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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中山区民族东路有不少水产店，其中有一家规模较大，可以买回去做，可以买后请店里代为加工，也可以直接在店里点餐。时间仓促，容不得太多的考虑，我们选择了后者，这种吃法叫“立吞”，所有食客都站着吃，吃的同时可以欣赏烹饪的过程，这让我想起了草原上的牛羊和马，别有风味。
食毕，本可在周边转转海鲜、水果市场，但海鲜、水果再怎么多样，也大同小异，尤其是物流发达的今天，食材的地域性远没过去那么强烈，人们的新鲜感与好奇心也随之弱化。恰巧亲人提议去阳明山逛逛，对啊，除了愚公，谁也搬不走山，要领略山的气息，看照片和视频是徒劳的，最好还是老老实实地走近它。
查询路线时，发现挺多到阳明山的巴士，都经过永福（林语堂故居站）站，于我而言，“林语堂”一出现，阳明山就变得可有可无了。但还是得先说说阳明山，毕竟林语堂故居坐落在阳明山山腰。阳明山，原名草山，蒋中正因敬重王阳明将之易名，多亏易名，草山太平庸了，就像称海为盐海似的。
提起林先生，即刻想起的便是《生活的艺术》，巧的很，就在来台湾前，我刚刚买了本新版的《生活的艺术》。回想起上午在水产店用餐的场景，更觉有缘，“立吞”不也是一种生活的艺术吗？
从山脚到林先生的住处，坐车只要十分钟。当地的巴士下车需提前按铃，由于对路况陌生，当我看到永福的站牌时，车已经过去了，只能在下一站下车。我沿着山这一侧往回走，越走越感到坐错站的必要乃至妙处，去大师的家，坐车坐到门口也太不礼貌了，这一站路倒是给了我用脚丈量的机会，多少还伴着些朝圣的意味。
永福，到底是此地的旧称，还是林先生迁居后的易名，似乎不太重要了，重要的是，倘热爱文化的人能够在此停留，自是一种福气，即便终究要离去，这种福气也多会永驻心间。
走进这座由林先生亲自设计的故居（建于1966年），我最大的感受便是中西合璧。林先生用英文创作了《生活的艺术》《京华烟云》等，并将孔孟老庄的哲学、陶渊明、李白、苏东坡、曹雪芹等人的作品译介到海外，还于1972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了《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恰是在阳明山居住时编纂），他的文学作品、翻译作品是中西合璧的。在他的书房，有两大排书架，一排是中文书籍，另一排是外文书籍。在饮食上，他兼食中西餐，喝茶也喝咖啡，饮黄酒也饮啤酒，但酒量不大，用他的话讲，“我的酒量不过绍兴三杯，有时只喝了一杯啤酒便会觉得头脑昏昏然。”故居的建筑也不例外，窗户、拱门、廊柱是西式的，蓝色的琉璃瓦、中庭一角的盆景以及四合院的结构则是中式的。
“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有副对联如此形容林先生，其实何止是文章与文化，他的语言、饮食、寓所以及生活习惯，都是中西合璧的。
多数书籍、报刊会将林先生定位成语言学家、文学家和哲学家，我则更愿意称之为生活家，因为语言学家、文学家、哲学家有很多，生活家是稀缺的，尤其是像他这样将“生活的艺术”践行得淋漓尽致的生活家。
他发明过很多东西，发明的目的并非申请专利、批量生产，而是为了让生活更加便捷、更有意趣。比如，他发明了明快中文打字机、自来牙刷、自动发牌机和仿琥珀相框。寓所的餐桌也是他设计的，他特意在所有的椅背上设计一个古体的“凤”字，以此表达对夫人廖翠凤的爱，有人调侃这椅背上的“凤”字就是他家的家徽。林先生如果听到类似的调侃，想必会笑，毕竟他是第一位将humor译成“幽默”的人，且长期倡导幽默文学。
