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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四经“停办”之劫
关于北大的历史，最有想象力的一个说法是把北大上溯汉代的太学传统，胡适和冯友兰都曾提出过这一观点，季羡林先生在这一问题虽然表示“吾从众”，可是还是认为从太学算起的说法“既合情，又合理”。北大历史难讲，难就难在一开始就讲不清。
不过，北大校方从来不担心自己在世界大学之林中年纪太小，不但不承认太学传统，就连有直接渊源的同文馆也都排除在外。之所以选定戊戌年“大学堂”的创立作为自己历史的开端，其中暗含了北大的自我定位：与其成为历代太学的正宗传人，不如扮演引进西学的开路先锋(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
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到2008年的北京大学，整整110周年，这样一个时间，一个家族可以繁衍4代，一个学校，同样有自己的繁衍发展：如果按照时期划分的话，抗战之前处于沙滩红楼的老北大是个白胡子的老爷爷，属于第一代，资历深，威望高；抗战期间的南迁昆明的西南联大和抗战之后复员一直到1952年的北大同属于第二代，西南联大是不幸而夭折的天才，复员之后一直在红楼延续到1952年的北大则是小弟弟，或许是没有经历太多历史的“风雨”，小弟弟最终也没有见到多少历史的“彩虹”；1952年，北大从沙滩红楼西移到西郊燕园，从此北大告别了令人神往的马神庙，一直到了今天。这一段，按辈分排，算是第三代。
本文不打算对北大的历史作全景式的扫描，而是想在其110年的历史中，选取几个时间点来逐一探视。
创办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的产物。这座“紧挨着皇宫的大学”一开始并非一帆风顺，也没有像后来有些人认为的那样，一开始就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据重要的位置。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蔡元培出长北大之后。经历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关于北大的叙述，才有了更多关于民族国家的想象。
京师大学堂创建之初，取代的是国子监。从这一点上来说，胡适和冯友兰的说法并非毫无理由。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大学堂这所新学校里面弥漫了许多旧时代的空气。里面的学生，多是官员或者举、贡、生、监等旧派人物，1903年的癸卯学制规定：大学堂毕业的学生可以授予进士头衔并奖励翰林院编修检讨。一时之间，大学堂成了失意官员、举贡生监寻求出身的好处所。据沈尹默记述，在他初入北大任教时，有一位老先生，每次上课都有一个听差跟随，挟一地图、捧一壶茶和一只水烟袋。上课之前，听差先把这些物件摆放在讲台，然后退出，下课后再收起随老先生回府。上起体育课来就更为滑稽，操场上时不时传来“大人，向左转”、“大人，向右转”的喊声，学堂如官场，教师却一点也不能嫌累。而当时和平门外韩家潭一带著名的花柳巷“八大胡同”，其最好的主顾就是“两院一堂”，“两院”者当时北京政府国会的参议院众议院；一堂，则是指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之后的荣光，很难与当年的京师大学堂联系起来。
就是这样的一所大学堂，在筹办之初，命运颇有波折。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支持变法的光绪皇帝被囚，康梁逃亡国外，之后，六君子在菜市口被杀，维新派的改革措施全部被废。京师大学堂据说“以萌芽早，得不废”，实际并非如此。当时京师大学堂中有不少洋教习，聘书已经延订，慈禧老太太得罪不起洋教习，所以“不能不勉强敷衍”。大学堂虽然得以保留，但是招生人数大为减少，原定招生500人的计划，到1898年12月开学时，学生竟然不及百人，到了第二年，也不过200人。就是这样一个无关宏旨的大学堂，也没有存在多久，1900年，先有慈禧下令停办大学堂，后有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大学堂校舍被占，设备被毁。“大学堂弦诵辍响者年余。”新世纪来了，大学堂却死了。这是北京大学的第一次夭折。
