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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 娟 王新颖 编译
欧洲学者对于中国政治的兴趣由来已久。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早期，他们的兴趣来源之一是知识分子和精英中毛主义和左翼思想的影响不断加强。但是，毛泽东去世后中国所发生的戏剧性政治变革，以及欧洲对于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回归。使学者们的兴趣转向传统的因素：中国经济的发展、意识形态的开放、外交和战略影响力的增强以及社会稳定和政治未来再次成为中国政治研究的主要动力。
由于这些因素，自1978年中国开始实施改革以后，欧洲对于中国国内政治的兴趣强烈增长。但即便如此，欧洲的中国政治研究也仅集中于西欧的几个大国，如法国、德国和英国；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也有少量研究；而在欧洲其他国家，很难认定有专门人员关注和出版中国政治研究课题，这些国家的大多数学者一般将中国政治与中国现代史结合在一起，或者将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的研究结合在一起。
在当代中国研究方面，美国学者被认为是很专业的：相比较而言，欧洲的中国政治研究则缺乏专业性。造成欧洲的这种研究弱势和专业化缺乏的原因有以下几个：国内市场狭小，尤其是在一些小的或使用非国际语言的欧洲国家；对中国古典研究或中国学的研究分量不够；欧洲在亚太尤其是中国地区的安全责任缺乏重要性；政府对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要求和支持不够；欧洲公共和私有研究基金更关注中国经济和法律方面(这是由于欧盟和中国的经贸关系日益重要)。
虽然存在这些因素，但有两方面的原因促进了欧洲中国政治研究的迅猛发展和快速进步。一方面，近20年来，欧盟对于中国政治和法律制度研究的财政支持稳步增长。另一方面，欧洲的中国学学者和世界其他地区(如北美、东亚、澳大利亚)的当代中国研究人员越来越融合。当欧洲的中国政治研究还处在国家层面上，跨国界交流的增加——尤其是在欧盟内部——使得欧洲的中国研究学者圈日益与世界其他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界相融合。当然，并非每一位欧洲中国研究专家都受到这种趋势的影响。但是，欧洲大部分的相关学者都从这种联系和合作中获得了经济和学术上的益处，他们在美国或其他国际性期刊上用英语发表了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体现这种变化的一个指标就是，欧洲当前有三本用英语出版的当代中国研究的专业期刊，是由欧盟成员国赞助的，分别是《中国信息》、《神州展望》和《中国季刊》，而20年以前只有《中国季刊》。
法国
法国身兼政治和学术中心两职，大多中国政治研究学者都集中在巴黎。里昂和马塞作为第二和第三大城市，也集中了少量该领域的研究人员。从1991年开始，法国还在香港建立了一个当代中国研究中心(CEFC)，在台北设置了分支机构。
在巴黎，中国政治研究主要集中在法国国家政治学基金会(FNSP)下属的国际学习和研究中心(CERI)。这个研究中心有五名该领域的研究人员。他们是：杜明(Jean-Luc.Domenach)、贝哈(Jean-Philippe Beja)、梅珍(Francoise Mengin)、罗卡(Jean-Louis Rocca)、鲍佳佳(Stephanie Balme)。
杜明以其开创性的关于河南省大跃进的英语文献而出名，随后又广泛涉猎当代中国和亚洲政治。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写的是关于中国的劳改，在1992年以法语出版，随后又用德语出版。他最近出版的新书《中国被引向何处?》是一部全面评论江泽民向胡锦涛进行权力逐渐交接的著作。而他以前的《中国》(第一卷：1949—1971，第二卷：1971-)自1987年第一次出版之后就成为法国大学的教科书。
贝哈是位法语和英语的双语多产学者。他开始研究的是中国1979年的民主运动和知识分子。他参加了青年法国中国学者小组，并翻译了大量有关这些运动的资料。贝哈对中国的民主思想有强烈的兴趣。最近，他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1919年以来民主运动的文章。贝哈于1993—1997年在香港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担任科研主任，在此期间，除了对中国大陆地区的农民工问题和社会分层感兴趣外，他还对香港地区的政治生活以及由英国统治向中国统治的转型很感兴趣。贝哈还是法国著名杂志《Esprit》的中国政治方面的撰稿人。
梅珍的博士论文是关于法国与台湾的关系，她对台湾民主、认同、民族国家建设以及与大陆不断变化的关系等问题有着极大兴趣。1998年，她出版了《中国的轨迹：台湾、香港和北京》一书。她还对台湾政治与中国市场之间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对于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前线”推移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最近几年，她将研究领域扩展到网络对中国的影响方面。此外，她还一直保持着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及法国对华政策的研究兴趣。
罗卡在90年代中期进人法国国际学习和研究中心(CERI)，此前，他在里昂基督教大学任教，并且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和里昂第二大学的东亚研究所任职。罗卡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犯罪的政治分析，发表于1991年，题目是《帝国与其罪犯》。其后，他以比较的方法研究了中国的腐败问题。他于2002—2003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做访问学者，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并编辑了中国与一些欧洲国家就业与失业政策的比较论文集。
2004年，鲍佳佳发表了她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当代中国权力中的精英》。自2002年起，她将关注点转向中国法律与政治之间的关系。2003年底，她前往香港，并在香港中文大学从事研究工作。
中国政治研究的另一个相当重要的机构是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CCMC)，是由武官纪业马(Jacques Guillermaz)于20世纪60年代在北京建立，由一些著名的当代中国史学家如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ere)、比昂科(Lucien Bianco)以及当代中国社会学研究人员伊沙贝尔(IsabelleThireau)等主持。这个中心只有三名政治学者：雅克·安德里厄(Jacques Andrieu)、潘鸣啸(Michel Bonnin)、施维叶(Yves Chevrier)。但是，这个“中国中心”经常举行各种公开研讨会，成为对当代中国感兴趣学者的汇集地。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安德里厄出版了一些关于党内斗争、知识分子以及后毛泽东时代文化复兴的论著。他还对腐败问题进行研究。最近，他在进行毛泽东政治自传的研究。
