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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测度京津冀产业协同水平并梳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实现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现实路径。测度结果表明，京津冀产业协同水平呈现经济重心向京津聚集、产业结构相似性高、政府过度干预、北京市优势地位突出等四个问题。实现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五大路径是加快产业协同发展战略的布局和实施，确立和加快市场化一体化为导向的自贸区改革，聚焦推动一批共建产业园区加快发展，发展飞地经济新模式，加快发展多层次、多元化的资本市场。
关键词：产业协同;京津冀;水平测度;实现路径
中图分类号：F124.3;F299.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1）20-0015-07
引言
产业协同是区域协同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高质量协同的关键环节，对于增强区域竞争力，实现区域高水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产业协同在区域之间的匹配协调广度和前后衔接深度决定着区域协同的进程。京津冀协同发展在于扭住北京市非首都功能疏解这个“牛鼻子”，而经济功能纾解则是北京市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中之重，关键环节则是非首都核心功能定位的产业进行空间上的转移。当前北京市非首都功能疏解处于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推进阶段，产业转移作为引致要素和资源流动的“指挥棒”，能够有效倒逼体制机制创新，促进社会经济功能的有效缓解。通过对京津冀产业协同现状的剖析，并据此检测京津冀地区产业协同水平，能够全面和完整把握京津冀区域产业协同水平和动态掌控产业协同进程，推动协同程度不断深化。
一、京津冀产业协同的水平测度
（一）经济重心向京津聚集
“人口分布重心”的概念是1874年由美国学者FrancisAmasaWalker提出的，定义为：假设一个地区的每个居民的重量相等，则在全部平面内力矩达到平衡的一点即为人口分布重心。其计算公式为：
在公式（1）中，XP和YP是区域人口分布重心的坐标，n是组成区域的行政区或统计区的数目，Pi是这些行政区或统计区的人口。由此可以得到2000—2015年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人口分布重心。2000—2015年，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的人口分布重心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向东北方向偏移的趋势：2000年，人口分布重心在定州市号头庄乡梁家营村附近（河北省保定市）;2015年，人口分布重心大致在定州市大辛庄镇泉邱一村附近（河北省保定市）。东北方向相对于其他区域而言对于人口的吸引能力更强，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京津两地的经济集聚能力强于河北省。
在以上公式中，将人口数用地区生产总值予以替代，类似可以得到该地区的经济分布重心，其计算公式为，
2000—2015年，经济分布重心存在一定的波动，但总体上仍然保持向东北方向偏移的趋势：2000年经济分布重心在南市区焦庄乡畢庄村（河北省保定市）附近;2015年，经济分布重心移动到安新县安州镇膳马庙村（河北省保定市）附近。
总体而言，人口、经济分布重心向东北方向偏移，反映出京津两地强大的“虹吸效应”，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河北省尚未形成抵御京津两地经济吸引的“反磁力中心”。
（二）产业结构相似性较高
相似系数是用来测度几个区域之间产业结构相似性程度的指标，其表达式如下：
在公式（3）中，Xik和Xjk分别表示区域i和区域j部门在其产业结构中的比例，并且s表示两个地区产业结构的相似系数。如果s=1，两个区域的产业结构是一致的;如果s=0，两个区域的产业结构是完全不同的。通常s的取值范围为0—1，s越大，产业结构越相似;s越小，产业结构差异性越大。下文对京津冀地级以上城市进行测度，涉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划分的19个行业。
京津冀的产业同构现象比较明显。北京市在首都“四个中心”定位下，产业发展的特殊性较强;而产业同构现象在天津市和河北省之间则表现得相对普遍，尤其是在河北省内部不同地级市之间，产业同构的现象较为显著。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共有13个城市，而河北省的地级市与9个城市以上有产业同构的现象，而尤为严重的是，甚至出现了石家庄市和秦皇岛市与12个城市产业同构的突出现象。产业同构加剧，会导致类似产业形成高强度竞争关系，对于原材料、各种投入要素和市场都会形成激烈竞争，会引起在统一发展水平下的不同城市通过提升贸易壁垒的方式进行不正当竞争，从而削弱地区的产业竞争力，形成“保护落后”的市场划分现象，不利于地区经济的长远发展。
区位商（Location Quotient，LQ）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中的各行业的相对空间集中度、衡量一个地区是否具有出口导向的重要指标。LQ是指区域i产业就业份额j与j产业占全国就业份额的比例。公式如下：
式中，Eij是指i地区j产业的从业人数，Ei是指i地区的总从业人，Eki指全国j产业的总从业人数，指全国的总从业人数。当LQ>1时，意味着i地区j产业的供给能力大于区域需求能力，表明该产业可以出口到国外，因而可认定为优势产业;当LQ=1时，意味着i地区j产业的供给能力刚好等于本地区的需求能力，表示该产业既不需要进口也不能出口;当LQ<1时，意味着i地区j产业的供给能力小于本地区的需求能力，表示该产业为了满足区域内部的需求还需要从区域外进口，因而可认定为劣势产业。
