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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伯恩施坦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著名理论家和实践活动家。他在1880—1895年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此期间，他于1881—1890年间担任《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在担任《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后期到1895年期间，他的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有了新认识。对于这些新认识，今天我们应当给予正确的认识和评价。
[关键词]伯恩施坦 思想评析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7)02—0135—05
爱德华·伯恩施坦(1850—1932年)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著名理论家和实践活动家。伯恩施坦的人生历程是独特而复杂的。按照列宁的说法，伯恩施坦在1880—1895年间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1880—1895年间是伯恩施坦一生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他于1881—1890年间担任《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时期，是他“一生中的黄金时代”。在担任《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后期到1895年期间，他的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有了新认识。对于这些新认识，今天我们应该重新进行研究。
一、伯恩施坦的思想变化
伯恩施坦在担任《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期间，前7年的时间他生活在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并与伦敦的恩格斯保持着密切的通信联系。1888年4月，在德国的压力下，瑞士政府将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人报》其他负责人驱逐出境。伯恩施坦于5月12日到伦敦，报纸也于9月迁到伦敦继续出版，到1890年9月停刊。伯恩施坦在伦敦一直居住到1901年。在此期间，由于工作环境的变化以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非常法”废除后面临斗争形势的转变，伯恩施坦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有了新认识，他的思想开始发生某些变化。
(一)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认识
19世纪90年代初，德国一些经济学家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开始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坚持的马克思经济理论大肆责难。1890—1892年问，德国经济学家格·冯·舒尔采一格弗尼茨出版了《论社会和平》和《大企业：一个经济的和社会的进步》两部著作，另一位经济学家沃尔夫出版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一书。在这些著作中，他们宣扬资本主义决不会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走向“崩溃”的观点，因为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并没有加剧无产阶级的贫困化，相反还使无产阶级的境况有了明显的改善；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也没有进一步激化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相反却改善了社会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
1891年2月，伯恩施坦受《新时代》编辑部的委托，发表了《卡莱尔和英国的社会政治发展》一文，对这三部著作中的某些观点作了反驳，但对其中一些所谓“认真检验”的观点，特别是他们宣扬的资本主义决不会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走向“崩溃”的观点，他却不愿作正面的回答。他承认，对这些观点，“我宁可避而不答，而不愿求助于辩证法的技巧宣布它们没有根据。尽管我内心竭力抗拒，我仍旧对我一直认为无可反驳的一些原则发生了怀疑，而紧接的几年带来了进一步加剧这种怀疑的因素。”
(二)对议会斗争的新认识
1890年2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取得空前胜利，俾斯麦下台，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即将废除，社会民主党面临着恢复合法地位后的重大策略转变。伯恩施坦为此发表了《悬崖》(或译《暗礁》)和《略谈策略问题》两篇文章。
伯恩施坦在《悬崖》一文中主要论述了党团在新国会中的态度，并认为这是当前最重要的问题。他提出社会民主党应当尽量参加议会的活动，他承认这种做法会带来种种危险，首先是过高估计议会进程的作用、传染上议会痴呆病毒素的危险，但是“人们不能通过回避一种有危险的行动来表示自己有力量，只能通过蔑视和克服这些危险来做到这一点”。另一方面，德国的政治形势表明，国会对德国民族命运的影响可望大大加强，这也增加了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如果考虑到我们在原则上反对现存国家和社会制度而忽视这些任务，我们认为这是最凶险的悬崖之一，是必须避免的”。在文章的最后一节里，伯恩施坦进一步指出，即使社会民主党议会活动的加强暂时会增加国会的影响，那也不能为此感到不安，因为“通向彻底、完全的政治自由的道路是经过议会政治的，而不是绕过议会政治的。议会政治尽管有种种缺陷，它在今天的德国仍是一切公共设施中最现代化的，任何学理主义的理由都不能使我们忽视这一点”。他认为，社会民主党在扩大议会的影响时丝毫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性质，而只是摆脱了貌似革命的反议会主义词句。
伯恩施坦在《卡莱尔和英国的社会政治发展》一文中还提到：“英国真的处在‘通向社会和平’的轨道上吗?它‘有把握和平解决社会困难和社会对立’吗?如果把‘和平解决’理解为不断的、在合法斗争的限度内实现的发展，那么今天只能回答说，这种解决至少并不在必然性的范围之外。”1893年2月，伯恩施坦在《新时代》上发表《卫生事业国有化》一文，认为“长入社会主义”这个提法“肯定具有非常合理的内核”。从上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当时的条件下，伯恩施坦思想中流露出工人阶级有可能通过议会合法斗争，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倾向。