潘鸣啸20世纪70年代开始深入研究知青问题。2004年，经过对大量材料和回忆录的整理，他出版了一部综合性的著作。在香港期间，他采访了大量来自大陆的难民，并将这些采访汇集成书，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带给法国公众以直接的、未加想像的中国农村社会印象。回到法国后，潘鸣啸开始对中国1978～1979年的民主运动产生兴趣，并将该领域的一些文献翻译成法文。在从 事后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生活地位变化的研究时，他还继续关注中国的民主思想和运动。潘鸣啸是CEFC第一任主任(1991—1998年)，就是在那里他开始对香港政治进行研究，并且在该中心的杂志《神州展望》上发表有关文章。潘鸣啸的研究领域还涉及中国的农民工和社会稳定问题。
施维叶从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向现代化的转型问题。他还和潘鸣啸一起对后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地位变化进行研究。
在巴黎，除这两个中心外，还有一些中国政治研究者隶属于其他学科的研究所。例如，本文的作者让－皮埃尔·卡贝斯唐，他既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也是巴黎第一大学比较法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在巴黎之外，中国政治研究的情况是比较分散而复杂的。大多当代中国政治研究集中在里昂和马塞，以台湾政治研究为主。在里昂的东亚研究所是一个相当大的研究机构，但只有一位中国台湾政治研究专家高格孚(Stephane Corcuff)。在马塞大学的东南亚研究所，有两位学者从事台湾政治研究。马塞大学法学系有一位中国国际法与台湾问题的司法专家沙涅(Christine Chaigne)。
其他省的大学也有当代中国研究专家，他们发表政治论题，如勒阿弗尔大学的甫吉兰(Guilhem Fahre)教授，发表了一些关于中共党史、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和制度改革，以及腐败、毒品走私、洗钱等方面的比较著作。
最后要说的是，法国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设在香港和台北，而在大陆地区的研究人员却几乎没有。自2003年由经济社会学家纪野(Gilles Guiheux)担任该中心主任以后，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成为法国外交部下属的27个研究机构之一。在不久的将来，它将在北京设立办公室，在清华大学举行法中社会科学研讨会。
德国
在德国，对中国和台湾地区进行政治研究的组织更加分散。德国有两个主要的研究中心关注亚洲事务，也是相关领域政治学家们的集中地：汉堡的亚洲事务研究所和靠近埃森市的伊依斯堡大学的东亚研究所。很多大学，例如柏林、科隆、海德堡、慕尼黑和图林根的大学，都有中国政治研究专家，但他们一般都是隶属于政治学和比较政治系或其所属学院的独立学者。
汉堡的亚洲事务研究所得到联邦政府和德国海外研究所的部分资助，成为德国最大的中国问题研究学者集中地。在舒荷(Gunter Schuter)的带领下，该研究所汇集了很多中国研究方面的政治学家，例如马格特·舒勒(Margot Schüller)和汉斯－维尔姆·舒特(Hans-Wilm Schütte)。特别是舒荷和舒勒引领了关于中国海峡两岸社会融合和经济互动的研究。亚洲事务研究所在德国出版月刊《中国要闻》，同时配以一本十分有用的英语增补目录月刊来记录领导层和体制变化。所刊载的文章不仅仅提供了对中国大陆政治、体制、法律、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面详尽的分析，同时也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的相关情况。《中国要闻》的编者有卡士登·吉泽(Karsten Giese)，他是一位研究中国互联网问题的政治学家；霍尔比格(Heike Holbig)，是一个已经发表了大量关于意识形态、传播媒体和中国政治制度相关著作的政治学家。亚洲事务研究所也出版了很多相关主题的书籍，主要是德文，也有少量英文。其他研究机构的中国研究学者们也利用该研究机构的媒介来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
创办于1994年而今在致力于中国研究的经济学家陶伯(Markus Taube)教授的带领下，德国杜伊斯堡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阿富汗以东的整个亚洲地区，包括日本、中国、韩国、东南亚和南亚。该研究所拥有大约30名专家学者，其中一半是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该研究所的出版物包括：一本专题论文集；四个工作文件系列，包括一本内部文件的绿皮书，一本关于亚太经济发展的蓝皮书和一本黑皮书，以及一本关于“地区共同体建设新进程中的东亚和东南亚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研究”的橙皮书。
最新的情况表明，东亚研究所的一些成员开始研究中国政治，包括政治学教授托马斯·海贝勒(Thomas Heberer)、克劳迪亚·德里兹(Claudia Derichts)、克里斯汀·戈堵尔(Christian Gobel)、森兹(Anka—Désirée Senz)以及2005年初加盟的娜拉·索斯密卡特(Nora Sausmikat)。该研究所的前任主任海贝勒就在该领域发表了大量的著作，特别是关于中国的私人企业家、地区选举、公民社会以及政治制度方面的著作。德里兹更多地研究马来西亚，而戈培尔研究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公民社会状况以及台湾的政治腐败和有组织犯罪。森兹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和地方政治参与，而索斯密卡特则发表了关于中国知识分子与政府以及妇女非政府组织的相关著作。
柏林自由大学有长期和浓厚的汉学传统，具备中国政治研究的领先专业水平。如艾伯哈德·桑德施奈德(Eberhard Sandschneider)，他是萨尔布吕肯大学的于尔根·多梅斯(Jǜrgen Domes)教授的学生，而萨尔布吕肯大学则是中国政治研究的国际权威。桑德施奈德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政治和对外关系方面的研究专著。尽管后来离开柏林自由大学而到德国外交事务协会(DGAP)任主席，但他仍继续发表中国研究著作和相关言论。在桑德施奈德离开自由大学以后，柯兰君教授(Bettina Gransow van Treeck)接任了他的职位，而后者也发表了关于中国农村政治和移民的大量著作。自由大学的当代中国研究集中在两个学院。第一个是奥托·苏尔(Otto Suhr)政治学院的中国和东亚政治中心，这个中心有维尔纳·普芬尼希(Werner Pfennig)教授，他出版了很多关于东亚比较政治的专著，包括中国司法和政治改革以及海峡两岸关系。第二个中心是东亚专题研究汉学院(Sindogy Institute of the Seminar on East Asina Studies)。这里的研究员包括柯兰君、共和国时期的历史学家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中国对外政策)以及达严思(Jens Datum)(当代中国和台湾政治)。
柏林还拥有一个对当代中国有强烈研究兴趣的研究所——德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它是欧洲此类研究所中最大的一家。尽管其大部分研究员都将注意力集中于对外和安全问题，但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像亚洲研究联合会(Asia Research Unit)主任古德龙(Gudrun Wacker)等，发表了很多关于中国国内政治问题的专著。古德龙1991年获得图林根大学的汉学博士学位，最近开始更多地研究中国国内政治中的互联网和代际变化。穆勒(Kay Müller)教授也在亚洲研究联合会工作。主要关注中国的对外和安全政策，尽管他的一些著作也涉及国内政治问题。穆勒 最近出版了一本主要研究中国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的专著。