2010年北京和天津两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存在较为激烈的竞争。北京市与天津市在竞争优势上各有胜负，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方面，天津市的优势更明显，而汽车制造业则北京市具有微弱优势。因为河北省的发展水平不及北京市和天津市，产业发展阶段还停留在重工业方面，所以，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是河北省的优势产业，优势产业的发展阶段明显滞后于京津两市。
与2010年相比，2017年京津冀三地间的产业竞争问题则进一步加剧。一是河北省和天津市形成新的竞争关系。河北省在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产业上仍具有绝对优势地位，但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产业也成为了天津市的优势产业，两者之间形成了竞争关系，而这种现象在2010年还并不存在。二是北京市的优势产业地位进一步增强，但是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方面优势仍弱于天津市。三是天津市的汽车制造业优势地位出现了下降，被北京市拉开了差距。总体而言，2010—2017年京津冀的产业竞争关系仍旧突出，尚未形成合理高效的产业分工协作关系，同时产业优势出现了转变。 （三）政府过度干预更加明显
黄志基、贺灿飞认为，地方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是观察地方政府对市场干预能力的一个较好指标。为了便于比较，以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作为参照系，探察京津冀的政府干预能力。从2000—2015年，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地方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增加了95.18%、69.38%和82.09%，也就是说，京津冀地方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绝对高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同等水平的城市群。因此，有理由认为京津冀政府对市场的扰动作用过强。
图3中，京津冀区域覆盖了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的整个区域，长江三角洲覆盖了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和安徽省4个省市，珠江三角洲覆盖了广东省的整个区域。由此，根据以上8省市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整理得出图3。
（四）北京市优势地位较突出
从区位熵角度来看，信息传递、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是北京市的主导产业，而这离不开北京市雄厚的智力资源。数量庞大的、质量顶尖的高校及科研院所每年毕业的人数众多且素质较高的STEM人才支撑起了北京市发展信息传递、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绝对优势。同时有赖于中关村产业园等一大批产业园区和孵化基地，以及对科研的高额度投入，使得北京市在京津冀乃至全国的高科技行业发展独树一帜，成为了京津冀三地的引擎。为了进一步阐述北京市得天独厚的优势地位，采用城市流强度这一经济联系指标进行测度。
城市流强度可用公式F=N*E表示，其中F表示城市流强度;N表示城市功能效益，即城市外向功能量指标;E表示外向功能，主要取决于产业从业人员的区位商。在一个行业里，选择城市工业从业人员数量作为指标，i城市j工业从业人员的区位商为：
上式中，Qij表示i城市j产业的从业人员数量;Qi表示i城市从业人员总数量;Qj为全国j产业的从业人员数量;Q为全国从业人员总数量。若LQij<1，则表示i城市j产业不存在外向功能，也就是说，Eij=0;若LQij>1，则i城市j部门存在外向功能，此时Eij为：
上述公式中，Ki表示i城市外向功能量占总功能量的比重，反映了i城市总功能量的外向程度，即城市流倾向度。
北京市的外向功能量（Ei）和城市流强度（Fi）始终居于京津冀的绝对首位，而且远远超过其后的城市。这主要是由“四个中心”的城市功能定位所决定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北京市在京津冀城市群中的绝对优势地位。
二、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实现路径
（一）利用雄安契机，全面加快推进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战略的布局和实施