1902年，京师大学堂卷土重来。
1月10日，清政府下令恢复京师大学堂，并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0月14日，京师大学堂正式举行招生考试。12月17日，大学堂举行了开学典礼，正式开学。从这一年一直到1951年，北京大学一直把这一天作为校庆日给学生放假一天。
张百熙头脑开放，“喜用新进”，这让清廷大为不满，1903年，清廷加派荣庆为管学大臣，名为协助，实为监督，“百熙一意更新，荣庆时以旧学调之”。1904年，张百熙干脆被扫地出门，孙家鼐走马上任成了京师大学堂的新领导。辛亥革命爆发，战乱频繁，教育经费被挪充军饷，1911年底，清政府再次下令停办大学堂。这是大学堂建立后的第二次关门。不能说蔡元培长校之前的北大一无是处，京师大学堂开始向近代大学迈进，正是在这一时期里。
北京大学的第三次面临停办，已经是民国建造之后。1912年2月，南京临时政府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接管京师大学堂。5月份，教育部下令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严复成为北京大学校第一任校长。早在京师大学堂创建之初，严复就被认为是总教习的最佳人选，迟到了14年的任命，只是因为严复的资历不够。此次，严复终于迎来自己一展宏图的时刻。不过，2月任命，10月辞职，严复在北京大学校长的位置匆忙一闪。但在北大发展史上，严复的位置至关重要。若非严复保住了北大不至停办，之后也就不会有蔡元培出长北大的一幕。
还是先来看看严复上任时的情况：
严复接管大学堂之后，由于袁世凯常把教育经费挪作他用，以至于大学堂数月领不到经费。一代思想家不得不靠向华俄道胜银行借款以筹备复学，不想财政部又下令减少教员薪水至60元以下，严复担心此令影响教员到校复学，提出“为今之计，除校长一人准月支六十元，以示服从命令外，其余职教各员，在事一日，应准照额全支”。有研究者称，严复之所以能够提出此议，在于严复“另有进项”，即使如此，此举也算难得。不过，这已经属于题外话。除了经济困难，其他同样困难重重。1912年北大开学之后，学生返校不多，仅百余人，其中理科4人，工科14人，政法科不到10人。当时的人们对于北京大学，远没有像今天的人们这样趋之若鹜。
职员比学生还多，正好落了教育部的口实，当年7月，教育部以经费困难、学校程度不高和管理不善为由，提出停办北京大学。
严复以思想家的严密逻辑，上书教育部，洋洋洒洒一千余言，从大学对于国家、民族和文化的多重意义，论证“创建十有余年，为全国最高教育机关”的北京大学为何不可停办。严复上书之后，教育部表态：“解散之事，纯属子虚。”如果没有严复，北大会如何?谁也无法假设。
时局纷乱，严复之后的大学校长有如走马灯，两个月的时间里换了3任。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这个时候，北大又差一点被“办”了。 那时，北大任上的校长是何炳时。何燏时与北大的关系可以说不是那么融洽。这位1912年12月27日被任命的何校长到北大后，因为整顿预科不力，引起学生风潮，130多个学生涌到校长办公室，要求校长立辞职字据。但是，当教育部以费用过多、风纪不正、学生程度尚低和京津为一个大学教育区只能设一个大学为由，拟将北大停办，并入北洋大学之时，何校长拍案而起，给当时的大总统袁世凯和教育部呈文：“(北大)办理之不善，可以改良，经费之虚糜，可以裁节，学生程度之不一，可以力加整顿，而此唯一国立大学之机关，实不可遽行停止。”社会舆论一时全部倾向北大，使得教育部不得不发出声明：“本部职司教育”，对北大“但有整顿之意，并无撤废之心”，北大并入北洋一事，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回首北大创业之初的往事，择取了4段关于北大停办的故事，一来是为了避免和时贤众口一词地述说北大荣光撞车，二来也是为了在今天我们津津乐道于北大的荣光之际，不要忘了前辈们的筚路蓝缕。
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