另一所重要的大学是科隆大学，夏乐平(Thomas Scharping)和贺伯森(Herman Halbeisen)都在这里执教。夏乐平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表了大量主题广泛的著作和论文。包括对国共关系和毛泽东的相关研究，但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他开始转向研究中国的移民状况和计划生育政策。贺伯森是政治学和欧洲事务研究所(Research Institute f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European Affairs)的学者，已经从事台湾政治研究20多年。何意志(Robert Heuser)教授是德国最优秀的当代中国法律研究专家，也执教于这所大学。
慕尼黑大学有四名学者(其中两名已退休)从事中国对外和安全政策的研究——尽管这四名学者都发表过关于国内政治研究方面的著作。这四名学者是已退休的彼得·奥皮茨(PeterOpitz)和金德曼(Karl Kindermann)，以及年轻的学者达尔吉里(Franco Algieri)和萨斯基娅·希伯尔(Saskia Hieber)。达尔吉里对中欧关系颇有造诣，希伯尔则主要关注中国的军事、安全和能源相关政策。
在图宾根大学，舒伯特(Gunter Schubert)从2003年以来一直是中国政治研究的权威。尽管还很年轻。他已经用德文和英文出版了大量关于台湾政治和认同的专著，以及中国民族主义、地方选举和民主化的著作。他是《亚洲》杂志(德国亚洲研究的重要刊物之一)的编辑。
德国其他的大学也有许多中国政治专家，例如海德堡大学著名的汉学研究会，该研究会由传统中国研究学者瓦格纳(Rudolph Wagner)领导。20世纪90年代末，魏格林(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教授(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专家)离开这个研究会到越南大学执教后，托马斯·凯平(Thomas Kampen)教授接管了中国政治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20世纪80年代后期，台湾地区开始了民主化进程，台湾的政治变化在德国，也像其他地区一样引起了新的广泛关注。
此外，德国波鸿鲁尔大学的汉学教授，例如中国语言文学系的亨宁·克洛特(Henning Kloter)，尽管更擅长文学或历史方面的研究，也发表过一些和政治论题有关的文章。
英国
英国一直都有很强大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传统。以前，这个领域的许多学者主要集中于伦敦和一些传统的大学，例如牛津和剑桥；而在最近十年左右，允许这些学者深入研究中国政治的体制发展起来，并吸引了国际一流的中国政治研究专家：徐维恩(Viviene Shue)来到牛津大学，费立民(Flemming Christiansen)来到利兹大学，郑永年来到诺丁汉大学等。有意思的是，所有这些学者都不是在英国接受教育的，也不是英国人。自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和晚期施拉姆(stuart Schram)和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分别离开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AOS)后，英国的大学就几乎再没有培养出中国政治学博士。然而，徐维恩、费立民和郑永年的到来终于扭转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中国研究学者纷纷离开英国到美国和澳大利亚就职的不利趋势。
在伦敦，主要的相关研究机构就是伦敦大学的亚非研究学院，但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也长期吸引了高水平的中国政治学学者。在沈大伟离开后，亚非研究学院就成了三个中国政治研究专家——朱莉(Julia Strauss)、迪恩斯(Phil Deans)和罗达菲(Dafydd Fell)——的聚集地。《中国季刊》的现任编辑朱莉最初研究的是共和国时期的中国政治，但最近研究兴趣正在转向20世纪50年代共产主义国家的演进和林业政策领域。迪恩斯和罗达菲主要研究台湾问题，前者主要研究对外政策和台日关系，后者主要研究政党政治。亚非研究学院的这种台湾研究热潮是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对台湾研究教授职位的资助(这个职位首先由罗伯特·阿希先生担任)以及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的创立推动的。
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在2004年迈克尔·亚胡达(Michael Yahuda)退休离开后，一名国际上德高望重的中国对外政策和香港政治研究专家和两名学者在该院校教授中国政治学，他们分别是克里斯托弗·修斯(Christopher Hughes)，他以中国和台湾民族主义以及台湾政治方面的著作而闻名；郝秋笛(Jude Howell)是中国治理研究方面的专家；文安立(Arne Westad)也致力于研究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
20世纪90年代末期，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大学建立了民主研究中心，该中心对研究中国政治体系和民主化前景都抱有浓厚的兴趣。艾华(Harriet Evans)是这个中心主要的中国研究学者。作为英国中国研究联合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的一名委员，艾华发表了很多关于中国妇女和文化大革命的著作，同时也为杂志和社评写了很多文章。她目前的中国研究包括母亲、女儿和性别主体，性别和生殖健康，以及海报和可视文化等。
牛津大学的当代中国研究遍及整个大学。在圣安东尼学院，曾锐生(Steven Tsang)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政治方面的研究。他对中国对外政策、海峡两岸关系和安全问题抱有很大的兴趣，发表过大量关于香港和中国政治历史的著作，目前正在准备写一本蒋介石传记。拉娜·米特尔(Rana Mitter)是一位年轻的共和国研究学者，对1949年之后的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目前已经发表了一本关于整个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的著作。牛津大学其他积极从事中国政治方面研究的学者还包括罗斯玛丽·福特(Rosemary Foot)(对外政策和人权)、艾里克·斯恩(Erie Thun)(中国商贸)、彭轲(Frank Pieke)(共产党的党校系统和民族问题)、丹尼尔·巴克(Daniel Buck)(上海地区的政治经济)、约翰·奈特(John Knight)(侧重于劳动力市场和政治)、陶然(Tao Ran)(政治经济和地区治理)，以及贺斌(William Hurst)(劳动改革的政治)。
2004年，牛津大学邀请康奈尔大学教授徐维恩担任圣安东尼学院和该大学中国研究学院的当代中国研究主席。徐维恩的到来极大地加强了英国曾经一度低迷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她关于“接触政府”、地方政府及其与变革社会之间相互影响的研究已经更新了大西洋两岸的国家一社会关系研究。最近，她关于政治合法性的模式和过程以及关于政府和一些新的社会组织之间关系的研究，也值得关注。徐维恩教授对重建牛津大学的当代中国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她领导了2002年建立的 利华休姆信托(Leverhulme Trust)资助的当代中国研究项目，目前这个项目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质，同时也特别关注社会科学。