除了看重生命的享受、旅行的享受、文化的享受以及享受大自然，他还很重视生活的享受，他说，“我很需要一个好床垫，这么一来，我就和任何人都完全平等了。”他在《安卧眠床》一节中写到，“我也觉得蜷腿睡在床上，是人生最大乐事之一……我深信最适宜的姿势不是平卧床上，而是睡在斜度约在三十度的软木枕头上，两臂或一臂搁在头的后面。用这种姿势，不论哪一个诗人都能写出不朽的佳作，不论哪一个哲学家都能改革人类思想，不论哪一个科学家都有划时代的新发明。”这话过于主观，但于林本人而言，他的不少文学作品、哲学思想和发明设计图确实诞生于床上。他有靠在床上看书的照片，那张旧照上，他床的右侧贴墙放置着一排与床头的木板平齐的书架，如今，故居将贴床的书架换成了一个床头柜和两把椅子，或许是为了集中管理他的藏书。
他在《谈话》一节中写到，“我们只有在知己朋友相遇、肯互相倾吐肺腑时，方能真正地谈天，而谈时各人也是任性坐卧，毫无拘束，一个将两脚高高地搁在桌上，一个坐在窗槛上，一个坐在地板上，将睡椅上的垫子搬下来当褥子用。因为必须在手足都安放在极舒服的位置，全部身体感受舒适时，我们的心地方能安闲舒适，此即前人所谓：‘眼前一笑皆知己，举座全无碍目人’。”无论独处，还是与人相聚，他都十分强调生活的悠闲与舒适。
客厅兼餐厅的墙上挂着几幅字画，有一幅是林先生抄李白的诗《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因为在其幼小的时候，家中东壁上有这首诗，所以在78岁时，念及儿时、思念故乡的他特意抄录了这首诗。据说每每家庭聚会时，他的话并不多，但只要开口，必定是纯正的闽南语，对于少小离家老大未回的人而言，方言是最便捷、最可靠的乡愁。
餐桌一旁挂着林先生自题斋名“有不为斋”，他在文章中曾写到，“黄昏时候，工作完，饭罢，既吃西瓜，一人坐在阳台上独自乘凉，口衔烟斗，若吃烟，若不吃烟。看前山慢慢沉入夜色的朦胧里，下面天母灯光闪烁，清风徐来，若有所思，若无所思。不亦快哉！”有所为，有所不为;若吃烟，若不吃烟;若有所思，若无所思……不难看出，他的生活很艺术，还很哲学。
故居的经营方挺聪明，他们在原有的客餐厅里辟出一个餐厅，就以“有不为斋”名之。餐厅对外开放，有十多款手沖咖啡，有几款茶，还有猪脚、排骨等简餐，人们可以在室内用餐，也可以移步阳台。倘置身阳台，尤其是黄昏的时候，你便可以像林先生一样，看观音山的日落，继而看台北的夜景。林先生太会选地方了，择阳明山山腰而居，在地理上，他远离了闹市的喧嚣，在视觉上，他仍能遥望台北的都市生活。
后院里植有一排松树，还有几株南方特有的树，院外则是一小片蕉田，附近的农人在此种植香蕉。林先生在香港病逝，但遵其遗嘱，他被安葬在阳明山寓所的后院。墓很简约，墓前放着花草、几粒花生和一杯咖啡。可惜我不吸烟，否则会立即掏出一支点好置于墓前。做不成“烟友”的我只好以“文友”的名义向其鞠躬。
值得一提的是，故居的史料特藏室暨阅读研讨室经常举办“有不为斋书院讲座”、学术研讨等活动，且对外租用。看得出来，他们是在秉承“生活的艺术”的理念，并让其成为一种活态的、真实的、日常的生活。
有人因为林氏晚年与南洋大学的纷争，斥责其人文分裂、晚节不保，我以为，纵观其82岁的人生以及作品，其晚年所谓的“劣迹”瑕不掩瑜。
他在阳明山寓所生活的这一时期，是其践行“生活的艺术”最直接、最纯粹的时期。在“有不为斋”，我点了壶迷迭香，随着那淡淡的清香，安静地体味着生活的艺术和艺术的生活。一旁的外国老人与同行的中国友人在聊林先生，我英文不好，听不太懂，但从他手持的英文版的《生活的艺术》以及谈天时的表情，能够看出其对林先生的崇敬。走出“有不为斋”，我再次从墓旁经过，短暂“告别”后，便离开了故居。