1951年之后，北大的校庆从12月17日改为5月4日。关于此，陈平原先生曾经专门撰文《北大校庆：为何改期?》。在文章中，陈先生写道：“一所历史悠久的大学，其校庆纪念日是否也需要不断变迁，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答案若是肯定的，将招来无数不必要的烦恼。”陈先生的文章，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自己找来读读，相信会有自己的判断。在同一篇文章中，陈先生还说对于北大校庆改期，“还有一种说法，或许更实在些：并非每所大学都有如此辉煌的传统——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供‘开发利用’。”
确实如此，没有哪所大学，能够像北京大学那样和“五·四”有如此紧密的关联。
先说“五·四”那一天，在顾颉刚的叙述里，那天的情况很简略：1919年5月4日，北京各校5000名学生游行示威，有32名学生被捕，关在北河沿，其中北京大学就有20名。蔡元培先生本人虽然在“五·四”当天没有参加游行，但他的同情是在学生一边的。他曾经以北大校长的名义营救被捕者，以身家作保要求北洋反动政府释放被捕的学生。“五·四”运动得到广大的工人、商人、学生的拥护，他们举行罢工、罢市、罢课以示支持。北洋军阀的头头们害怕弄得不可收拾，过几天就把抓去的学生释放了。
当时的“五·四”运动，不像现在这样天下闻名。就像蒋梦麟叙述的一般，“五·四”那一天的后果：“亲日官员辞职，被捕学生释放”。“上海和其他各地的全面罢课罢市风潮遏止以后，大家以为“五·四”事件就此结束，至少暂时如此。”黑暗政府遇到此类事情，一般隐瞒尚来不及，哪里会大肆宣扬。学生们倒是会口传耳播，但是范围毕竟有限。让“五·四”运动闻名天下的，是蔡元培，这使北大与“五·四”的渊源，更近了一步。
“五·四”运动之后，蔡元培一时成众矢之的，过去不满于蔡元培的旧文人趁机出来活动，当时盛传，教育当局将任命马其昶为北京大学校长，而蔡元培经此“五·四”风潮，也觉得学生搞大了，他们初尝权力的香甜味道，以后难免热衷于此。于是，蔡元培留下一纸书信，离北大而去。书信甚为有名，其文日：“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
5月9日上午，蔡元培留笺经北大油印传遍学界。学界为之大忙，经讨论先由北大全体学生出面挽留，如无效，则各校同盟罢课以作后援。经此一事，“五·四”运动遂得天下闻名。毫无疑问，“五·四”运动在当时就是爱国主义运动，“五·四”的“升温”，却是在新政权建立之后。
早在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对“五·四”有过评价：““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尽管毛泽东把“五·四”运动狭隘化了，但是，在一些人看来，最高领袖对于“五·四”这样的一个评价，可以说得上是至高无上了。新政权建立之后，平常每天4版的《人民日报》，专注国内外瞬息万变的局势，文化单位的消息绝少出现在第一版上，而北京大学依托“五·四”的福荫，竟然多次获此殊荣。
1949年5月4日，《人民日报》出版了《“五·四”运动三十周年纪念特刊》，头版头条是陈伯达的《“五·四”运动与知识分子的道路》，4至6版则刊发了众多当时的大知识分子纪念五四的文章，这些人既包括吴玉章、郭沫若、茅盾这样带有“红色色彩”的知识分子，也有像杨振声、俞平伯、宋云彬这样色彩不是那么强烈的知识分子。接下来的几天，连续报道全国青代会的开幕词、工作纲领等，也都是强调如何继承“五·四”的光荣传统。
同样是1949年，北大的校庆，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应邀参加发表演讲，再一次把北京大学和“五·四”运动联系起来，徐特立是这样说的：
北大是一个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学校，今天51周年纪念日值得纪念的，并不是它的前20年，而是“五·四”运动以来的后31周年，因为今天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
北大百年的时候，陈平原先生写道：“真希望，百年大庆之后，北大人能以平常心对待自己辉煌的历史，以及没有特殊意义的生日，以实事求是的姿态，迎接新世纪的太阳。”新的世纪过去了，北大的校庆还是5月4日，一切都没有改变。