在剑桥大学，古典汉学一直处于统治地位，但是这里对当代中国，包括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研究热情也呈上涨趋势。方德万(Hans van de Ven)，一名研究共和国时期的史学家，对中国政治有着浓厚的兴趣。经济学家彼得·诺兰(Peter Nolan)一直是剑桥大学最著名的中国研究专家，现任管理评估学院的中国经济首席专家，有时也做一些中国政治方面的研究。2006年，英国驻华大使韩魁发(Christopher Hum)先生在离职后被任命为冈维尔与凯斯学院院长。卫亦信勋爵(Lord Wilson of Tillyorn)曾任香港总督、《中国季刊》的编辑，目前担任剑桥大学皮特豪斯学院院长。韩魁发与卫亦信两个人对促进剑桥大学的当代中国研究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除了牛津和剑桥大学，伦敦以外的中国政治研究中心主要是诺丁汉大学“中国屋(China House)”新建的当代中国研究院。在地理学家安德鲁·马顿(Andrew Marton)带领下，该研究院成为一些政治科学家的聚集地，例如，雅基·希恩(Jackie Sheehan)关注中国工人和企业管理的研究，萨莉·萨金森(Sally Sargenson)致力于地方管理和性别研究。从2003年起，“中国屋”建立了中国政策研究所，裴士高(Richard Pascoe)任该研究所的主任，他是路透社日本分社的前任社长。2005年9月，郑永年(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被任命为中国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员和主任。
郑永年的到来，除了使诺丁汉大学在最近几年得到了来自金融团体和其他机构的资金支持外，还营造了英国当代中国研究复兴的景象。与美国的大学不同，欧洲的大学为亚洲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提供的职位越来越少。正因为如此，郑永年的任命被视为将会帮助欧洲，特别是英国的中国政治研究重建更多的研究项目。
利兹大学作为英国主要的中文培训中心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该校的亚洲研究系也因此吸引了许多中国政治学教师，例如克里斯托弗·M.登特(Christopher M.Dent)教授，其研究兴趣集中在东亚政治经济领域。最近利兹大学更是吸引了来自丹麦的顶级汉学家费立民(尽管他是在莱顿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在那里任教数年)来教授中国研究课程并且管理当代中国研究所。费立民也担任利兹大学中国商贸发展中心副主任。在研究中，费立民主要引导大家关注中国的农村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政治体制以及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下的社会稳定等问题。
英格兰北部的达拉谟大学长期以来也拥有亚洲和中国研究的传统。达拉谟大学政府和国际事务学院有两位中国对外关系专家：大卫·克尔(David Kerr)，他曾经发表过一些关于中俄经济和能源关系的文章；张伟雄(GordonCheung)是《东亚季刊》的编辑，《东亚季刊》是一本主要收录中国政治文章的国际季刊。
在曼彻斯特大学，威廉·卡拉汉(William Callahan)从事中国一东亚关系的研究。最近，他在研究有关中国民族主义的问题。
再往北的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政治系有让·达克特(Jean Duckett)。她是伦敦大学的博士，对“企业型政府”和地方治理的研究已经引发了对中国政企关系的广泛讨论。她最近的研究已经转向了医疗保健和养老金体系。
华威大学政治和国际研究系的彼得·斐迪南(Peter Ferdinand)是一名苏联问题专家，同时还从事共产主义制度比较研究。斐迪南曾经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做过研究。华威大学还有布思林(Shaun Breslin)，他曾出版了很多当代中国政治方面的著作，特别是关于中央一地方关系以及毛泽东等方面。
在国际知名中国政治专家戈登·怀特(Gordon White)去世后，苏塞克斯大学著名的中国政治专家就只剩下了罗伯特·本尼威克(Robert Benewick)，他曾出版过一些该领域的实用手册。
在最近大约十年的时间里，由于受到台湾民主化进程的影响以及得到蒋经国基金会和台湾政府的资助，英国对台湾政治的研究迅速发展起来。正如前文所述，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是英国最重要的台湾研究中心，该中心还提供这个专业的硕士学位。
欧洲其他国家的中国研究
在欧洲的其他地区，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也拥有中国政治研究的传统。意大利以及奥地利、西班牙和瑞士同样有一些关注中国的政治学家，但这些国家对这个领域都没有投入太多的资源，因为他们认为这个领域太过专业化并且和自己主要的国际研究兴趣相关性不强。
1．荷兰
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东亚贸易以及17世纪对台湾的殖民侵略)，荷兰拥有比较悠久的中国和台湾研究历史。莱顿大学汉学系就是这一传统的标志。1969年，莱顿大学建立了自己的近现代中国文献研究中心。这个中心吸引了一些政治学家，包括来自英国的托尼·赛奇(Tony Saich)。赛奇(20世纪80年代)对中心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在1986年创建了名为《中国信息》的杂志，并且出版了大量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史和其他有关中国政治的专著。20世纪90年代早期，赛奇离开莱顿大学到北京担任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主任(之后又去了哈佛大学)，此后，该中心继续教授关于现代中国政府和政治的相关课程，并且不断改进《中国信息》的质量和发行量。到21世纪初，这本杂志充分地反映了欧洲对当代中国研究的新趋势。
有一些中国政治学家来到了莱顿大学，包括吴德荣(Tak—Wing Ngo)、庄爱莲(Woei Lien Chong)、兰兹贝格尔(Stefan Landsberger)、费米尔(Eduard Vermeer)、刘本(Benjamin van Rooji)等。吴德荣是一名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的香港人，出版了一些关于澳门和香港政治体制的著作，最近将兴趣扩大到了东亚的政治冲突和国家建设问题上。庄爱莲发表了大量关于台湾和中国电影的文章，特别是在《中国信息》上。费米尔是一名历史学家，多年来都致力于研究中国经济史、环境问题和当代农村经济，特别是农村合作和收入分配状况。在年轻一代的荷兰汉学专家中，刘本值得一提，他对环境立法执行的研究已经具有了明显的政治特征。
荷兰还有两所大学——阿姆斯特丹大学和格罗宁根大学——拥有一些中国研究专家。阿姆斯特丹大学的莱奥·杜(Leo Douw)毕业于莱顿大学，致力于对跨国的中国网络的研究，而格罗宁根大学的何霈生(Peter Ho)也毕业于莱顿大学，致力于研究中国的环境问题和非政府组织。
国际亚洲学研究所也位于荷兰。该研究所长期由斯 托克霍夫(W.A.L.Stockhoff)教授负责，资助了许多古典和当代亚洲研究会议和研究项目。
2．丹麦
丹麦有四个亚洲和中国研究中心——三个在哥本哈根，另外一个在位于日德兰半岛的奥尔胡斯大学。这三个建立在丹麦首都的中心分别是哥本哈根大学的亚洲研究所和北欧亚洲研究所，以及哥本哈根商学院的亚洲研究中心，汇聚了大约十名中国政治研究专家。
