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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共八大在北京隆重举行。期间，来自五大洲五十几个国家的兄弟党派代表参会。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当数苏共代表团，该团的团长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团员有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穆希金诺夫，苏共中央委员波诺马廖夫，苏共中央委员、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以及苏共机关报《真理报》副总编辑萨丘科夫。中共八大开幕之后，苏联《真理报》在一版报头地位用中俄文醒目地刊出了“向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致以兄弟的敬礼”的标语，并在一版登载了毛泽东同志的大幅照片。9月17日下午，米高扬代表苏共在大会上宣读了一篇长达一万五千字的贺词。兄弟党中的“老大哥”如此捧场，毛泽东似乎并不领情。后来，他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我对米高扬在我们八大上的祝词不满意，那天我故意未出席，表示抗议。很多代表都不满意，你们不知道。他摆出父亲的样子，讲中国是俄国的儿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从《人民日报》发表的米高扬贺词来看，文中并无“中国是俄国的儿子”这样的表述。有学者推断，毛泽东之所以对这篇贺词表示不满，是因为米高扬在文中过多颂扬苏共的成就，却对中共的革命和建设成就未予充分认可，且语气生硬，与其他兄弟党的贺词风格迥异，令人感觉苏共居高临下、盛气凌人。这一分析看似合理，却忽略了一个史实：米高扬在中共八大致贺词时，毛泽东并不在场。当天下午，毛泽东参加的是另外一场外事活动，即接受埃及驻中国大使拉加卜递交国书。在同拉加卜交谈时，毛泽东还说：“我们一看到埃及人就觉得很高兴，我们之间没有任何隔阂。”看来，毛泽东与米高扬是有隔阂的，他对后者的不满情绪早在其发表致词之前就已产生，所以，在米高扬致词时，毛泽东故意不出席，以示抗议。
那么，毛泽东与米高扬的隔阂到底是什么呢？
据毛泽东后来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讲，他之所以对米高扬不满，是因为后者“摆老资格，把我们看做儿子。他摆架子，可神气了”。这种情况由来已久，米高扬1949年“来西柏坡的时候，架子就很大，后来又来了几次，都是这样”。苏共这种以“老子党”自居，把兄弟党视为“儿子党”而颐指气使的做法，在中共八大期间酿出了一场风波。
在中共召开八大之前，苏共也召开了二十大。据曾经出席苏共二十大的中国原驻苏大使刘晓回忆，会议期间，最值得注意的就是米高扬的发言。米高扬激烈地批判了斯大林，批判斯大林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错误，并提出要对斯大林的一些理论观点进行重新审查和批判。这种“打头阵”“开重炮”的做法，成为众人议论的焦点。在苏共二十大闭幕后，赫鲁晓夫又对大会代表做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对兄弟党的思想意识造成严重冲击。9月23日下午，前来参加中共八大的英國共产党代表团团长波立特对毛泽东说：“我党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各兄弟党一样，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后，处于极其困难的地位。”在中共八大期间，波立特还向中共中央通报了一个情况，即英共代表团成员受到了苏共代表团成员的粗暴对待，引起了中共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为此，周恩来总理特地与苏共代表团中的波诺马廖夫、卡皮托诺夫等人举行了座谈。周总理说，波立特是中共邀请来的客人，到了中国，还要受人欺负，以致在向中方转述时，竟然悲伤地掉下了眼泪，令中方感到极其不光彩。所以，周总理特地转告苏共代表团成员，请后者予以注意：兄弟党之间必须要有兄弟间的平等关系，而不应是父子
关系。
此事并未到此为止。在八大结束前夕，就苏共的“老子党”问题，毛泽东与米高扬有一次交谈。据当时为毛泽东担任翻译的师哲回忆，现场的气氛异乎寻常，毛泽东以不满的口气向米高扬说：“对当年共产国际和苏共的做法我们是有一些意见的，过去我们不便讲，现在就要开始讲了，甚至还要骂人了。我们的嘴巴，你们是封不住的。”毛泽东指出，在国际共运中，存在着老子党与儿子党的不正常关系，“不管口头上怎么称作兄弟党，事实上一个党竟可以凌驾于其他党之上，形成了老子党与儿子党的局面，破坏了兄弟党之间的正常关系”。他批评道：“这种要一个平等的兄弟党听从另一个兄弟党的话，服从另一个兄弟党的政策、策略和利益，跟着另一个兄弟党的屁股后面跑的坏习气、坏传统，是一种极为严重的不正之风。”毛泽东还说：“关于这一切，我们将要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场合，讲明我们自己的观点和以高昂代价得来的经验教训。这就是说，我们要发言，要讲话，还要写文章，或许还要骂人。”
1956年的中共八大堪称国际共运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用毛泽东的话讲，苏共与各兄弟党之间，“过去是父子党，现在有些兄弟党的味道了，但也还有些父子党的残余”。不过，“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残余不是一天就能搞清的”。毛泽东说：“现在有点反封建主义的味道，由父子党过渡到兄弟党，反对了家长制度。”