关于北大的历史，最有想象力的一个说法是把北大上溯汉代的太学传统，胡适和冯友兰都曾提出过这一观点，季羡林先生在这一问题虽然表示“吾从众”，可是还是认为从太学算起的说法“既合情，又合理”。北大历史难讲，难就难在一开始就讲不清。
不过，北大校方从来不担心自己在世界大学之林中年纪太小，不但不承认太学传统，就连有直接渊源的同文馆也都排除在外。之所以选定戊戌年“大学堂”的创立作为自己历史的开端，其中暗含了北大的自我定位：与其成为历代太学的正宗传人，不如扮演引进西学的开路先锋(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
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到2008年的北京大学，整整110周年，这样一个时间，一个家族可以繁衍4代，一个学校，同样有自己的繁衍发展：如果按照时期划分的话，抗战之前处于沙滩红楼的老北大是个白胡子的老爷爷，属于第一代，资历深，威望高；抗战期间的南迁昆明的西南联大和抗战之后复员一直到1952年的北大同属于第二代，西南联大是不幸而夭折的天才，复员之后一直在红楼延续到1952年的北大则是小弟弟，或许是没有经历太多历史的“风雨”，小弟弟最终也没有见到多少历史的“彩虹”；1952年，北大从沙滩红楼西移到西郊燕园，从此北大告别了令人神往的马神庙，一直到了今天。这一段，按辈分排，算是第三代。
本文不打算对北大的历史作全景式的扫描，而是想在其110年的历史中，选取几个时间点来逐一探视。
创办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的产物。这座“紧挨着皇宫的大学”一开始并非一帆风顺，也没有像后来有些人认为的那样，一开始就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据重要的位置。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蔡元培出长北大之后。经历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关于北大的叙述，才有了更多关于民族国家的想象。
京师大学堂创建之初，取代的是国子监。从这一点上来说，胡适和冯友兰的说法并非毫无理由。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大学堂这所新学校里面弥漫了许多旧时代的空气。里面的学生，多是官员或者举、贡、生、监等旧派人物，1903年的癸卯学制规定：大学堂毕业的学生可以授予进士头衔并奖励翰林院编修检讨。一时之间，大学堂成了失意官员、举贡生监寻求出身的好处所。据沈尹默记述，在他初入北大任教时，有一位老先生，每次上课都有一个听差跟随，挟一地图、捧一壶茶和一只水烟袋。上课之前，听差先把这些物件摆放在讲台，然后退出，下课后再收起随老先生回府。上起体育课来就更为滑稽，操场上时不时传来“大人，向左转”、“大人，向右转”的喊声，学堂如官场，教师却一点也不能嫌累。而当时和平门外韩家潭一带著名的花柳巷“八大胡同”，其最好的主顾就是“两院一堂”，“两院”者当时北京政府国会的参议院众议院；一堂，则是指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之后的荣光，很难与当年的京师大学堂联系起来。
就是这样的一所大学堂，在筹办之初，命运颇有波折。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支持变法的光绪皇帝被囚，康梁逃亡国外，之后，六君子在菜市口被杀，维新派的改革措施全部被废。京师大学堂据说“以萌芽早，得不废”，实际并非如此。当时京师大学堂中有不少洋教习，聘书已经延订，慈禧老太太得罪不起洋教习，所以“不能不勉强敷衍”。大学堂虽然得以保留，但是招生人数大为减少，原定招生500人的计划，到1898年12月开学时，学生竟然不及百人，到了第二年，也不过200人。就是这样一个无关宏旨的大学堂，也没有存在多久，1900年，先有慈禧下令停办大学堂，后有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大学堂校舍被占，设备被毁。“大学堂弦诵辍响者年余。”新世纪来了，大学堂却死了。这是北京大学的第一次夭折。