哥本哈根大学东亚研究所成立于1960年，后来发展为亚洲研究所。20世纪90年代，谢尔德·埃里克·布伦德加德(Kjeld—Erik Brodsgaad)最早任职于此。在此之前，布伦德加德已经是该校1984年成立的东亚和东南亚研究中心的主任。他积极地促进当代中国研究的发展和推动一本新出版物——《哥本哈根亚洲研究季刊》的出版。然而，由于“官僚原因”，东亚和东南亚研究中心于1994年关闭，随后才成立东亚研究院。
1967年，北欧亚洲研究所在丹麦、挪威和瑞典政府的支持下成立，20世纪80年代中期改名为斯堪的纳维亚亚洲研究中心。北欧亚洲研究所是地区合作的典范，它提供的博士和博士后奖学金优先考虑那些来自北欧国家的学生。在中国研究专家约恩·德尔曼的带领下，该研究所只有几位中国研究专家，而研究中国政治的专家则更少：密尔韦茨(Cecelia Milwertz)研究政治中的女性；索伦森(Camilla Tenna Sorensen)研究台湾的民主化和海峡两岸关系；王琦(Wang Qi)则研究政治中的妇女组织和网络。
布伦德加德后来到了哥本哈根商学院，现任该学院亚洲研究中心的教授兼主任；同时，他还保留了北欧亚洲研究中心委员会委员的身份。亚洲研究中心对中国政治和中国商贸都有集中研究，而布伦德加德本人也就中国政治、共产党、干部和官僚体制做过大量的研究。
3．瑞典
瑞典的中国政治研究基本上都集中在斯德哥尔摩和隆德大学。乌普萨拉大学也培养出一些中国政治研究学家。
在斯德哥尔摩，太平洋亚洲研究中心于1984年成立，主要目的是激发对亚洲太平洋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学术研究。太平洋亚洲研究中心出版了一些学术论文、工作文件以及一本《斯德哥尔摩东亚研究杂志》。在汤姆·哈特(Tom Haa)长期担任领导后，太平洋亚洲研究中心的现任主任是池上雅子，她是一位东亚安全关系和信任建设措施的研究专家。20世纪90年代，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加入该中心。在现任的研究员中，奥斯卡·阿尔门(Oscar Almen)目前正在开展一项关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角色的研究计划，而阿内特·松(Annette Son)则正在对韩国和台湾的失业保险政策进行比较研究。在太平洋亚洲研究中心先前的研究项目中，我们也有必要提及一下哈伦·弗里贝里(Haran Ffiberg)对内地政府的研究。
隆德大学的中国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不过，在1989年设立现代中国史教授职位以后，该校的中国研究蓬勃发展起来。隆德大学最近在东亚研究系和政治科学院开设了政治学博士学位。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在谢格森(Jon Sigurdson)的带领下，隆德大学政策研究所成为当代中国研究的动力所在。但是，在宝克(EfikBaark)和谢格森这两位中国科学和技术专家先后前往海外就职后，该中心就对中国研究失去了兴趣。在隆德大学东亚语言系，中国研究专家主要是沈迈克教授，其关于文化大革命和语言政治的研究闻名于世。其他的中国研究专家有东亚和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罗格·格雷特雷克斯(Roger Greatex)以及出版过许多中国人权深层研究相关著作的史雯(Marina Svensson)。还有包括辛优汉(JohanLakerkvisl)在内的一些在该系准备政治科学论文的博士生。
拉奥尔一瓦仑堡人权和人道法研究所也设在隆德大学。在最近十年左右，该研究所对人权研究以及与中国法理专家、司法人员之间的合作和培训计划都得到了广泛的发展。该研究所的中国法律和体制研究专家格兰贝登(Jonas Gfimbeden)在2004年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后，启动了一项在国际人权法下的中国司法独立性研究。
乌普萨拉大学培养了一些中国政治方面的博士生，例如现任该校政府系助理教授的马智贤(Mattias Burell)，他曾发表了关于中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博士论文。他的同学金山爱(Mafia Edin)是研究城乡水平干部体系的专家，也出版过不少相关问题的著作。
我们还必须提到的是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简称SIPRI)。该研究所的国际安全问题研究和著作都闻名于世，特别是它的《SIPRI年鉴》。该研究所对中国的军事和安全问题一直都很关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该所的研究成员包括季北慈(Bates Gill)，这位美国专家制定了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东亚安全研究计划(但这项计划在他离开后似乎搁浅了)。在这些年里，除了季北慈以外，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其他研究员——例如辛格(Ravi Singh)和伊安·安东尼(lanAnthony)——发表了很多关于中国安全问题的著作。
4．挪威
在挪威，东亚研究也在两个中心的组织下进行着，即奥斯陆大学和卑尔根大学。奥斯陆大学的东亚研究系成立于1966年，1991年并入东欧研究系，并改名为东欧和东方研究系。在这里，汉森(Mette Halskov Hansen)教授发起了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还有两个一直致力于中国政治研究的奥斯陆大学学者要提及一下：加入了汉学系的伯厄·巴克(Bθrge Bakken)；发展和环境中心研究员克莱斯特·诺德豪德，主要研究台湾的民主化。但是，20世纪90年代，巴克离开挪威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又于2005年到香港大学继续从事对中国刑事司法和公共安全的研究。诺德豪德目前在丹麦的洛斯基勒大学中心工作。
卑尔根大学比较政治系高级讲师耶鲁姆(Torstein Hiellum)也是研究当代中国的资深政治科学家。1995年，他出版了一本用处颇大的中国政治教科书，两年后，和荣英格一起出版了第二本辑录16位挪威中国学者论文的论文集。研究中国种族历史特别是云南纳西文化的勃克曼也就职于这所大学。
5．芬兰
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和图尔库大学设有当代中国课程并进行相关研究。在赫尔辛基大学雷维尔地区和文化研究所，亚洲研究在拉伊蒂宁(Kauko Laitinen)的领导下进行。该研究所的亚太研究专家中有三位致力于中国历史研究，其中包括赖莎(Raisa Asikainen)，她是中国政治历史研究专家，目前正在准备博士论文《中国对柬埔寨民主党政治的影响：外交、革命和援助》。在这所大学的政治学 系，马凯(Mikael Mattlin)也在准备一篇博士论文——《台湾政治的后民主化时期》。他已经发表了很多关于台湾民进党以及海峡两岸关系的文章。
在图尔库大学，毛日大(Marina Sjika)多年来一直从事当代中国研究，特别是中国对外关系及其与北欧国家的关系。毛日大还是芬兰东亚和东南亚研究国立大学网的协调人，该网络就建立在她所执教的当代历史系。
芬兰赫尔辛基国际事务研究所有一名中国研究专家，即现居北京的琳达·雅柯布森(Linda Jakobson)。雅柯布森作了大量关于海峡两岸关系和在北京与台北之间找到和平解决分裂问题最好途径的相关研究。
6．其他欧洲国家
其他欧洲国家对中国特别是当代中国政治的研究相对滞后。古典汉学依然统治着意大利的中国研究，意大利在这个领域有稳固的历史。如果不是玛尔塔·达素(Marta Dassu)在罗马建立了研究办公室，我们几乎在意大利找不到中国政治学家。博克尼大学的魏博(Maria Weber)教授是个例外。