雄安新区建设作为国家区域重大战略，不仅肩负着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使命，同时也是加快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重要突破口。雄安新区七项重点发展任务，就是要准确识别当前困扰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战略全面推进的“瓶颈”问题，并抓住进一步推进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战略的“牛鼻子”关键点。具体的实施路径有三条：一是雄安新区成为北京市高端要素和产业融合发展的首选地。充分依托北京市人才、金融与科技要素资源雄厚的巨大优势，利用北京科研院所云集、企业总部汇集、科技研发企业聚集的综合优势，围绕北京市构建“高精尖”产业体系的诉求，从价值链、创新链、产业链协同的角度进行协同分工，成为京津冀区域的应用创新产业创新中心、中国建设创新型现代化国家的心脏地带之一。二是雄安新区成为天津市中高端要素和产业协同发展的“大引擎”。综合考虑天津市的优势产业和其在京津冀中独特的地理区位，充分利用好天津滨海新区和天津自贸区的制度优势及高水平开放红利，以市场一体化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為依托，打造天津市和雄安新区高水平高质量协同互动的发展格局。三是雄安新区成为带动河北省体制机制转变和营商环境提升的“加速器”。河北省与北京市、天津市的发展阶段与产业高度有落差是不争的事实，地理距离的接近却并没有让河北省享受到京津的溢出效应，根本原因是发展阶段落差导致的体制机制问题。因此，作为坐落在河北境内的雄安新区要发挥好示范效应，通过近距离展示高效便捷的行政效能，灵活创新的体制机制等方面，加速河北省的体制机制改革和营商环境的改善，从而弥补河北省的制度落差，创造高端要素外溢的条件。
（二）推进“先行区”全面建设，确立和加快市场化一体化为导向的自贸区改革
以京津冀地区市场一体化改革为突破口，加速体制机制障碍性改革进程，加快建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真正落实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一是加快建立健全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加强对阻碍京津冀地区创新创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不合法的垄断协议和竞争行为的研究和处理。二是积极运用市场准入强制机制，完善生产环节和市场准入的有关标准，率先形成统一、权威、公开、透明的京津冀地区市场准入标准体系。三是消除制约新技术、新产品、新商业模式发展的不合理准入壁垒，加快产品市场一体化建设。四是加快京津冀要素市场一体化建设，创造京津冀人才、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破除阻拦要素合理顺畅流动的障碍，更好激发京津冀地区创新驱动发展的动力。五是建立和推广京津冀地区知识产权法院巡回审理制度，加强知识产权综合保护服务体系，加快知识产权保护步伐。创新和改革行政执法、司法审判、仲裁规制等多渠道保护模式。
（三）以重点产业承接平台为重点，聚焦推动一批共建产业园区加快发展
合作共建产业园区为重点的发展模式，是促进产业分工体系建立的重要方式。目前，京津冀明确提出了“2+4+N”重点产业承接转移平台。下一步要聚集各方力量，形成产业园区共建共享的模式。
首先，要加强承接平台的统筹规划和差异化管理。由于承接平台众多、布局分散、定位趋同、配套不足等原因，承接平台还存在着一定的同质化竞争现象。为此，津冀两地政府亟须为有序承接北京市转移产业做好顶层设计，通过顶层设计、统筹协调、分类指导、监督落实，有序承接北京企业和功能转移。 其次，要引导市场力量，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一批产业园区合作共建新模式。比如，科技成果研发-转化-应用的梯次合作模式、总部-制造基地模式、与北京中关村园区等功能区合作共建模式、北京企业和津冀企业通过股份合作建设模式等等。以科技成果研发-转化-应用的梯次合作模式为例，利用北京市丰富的高校、科研院所、实验室和技术创新中心等创新载体资源，促进技术成果在河北省和天津市转化应用。
最后，要建立京津冀重点产业承接平台财税共享和产值分计等配套政策机制。深化研究重点承接平台的利益分享机制。以税收分享机制为例，聚焦税收分享机制，制定疏解和承接项目认定细则。探索设立京津冀税收协调机构，制定三地税收分享基本政策，推进三地税收政策的试点和推广，监督三地税收协同政策落实，协调三地重大税收争议，推进京津冀税收协调立法。设立税收分享缓冲期，京津冀涉及大量产业转移，为了保护原产业所在地政府既得财力不受大幅影响，就需要给政府转型预留过渡期。完善园区合作税收分享政策，推广中关村海淀园秦皇岛分园经验，鼓励企业税收地方留成部分可由河北省与北京市园区进行分成。
（四）加快“飞地”经济为支点，全面达成京津冀产业融合联动状态
近年来，京津冀三地政府不断与国家有关部委合作制定协调发展规划，对经济协调和产业继承提出意见和建议，并签订多领域合作协议。总体而言，京津冀地区将依托工业园区合作项目，重点发展曹妃甸公园、机场经济合作区、天津滨海新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张家口城市生态经济区等项目，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就具体项目而言，河北省许多城市抓住了协调发展的机遇，张家口云计算产业基地、沧州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等一批项目已经启动或签约，吉宝鼎四方基地、廊坊雕刻科技基地等一批项目已建成投产。
在许多合作规划区，以“共建、共管、共享”为基础的“飞地经济”已成为京津冀地区突破体制机制桎梏，加快区域产业转移的重要探索。一批“北京花园”和“天津花园”被列入三地县、区、直辖市规划，有力地促进了技术、人才、资金、项目的流动。国家协调发展战略推动了“飞地经济”的创建，企业不仅可以利用“北京企业”的品牌效应在“飞地”建厂，而且可以利用天津、河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帮助大批北京企业突破发展瓶颈。在区域产业布局上，要明确增强北京作为知识与技术创新源泉的地位。加强天津市产业创新和R&D转化基地的作用，构建河北省先进生产制造战略支撑区，建设中国现代工业系统京津冀先锋区。
（五）加快发展多层次、多元化的资本市场，促进京津冀联动
