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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继续坚定推动全球化、团结更多国家一起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不懈努力的同时，应充分发挥国有和民营大型企业集团的引领作用，加大自主创新和原始创新力度，加快培育高新技术产业链、供应链，形成并完善高新技术产业的内部循环。
近年来，美国某些政客不断鼓吹甚至采取咄咄逼人的霸凌动作谋求与我国进行技术“脱钩”，并且通过多种方式打压我国高科技企业，试图遏止我国技术进步。技术“脱钩”对双方都没有好处，也会伤害世界，开放融合共赢才是正确的方向。同时，这件事也警醒我国加大自主创新的重要性，为了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我国应充分发挥国有和民营大型企业集团引领作用，加大自主创新和原始创新力度，大力培育产业集群，尽快形成安全稳固、分工有序、循环顺畅的高新技术产业链、供应链。
冷战结束后，美国依靠军事霸权和金融霸权成为食利国，产业资本为谋取更大利益而大量外迁到要素成本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在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也导致其国内实体经济逐渐衰落。与此同时，经过多年埋头发展，以中国等为代表的广大新兴经济体崛起，深刻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
一是美国资本开始收缩。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但自2001年“9·11”事件以来多次对海外用兵，耗费巨大。根据美国布朗大学沃森国际和公共事务研究所的报告，自2001年“9·11”事件至2018年的17年间，美国用于战争的开支高达6万亿美元，接近我国2019年GDP的一半。2008年金融危机进一步削弱了美元地位，华尔街金融寡头“剪羊毛”式的全球掠夺、转嫁危机难以为继，遭到越来越多的国家抵制，目前全球已有29个国家通过签订本币互换协议、放弃石油美元或者从美联储运回黄金等举措规避风险。美国债务也屡创新高，2020年2月已达23.4万亿美元，占GDP比重约为109%，目前更是突破25万亿美元；股市受国际石油市场变局、国内疫情失控的影响，前一段时间10天内接连发生4次熔断，历史罕见，行业专家提示，警惕世界金融危机从美国再次爆发。在多重因素影响下，美国资本实力特别是产业资本实力不断下降，从资本扩张转向资本收缩。
二是美国经济脱实向虚。虚拟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应当与实体经济保持合理的比例，但美国经济受资本趋利影响而出现了脱实向虚。1947年，美国三大产业占GDP比重分别为7.97%、32.69%、59.34%。从1982年开始，第二产业占比持续降低到30%以下；从2009年开始，第二产业占比持续降低到21%以下。2018年，美国三大产业占比为0.8%、18.6%、80.6%，第二产业中，制造业占GDP比重为11.4%，低于日本和德国。美国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持续萎缩，意味着制造业大量外迁，同时也伴随着资本、技术、人才的外流和国内实体经济就业岗位的减少；第三产业的过度膨胀意味着以现代金融为核心的服务业占据经济主导地位，资本流转更为便捷和快速，但离开了实体经济的支撑，风险也与日俱增。近年来，美国政府虽然采取各种手段推动制造业回归，但经济规律是无法违背的，由于华尔街金融体系已经高度国际化，且与制造业全球化相伴而生，所以从海外撤回制造业的效果有限，而且还会损害美国的金融霸权，实际上是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三是我国制造业向高端发展。21世纪以来，以中国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都在默默埋头发展，我国发展的代价和艰辛被形容为“8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发展的成就被形容为“高铁换牛肉”。 201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制造业大国；2018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为30.5万亿元，占GDP比重为29.4%，占全世界的份额达到28%以上，相当于美日德三国制造业增加值的总和。我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当中，220多种工业产品的产量占据全球第一。实体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为14亿的人口大国提供了稳定的就业率，也带动了整体经济的发展。2000年，美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为30.58%，我国占3.06%；2018年，美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下降到24.40%，我国则上升到16.20%。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震撼了美国某些政客的神经，他们在处理国际经贸关系上“撕下了温情脉脉的面纱”。