(三)对党的纲领和斗争策略的新认识
1891年7月，伯恩施坦在《新时代》上发表《自我广告》，他认为党的纲领“是一种有科学论据的国家观和社会观在实践上的表现”，“这种观点的科学性禁止人们把它宣布为党的教条”，“纲领有时候作为政治行动的准则是有约束力的，而理论即使在一定的时刻得到党内绝大多数的承认，仍旧要不断地受到批判，受到自由的讨论”。
1893年8月，第二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苏黎世召开，大会的决议指出：社会民主党不容许用损害原则和独立性的办法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凡违反上述原则的一切妥协，也是不容许的。对于这个决议，伯恩施坦提出了不同看法。他在大会以后，写了《国际代表大会能力的限度》一文，认为：“远非任何妥协或任何联盟都是自杀性的。工人党或社会民主党组织得越好和越能自觉地意识到它的目的和其他党派的关系，它在这方面发生的危险就会越小。今天妨碍德国社会民主党这样做的，并不是害怕实行妥协会受到损害，而是确信它不需要这种妥协，它对于任何资产阶级党派都不抱重大期望。但是一旦出现了应该进行妥协的情况，由于纯粹的教条主义而放弃对它所已经维护的利益进行最适当的维护，就会做出很愚蠢的事来。”
二、对伯恩施坦思想变化的估价及动因分析
伯恩施坦的上述思想变化同他1896年后形成的思想体系有一定的联系，但就其主体而言，这 些变化同恩格斯的《(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一文阐述的思想是一致的，而从恩格斯去世到20世纪20年代以前的十几年间，这一文稿始终由伯恩施坦保存。同时，恩格斯去世前后，无论国际形势、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状况、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政党的发展状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伯恩施坦的这些思想变化，正是对形势变化的反映，仍属于对资本主义发展、议会斗争、党的斗争策略新认识的范围。
(一)19世纪中后期时代发展的新变化对伯恩施坦思想变化的影响
列宁认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因此，分析这一阶段伯恩施坦的思想变化，必须对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面临的形势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状况进行综合研究与考察。
1．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点和资产阶级统治方式的新变化
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之后，资本主义世界有了30余年相对和平与发展的新时期。和平的国内环境，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和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出现提供了良机。19世纪最后30年间，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特征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关于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深远社会意义，恩格斯1883年写道：“蒸汽机教我们把热变成机械运动，而电的利用将为我们开辟一条道路，是一切形式的能——热、机械运动、电、磁、光——互相转化，并在工业中加以利用”，“生产力将因此得到极大的发展”，“这实际上是一次巨大的革命”。这一时期，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受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影响迅速发展，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开始成熟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更加成熟、老练，它所采取的政策和策略更加灵活、多变。19世纪中后期，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进行了新的调整：国家机器进一步加强；行政权力不断膨胀和加强；政府机构日趋完善；政治民主进一步扩大；政党政治初步建立。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作出了一系列重大调整的同时，在社会领域内也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整。尤其是在社会领域通过社会立法，推行社会改良和福利措施，使资产阶级有可能在保持传统统治方式和手段的同时采取怀柔政策。
2．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面临新的挑战
19世纪中后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转折时期。随着时代的变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马克思主义面临新的挑战。首先，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暂时繁荣，特别是由于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等垄断组织的出现，使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固有的基本矛盾得以暂时缓解。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增长，使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资本主义时代历史趋势的理论面临严峻挑战。其次，由于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相对和平时期，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合法斗争特别是议会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加上统治阶级的政策策略的变化——较多地从暴力政策转向“和平”的、“自由主义”的政策，使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面临严峻挑战。这些挑战，要求马克思主义给出新的回答，要求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路线、方针、政策、战略策略方面作出新调整。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政党内部围绕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目的和道路、革命和改良、现实行动和长远目标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大范围的理论争论。正是对于时代问题的不同回答，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就在共同的行程中出现了众多派别，主要有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派、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和以列宁为代表的左派。