积极构建京津冀地区统一的多层次、多元化的资本市场，支持扩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制度（“新三板”）和北京地区股票市场的发展，促进优先股、资产证券化、私人债务等金融产品面向实体经济部门的发展。推进京津冀地区网络金融创新中心建设，加强统一金融风险监管体系建设。逐步完善和加强社会资本筹集机制，鼓励京津冀地区率先发展“群众外包、群众外包、群众外包、公众支持”的融资模式，稳步推进国内两大证券交易所技术创新型企业上市。加快建设京津冀地区国家科技金融创新中心，逐步完善创新型风险投资引导机制，通过政府股权投资等市场化投资，引导中小企业创新型社会资本投资初期、中期、后期高新技术产业。通过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构建以政府资金为导向的新型投融资体系。针对京津冀地区产业转移和传统制造业升级的任务，建议三省政府通过引入民间资本投资设立新型政府股权型产业发展基金，鼓励市场化和专业化经营机构按照一定的比例投资。特别要鼓励京津冀地区各级政府根据产业对接和产业链分工体系的协同发展任务，建立新型政府股权型产业发展基金。
参考文献：
[1] 于鹏，周莹.地方政府在京津冀产业集聚中的角色分析[J].人民论坛，2015，（11）：220-222.
[2] 周国富，张佳伟.FDI影响产业集聚形成和发展的实证分析——以京津冀地区为例[J].渤海经济 望，2009，（12）：20-22.
[3] 未江涛.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比较研究——基于行业层面的分析[J].现代商贸工业，2014，26（22）：11-12.
[4] 刘显杰.天津市工业产业聚集水平的实证分析[D].天津：天津财经大学，2015.
[5] 刘宏曼，郎郸妮.京津冀协同背景下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分析[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6，37（4）：104-109.
[6] 张辉，黄泽华.北京市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高度[J].北京社会科学，2009，（3）：4-9.
[7] 张辉，王晓霞.北京市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J].经济科学，2009，（4）：53-61.
[8] 金田林，李江龙，李天炀.北京都市圈空间功能分工的分布特征与演进趋势[J].商业经济研究，2020，（9）：154-158.
[9] 于重阳，常野，金田林.京津冀协同发展对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的影响分析[J].未来与发展，2017，41（11）：85-91.
[10] 張佳峰.京津冀协同发展水平评价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20，（25）：54-55.
[11] 王德利，许静，高璇.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思路与对策[J].经济研究导刊，2019，（9）：53-54.
[12] 张炜熙，杜元元，沈浩鹏.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9，（2）：41-42.
Abstract： By measuring the level of Industrial Synergy in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and sorting out the existing problem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ractical path to realiz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eijing Tianjin Hebei industr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dustrial Synergy level of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presents four main problems： the economic center of gravity converges to Beijing and Tianjin， the similarity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high， the excessiv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Beijing’s dominant position is prominent. There are five ways to realiz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eijing Tianjin Hebei industry： to speed up the layout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Beijing Tianjin Hebei industry; to establish and speed up the reform of the free trade zone guided by market integration; to focus o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number of jointly built industrial parks; to develop a new mode of enclave economy; and to speed up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level and diversified capital markets.