近年来，美国政府采取多项措施限制两国高科技领域合作，打压我国高科技企业。在投资限制方面，2018年8月出台《外國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将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的管辖范围，扩大到对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及敏感个人信息领域的非控制性投资。在技术封锁方面，美国国会通过《美国出口管制改革法案》，美国商务部根据该法案将14项技术列入出口管制。同时，美国商务部通过“实体清单”方式，截至2019年底，将我国239家企业和机构列入出口管制。5月15日，美国商务部宣布扩大对华为的制裁力度，试图切断其与全球芯片商的联系；5月22日，又将北京计算机科学研究中心、奇虎360等33家中国公司和机构列入“实体清单”。
美国与我国技术“脱钩”实质上是美国某些政客鼓动产业资本收缩的结果。但美国将技术“脱钩”作为一种打压和制裁我国高科技企业的手段，根本目的在于遏制我国技术进步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美国实体经济的衰落和我国实体经济的崛起，有着国际分工的客观原因，也有着两国不同发展模式的主观因素。美国长期依靠军事实力和金融实力维护其全球经济霸权，逐渐演变为“食利国”，靠全世界“剪羊毛”和处于国际分工顶端获得超额垄断利润，大量制造业为追求更高利润逐渐外迁，国内基本上只控制产业链顶端的制造业。美国制造业外迁的过程，也是其推动全球化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看，美国在全球化过程中获得了巨额利益。但全球化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获得急需的发展资金、不在出口管制中的中低端技术，以及培养和引进相应的人才，这是全球化条件下国际分工的必然结果。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试图把布局海外的制造业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撤回本国，根本原因在于美国不断发动战争耗费巨大、过度依靠金融资本食利导致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金融风险空前积聚。所以，美国如果不反思变革金融政策，只是一味鼓动制造业回归，恐怕很难解决其面临的难题。当前，全球产业链深度契合、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各国蔓延，美国成为世界上确诊人数、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包括美国国内投资者认为美国投资风险不断升高，这或许会迫使美国某些政客认识到从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中抽身并非易事，也不利于美国企业自身的經营发展。而且，这种技术“脱钩”，从短期看可能给我国相关产业发展造成障碍，从长期看不仅达不到目的，反而会失去我国这一超级规模市场、被其他国家所取代，阻碍其本国的技术进步。因此，开放融合共赢才是国际经济发展的规律，也是当前各国经济发展的主流，美国政府近年来采取的“退群”、“断链”、“脱钩”等举措，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构成了极大威胁，如果不改弦更张，或将反噬自身。
面对国际经济形势的复杂变化，我国在继续坚定推动全球化、团结更多国家一起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不懈努力的同时，应充分发挥国有和民营大型企业集团的引领作用，加大自主创新和原始创新力度，加快培育高新技术产业链、供应链，形成并完善高新技术产业的内部循环。
一是多部门协同振兴高新技术产业。振兴我国高新技术产业，需要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工信部、科技部、教育部、国资委等国家有关部门和中国科学院等国家级科研机构，形成专门机制协同攻关。国资委作为国有大型企业集团的出资人，是推动国有企业技术进步、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主体，在从价值形态上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的同时，也应从实物形态上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将督促国有企业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高质量发展作为重大的历史使命和紧迫的政治责任，系统全面地研究梳理国有企业科技创新相关领域的发展规划和配套措施，更加转向引领、组织、推动国有企业科技创新的指挥高地上来，从国际视野、未来趋势、现实基础等各个视角，设计、培育、扶持、壮大我国高新技术产业链、供应链。
二是打造以国有和民营大型企业集团为龙头的产业集群。国资委监管的国有企业，以及华为等优秀的民营企业，基本上都是大型或特大型企业集团，处于行业领先地位，是我国实体经济的坚强支撑。应从产业集群的视角，将其作为新型举国体制和技术创新的主要载体，鼓励这些企业通过向上下游企业购买产品和服务、规范并不断提高质量标准和技术标准，带动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上的相关企业共同发展；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和股权多元化改革，实现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之间、与民营企业之间的优势互补、和谐共进；通过消除垄断、公平竞争，形成产业集群持续健康发展的生态。