搭乘巴士，往山上走，下车后，我只是匆匆看了一眼，便等回程车下山了，再次路过林语堂故居时，故居的内门已经关了，仿佛主人正靠在床上，借着一盏昏黄的灯读着写着。为何不深入、细看阳明山，因为我觉得，来阳明山，看看林先生，看看这位阳明山上的生活家足矣。
（选自《长白山周刊》2018年19期）
食毕，本可在周边转转海鲜、水果市场，但海鲜、水果再怎么多样，也大同小异，尤其是物流发达的今天，食材的地域性远没过去那么强烈，人们的新鲜感与好奇心也随之弱化。恰巧亲人提议去阳明山逛逛，对啊，除了愚公，谁也搬不走山，要领略山的气息，看照片和视频是徒劳的，最好还是老老实实地走近它。
查询路线时，发现挺多到阳明山的巴士，都经过永福（林语堂故居站）站，于我而言，“林语堂”一出现，阳明山就变得可有可无了。但还是得先说说阳明山，毕竟林语堂故居坐落在阳明山山腰。阳明山，原名草山，蒋中正因敬重王阳明将之易名，多亏易名，草山太平庸了，就像称海为盐海似的。
提起林先生，即刻想起的便是《生活的艺术》，巧的很，就在来台湾前，我刚刚买了本新版的《生活的艺术》。回想起上午在水产店用餐的场景，更觉有缘，“立吞”不也是一种生活的艺术吗？
从山脚到林先生的住处，坐车只要十分钟。当地的巴士下车需提前按铃，由于对路况陌生，当我看到永福的站牌时，车已经过去了，只能在下一站下车。我沿着山这一侧往回走，越走越感到坐错站的必要乃至妙处，去大师的家，坐车坐到门口也太不礼貌了，这一站路倒是给了我用脚丈量的机会，多少还伴着些朝圣的意味。
永福，到底是此地的旧称，还是林先生迁居后的易名，似乎不太重要了，重要的是，倘热爱文化的人能够在此停留，自是一种福气，即便终究要离去，这种福气也多会永驻心间。
走进这座由林先生亲自设计的故居（建于1966年），我最大的感受便是中西合璧。林先生用英文创作了《生活的艺术》《京华烟云》等，并将孔孟老庄的哲学、陶渊明、李白、苏东坡、曹雪芹等人的作品译介到海外，还于1972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了《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恰是在阳明山居住时编纂），他的文学作品、翻译作品是中西合璧的。在他的书房，有两大排书架，一排是中文书籍，另一排是外文书籍。在饮食上，他兼食中西餐，喝茶也喝咖啡，饮黄酒也饮啤酒，但酒量不大，用他的话讲，“我的酒量不过绍兴三杯，有时只喝了一杯啤酒便会觉得头脑昏昏然。”故居的建筑也不例外，窗户、拱门、廊柱是西式的，蓝色的琉璃瓦、中庭一角的盆景以及四合院的结构则是中式的。
“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有副对联如此形容林先生，其实何止是文章与文化，他的语言、饮食、寓所以及生活习惯，都是中西合璧的。
多数书籍、报刊会将林先生定位成语言学家、文学家和哲学家，我则更愿意称之为生活家，因为语言学家、文学家、哲学家有很多，生活家是稀缺的，尤其是像他这样将“生活的艺术”践行得淋漓尽致的生活家。
他发明过很多东西，发明的目的并非申请专利、批量生产，而是为了让生活更加便捷、更有意趣。比如，他发明了明快中文打字机、自来牙刷、自动发牌机和仿琥珀相框。寓所的餐桌也是他设计的，他特意在所有的椅背上设计一个古体的“凤”字，以此表达对夫人廖翠凤的爱，有人调侃这椅背上的“凤”字就是他家的家徽。林先生如果听到类似的调侃，想必会笑，毕竟他是第一位将humor译成“幽默”的人，且长期倡导幽默文学。