瑞士有两个中国学者，一个是胜雅律(Harm yon Senger)。但是胜雅律是一个法理学家而不是政治学家，他主要的执教地也不是其居住和进行比较法研究的瑞士联邦，而是在德国南部的弗莱堡大学。另一个是清华大学公共政策和管理学院的张伟伟(Zhang Weiwei)，他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也是日内瓦当代亚洲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张发表了很多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影响的著作。另一个日内瓦高级国际研究院的中国移民是相兰欣(Xiang Lanxin)，他主要研究中国的对外政策，同时也发表了很多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史的著作。
在奥地利和西班牙，对中国和台湾的研究新潮刚刚形成。在一些新学者中，萨尔茨堡大学的普勒伯格(chfistian Ploberger)目前正在准备关于台湾政治的博士论文；还有马德里自治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罗德里格斯(Mafio Esteban Rodriguez)，目前即将完成关于台湾安全和台美关系的博士论文。此外，20世纪90年代中期，马德里卡姆鲁腾斯大学创建了一本东亚杂志《亚洲研究评论》，发表了一些中国政治研究方面的文章。
在中西欧，学者们更多地去研究当代中国而非中国政治。波兰科学院的两名学者柯杰兹和塔玛拉(Karin Tomala)致力于中国政治的研究。柯杰兹主要研究中国政府和治理。在捷克，只有一名政治学家可以说是进行中国研究的，那就是国际关系学院的鲁多夫·弗尔斯特(Rudolf Fürst)。由于得到了台湾政府的大力资助，台湾研究成为布拉格查理士大学的主要方向。匈牙利和巴尔干地区的国家没有研究中国的政治学家。不过，俄罗斯则完全不同，不仅在相关领域中研究硕果累累，而且可以独当一面。
最后我们不得不提一下葡萄牙，因为它和澳门有着特殊的关系，并且有着很悠久的亚洲研究历史。然而，葡萄牙没有一所大学拥有真正的中国研究专家。东方基金会定期组织国际会议，邀请外国专家与会。这个基金会也提供支持促成了一本关于东亚的新的葡英双语杂志的发行——《大西洋国——葡萄牙东亚研究评论》。这本与里斯本大学社会和政治科学院联合出版的杂志由萨安东编辑，他是葡萄牙极少数教授中国历史的学者之一。
欧洲中国政治研究的主要特点
欧洲的中国政治研究在研究焦点方面与美国和日本有哪些相似之处?又有哪些不同?对这个问题很难给出明确的答案。在某种程度上，由于中国研究的全球化，中国政治研究和其他领域一样，产生了欧洲和非欧洲界限的划分。上面对该领域状况的介绍进一步肯定了这种划分。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意识形态的解放、不断加强的外交影响、不断上升的战略大国地位以及社会稳定和中国政治前景等问题，都是促使欧洲、美国和日本加强中国政治研究的主要动力。更具体地说，民主、人权、善治、民族主义、认同和国家建设等都是欧洲中国研究的主题。欧洲专家似乎不太关注中国的体制、决策制定或政治经济等方面，而这些却往往是美国和日本的研究主题。社会问题，例如移民、医疗和教育政策、社会冲突和不稳定，甚至是性别研究，是欧洲和非欧洲中国研究学者们共同关心的问题。
此外，与美国或其他地方一样，欧洲的中国政治研究机构一直没能克服地区研究(东亚研究所)和学科体系(政治科学系)之间的矛盾，尽管后者在最近20多年里似乎处于领先地位。最后，最近对台湾政治的研究热潮在大西洋两岸都没有太大区别，这主要是由两个因素，首先是对中国的第一个民主化案例的广泛兴趣，另一个就是台湾政府和基金会的资助。
然而，对比欧洲与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我们还是能找出至少四点不同：首先是相对较小的规模和分散的团体。每一个欧洲国家都试图依靠自己的中国研究专家进行研究，而不考虑借鉴或咨询外国学者，这使得地区专家首先需要用母语发表论文，从而无法变得非常专业。
第二个特点和第一个特点有一定联系，即欧洲和美国在田野调查和数据收集方面长期的差距。在德国、英国以及法国、荷兰或一些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越来越多的学者正在把研究建立在调查、数据收集以及田野工作基础上。但是这些活动基本上停滞不前，不是太过肤浅，就是经过选择的，这主要不是因为缺乏资金，而是缺少和中国研究者之间进行合作的时间和准备。还有一个障碍就是不愿意进行欧盟资助的跨国研究项目，因为申请过程过于繁琐。
欧洲的中国政治学者对研究课题的选择性也许是其区别于美国和日本学者的第三个特点。有三个因素影响了他们的选择：资源、时代思潮和工作机会。
尽管选举过程或任何体制可能会引起中国政治体系的民主化和自由化一直是欧洲的研究热点，但欧洲学者比美国学者更关注中国的公共政策和政府治理问题。这种兴趣既反映了，同时也受到欧洲委员会设立的中国研究优先项目的影响，而且也是欧盟对中国的政治优先考虑(可持续发展、向更开放的政府和更好的治理转型、法治)的间接产物。因此，法制和体制的改革、地方选举过程、劳动纠纷的解决途径、教育和环保问题都是欧盟鼓励的主要课题。
欧洲的中国学者们关于社会政策和社会问题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社会民主思想和“欧洲大陆”理想模式的强烈而持续的影响。也许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与其他领域相比，少数民族和人权问题一直备受关注，有时甚至遭到过分指责，特别是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最近，社会不公平和政治稳定成为主要的课题，它一方面反对一些乐观主义者的预测，即持续的改革和“现代化”将会促进当前的政治体制适应自身发展，保持相对的稳定，另一方面也不同意悲观主义者认为的体制不可以改变否则将会崩溃的论断。
然而，欧洲的政治学家目前的“时代思潮”也在发挥作用。两个主题似乎控制着研究舞台：民主化和社会公 平(以及建立在后者之上的社会和政治稳定性的新问题)。在这些主题受到关注的同时，台湾问题也逐渐地成为主要的研究课题：一方面因为它可能揭示出中国的政治前景，另一方面也因为它可以告诉我们关于中国文化背景下新民族国家、国家建设、民族主义和分化认同等方面的知识。换句话说，对很多欧洲学者而言，台湾已经成为他们更好地理解很多中国政治问题的微观世界。欧洲台湾政治研究的盛行主要是因为这些问题，当然，还因为台北的财政支持为每个台湾政治研究者提供了便利通道。
工作机会也决定了欧洲中国政治研究主题的选择。但在每个欧洲国家，这个因素似乎各有不同。
欧洲和美国在对待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各种政治问题时的方法和观念完全不同，这是欧美中国政治研究的第四个不同。在欧洲，同美国和日本一样，每一个中国政治学者都受到国家政治科学传统以及他所居住或学习的国家争论的影响。最近20年，大西洋沿岸或太平洋沿岸思想的强烈交锋使得问题更加复杂。例如，福柯、布迪厄或德里达今天在美国也许比在法国拥有更大的影响，而哈贝马斯在美国的知名度也许要大于在德国。而英国本身也许已陷入矛盾之中，因为它和美国政治学家拥有共同的语言，并且深受他们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分析徐维恩和郑永年的著作的影响可能要更有趣，因为他们现在都定居在英国。
在欧洲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可以说欧洲内部的政治学一直受到美国主宰的学科的影响，并且使美国的方法在欧洲社会学家中更加知名。当然，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分析有时也占有一定的优势。更重要的是，当代中国及其政治研究的史学家所占的地位导致了对美国政治学模式(极权主义、行为主义、优越感)影响的再定位，而更加倾向于历史观念的普及，例如“革命”或“现代化”。但整体而言，“民主范式”在美国目前十分流行。