3．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状况
19世纪中后期，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实际上是在肃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巩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地位，同时在政治上反对“非常法”的基础上发展的。从巩固马克思主义理论地位的高度上看，通过这些年的斗争，党的革命性、纯洁性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由于“非常法”在查禁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同时，允许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议会选举，允许其国会党团和议员在国会里开展工作，所以它实际上推进了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活动。国会党团成为党的正式领导机关，获得了独立的支配地位。党在国会选举中的得票数节节上升，从1881年的31.2万票上升到1884年的54.9万票，1887年又增加到76.3万票，1890年竟达到创纪录的142.7万票，成为得票最多的德国第一大党。选举斗争和国会讲坛的作用也随之得到越来越高的评价。这样，反对非常法的斗争，在德国党内实际产生了相互矛盾的双重作用：从思想意识来看，它使党更加革命化，理论上更加纯洁；而从运动的实践来看，党在议会合法斗争领域里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辉煌的。
1890年9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被废除，社会民主党在德国获得了充分开展合法活动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社会民主党也面临着恢复合法地位后的重大策略转变的问题。1890年9月中旬，恩格斯在《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中，就针对当时变化了的具体情况，指出：“党正进入另一种斗争环境，因而它需要另一种武器，另一种战略和策略。”为反映非常法时期党内所出现的变化，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要求，1891年召开的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新的纲领。爱尔福特纲领的起草者是当时党内公认的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考茨基和伯恩施坦。
(二)恩格斯晚年的革命策略思想对伯恩施坦思想变化的影响
19世纪中后期，面对当时的情况，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的恩格斯晚年也依据变化了的世界形势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在无产阶级革命策略问题上作了一些新调整。
第一，恩格斯改变了以前认定的资本主义将立即面临崩溃的结论。他指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当时不会威胁这个制度的生存。“……每隔十年一次的周期性危机引起的波动，也已成为习以为常的生存条件。工业变革时期出现的政治运动或直接社会主义运动(那时还不成熟)遭到了失败，遗留下来的与其说是鼓舞，不如说是沮丧；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义的发展显得比革命的反抗更有力量；再要反对资本主义生产，就需要新的更强大的推动力……”关于新的推动力，恩格斯作了设想，没有确定的答复。但是，他确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没有解决，资本主义危机周期或许只在时间方面有了延长。他更认为抵制危机重演的因素，如卡特尔、保护关税、托拉斯，每一种都包含着“未来的更剧烈得多的危机的胚芽”。
第二，恩格斯对议会合法斗争和争取普选权的斗争的意义给予了更高的估价。到19世纪末，在先进的或相对落后的国家，统治阶级的统治方 式都有了改变。据此，恩格斯也开始调整主要形成于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革命中的斗争策略。19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他不断思考着这个问题，并在许多谈话、书信和文章中作了表述。
1895年，恩格斯在著名的《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就把德国工人阶级的活动作为典型，指出德国工人阶级的最大贡献之一是：“他们给了世界各国同志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
在这篇《导言》中，恩格斯还对社会民主党人的议会活动的积极作用作了详细的、精辟的论述。他认为：(1)议会选举活动可以为党提供每隔一定时期计算自己力量的机会，通过选票的增长加强工人的信心和对手的恐惧。(2)选举可以为党提供衡量自己力量与敌对党派力量对比的尺度，使工人阶级可以避免不适时的畏缩或不适时的蛮勇。(3)党可以利用竞选鼓动广泛接触人民群众，迫使一切政党在人民面前公开自己的政治立场和观点。(4)工人代表在议会讲坛上可以比在报刊和集会上更有权威和更自由得多地向议会中的对手和议会外的群众讲话。
在这篇《导言》中，恩格斯甚至作出了如下的重要论断：“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发挥作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发现，在资产阶级用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结果弄得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恩格斯指出，在新的形势下，普选权已经由“陷阱”和“欺骗的工具”转变成“解放的工具”，这是因为普选权能为工人阶级最后夺取政权的斗争做准备。在这里，恩格斯所论述的是，在资产阶级已经牢固掌握政权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应当如何利用国家机器的问题，主要是利用普选权和议会斗争的问题。而这又恰恰是第二国际时期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所面临的问题。