1902年，京师大学堂卷土重来。
1月10日，清政府下令恢复京师大学堂，并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0月14日，京师大学堂正式举行招生考试。12月17日，大学堂举行了开学典礼，正式开学。从这一年一直到1951年，北京大学一直把这一天作为校庆日给学生放假一天。
张百熙头脑开放，“喜用新进”，这让清廷大为不满，1903年，清廷加派荣庆为管学大臣，名为协助，实为监督，“百熙一意更新，荣庆时以旧学调之”。1904年，张百熙干脆被扫地出门，孙家鼐走马上任成了京师大学堂的新领导。辛亥革命爆发，战乱频繁，教育经费被挪充军饷，1911年底，清政府再次下令停办大学堂。这是大学堂建立后的第二次关门。不能说蔡元培长校之前的北大一无是处，京师大学堂开始向近代大学迈进，正是在这一时期里。
北京大学的第三次面临停办，已经是民国建造之后。1912年2月，南京临时政府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接管京师大学堂。5月份，教育部下令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严复成为北京大学校第一任校长。早在京师大学堂创建之初，严复就被认为是总教习的最佳人选，迟到了14年的任命，只是因为严复的资历不够。此次，严复终于迎来自己一展宏图的时刻。不过，2月任命，10月辞职，严复在北京大学校长的位置匆忙一闪。但在北大发展史上，严复的位置至关重要。若非严复保住了北大不至停办，之后也就不会有蔡元培出长北大的一幕。
还是先来看看严复上任时的情况：
严复接管大学堂之后，由于袁世凯常把教育经费挪作他用，以至于大学堂数月领不到经费。一代思想家不得不靠向华俄道胜银行借款以筹备复学，不想财政部又下令减少教员薪水至60元以下，严复担心此令影响教员到校复学，提出“为今之计，除校长一人准月支六十元，以示服从命令外，其余职教各员，在事一日，应准照额全支”。有研究者称，严复之所以能够提出此议，在于严复“另有进项”，即使如此，此举也算难得。不过，这已经属于题外话。除了经济困难，其他同样困难重重。1912年北大开学之后，学生返校不多，仅百余人，其中理科4人，工科14人，政法科不到10人。当时的人们对于北京大学，远没有像今天的人们这样趋之若鹜。
职员比学生还多，正好落了教育部的口实，当年7月，教育部以经费困难、学校程度不高和管理不善为由，提出停办北京大学。
严复以思想家的严密逻辑，上书教育部，洋洋洒洒一千余言，从大学对于国家、民族和文化的多重意义，论证“创建十有余年，为全国最高教育机关”的北京大学为何不可停办。严复上书之后，教育部表态：“解散之事，纯属子虚。”如果没有严复，北大会如何?谁也无法假设。
时局纷乱，严复之后的大学校长有如走马灯，两个月的时间里换了3任。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这个时候，北大又差一点被“办”了。 那时，北大任上的校长是何炳时。何燏时与北大的关系可以说不是那么融洽。这位1912年12月27日被任命的何校长到北大后，因为整顿预科不力，引起学生风潮，130多个学生涌到校长办公室，要求校长立辞职字据。但是，当教育部以费用过多、风纪不正、学生程度尚低和京津为一个大学教育区只能设一个大学为由，拟将北大停办，并入北洋大学之时，何校长拍案而起，给当时的大总统袁世凯和教育部呈文：“(北大)办理之不善，可以改良，经费之虚糜，可以裁节，学生程度之不一，可以力加整顿，而此唯一国立大学之机关，实不可遽行停止。”社会舆论一时全部倾向北大，使得教育部不得不发出声明：“本部职司教育”，对北大“但有整顿之意，并无撤废之心”，北大并入北洋一事，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回首北大创业之初的往事，择取了4段关于北大停办的故事，一来是为了避免和时贤众口一词地述说北大荣光撞车，二来也是为了在今天我们津津乐道于北大的荣光之际，不要忘了前辈们的筚路蓝缕。
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