认识到这个基本特征只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模糊而支离破碎的轮廓，而无法解释一些具体的问题。例如，20世纪80年代，包括多麦兰克和我自己等在内的一些法国政治学家称重新发现了“极权主义模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的学者当时已经彻底抛弃了这种模式。当时法国许多右翼和左翼政治家和精英对苏联和中国采取了宽容有时甚至是折衷的态度，而对这些态度的认识和批评被视为中国政治研究这次短暂复兴的主要原因。同样，面对古典汉学对法国政治家和精英持续的强大影响，绝大多数中国政治研究学生都极力避免采取某些文化主义的方法来分析中国的政治现象。即使在自己的著作中曾讨论过关系在中国的重要性，鲍铭言(Even Balme)也尽力强调这些“特殊关系”在改革时期的历史变化。
这些方法论的选择则对中国政治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尽管田野调查和熟练掌握中文是做好研究的两个基本要求，但美国大学的政治学系里却没有这样的要求。相反，在欧洲的许多大学，坚实的理论背景和进行跨国比较研究的能力依然被视为建立学术事业的优势。这些要求也避免了过度特殊化和太深或太具体的领域研究，因为这些领域可能对比较研究没有益处。不过，欧洲的中国政治研究学生的非专门化状况并不一定说明他们不能更好地了解中国。尽管专门领域的研究非常重要，但对所有理论和学科的综合掌握实际上可以帮助理解中国的政治挑战和不确定的将来。
结论
欧洲中国政治研究的发展一直都很不平衡。在最近20年里，法国、德国、英国以及荷兰和北欧国家都保持并加强了高水平的中国政治研究(越来越建立在和中国同行的工作合作上)。然而，其他国家还是依赖于外交官、欧洲或美国的基础学习课程以及翻译过来的文献来了解中国政治。换句话说，由于缺乏专家意见、资源和兴趣，这些欧洲国家并没有自发地对中国进行研究。
然而，欧洲中国政治研究的总体状况并不令人悲观。它是积极的而且是不断改善的，其质量在今天更可以与北美、日本或澳大利亚的相关研究领域相媲美。另一方面，由于欧洲的中国政治学者都比过去有更好的中文能力，因此他们也有更多的机会长期在中国大陆或台湾进行深入调查。与20年前相比，欧洲的中国政治学者更频繁地相互交流。应当指出的是，不仅仅是各种论坛，而且每一次关于中国的欧洲学术会议都以英语进行。国际亚洲学研究所也建立在欧洲，并与美国同行——美国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建立了密切的工作联系。
显然，欧洲和北美以及亚洲的中国政治学者之间的融合远未完成。欧洲的两类学者目前似乎正在结合：一类是以英文发表著作且同非欧洲学者建立联系的“国际性”学者，另一类是由于必要或主动选择而特别针对地方观众或讨论的“地方性”学者。中国研究领域像其他许多研究领域一样，全球化也被欧洲学者视为不受欢迎的“美国化”。然而，这种论调应该加以修正：任何将欧洲中国政治研究隔绝的行为都会导致美国在该领域取得统治地位。与20年前相比，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了跨大西洋或国际性的联合会议和研究项目。这种欧洲内外的学者不断扩大的交流有益于建立更强大、更紧密的学术圈，从而使政府和普通大众能够更加多角度、多元化、充满希望地、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
[责任编辑：文心]
欧洲学者对于中国政治的兴趣由来已久。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早期，他们的兴趣来源之一是知识分子和精英中毛主义和左翼思想的影响不断加强。但是，毛泽东去世后中国所发生的戏剧性政治变革，以及欧洲对于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回归。使学者们的兴趣转向传统的因素：中国经济的发展、意识形态的开放、外交和战略影响力的增强以及社会稳定和政治未来再次成为中国政治研究的主要动力。
由于这些因素，自1978年中国开始实施改革以后，欧洲对于中国国内政治的兴趣强烈增长。但即便如此，欧洲的中国政治研究也仅集中于西欧的几个大国，如法国、德国和英国；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也有少量研究；而在欧洲其他国家，很难认定有专门人员关注和出版中国政治研究课题，这些国家的大多数学者一般将中国政治与中国现代史结合在一起，或者将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的研究结合在一起。
在当代中国研究方面，美国学者被认为是很专业的：相比较而言，欧洲的中国政治研究则缺乏专业性。造成欧洲的这种研究弱势和专业化缺乏的原因有以下几个：国内市场狭小，尤其是在一些小的或使用非国际语言的欧洲国家；对中国古典研究或中国学的研究分量不够；欧洲在亚太尤其是中国地区的安全责任缺乏重要性；政府对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要求和支持不够；欧洲公共和私有研究基金更关注中国经济和法律方面(这是由于欧盟和中国的经贸关系日益重要)。
虽然存在这些因素，但有两方面的原因促进了欧洲中国政治研究的迅猛发展和快速进步。一方面，近20年来，欧盟对于中国政治和法律制度研究的财政支持稳步增长。另一方面，欧洲的中国学学者和世界其他地区(如北美、东亚、澳大利亚)的当代中国研究人员越来越融合。当欧洲的中国政治研究还处在国家层面上，跨国界交流的增加——尤其是在欧盟内部——使得欧洲的中国研究学者圈日益与世界其他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界相融合。当然，并非每一位欧洲中国研究专家都受到这种趋势的影响。但是，欧洲大部分的相关学者都从这种联系和合作中获得了经济和学术上的益处，他们在美国或其他国际性期刊上用英语发表了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体现这种变化的一个指标就是，欧洲当前有三本用英语出版的当代中国研究的专业期刊，是由欧盟成员国赞助的，分别是《中国信息》、《神州展望》和《中国季刊》，而20年以前只有《中国季刊》。
法国
法国身兼政治和学术中心两职，大多中国政治研究学者都集中在巴黎。里昂和马塞作为第二和第三大城市，也集中了少量该领域的研究人员。从1991年开始，法国还在香港建立了一个当代中国研究中心(CEFC)，在台北设置了分支机构。
在巴黎，中国政治研究主要集中在法国国家政治学基金会(FNSP)下属的国际学习和研究中心(CERI)。这个研究中心有五名该领域的研究人员。他们是：杜明(Jean-Luc.Domenach)、贝哈(Jean-Philippe Beja)、梅珍(Francoise Mengin)、罗卡(Jean-Louis Rocca)、鲍佳佳(Stephanie Balme)。
杜明以其开创性的关于河南省大跃进的英语文献而出名，随后又广泛涉猎当代中国和亚洲政治。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写的是关于中国的劳改，在1992年以法语出版，随后又用德语出版。他最近出版的新书《中国被引向何处?》是一部全面评论江泽民向胡锦涛进行权力逐渐交接的著作。而他以前的《中国》(第一卷：1949—1971，第二卷：1971-)自1987年第一次出版之后就成为法国大学的教科书。
贝哈是位法语和英语的双语多产学者。他开始研究的是中国1979年的民主运动和知识分子。他参加了青年法国中国学者小组，并翻译了大量有关这些运动的资料。贝哈对中国的民主思想有强烈的兴趣。最近，他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1919年以来民主运动的文章。贝哈于1993—1997年在香港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担任科研主任，在此期间，除了对中国大陆地区的农民工问题和社会分层感兴趣外，他还对香港地区的政治生活以及由英国统治向中国统治的转型很感兴趣。贝哈还是法国著名杂志《Esprit》的中国政治方面的撰稿人。
梅珍的博士论文是关于法国与台湾的关系，她对台湾民主、认同、民族国家建设以及与大陆不断变化的关系等问题有着极大兴趣。1998年，她出版了《中国的轨迹：台湾、香港和北京》一书。她还对台湾政治与中国市场之间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对于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前线”推移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最近几年，她将研究领域扩展到网络对中国的影响方面。此外，她还一直保持着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及法国对华政策的研究兴趣。