恩格斯曾经设想过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但同时也考虑到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发生逆转的可能性，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力量发展到威胁它的统治时采取用暴力镇压的可能性。因此，恩格斯又指出：“须知革命权总是惟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惟一权利。”而目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充分利用合法斗争形势积聚和壮大自己的力量，“就是不停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政府制度的控制能力，不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第三，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恩格斯始终关注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在这个问题上，他特别强调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态度。恩格斯认为：“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么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恩格斯在强调党应当是一个集中统一的党的同时，也强调党内的民主与自由。认为民主的、自由的党内讨论有利于解决不同思想派别的分歧，发展科学理论，并在此基础上达到党的思想统一。“你们——党——需要社会主义科学，而科学没有发展的自由是不能存在的。”这种强调显然与当时发生了变化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反对教条主义，发扬党内民主，有助于党在新的条件下制定正确的策略。
作为恩格斯的遗嘱执行人之一的伯恩施坦在伦敦期间与恩格斯来往密切，而这段时间正是恩格斯晚年革命策略思想逐渐成熟的时期，恩格斯的上述思想对伯恩施坦肯定会有所影响。当然，恩格斯晚年革命策略思想博大精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伯恩施坦当时是否完全领会和贯彻了恩格斯的晚年革命策略思想，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三)英国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团体对伯恩施坦思想变化的影响
伯恩施坦到伦敦后，能亲自观察和体会英国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那时英国和德国相比，经济比德国要发达得多，生产技术和工具远比德国先进，特别是第二次技术革命给英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带来了空前的发展，工人的收入普遍提高了，生活改变了，劳动条件改善了，而经过自由竞争阶段后的英国企业出现了“大合并”，垄断性质的卡特尔、托拉斯也开始出现，这一方面有效地降低了商品生产的社会成本，另一方面使得私有制下的商品生产社会化程度得到提高，有了避免盲目生产的可能性，从而能对抵御或防范经济危机的发生起到一定的效果。这一切都对伯恩施坦产生了深刻影响，他认为：“我不能摆脱这些事实给我的印象。如果说，现代社会的经济体制在英国给我的印象本来已经和在瑞士完全不同，那么现在我对这一社会的经济的各种连带关系和扩展能力也有了不同的理解。”
19世纪80年代英国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组织——费边社，费边主义是费边社所坚持的思想体系。由于英国的特殊条件，马克思主义在英国工人运动中始终未能占主导地位，而费边主义却对工党有很大影响。因此，伯恩施坦到伦敦后，还和许多著名的费边社会主义者如韦伯夫妇、肖伯纳交往，他们的思想主张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伯恩施坦认为：“韦伯夫妇关于合作社运动、工会运动和贫民问题的著作，协会出版的没有署名的关于经济和社会情况问题、关于各种部门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问题的若干短论等等，使我的眼界得到许多有价值的扩展。”
在上述情况下，伯恩施坦的思想在这一阶段发生了某些变化。对伯恩施坦在这一阶段的思想变化以及对一些问题的新认识，今天我们应当给予正确的认识和评价。
首先，伯恩施坦根据时代的变化，努力解答时代提出的问题，这种做法是应该肯定的。
恩格斯曾指出：“我所在的党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在这里，恩格斯清晰地表明：马克思和他关于未来社会特征的已有结论，既然是从一定的事实和过程中得出的，那就不应该把这些结论看作是可以脱离事实和过程的现成模式，到处套用，而必须密切结合着一定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来理解、掌握和运用它们。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伯恩施坦能够依据变化了的世界形势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新问题，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定义，而根据新情况进行探讨，并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理论主张，这种做法也无可厚非。
其次，今天，我们应站在21世纪初的历史高度上对伯恩施坦这一阶段的思想变化进行重新研究。
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马克思主义面临新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在马克思主义内部还是在马克思主义外部，众多的理论家都对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在新历史条件下怎样推进社会主义运动，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等问题作出了自己的思考和解释。事实上，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的恩格斯，也依据变化了的世界形势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在无产阶级革命策略问题上作了一些调整。当时，伯恩施坦也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思考，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这是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我们不能因为伯恩施坦的这些新认识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判断不一致，就统统视之为“异端”，而应该把它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在历史实践的检验中，来判别其缺失和相对合理性。