Key words： industrial collaboration; Beijing-Tianjin-Hebei; level measurement; realization path
[责任编辑 张宇霞]
关键词：产业协同;京津冀;水平测度;实现路径
中图分类号：F124.3;F299.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1）20-0015-07
引言
产业协同是区域协同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高质量协同的关键环节，对于增强区域竞争力，实现区域高水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产业协同在区域之间的匹配协调广度和前后衔接深度决定着区域协同的进程。京津冀协同发展在于扭住北京市非首都功能疏解这个“牛鼻子”，而经济功能纾解则是北京市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中之重，关键环节则是非首都核心功能定位的产业进行空间上的转移。当前北京市非首都功能疏解处于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推进阶段，产业转移作为引致要素和资源流动的“指挥棒”，能够有效倒逼体制机制创新，促进社会经济功能的有效缓解。通过对京津冀产业协同现状的剖析，并据此检测京津冀地区产业协同水平，能够全面和完整把握京津冀区域产业协同水平和动态掌控产业协同进程，推动协同程度不断深化。
一、京津冀产业协同的水平测度
（一）经济重心向京津聚集
“人口分布重心”的概念是1874年由美国学者FrancisAmasaWalker提出的，定义为：假设一个地区的每个居民的重量相等，则在全部平面内力矩达到平衡的一点即为人口分布重心。其计算公式为：
在公式（1）中，XP和YP是区域人口分布重心的坐标，n是组成区域的行政区或统计区的数目，Pi是这些行政区或统计区的人口。由此可以得到2000—2015年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人口分布重心。2000—2015年，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的人口分布重心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向东北方向偏移的趋势：2000年，人口分布重心在定州市号头庄乡梁家营村附近（河北省保定市）;2015年，人口分布重心大致在定州市大辛庄镇泉邱一村附近（河北省保定市）。东北方向相对于其他区域而言对于人口的吸引能力更强，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京津两地的经济集聚能力强于河北省。
在以上公式中，将人口数用地区生产总值予以替代，类似可以得到该地区的经济分布重心，其计算公式为，
2000—2015年，经济分布重心存在一定的波动，但总体上仍然保持向东北方向偏移的趋势：2000年经济分布重心在南市区焦庄乡畢庄村（河北省保定市）附近;2015年，经济分布重心移动到安新县安州镇膳马庙村（河北省保定市）附近。
总体而言，人口、经济分布重心向东北方向偏移，反映出京津两地强大的“虹吸效应”，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河北省尚未形成抵御京津两地经济吸引的“反磁力中心”。
（二）产业结构相似性较高
相似系数是用来测度几个区域之间产业结构相似性程度的指标，其表达式如下：
在公式（3）中，Xik和Xjk分别表示区域i和区域j部门在其产业结构中的比例，并且s表示两个地区产业结构的相似系数。如果s=1，两个区域的产业结构是一致的;如果s=0，两个区域的产业结构是完全不同的。通常s的取值范围为0—1，s越大，产业结构越相似;s越小，产业结构差异性越大。下文对京津冀地级以上城市进行测度，涉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划分的19个行业。
京津冀的产业同构现象比较明显。北京市在首都“四个中心”定位下，产业发展的特殊性较强;而产业同构现象在天津市和河北省之间则表现得相对普遍，尤其是在河北省内部不同地级市之间，产业同构的现象较为显著。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共有13个城市，而河北省的地级市与9个城市以上有产业同构的现象，而尤为严重的是，甚至出现了石家庄市和秦皇岛市与12个城市产业同构的突出现象。产业同构加剧，会导致类似产业形成高强度竞争关系，对于原材料、各种投入要素和市场都会形成激烈竞争，会引起在统一发展水平下的不同城市通过提升贸易壁垒的方式进行不正当竞争，从而削弱地区的产业竞争力，形成“保护落后”的市场划分现象，不利于地区经济的长远发展。
区位商（Location Quotient，LQ）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中的各行业的相对空间集中度、衡量一个地区是否具有出口导向的重要指标。LQ是指区域i产业就业份额j与j产业占全国就业份额的比例。公式如下：
式中，Eij是指i地区j产业的从业人数，Ei是指i地区的总从业人，Eki指全国j产业的总从业人数，指全国的总从业人数。当LQ>1时，意味着i地区j产业的供给能力大于区域需求能力，表明该产业可以出口到国外，因而可认定为优势产业;当LQ=1时，意味着i地区j产业的供给能力刚好等于本地区的需求能力，表示该产业既不需要进口也不能出口;当LQ<1时，意味着i地区j产业的供给能力小于本地区的需求能力，表示该产业为了满足区域内部的需求还需要从区域外进口，因而可认定为劣势产业。
2010年北京和天津两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存在较为激烈的竞争。北京市与天津市在竞争优势上各有胜负，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方面，天津市的优势更明显，而汽车制造业则北京市具有微弱优势。因为河北省的发展水平不及北京市和天津市，产业发展阶段还停留在重工业方面，所以，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是河北省的优势产业，优势产业的发展阶段明显滞后于京津两市。