三是促进研发机构与大型企业集团强强联合。企业是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的主体，包括企业科研机构在内的各类科研机构则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应进一步深化科研机构分类改革，公益性、基础性的科研机构回归公共事业性质，竞争性、应用性的科研机构尽可能与大型企业集团进行专业化重组，实现企业集团经营能力与科研机构研发能力的优势互补；鼓励国家级、中科院级、省部级和校级科研机构与大型企业集团强强联合、产学研创新协同，组建专业性创新平台或创新联盟，避免科研机构不善经营、企业集团自研经费过高的弊端，提高科技创新的效率，推动高新技术产业良性发展和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
四是加大西部地区对内开放优化产业区域布局。第四次产业革命为西部地区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和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应在加大财政转移支付、鼓励西部地区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更加支持西部地区对内开放特别是对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在土地、税收、租金、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实行更加优惠的政策，大幅降低投资创业的成本；以“三线建设”的气魄、“交大西迁”的精神，规划西部区域重大项目和产业集群，引导国有和民营大型企业集团在西部大开发中积极发挥骨干作用，为我国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人才回流、就业吸纳、消费提升、市场扩充和配套形成全国稳定安全的高新技术产业链、供应链作出贡献。
五是努力完善高新技术产业的内部循环。美国推动与我国技术“脱钩”虽然损人不利己，但出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考虑，我国应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特别是在对外依赖程度较高的有关技术领域取得突破，通过定向减税、资本注入、设立重大专项等，加大对大型企业集团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以政府采购、国有大型企业集团采购和民营龙头企业采购为主要抓手，强化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市场导入，培育和带动国内高新技术产业链、供应链，实现产业集群的结构优化；加快形成并不断完善高新技术产业的内部循环，以内部循环参与全球产业链的外部循环，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作出贡献。同时，在经贸领域继续利用我国的资本和产能优势，推动合作共赢的新型全球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各国经济共同发展担当大国应有的责任。
（摘自6月2日《经济参考报》。作者为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近年来，美国某些政客不断鼓吹甚至采取咄咄逼人的霸凌动作谋求与我国进行技术“脱钩”，并且通过多种方式打压我国高科技企业，试图遏止我国技术进步。技术“脱钩”对双方都没有好处，也会伤害世界，开放融合共赢才是正确的方向。同时，这件事也警醒我国加大自主创新的重要性，为了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我国应充分发挥国有和民营大型企业集团引领作用，加大自主创新和原始创新力度，大力培育产业集群，尽快形成安全稳固、分工有序、循环顺畅的高新技术产业链、供应链。
各国不同发展道路导致世界经济格局变化
冷战结束后，美国依靠军事霸权和金融霸权成为食利国，产业资本为谋取更大利益而大量外迁到要素成本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在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也导致其国内实体经济逐渐衰落。与此同时，经过多年埋头发展，以中国等为代表的广大新兴经济体崛起，深刻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
一是美国资本开始收缩。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但自2001年“9·11”事件以来多次对海外用兵，耗费巨大。根据美国布朗大学沃森国际和公共事务研究所的报告，自2001年“9·11”事件至2018年的17年间，美国用于战争的开支高达6万亿美元，接近我国2019年GDP的一半。2008年金融危机进一步削弱了美元地位，华尔街金融寡头“剪羊毛”式的全球掠夺、转嫁危机难以为继，遭到越来越多的国家抵制，目前全球已有29个国家通过签订本币互换协议、放弃石油美元或者从美联储运回黄金等举措规避风险。美国债务也屡创新高，2020年2月已达23.4万亿美元，占GDP比重约为109%，目前更是突破25万亿美元；股市受国际石油市场变局、国内疫情失控的影响，前一段时间10天内接连发生4次熔断，历史罕见，行业专家提示，警惕世界金融危机从美国再次爆发。在多重因素影响下，美国资本实力特别是产业资本实力不断下降，从资本扩张转向资本收缩。