[作者简介]程玉海，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副会长，聊城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郑永朝，聊城大学世界共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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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伯恩施坦 思想评析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7)02—0135—05
爱德华·伯恩施坦(1850—1932年)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著名理论家和实践活动家。伯恩施坦的人生历程是独特而复杂的。按照列宁的说法，伯恩施坦在1880—1895年间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1880—1895年间是伯恩施坦一生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他于1881—1890年间担任《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时期，是他“一生中的黄金时代”。在担任《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后期到1895年期间，他的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有了新认识。对于这些新认识，今天我们应该重新进行研究。
一、伯恩施坦的思想变化
伯恩施坦在担任《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期间，前7年的时间他生活在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并与伦敦的恩格斯保持着密切的通信联系。1888年4月，在德国的压力下，瑞士政府将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人报》其他负责人驱逐出境。伯恩施坦于5月12日到伦敦，报纸也于9月迁到伦敦继续出版，到1890年9月停刊。伯恩施坦在伦敦一直居住到1901年。在此期间，由于工作环境的变化以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非常法”废除后面临斗争形势的转变，伯恩施坦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有了新认识，他的思想开始发生某些变化。
(一)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认识
19世纪90年代初，德国一些经济学家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开始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坚持的马克思经济理论大肆责难。1890—1892年问，德国经济学家格·冯·舒尔采一格弗尼茨出版了《论社会和平》和《大企业：一个经济的和社会的进步》两部著作，另一位经济学家沃尔夫出版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一书。在这些著作中，他们宣扬资本主义决不会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走向“崩溃”的观点，因为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并没有加剧无产阶级的贫困化，相反还使无产阶级的境况有了明显的改善；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也没有进一步激化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相反却改善了社会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
1891年2月，伯恩施坦受《新时代》编辑部的委托，发表了《卡莱尔和英国的社会政治发展》一文，对这三部著作中的某些观点作了反驳，但对其中一些所谓“认真检验”的观点，特别是他们宣扬的资本主义决不会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走向“崩溃”的观点，他却不愿作正面的回答。他承认，对这些观点，“我宁可避而不答，而不愿求助于辩证法的技巧宣布它们没有根据。尽管我内心竭力抗拒，我仍旧对我一直认为无可反驳的一些原则发生了怀疑，而紧接的几年带来了进一步加剧这种怀疑的因素。”
(二)对议会斗争的新认识
1890年2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取得空前胜利，俾斯麦下台，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即将废除，社会民主党面临着恢复合法地位后的重大策略转变。伯恩施坦为此发表了《悬崖》(或译《暗礁》)和《略谈策略问题》两篇文章。
伯恩施坦在《悬崖》一文中主要论述了党团在新国会中的态度，并认为这是当前最重要的问题。他提出社会民主党应当尽量参加议会的活动，他承认这种做法会带来种种危险，首先是过高估计议会进程的作用、传染上议会痴呆病毒素的危险，但是“人们不能通过回避一种有危险的行动来表示自己有力量，只能通过蔑视和克服这些危险来做到这一点”。另一方面，德国的政治形势表明，国会对德国民族命运的影响可望大大加强，这也增加了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如果考虑到我们在原则上反对现存国家和社会制度而忽视这些任务，我们认为这是最凶险的悬崖之一，是必须避免的”。在文章的最后一节里，伯恩施坦进一步指出，即使社会民主党议会活动的加强暂时会增加国会的影响，那也不能为此感到不安，因为“通向彻底、完全的政治自由的道路是经过议会政治的，而不是绕过议会政治的。议会政治尽管有种种缺陷，它在今天的德国仍是一切公共设施中最现代化的，任何学理主义的理由都不能使我们忽视这一点”。他认为，社会民主党在扩大议会的影响时丝毫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性质，而只是摆脱了貌似革命的反议会主义词句。
伯恩施坦在《卡莱尔和英国的社会政治发展》一文中还提到：“英国真的处在‘通向社会和平’的轨道上吗?它‘有把握和平解决社会困难和社会对立’吗?如果把‘和平解决’理解为不断的、在合法斗争的限度内实现的发展，那么今天只能回答说，这种解决至少并不在必然性的范围之外。”1893年2月，伯恩施坦在《新时代》上发表《卫生事业国有化》一文，认为“长入社会主义”这个提法“肯定具有非常合理的内核”。从上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当时的条件下，伯恩施坦思想中流露出工人阶级有可能通过议会合法斗争，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倾向。
(三)对党的纲领和斗争策略的新认识
1891年7月，伯恩施坦在《新时代》上发表《自我广告》，他认为党的纲领“是一种有科学论据的国家观和社会观在实践上的表现”，“这种观点的科学性禁止人们把它宣布为党的教条”，“纲领有时候作为政治行动的准则是有约束力的，而理论即使在一定的时刻得到党内绝大多数的承认，仍旧要不断地受到批判，受到自由的讨论”。