与2010年相比，2017年京津冀三地间的产业竞争问题则进一步加剧。一是河北省和天津市形成新的竞争关系。河北省在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产业上仍具有绝对优势地位，但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产业也成为了天津市的优势产业，两者之间形成了竞争关系，而这种现象在2010年还并不存在。二是北京市的优势产业地位进一步增强，但是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方面优势仍弱于天津市。三是天津市的汽车制造业优势地位出现了下降，被北京市拉开了差距。总体而言，2010—2017年京津冀的产业竞争关系仍旧突出，尚未形成合理高效的产业分工协作关系，同时产业优势出现了转变。 （三）政府过度干预更加明显
黄志基、贺灿飞认为，地方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是观察地方政府对市场干预能力的一个较好指标。为了便于比较，以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作为参照系，探察京津冀的政府干预能力。从2000—2015年，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地方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增加了95.18%、69.38%和82.09%，也就是说，京津冀地方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绝对高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同等水平的城市群。因此，有理由认为京津冀政府对市场的扰动作用过强。
图3中，京津冀区域覆盖了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的整个区域，长江三角洲覆盖了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和安徽省4个省市，珠江三角洲覆盖了广东省的整个区域。由此，根据以上8省市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整理得出图3。
（四）北京市优势地位较突出
从区位熵角度来看，信息传递、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是北京市的主导产业，而这离不开北京市雄厚的智力资源。数量庞大的、质量顶尖的高校及科研院所每年毕业的人数众多且素质较高的STEM人才支撑起了北京市发展信息传递、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绝对优势。同时有赖于中关村产业园等一大批产业园区和孵化基地，以及对科研的高额度投入，使得北京市在京津冀乃至全国的高科技行业发展独树一帜，成为了京津冀三地的引擎。为了进一步阐述北京市得天独厚的优势地位，采用城市流强度这一经济联系指标进行测度。
城市流强度可用公式F=N*E表示，其中F表示城市流强度;N表示城市功能效益，即城市外向功能量指标;E表示外向功能，主要取决于产业从业人员的区位商。在一个行业里，选择城市工业从业人员数量作为指标，i城市j工业从业人员的区位商为：
上式中，Qij表示i城市j产业的从业人员数量;Qi表示i城市从业人员总数量;Qj为全国j产业的从业人员数量;Q为全国从业人员总数量。若LQij<1，则表示i城市j产业不存在外向功能，也就是说，Eij=0;若LQij>1，则i城市j部门存在外向功能，此时Eij为：
上述公式中，Ki表示i城市外向功能量占总功能量的比重，反映了i城市总功能量的外向程度，即城市流倾向度。
北京市的外向功能量（Ei）和城市流强度（Fi）始终居于京津冀的绝对首位，而且远远超过其后的城市。这主要是由“四个中心”的城市功能定位所决定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北京市在京津冀城市群中的绝对优势地位。
二、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实现路径
（一）利用雄安契机，全面加快推进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战略的布局和实施
雄安新区建设作为国家区域重大战略，不仅肩负着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使命，同时也是加快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重要突破口。雄安新区七项重点发展任务，就是要准确识别当前困扰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战略全面推进的“瓶颈”问题，并抓住进一步推进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战略的“牛鼻子”关键点。具体的实施路径有三条：一是雄安新区成为北京市高端要素和产业融合发展的首选地。充分依托北京市人才、金融与科技要素资源雄厚的巨大优势，利用北京科研院所云集、企业总部汇集、科技研发企业聚集的综合优势，围绕北京市构建“高精尖”产业体系的诉求，从价值链、创新链、产业链协同的角度进行协同分工，成为京津冀区域的应用创新产业创新中心、中国建设创新型现代化国家的心脏地带之一。二是雄安新区成为天津市中高端要素和产业协同发展的“大引擎”。综合考虑天津市的优势产业和其在京津冀中独特的地理区位，充分利用好天津滨海新区和天津自贸区的制度优势及高水平开放红利，以市场一体化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為依托，打造天津市和雄安新区高水平高质量协同互动的发展格局。三是雄安新区成为带动河北省体制机制转变和营商环境提升的“加速器”。河北省与北京市、天津市的发展阶段与产业高度有落差是不争的事实，地理距离的接近却并没有让河北省享受到京津的溢出效应，根本原因是发展阶段落差导致的体制机制问题。因此，作为坐落在河北境内的雄安新区要发挥好示范效应，通过近距离展示高效便捷的行政效能，灵活创新的体制机制等方面，加速河北省的体制机制改革和营商环境的改善，从而弥补河北省的制度落差，创造高端要素外溢的条件。