令毛泽东没有料到的是，直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苏两国的党政领导人才排除了重重障碍，逐步实现了两党和两国关系的正常化。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对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坦承，中苏之间“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邓小平说，他这么讲，“目的是使苏联同志们理解我们是怎样认识这个‘过去’的，脑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历史帐讲了，这些问题一风吹”，“双方讲了，就完了，过去就结束了”。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这次会晤，标志着中苏两国国家关系正常化。至于两党关系，双方也同意“根据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进行接触和交往”。（编辑 黄艳）
作者：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
从《人民日报》发表的米高扬贺词来看，文中并无“中国是俄国的儿子”这样的表述。有学者推断，毛泽东之所以对这篇贺词表示不满，是因为米高扬在文中过多颂扬苏共的成就，却对中共的革命和建设成就未予充分认可，且语气生硬，与其他兄弟党的贺词风格迥异，令人感觉苏共居高临下、盛气凌人。这一分析看似合理，却忽略了一个史实：米高扬在中共八大致贺词时，毛泽东并不在场。当天下午，毛泽东参加的是另外一场外事活动，即接受埃及驻中国大使拉加卜递交国书。在同拉加卜交谈时，毛泽东还说：“我们一看到埃及人就觉得很高兴，我们之间没有任何隔阂。”看来，毛泽东与米高扬是有隔阂的，他对后者的不满情绪早在其发表致词之前就已产生，所以，在米高扬致词时，毛泽东故意不出席，以示抗议。
那么，毛泽东与米高扬的隔阂到底是什么呢？
据毛泽东后来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讲，他之所以对米高扬不满，是因为后者“摆老资格，把我们看做儿子。他摆架子，可神气了”。这种情况由来已久，米高扬1949年“来西柏坡的时候，架子就很大，后来又来了几次，都是这样”。苏共这种以“老子党”自居，把兄弟党视为“儿子党”而颐指气使的做法，在中共八大期间酿出了一场风波。
在中共召开八大之前，苏共也召开了二十大。据曾经出席苏共二十大的中国原驻苏大使刘晓回忆，会议期间，最值得注意的就是米高扬的发言。米高扬激烈地批判了斯大林，批判斯大林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错误，并提出要对斯大林的一些理论观点进行重新审查和批判。这种“打头阵”“开重炮”的做法，成为众人议论的焦点。在苏共二十大闭幕后，赫鲁晓夫又对大会代表做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对兄弟党的思想意识造成严重冲击。9月23日下午，前来参加中共八大的英國共产党代表团团长波立特对毛泽东说：“我党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各兄弟党一样，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后，处于极其困难的地位。”在中共八大期间，波立特还向中共中央通报了一个情况，即英共代表团成员受到了苏共代表团成员的粗暴对待，引起了中共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为此，周恩来总理特地与苏共代表团中的波诺马廖夫、卡皮托诺夫等人举行了座谈。周总理说，波立特是中共邀请来的客人，到了中国，还要受人欺负，以致在向中方转述时，竟然悲伤地掉下了眼泪，令中方感到极其不光彩。所以，周总理特地转告苏共代表团成员，请后者予以注意：兄弟党之间必须要有兄弟间的平等关系，而不应是父子
关系。
此事并未到此为止。在八大结束前夕，就苏共的“老子党”问题，毛泽东与米高扬有一次交谈。据当时为毛泽东担任翻译的师哲回忆，现场的气氛异乎寻常，毛泽东以不满的口气向米高扬说：“对当年共产国际和苏共的做法我们是有一些意见的，过去我们不便讲，现在就要开始讲了，甚至还要骂人了。我们的嘴巴，你们是封不住的。”毛泽东指出，在国际共运中，存在着老子党与儿子党的不正常关系，“不管口头上怎么称作兄弟党，事实上一个党竟可以凌驾于其他党之上，形成了老子党与儿子党的局面，破坏了兄弟党之间的正常关系”。他批评道：“这种要一个平等的兄弟党听从另一个兄弟党的话，服从另一个兄弟党的政策、策略和利益，跟着另一个兄弟党的屁股后面跑的坏习气、坏传统，是一种极为严重的不正之风。”毛泽东还说：“关于这一切，我们将要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场合，讲明我们自己的观点和以高昂代价得来的经验教训。这就是说，我们要发言，要讲话，还要写文章，或许还要骂人。”
1956年的中共八大堪称国际共运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用毛泽东的话讲，苏共与各兄弟党之间，“过去是父子党，现在有些兄弟党的味道了，但也还有些父子党的残余”。不过，“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残余不是一天就能搞清的”。毛泽东说：“现在有点反封建主义的味道，由父子党过渡到兄弟党，反对了家长制度。”
令毛泽东没有料到的是，直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苏两国的党政领导人才排除了重重障碍，逐步实现了两党和两国关系的正常化。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对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坦承，中苏之间“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邓小平说，他这么讲，“目的是使苏联同志们理解我们是怎样认识这个‘过去’的，脑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历史帐讲了，这些问题一风吹”，“双方讲了，就完了，过去就结束了”。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这次会晤，标志着中苏两国国家关系正常化。至于两党关系，双方也同意“根据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进行接触和交往”。（编辑 黄艳）
作者：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