二是美国经济脱实向虚。虚拟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应当与实体经济保持合理的比例，但美国经济受资本趋利影响而出现了脱实向虚。1947年，美国三大产业占GDP比重分别为7.97%、32.69%、59.34%。从1982年开始，第二产业占比持续降低到30%以下；从2009年开始，第二产业占比持续降低到21%以下。2018年，美国三大产业占比为0.8%、18.6%、80.6%，第二产业中，制造业占GDP比重为11.4%，低于日本和德国。美国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持续萎缩，意味着制造业大量外迁，同时也伴随着资本、技术、人才的外流和国内实体经济就业岗位的减少；第三产业的过度膨胀意味着以现代金融为核心的服务业占据经济主导地位，资本流转更为便捷和快速，但离开了实体经济的支撑，风险也与日俱增。近年来，美国政府虽然采取各种手段推动制造业回归，但经济规律是无法违背的，由于华尔街金融体系已经高度国际化，且与制造业全球化相伴而生，所以从海外撤回制造业的效果有限，而且还会损害美国的金融霸权，实际上是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三是我国制造业向高端发展。21世纪以来，以中国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都在默默埋头发展，我国发展的代价和艰辛被形容为“8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发展的成就被形容为“高铁换牛肉”。 201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制造业大国；2018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为30.5万亿元，占GDP比重为29.4%，占全世界的份额达到28%以上，相当于美日德三国制造业增加值的总和。我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当中，220多种工业产品的产量占据全球第一。实体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为14亿的人口大国提供了稳定的就业率，也带动了整体经济的发展。2000年，美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为30.58%，我国占3.06%；2018年，美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下降到24.40%，我国则上升到16.20%。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震撼了美国某些政客的神经，他们在处理国际经贸关系上“撕下了温情脉脉的面纱”。
技术“脱钩”不利于两国发展
近年来，美国政府采取多项措施限制两国高科技领域合作，打压我国高科技企业。在投资限制方面，2018年8月出台《外國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将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的管辖范围，扩大到对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及敏感个人信息领域的非控制性投资。在技术封锁方面，美国国会通过《美国出口管制改革法案》，美国商务部根据该法案将14项技术列入出口管制。同时，美国商务部通过“实体清单”方式，截至2019年底，将我国239家企业和机构列入出口管制。5月15日，美国商务部宣布扩大对华为的制裁力度，试图切断其与全球芯片商的联系；5月22日，又将北京计算机科学研究中心、奇虎360等33家中国公司和机构列入“实体清单”。
美国与我国技术“脱钩”实质上是美国某些政客鼓动产业资本收缩的结果。但美国将技术“脱钩”作为一种打压和制裁我国高科技企业的手段，根本目的在于遏制我国技术进步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美国实体经济的衰落和我国实体经济的崛起，有着国际分工的客观原因，也有着两国不同发展模式的主观因素。美国长期依靠军事实力和金融实力维护其全球经济霸权，逐渐演变为“食利国”，靠全世界“剪羊毛”和处于国际分工顶端获得超额垄断利润，大量制造业为追求更高利润逐渐外迁，国内基本上只控制产业链顶端的制造业。美国制造业外迁的过程，也是其推动全球化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看，美国在全球化过程中获得了巨额利益。但全球化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获得急需的发展资金、不在出口管制中的中低端技术，以及培养和引进相应的人才，这是全球化条件下国际分工的必然结果。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试图把布局海外的制造业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撤回本国，根本原因在于美国不断发动战争耗费巨大、过度依靠金融资本食利导致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金融风险空前积聚。所以，美国如果不反思变革金融政策，只是一味鼓动制造业回归，恐怕很难解决其面临的难题。当前，全球产业链深度契合、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各国蔓延，美国成为世界上确诊人数、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包括美国国内投资者认为美国投资风险不断升高，这或许会迫使美国某些政客认识到从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中抽身并非易事，也不利于美国企业自身的經营发展。而且，这种技术“脱钩”，从短期看可能给我国相关产业发展造成障碍，从长期看不仅达不到目的，反而会失去我国这一超级规模市场、被其他国家所取代，阻碍其本国的技术进步。因此，开放融合共赢才是国际经济发展的规律，也是当前各国经济发展的主流，美国政府近年来采取的“退群”、“断链”、“脱钩”等举措，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构成了极大威胁，如果不改弦更张，或将反噬自身。