（二）推进“先行区”全面建设，确立和加快市场化一体化为导向的自贸区改革
以京津冀地区市场一体化改革为突破口，加速体制机制障碍性改革进程，加快建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真正落实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一是加快建立健全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加强对阻碍京津冀地区创新创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不合法的垄断协议和竞争行为的研究和处理。二是积极运用市场准入强制机制，完善生产环节和市场准入的有关标准，率先形成统一、权威、公开、透明的京津冀地区市场准入标准体系。三是消除制约新技术、新产品、新商业模式发展的不合理准入壁垒，加快产品市场一体化建设。四是加快京津冀要素市场一体化建设，创造京津冀人才、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破除阻拦要素合理顺畅流动的障碍，更好激发京津冀地区创新驱动发展的动力。五是建立和推广京津冀地区知识产权法院巡回审理制度，加强知识产权综合保护服务体系，加快知识产权保护步伐。创新和改革行政执法、司法审判、仲裁规制等多渠道保护模式。
（三）以重点产业承接平台为重点，聚焦推动一批共建产业园区加快发展
合作共建产业园区为重点的发展模式，是促进产业分工体系建立的重要方式。目前，京津冀明确提出了“2+4+N”重点产业承接转移平台。下一步要聚集各方力量，形成产业园区共建共享的模式。
首先，要加强承接平台的统筹规划和差异化管理。由于承接平台众多、布局分散、定位趋同、配套不足等原因，承接平台还存在着一定的同质化竞争现象。为此，津冀两地政府亟须为有序承接北京市转移产业做好顶层设计，通过顶层设计、统筹协调、分类指导、监督落实，有序承接北京企业和功能转移。 其次，要引导市场力量，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一批产业园区合作共建新模式。比如，科技成果研发-转化-应用的梯次合作模式、总部-制造基地模式、与北京中关村园区等功能区合作共建模式、北京企业和津冀企业通过股份合作建设模式等等。以科技成果研发-转化-应用的梯次合作模式为例，利用北京市丰富的高校、科研院所、实验室和技术创新中心等创新载体资源，促进技术成果在河北省和天津市转化应用。
最后，要建立京津冀重点产业承接平台财税共享和产值分计等配套政策机制。深化研究重点承接平台的利益分享机制。以税收分享机制为例，聚焦税收分享机制，制定疏解和承接项目认定细则。探索设立京津冀税收协调机构，制定三地税收分享基本政策，推进三地税收政策的试点和推广，监督三地税收协同政策落实，协调三地重大税收争议，推进京津冀税收协调立法。设立税收分享缓冲期，京津冀涉及大量产业转移，为了保护原产业所在地政府既得财力不受大幅影响，就需要给政府转型预留过渡期。完善园区合作税收分享政策，推广中关村海淀园秦皇岛分园经验，鼓励企业税收地方留成部分可由河北省与北京市园区进行分成。
（四）加快“飞地”经济为支点，全面达成京津冀产业融合联动状态
近年来，京津冀三地政府不断与国家有关部委合作制定协调发展规划，对经济协调和产业继承提出意见和建议，并签订多领域合作协议。总体而言，京津冀地区将依托工业园区合作项目，重点发展曹妃甸公园、机场经济合作区、天津滨海新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张家口城市生态经济区等项目，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就具体项目而言，河北省许多城市抓住了协调发展的机遇，张家口云计算产业基地、沧州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等一批项目已经启动或签约，吉宝鼎四方基地、廊坊雕刻科技基地等一批项目已建成投产。
在许多合作规划区，以“共建、共管、共享”为基础的“飞地经济”已成为京津冀地区突破体制机制桎梏，加快区域产业转移的重要探索。一批“北京花园”和“天津花园”被列入三地县、区、直辖市规划，有力地促进了技术、人才、资金、项目的流动。国家协调发展战略推动了“飞地经济”的创建，企业不仅可以利用“北京企业”的品牌效应在“飞地”建厂，而且可以利用天津、河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帮助大批北京企业突破发展瓶颈。在区域产业布局上，要明确增强北京作为知识与技术创新源泉的地位。加强天津市产业创新和R&D转化基地的作用，构建河北省先进生产制造战略支撑区，建设中国现代工业系统京津冀先锋区。
（五）加快发展多层次、多元化的资本市场，促进京津冀联动
积极构建京津冀地区统一的多层次、多元化的资本市场，支持扩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制度（“新三板”）和北京地区股票市场的发展，促进优先股、资产证券化、私人债务等金融产品面向实体经济部门的发展。推进京津冀地区网络金融创新中心建设，加强统一金融风险监管体系建设。逐步完善和加强社会资本筹集机制，鼓励京津冀地区率先发展“群众外包、群众外包、群众外包、公众支持”的融资模式，稳步推进国内两大证券交易所技术创新型企业上市。加快建设京津冀地区国家科技金融创新中心，逐步完善创新型风险投资引导机制，通过政府股权投资等市场化投资，引导中小企业创新型社会资本投资初期、中期、后期高新技术产业。通过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构建以政府资金为导向的新型投融资体系。针对京津冀地区产业转移和传统制造业升级的任务，建议三省政府通过引入民间资本投资设立新型政府股权型产业发展基金，鼓励市场化和专业化经营机构按照一定的比例投资。特别要鼓励京津冀地区各级政府根据产业对接和产业链分工体系的协同发展任务，建立新型政府股权型产业发展基金。