1951年之后，北大的校庆从12月17日改为5月4日。关于此，陈平原先生曾经专门撰文《北大校庆：为何改期?》。在文章中，陈先生写道：“一所历史悠久的大学，其校庆纪念日是否也需要不断变迁，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答案若是肯定的，将招来无数不必要的烦恼。”陈先生的文章，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自己找来读读，相信会有自己的判断。在同一篇文章中，陈先生还说对于北大校庆改期，“还有一种说法，或许更实在些：并非每所大学都有如此辉煌的传统——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供‘开发利用’。”
确实如此，没有哪所大学，能够像北京大学那样和“五·四”有如此紧密的关联。
先说“五·四”那一天，在顾颉刚的叙述里，那天的情况很简略：1919年5月4日，北京各校5000名学生游行示威，有32名学生被捕，关在北河沿，其中北京大学就有20名。蔡元培先生本人虽然在“五·四”当天没有参加游行，但他的同情是在学生一边的。他曾经以北大校长的名义营救被捕者，以身家作保要求北洋反动政府释放被捕的学生。“五·四”运动得到广大的工人、商人、学生的拥护，他们举行罢工、罢市、罢课以示支持。北洋军阀的头头们害怕弄得不可收拾，过几天就把抓去的学生释放了。
当时的“五·四”运动，不像现在这样天下闻名。就像蒋梦麟叙述的一般，“五·四”那一天的后果：“亲日官员辞职，被捕学生释放”。“上海和其他各地的全面罢课罢市风潮遏止以后，大家以为“五·四”事件就此结束，至少暂时如此。”黑暗政府遇到此类事情，一般隐瞒尚来不及，哪里会大肆宣扬。学生们倒是会口传耳播，但是范围毕竟有限。让“五·四”运动闻名天下的，是蔡元培，这使北大与“五·四”的渊源，更近了一步。
“五·四”运动之后，蔡元培一时成众矢之的，过去不满于蔡元培的旧文人趁机出来活动，当时盛传，教育当局将任命马其昶为北京大学校长，而蔡元培经此“五·四”风潮，也觉得学生搞大了，他们初尝权力的香甜味道，以后难免热衷于此。于是，蔡元培留下一纸书信，离北大而去。书信甚为有名，其文日：“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
5月9日上午，蔡元培留笺经北大油印传遍学界。学界为之大忙，经讨论先由北大全体学生出面挽留，如无效，则各校同盟罢课以作后援。经此一事，“五·四”运动遂得天下闻名。毫无疑问，“五·四”运动在当时就是爱国主义运动，“五·四”的“升温”，却是在新政权建立之后。
早在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对“五·四”有过评价：““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尽管毛泽东把“五·四”运动狭隘化了，但是，在一些人看来，最高领袖对于“五·四”这样的一个评价，可以说得上是至高无上了。新政权建立之后，平常每天4版的《人民日报》，专注国内外瞬息万变的局势，文化单位的消息绝少出现在第一版上，而北京大学依托“五·四”的福荫，竟然多次获此殊荣。
1949年5月4日，《人民日报》出版了《“五·四”运动三十周年纪念特刊》，头版头条是陈伯达的《“五·四”运动与知识分子的道路》，4至6版则刊发了众多当时的大知识分子纪念五四的文章，这些人既包括吴玉章、郭沫若、茅盾这样带有“红色色彩”的知识分子，也有像杨振声、俞平伯、宋云彬这样色彩不是那么强烈的知识分子。接下来的几天，连续报道全国青代会的开幕词、工作纲领等，也都是强调如何继承“五·四”的光荣传统。
同样是1949年，北大的校庆，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应邀参加发表演讲，再一次把北京大学和“五·四”运动联系起来，徐特立是这样说的：
北大是一个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学校，今天51周年纪念日值得纪念的，并不是它的前20年，而是“五·四”运动以来的后31周年，因为今天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
北大百年的时候，陈平原先生写道：“真希望，百年大庆之后，北大人能以平常心对待自己辉煌的历史，以及没有特殊意义的生日，以实事求是的姿态，迎接新世纪的太阳。”新的世纪过去了，北大的校庆还是5月4日，一切都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