除了看重生命的享受、旅行的享受、文化的享受以及享受大自然，他还很重视生活的享受，他说，“我很需要一个好床垫，这么一来，我就和任何人都完全平等了。”他在《安卧眠床》一节中写到，“我也觉得蜷腿睡在床上，是人生最大乐事之一……我深信最适宜的姿势不是平卧床上，而是睡在斜度约在三十度的软木枕头上，两臂或一臂搁在头的后面。用这种姿势，不论哪一个诗人都能写出不朽的佳作，不论哪一个哲学家都能改革人类思想，不论哪一个科学家都有划时代的新发明。”这话过于主观，但于林本人而言，他的不少文学作品、哲学思想和发明设计图确实诞生于床上。他有靠在床上看书的照片，那张旧照上，他床的右侧贴墙放置着一排与床头的木板平齐的书架，如今，故居将贴床的书架换成了一个床头柜和两把椅子，或许是为了集中管理他的藏书。
他在《谈话》一节中写到，“我们只有在知己朋友相遇、肯互相倾吐肺腑时，方能真正地谈天，而谈时各人也是任性坐卧，毫无拘束，一个将两脚高高地搁在桌上，一个坐在窗槛上，一个坐在地板上，将睡椅上的垫子搬下来当褥子用。因为必须在手足都安放在极舒服的位置，全部身体感受舒适时，我们的心地方能安闲舒适，此即前人所谓：‘眼前一笑皆知己，举座全无碍目人’。”无论独处，还是与人相聚，他都十分强调生活的悠闲与舒适。
客厅兼餐厅的墙上挂着几幅字画，有一幅是林先生抄李白的诗《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因为在其幼小的时候，家中东壁上有这首诗，所以在78岁时，念及儿时、思念故乡的他特意抄录了这首诗。据说每每家庭聚会时，他的话并不多，但只要开口，必定是纯正的闽南语，对于少小离家老大未回的人而言，方言是最便捷、最可靠的乡愁。
餐桌一旁挂着林先生自题斋名“有不为斋”，他在文章中曾写到，“黄昏时候，工作完，饭罢，既吃西瓜，一人坐在阳台上独自乘凉，口衔烟斗，若吃烟，若不吃烟。看前山慢慢沉入夜色的朦胧里，下面天母灯光闪烁，清风徐来，若有所思，若无所思。不亦快哉！”有所为，有所不为;若吃烟，若不吃烟;若有所思，若无所思……不难看出，他的生活很艺术，还很哲学。
故居的经营方挺聪明，他们在原有的客餐厅里辟出一个餐厅，就以“有不为斋”名之。餐厅对外开放，有十多款手沖咖啡，有几款茶，还有猪脚、排骨等简餐，人们可以在室内用餐，也可以移步阳台。倘置身阳台，尤其是黄昏的时候，你便可以像林先生一样，看观音山的日落，继而看台北的夜景。林先生太会选地方了，择阳明山山腰而居，在地理上，他远离了闹市的喧嚣，在视觉上，他仍能遥望台北的都市生活。
后院里植有一排松树，还有几株南方特有的树，院外则是一小片蕉田，附近的农人在此种植香蕉。林先生在香港病逝，但遵其遗嘱，他被安葬在阳明山寓所的后院。墓很简约，墓前放着花草、几粒花生和一杯咖啡。可惜我不吸烟，否则会立即掏出一支点好置于墓前。做不成“烟友”的我只好以“文友”的名义向其鞠躬。
值得一提的是，故居的史料特藏室暨阅读研讨室经常举办“有不为斋书院讲座”、学术研讨等活动，且对外租用。看得出来，他们是在秉承“生活的艺术”的理念，并让其成为一种活态的、真实的、日常的生活。
有人因为林氏晚年与南洋大学的纷争，斥责其人文分裂、晚节不保，我以为，纵观其82岁的人生以及作品，其晚年所谓的“劣迹”瑕不掩瑜。
他在阳明山寓所生活的这一时期，是其践行“生活的艺术”最直接、最纯粹的时期。在“有不为斋”，我点了壶迷迭香，随着那淡淡的清香，安静地体味着生活的艺术和艺术的生活。一旁的外国老人与同行的中国友人在聊林先生，我英文不好，听不太懂，但从他手持的英文版的《生活的艺术》以及谈天时的表情，能够看出其对林先生的崇敬。走出“有不为斋”，我再次从墓旁经过，短暂“告别”后，便离开了故居。
搭乘巴士，往山上走，下车后，我只是匆匆看了一眼，便等回程车下山了，再次路过林语堂故居时，故居的内门已经关了，仿佛主人正靠在床上，借着一盏昏黄的灯读着写着。为何不深入、细看阳明山，因为我觉得，来阳明山，看看林先生，看看这位阳明山上的生活家足矣。
（选自《长白山周刊》2018年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