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遗传资源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性资源,具有显著的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与资源开发利用形势密切相关国际社会上频繁出现生物剽窃事件,例如印度的姜黄案、香米案,南美的死藤水案,还有轰动一时的哈佛大学违规在华收集人体信息案。这种对资源的掠夺切断了合理的惠益分享机制,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我国的生物遗传资源丰富,但近年来,我国境内生物群体灭绝加速、生物剽窃频繁发生,资源惠益受损严重,亟需从完善立法、加强管理、扩大保护等方面建立和健全生物遗传资源惠益分享机制。因此,本文在对生物剽窃整体认识的基础上,从其行为构成入手寻求理论支持及有关规制生物剽窃的国际规则,并最终落实于我国的实际情况,从而有针对性的为我国生物剽窃法律规制提供可供参考的解决方案。相关概念的厘清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文章伊始即对生物剽窃的概念进行梳理。从“生物剽窃”一词的由来入手,最早有学者提出“Bio-piracy”使其正式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作为一个舶来词,法学、生物学、管理学等不同角度对其理解有着“生物海盗”、“生物勘探”、“生物盗版”等不同的表达。站在法律层面,我们认为“生物剽窃”较好的诠释了其概念内涵,因此其也被引入法学研究领域。具体的概念辨析与界定问题上,结合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生物剽窃被定义为以非法手段获取生物遗传资源并独享资源惠益的行为。紧接着,进一步的认识其危害并点明生物剽窃法律规制的必要性,近年来我国范围内生物剽窃频繁发生,文章介绍并分析我国现阶段的生物遗传资源状况,尤其是借由一系列生物剽窃案例揭示我国严峻的资源形势,从社会因素、经济因素等角度总结并点出规制生物剽窃的意义,奠定全文的基础。在生物剽窃愈演愈烈的背景之下,围绕生物剽窃的相关理论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对生物剽窃有了一定的认识和初步的界定的基础上,需要对其加以进一步的法律上的分析。从理论层面上看,生物剽窃的行为构成包括资源获取未经同意、专利申请隐瞒来源、独自占有资源惠益三个部分,这也分别对应着生物遗传资源开发中的不同阶段。通过深挖生物剽窃各阶段的行为表现和主要特征,可以揭露出深层次的生物剽窃的法律根源,生物剽窃的产生离不开生物遗传资源自身权利归属不明确和外部知识产权保护范围的失衡,在这样的情况下,公平合理的惠益分享机制却存在缺位,这就导致生物剽窃不断扩张与蔓延。从问题产生的根源入手,文章进一步结合了学界最新的理论成果,从而有针对性的通过利益平衡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国家主权原则的论述,为全文生物剽窃法律规制研究提供理论支持。进入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因生物剽窃引发的争端加剧,演变成为了一项国际性问题。为了缓解冲突,许多国际公约相继出现。其中形成较大影响力的包括以下三部:《生物多样性公约》、《粮食与农业植物基因资源国际公约》以及《与贸易有关知识产权协定》,以这些国际公约为框架,各国也纷纷展开国内立法。通过研究这些相关国际规则的建立和发展,能够为我国的国内立法提供借鉴。文章集中对国际社会上为规制生物剽窃做出的探索进行介绍,重点比较分析了这些国际公约在生物剽窃问题上的应对方案,尤其是关于惠益分享协议的有关内容,博观而约取,为我国的生物剽窃法律规制体系的构建提供基本的框架支持。反思并展望我国的生物剽窃法律规制体系,提出关于我国生物剽窃法律规制建设的有关建议,这是全文的重点和研究成果的体现。通过对我国相关法律条文的梳理和介绍,可以得出我国在规制生物剽窃问题上不仅起步晚、水平低,还存在着专门性法律缺位,管理机制不完善的弊病。针对这些问题,文章有针对性的提出了三大措施,包括完善法律框架、健全管理机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致力于推动形成生物遗传资源保护、收集、研发、产业化的良性循环。分析我国生物剽窃法律规制上的缺陷并进行反思,最后因病施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完善我国生物剽窃法律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