技术,完成了新世纪关于“又红又专”的想象。打工小说赋予“南方”以现代化的象征功能,集中呈现了打工者追求现代文明过程中的热望与代价,亦是中国现代化的缩影。南方或是现代文明的等价物,隐含了城与乡、现代与前现代的二元结构;或是检验劳动致富的实践空间;或是封闭的城市,拒绝打工者的闯入;或是生活的寓所,承载了打工者所有的喜怒哀乐。打工小说中的南方具有多样化的价值属性,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表意空间。其次,改革的推进伴随着阶层分化等社会矛盾的出现,使人们对改革产生质疑。工业小说与改革进程相呼应,反思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整合出现分裂的社会认同,修正社会对改革的认知。这突出表现在干部群像的改革实践以及对工人苦难的想象。不同阶段的改革实践赋予了干部形象特殊的政治意图和身份想象:他们或以“开拓者”之姿态表征国家改革的坚定意志;或以自身的失败反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之必要性;或被“污名化”处理,成为改革代价的道德镜像;或成为“职业经理人”,探求解决社会主义价值理念与资本逻辑矛盾的可能性。总之,干部形象的多种类别充分说明了中国改革的历时性与复杂性。工业小说中的苦难书写不仅仅在于展示苦难,更在于赋予苦难意义,达到阐释苦难的目的。《抉择》将苦难道德化,肯定工人对苦难的承担,通过惩治腐败回报工人对国家的忠诚,修复工人与国家的关系,消解了现实苦难的悲剧意义。《车间主任》认为苦难源于工人缺乏改革意识,苦难的克服有赖于工人自我的蜕变,简化了苦难生成的复杂性。《问苍茫》将苦难归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借助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情怀与马克思主义话语寻找解决现实矛盾的方法,最终在现实与理想之间进退失据。《无碑》将苦难视为打工者融入现代文明的必要代价,以个人奋斗的失败反思资本逻辑中的劳动美学。最后,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书写工业历史,记忆工人文化,想象工人未来,成为工业小说创作的中心。在后工业社会,工人文化的再生产分化成两种不同的路径:一是对工人文化的浪漫怀旧,反思改革对社会道德文化的冲击,抚慰工人群体的精神伤痛,重建工人文化的当代价值;一是消解工人文化的崇高性,突出工人的失败图景,突破工业小说传统的叙述模式。两种路径都存在明显的认知偏见,彰显了后工业社会记忆工人文化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