1893年8月，第二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苏黎世召开，大会的决议指出：社会民主党不容许用损害原则和独立性的办法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凡违反上述原则的一切妥协，也是不容许的。对于这个决议，伯恩施坦提出了不同看法。他在大会以后，写了《国际代表大会能力的限度》一文，认为：“远非任何妥协或任何联盟都是自杀性的。工人党或社会民主党组织得越好和越能自觉地意识到它的目的和其他党派的关系，它在这方面发生的危险就会越小。今天妨碍德国社会民主党这样做的，并不是害怕实行妥协会受到损害，而是确信它不需要这种妥协，它对于任何资产阶级党派都不抱重大期望。但是一旦出现了应该进行妥协的情况，由于纯粹的教条主义而放弃对它所已经维护的利益进行最适当的维护，就会做出很愚蠢的事来。”
二、对伯恩施坦思想变化的估价及动因分析
伯恩施坦的上述思想变化同他1896年后形成的思想体系有一定的联系，但就其主体而言，这 些变化同恩格斯的《(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一文阐述的思想是一致的，而从恩格斯去世到20世纪20年代以前的十几年间，这一文稿始终由伯恩施坦保存。同时，恩格斯去世前后，无论国际形势、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状况、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政党的发展状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伯恩施坦的这些思想变化，正是对形势变化的反映，仍属于对资本主义发展、议会斗争、党的斗争策略新认识的范围。
(一)19世纪中后期时代发展的新变化对伯恩施坦思想变化的影响
列宁认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因此，分析这一阶段伯恩施坦的思想变化，必须对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面临的形势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状况进行综合研究与考察。
1．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点和资产阶级统治方式的新变化
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之后，资本主义世界有了30余年相对和平与发展的新时期。和平的国内环境，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和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出现提供了良机。19世纪最后30年间，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特征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关于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深远社会意义，恩格斯1883年写道：“蒸汽机教我们把热变成机械运动，而电的利用将为我们开辟一条道路，是一切形式的能——热、机械运动、电、磁、光——互相转化，并在工业中加以利用”，“生产力将因此得到极大的发展”，“这实际上是一次巨大的革命”。这一时期，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受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影响迅速发展，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开始成熟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更加成熟、老练，它所采取的政策和策略更加灵活、多变。19世纪中后期，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进行了新的调整：国家机器进一步加强；行政权力不断膨胀和加强；政府机构日趋完善；政治民主进一步扩大；政党政治初步建立。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作出了一系列重大调整的同时，在社会领域内也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整。尤其是在社会领域通过社会立法，推行社会改良和福利措施，使资产阶级有可能在保持传统统治方式和手段的同时采取怀柔政策。
2．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面临新的挑战
19世纪中后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转折时期。随着时代的变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马克思主义面临新的挑战。首先，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暂时繁荣，特别是由于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等垄断组织的出现，使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固有的基本矛盾得以暂时缓解。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增长，使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资本主义时代历史趋势的理论面临严峻挑战。其次，由于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相对和平时期，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合法斗争特别是议会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加上统治阶级的政策策略的变化——较多地从暴力政策转向“和平”的、“自由主义”的政策，使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面临严峻挑战。这些挑战，要求马克思主义给出新的回答，要求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路线、方针、政策、战略策略方面作出新调整。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政党内部围绕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目的和道路、革命和改良、现实行动和长远目标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大范围的理论争论。正是对于时代问题的不同回答，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就在共同的行程中出现了众多派别，主要有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派、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和以列宁为代表的左派。