参考文献：
[1] 于鹏，周莹.地方政府在京津冀产业集聚中的角色分析[J].人民论坛，2015，（11）：220-222.
[2] 周国富，张佳伟.FDI影响产业集聚形成和发展的实证分析——以京津冀地区为例[J].渤海经济 望，2009，（12）：20-22.
[3] 未江涛.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比较研究——基于行业层面的分析[J].现代商贸工业，2014，26（22）：11-12.
[4] 刘显杰.天津市工业产业聚集水平的实证分析[D].天津：天津财经大学，2015.
[5] 刘宏曼，郎郸妮.京津冀协同背景下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分析[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6，37（4）：104-109.
[6] 张辉，黄泽华.北京市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高度[J].北京社会科学，2009，（3）：4-9.
[7] 张辉，王晓霞.北京市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J].经济科学，2009，（4）：53-61.
[8] 金田林，李江龙，李天炀.北京都市圈空间功能分工的分布特征与演进趋势[J].商业经济研究，2020，（9）：154-158.
[9] 于重阳，常野，金田林.京津冀协同发展对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的影响分析[J].未来与发展，2017，41（11）：85-91.
[10] 張佳峰.京津冀协同发展水平评价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20，（25）：54-55.
[11] 王德利，许静，高璇.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思路与对策[J].经济研究导刊，2019，（9）：53-54.
[12] 张炜熙，杜元元，沈浩鹏.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9，（2）：41-42.
Abstract： By measuring the level of Industrial Synergy in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and sorting out the existing problem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ractical path to realiz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eijing Tianjin Hebei industr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dustrial Synergy level of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presents four main problems： the economic center of gravity converges to Beijing and Tianjin， the similarity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high， the excessiv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Beijing’s dominant position is prominent. There are five ways to realiz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eijing Tianjin Hebei industry： to speed up the layout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Beijing Tianjin Hebei industry; to establish and speed up the reform of the free trade zone guided by market integration; to focus o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number of jointly built industrial parks; to develop a new mode of enclave economy; and to speed up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level and diversified capital markets.
Key words： industrial collaboration; Beijing-Tianjin-Hebei; level measurement; realization path
[责任编辑 张宇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