加快培育完善我国高新技术产业链和供应链
面对国际经济形势的复杂变化，我国在继续坚定推动全球化、团结更多国家一起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不懈努力的同时，应充分发挥国有和民营大型企业集团的引领作用，加大自主创新和原始创新力度，加快培育高新技术产业链、供应链，形成并完善高新技术产业的内部循环。
一是多部门协同振兴高新技术产业。振兴我国高新技术产业，需要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工信部、科技部、教育部、国资委等国家有关部门和中国科学院等国家级科研机构，形成专门机制协同攻关。国资委作为国有大型企业集团的出资人，是推动国有企业技术进步、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主体，在从价值形态上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的同时，也应从实物形态上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将督促国有企业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高质量发展作为重大的历史使命和紧迫的政治责任，系统全面地研究梳理国有企业科技创新相关领域的发展规划和配套措施，更加转向引领、组织、推动国有企业科技创新的指挥高地上来，从国际视野、未来趋势、现实基础等各个视角，设计、培育、扶持、壮大我国高新技术产业链、供应链。
二是打造以国有和民营大型企业集团为龙头的产业集群。国资委监管的国有企业，以及华为等优秀的民营企业，基本上都是大型或特大型企业集团，处于行业领先地位，是我国实体经济的坚强支撑。应从产业集群的视角，将其作为新型举国体制和技术创新的主要载体，鼓励这些企业通过向上下游企业购买产品和服务、规范并不断提高质量标准和技术标准，带动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上的相关企业共同发展；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和股权多元化改革，实现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之间、与民营企业之间的优势互补、和谐共进；通过消除垄断、公平竞争，形成产业集群持续健康发展的生态。
三是促进研发机构与大型企业集团强强联合。企业是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的主体，包括企业科研机构在内的各类科研机构则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应进一步深化科研机构分类改革，公益性、基础性的科研机构回归公共事业性质，竞争性、应用性的科研机构尽可能与大型企业集团进行专业化重组，实现企业集团经营能力与科研机构研发能力的优势互补；鼓励国家级、中科院级、省部级和校级科研机构与大型企业集团强强联合、产学研创新协同，组建专业性创新平台或创新联盟，避免科研机构不善经营、企业集团自研经费过高的弊端，提高科技创新的效率，推动高新技术产业良性发展和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
四是加大西部地区对内开放优化产业区域布局。第四次产业革命为西部地区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和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应在加大财政转移支付、鼓励西部地区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更加支持西部地区对内开放特别是对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在土地、税收、租金、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实行更加优惠的政策，大幅降低投资创业的成本；以“三线建设”的气魄、“交大西迁”的精神，规划西部区域重大项目和产业集群，引导国有和民营大型企业集团在西部大开发中积极发挥骨干作用，为我国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人才回流、就业吸纳、消费提升、市场扩充和配套形成全国稳定安全的高新技术产业链、供应链作出贡献。
五是努力完善高新技术产业的内部循环。美国推动与我国技术“脱钩”虽然损人不利己，但出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考虑，我国应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特别是在对外依赖程度较高的有关技术领域取得突破，通过定向减税、资本注入、设立重大专项等，加大对大型企业集团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以政府采购、国有大型企业集团采购和民营龙头企业采购为主要抓手，强化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市场导入，培育和带动国内高新技术产业链、供应链，实现产业集群的结构优化；加快形成并不断完善高新技术产业的内部循环，以内部循环参与全球产业链的外部循环，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作出贡献。同时，在经贸领域继续利用我国的资本和产能优势，推动合作共赢的新型全球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各国经济共同发展担当大国应有的责任。
（摘自6月2日《经济参考报》。作者为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