3．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状况
19世纪中后期，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实际上是在肃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巩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地位，同时在政治上反对“非常法”的基础上发展的。从巩固马克思主义理论地位的高度上看，通过这些年的斗争，党的革命性、纯洁性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由于“非常法”在查禁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同时，允许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议会选举，允许其国会党团和议员在国会里开展工作，所以它实际上推进了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活动。国会党团成为党的正式领导机关，获得了独立的支配地位。党在国会选举中的得票数节节上升，从1881年的31.2万票上升到1884年的54.9万票，1887年又增加到76.3万票，1890年竟达到创纪录的142.7万票，成为得票最多的德国第一大党。选举斗争和国会讲坛的作用也随之得到越来越高的评价。这样，反对非常法的斗争，在德国党内实际产生了相互矛盾的双重作用：从思想意识来看，它使党更加革命化，理论上更加纯洁；而从运动的实践来看，党在议会合法斗争领域里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辉煌的。
1890年9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被废除，社会民主党在德国获得了充分开展合法活动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社会民主党也面临着恢复合法地位后的重大策略转变的问题。1890年9月中旬，恩格斯在《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中，就针对当时变化了的具体情况，指出：“党正进入另一种斗争环境，因而它需要另一种武器，另一种战略和策略。”为反映非常法时期党内所出现的变化，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要求，1891年召开的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新的纲领。爱尔福特纲领的起草者是当时党内公认的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考茨基和伯恩施坦。
(二)恩格斯晚年的革命策略思想对伯恩施坦思想变化的影响
19世纪中后期，面对当时的情况，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的恩格斯晚年也依据变化了的世界形势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在无产阶级革命策略问题上作了一些新调整。
第一，恩格斯改变了以前认定的资本主义将立即面临崩溃的结论。他指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当时不会威胁这个制度的生存。“……每隔十年一次的周期性危机引起的波动，也已成为习以为常的生存条件。工业变革时期出现的政治运动或直接社会主义运动(那时还不成熟)遭到了失败，遗留下来的与其说是鼓舞，不如说是沮丧；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义的发展显得比革命的反抗更有力量；再要反对资本主义生产，就需要新的更强大的推动力……”关于新的推动力，恩格斯作了设想，没有确定的答复。但是，他确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没有解决，资本主义危机周期或许只在时间方面有了延长。他更认为抵制危机重演的因素，如卡特尔、保护关税、托拉斯，每一种都包含着“未来的更剧烈得多的危机的胚芽”。
第二，恩格斯对议会合法斗争和争取普选权的斗争的意义给予了更高的估价。到19世纪末，在先进的或相对落后的国家，统治阶级的统治方 式都有了改变。据此，恩格斯也开始调整主要形成于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革命中的斗争策略。19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他不断思考着这个问题，并在许多谈话、书信和文章中作了表述。
1895年，恩格斯在著名的《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就把德国工人阶级的活动作为典型，指出德国工人阶级的最大贡献之一是：“他们给了世界各国同志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
在这篇《导言》中，恩格斯还对社会民主党人的议会活动的积极作用作了详细的、精辟的论述。他认为：(1)议会选举活动可以为党提供每隔一定时期计算自己力量的机会，通过选票的增长加强工人的信心和对手的恐惧。(2)选举可以为党提供衡量自己力量与敌对党派力量对比的尺度，使工人阶级可以避免不适时的畏缩或不适时的蛮勇。(3)党可以利用竞选鼓动广泛接触人民群众，迫使一切政党在人民面前公开自己的政治立场和观点。(4)工人代表在议会讲坛上可以比在报刊和集会上更有权威和更自由得多地向议会中的对手和议会外的群众讲话。
在这篇《导言》中，恩格斯甚至作出了如下的重要论断：“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发挥作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发现，在资产阶级用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结果弄得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恩格斯指出，在新的形势下，普选权已经由“陷阱”和“欺骗的工具”转变成“解放的工具”，这是因为普选权能为工人阶级最后夺取政权的斗争做准备。在这里，恩格斯所论述的是，在资产阶级已经牢固掌握政权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应当如何利用国家机器的问题，主要是利用普选权和议会斗争的问题。而这又恰恰是第二国际时期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所面临的问题。
恩格斯曾经设想过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但同时也考虑到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发生逆转的可能性，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力量发展到威胁它的统治时采取用暴力镇压的可能性。因此，恩格斯又指出：“须知革命权总是惟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惟一权利。”而目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充分利用合法斗争形势积聚和壮大自己的力量，“就是不停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政府制度的控制能力，不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第三，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恩格斯始终关注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在这个问题上，他特别强调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态度。恩格斯认为：“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么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恩格斯在强调党应当是一个集中统一的党的同时，也强调党内的民主与自由。认为民主的、自由的党内讨论有利于解决不同思想派别的分歧，发展科学理论，并在此基础上达到党的思想统一。“你们——党——需要社会主义科学，而科学没有发展的自由是不能存在的。”这种强调显然与当时发生了变化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反对教条主义，发扬党内民主，有助于党在新的条件下制定正确的策略。
作为恩格斯的遗嘱执行人之一的伯恩施坦在伦敦期间与恩格斯来往密切，而这段时间正是恩格斯晚年革命策略思想逐渐成熟的时期，恩格斯的上述思想对伯恩施坦肯定会有所影响。当然，恩格斯晚年革命策略思想博大精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伯恩施坦当时是否完全领会和贯彻了恩格斯的晚年革命策略思想，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三)英国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团体对伯恩施坦思想变化的影响
伯恩施坦到伦敦后，能亲自观察和体会英国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那时英国和德国相比，经济比德国要发达得多，生产技术和工具远比德国先进，特别是第二次技术革命给英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带来了空前的发展，工人的收入普遍提高了，生活改变了，劳动条件改善了，而经过自由竞争阶段后的英国企业出现了“大合并”，垄断性质的卡特尔、托拉斯也开始出现，这一方面有效地降低了商品生产的社会成本，另一方面使得私有制下的商品生产社会化程度得到提高，有了避免盲目生产的可能性，从而能对抵御或防范经济危机的发生起到一定的效果。这一切都对伯恩施坦产生了深刻影响，他认为：“我不能摆脱这些事实给我的印象。如果说，现代社会的经济体制在英国给我的印象本来已经和在瑞士完全不同，那么现在我对这一社会的经济的各种连带关系和扩展能力也有了不同的理解。”
19世纪80年代英国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组织——费边社，费边主义是费边社所坚持的思想体系。由于英国的特殊条件，马克思主义在英国工人运动中始终未能占主导地位，而费边主义却对工党有很大影响。因此，伯恩施坦到伦敦后，还和许多著名的费边社会主义者如韦伯夫妇、肖伯纳交往，他们的思想主张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伯恩施坦认为：“韦伯夫妇关于合作社运动、工会运动和贫民问题的著作，协会出版的没有署名的关于经济和社会情况问题、关于各种部门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问题的若干短论等等，使我的眼界得到许多有价值的扩展。”
在上述情况下，伯恩施坦的思想在这一阶段发生了某些变化。对伯恩施坦在这一阶段的思想变化以及对一些问题的新认识，今天我们应当给予正确的认识和评价。
首先，伯恩施坦根据时代的变化，努力解答时代提出的问题，这种做法是应该肯定的。
恩格斯曾指出：“我所在的党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在这里，恩格斯清晰地表明：马克思和他关于未来社会特征的已有结论，既然是从一定的事实和过程中得出的，那就不应该把这些结论看作是可以脱离事实和过程的现成模式，到处套用，而必须密切结合着一定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来理解、掌握和运用它们。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伯恩施坦能够依据变化了的世界形势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新问题，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定义，而根据新情况进行探讨，并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理论主张，这种做法也无可厚非。
其次，今天，我们应站在21世纪初的历史高度上对伯恩施坦这一阶段的思想变化进行重新研究。
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马克思主义面临新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在马克思主义内部还是在马克思主义外部，众多的理论家都对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在新历史条件下怎样推进社会主义运动，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等问题作出了自己的思考和解释。事实上，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的恩格斯，也依据变化了的世界形势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在无产阶级革命策略问题上作了一些调整。当时，伯恩施坦也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思考，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这是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我们不能因为伯恩施坦的这些新认识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判断不一致，就统统视之为“异端”，而应该把它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在历史实践的检验中，来判别其缺失和相对合理性。
[作者简介]程玉海，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副会长，聊城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郑永朝，聊城大学世界共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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