罗卡在90年代中期进人法国国际学习和研究中心(CERI)，此前，他在里昂基督教大学任教，并且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和里昂第二大学的东亚研究所任职。罗卡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犯罪的政治分析，发表于1991年，题目是《帝国与其罪犯》。其后，他以比较的方法研究了中国的腐败问题。他于2002—2003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做访问学者，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并编辑了中国与一些欧洲国家就业与失业政策的比较论文集。
2004年，鲍佳佳发表了她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当代中国权力中的精英》。自2002年起，她将关注点转向中国法律与政治之间的关系。2003年底，她前往香港，并在香港中文大学从事研究工作。
中国政治研究的另一个相当重要的机构是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CCMC)，是由武官纪业马(Jacques Guillermaz)于20世纪60年代在北京建立，由一些著名的当代中国史学家如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ere)、比昂科(Lucien Bianco)以及当代中国社会学研究人员伊沙贝尔(IsabelleThireau)等主持。这个中心只有三名政治学者：雅克·安德里厄(Jacques Andrieu)、潘鸣啸(Michel Bonnin)、施维叶(Yves Chevrier)。但是，这个“中国中心”经常举行各种公开研讨会，成为对当代中国感兴趣学者的汇集地。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安德里厄出版了一些关于党内斗争、知识分子以及后毛泽东时代文化复兴的论著。他还对腐败问题进行研究。最近，他在进行毛泽东政治自传的研究。
潘鸣啸20世纪70年代开始深入研究知青问题。2004年，经过对大量材料和回忆录的整理，他出版了一部综合性的著作。在香港期间，他采访了大量来自大陆的难民，并将这些采访汇集成书，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带给法国公众以直接的、未加想像的中国农村社会印象。回到法国后，潘鸣啸开始对中国1978～1979年的民主运动产生兴趣，并将该领域的一些文献翻译成法文。在从 事后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生活地位变化的研究时，他还继续关注中国的民主思想和运动。潘鸣啸是CEFC第一任主任(1991—1998年)，就是在那里他开始对香港政治进行研究，并且在该中心的杂志《神州展望》上发表有关文章。潘鸣啸的研究领域还涉及中国的农民工和社会稳定问题。
施维叶从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向现代化的转型问题。他还和潘鸣啸一起对后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地位变化进行研究。
在巴黎，除这两个中心外，还有一些中国政治研究者隶属于其他学科的研究所。例如，本文的作者让－皮埃尔·卡贝斯唐，他既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也是巴黎第一大学比较法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在巴黎之外，中国政治研究的情况是比较分散而复杂的。大多当代中国政治研究集中在里昂和马塞，以台湾政治研究为主。在里昂的东亚研究所是一个相当大的研究机构，但只有一位中国台湾政治研究专家高格孚(Stephane Corcuff)。在马塞大学的东南亚研究所，有两位学者从事台湾政治研究。马塞大学法学系有一位中国国际法与台湾问题的司法专家沙涅(Christine Chaigne)。
其他省的大学也有当代中国研究专家，他们发表政治论题，如勒阿弗尔大学的甫吉兰(Guilhem Fahre)教授，发表了一些关于中共党史、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和制度改革，以及腐败、毒品走私、洗钱等方面的比较著作。
最后要说的是，法国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设在香港和台北，而在大陆地区的研究人员却几乎没有。自2003年由经济社会学家纪野(Gilles Guiheux)担任该中心主任以后，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成为法国外交部下属的27个研究机构之一。在不久的将来，它将在北京设立办公室，在清华大学举行法中社会科学研讨会。
德国
在德国，对中国和台湾地区进行政治研究的组织更加分散。德国有两个主要的研究中心关注亚洲事务，也是相关领域政治学家们的集中地：汉堡的亚洲事务研究所和靠近埃森市的伊依斯堡大学的东亚研究所。很多大学，例如柏林、科隆、海德堡、慕尼黑和图林根的大学，都有中国政治研究专家，但他们一般都是隶属于政治学和比较政治系或其所属学院的独立学者。
汉堡的亚洲事务研究所得到联邦政府和德国海外研究所的部分资助，成为德国最大的中国问题研究学者集中地。在舒荷(Gunter Schuter)的带领下，该研究所汇集了很多中国研究方面的政治学家，例如马格特·舒勒(Margot Schüller)和汉斯－维尔姆·舒特(Hans-Wilm Schütte)。特别是舒荷和舒勒引领了关于中国海峡两岸社会融合和经济互动的研究。亚洲事务研究所在德国出版月刊《中国要闻》，同时配以一本十分有用的英语增补目录月刊来记录领导层和体制变化。所刊载的文章不仅仅提供了对中国大陆政治、体制、法律、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面详尽的分析，同时也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的相关情况。《中国要闻》的编者有卡士登·吉泽(Karsten Giese)，他是一位研究中国互联网问题的政治学家；霍尔比格(Heike Holbig)，是一个已经发表了大量关于意识形态、传播媒体和中国政治制度相关著作的政治学家。亚洲事务研究所也出版了很多相关主题的书籍，主要是德文，也有少量英文。其他研究机构的中国研究学者们也利用该研究机构的媒介来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
创办于1994年而今在致力于中国研究的经济学家陶伯(Markus Taube)教授的带领下，德国杜伊斯堡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阿富汗以东的整个亚洲地区，包括日本、中国、韩国、东南亚和南亚。该研究所拥有大约30名专家学者，其中一半是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该研究所的出版物包括：一本专题论文集；四个工作文件系列，包括一本内部文件的绿皮书，一本关于亚太经济发展的蓝皮书和一本黑皮书，以及一本关于“地区共同体建设新进程中的东亚和东南亚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研究”的橙皮书。
最新的情况表明，东亚研究所的一些成员开始研究中国政治，包括政治学教授托马斯·海贝勒(Thomas Heberer)、克劳迪亚·德里兹(Claudia Derichts)、克里斯汀·戈堵尔(Christian Gobel)、森兹(Anka—Désirée Senz)以及2005年初加盟的娜拉·索斯密卡特(Nora Sausmikat)。该研究所的前任主任海贝勒就在该领域发表了大量的著作，特别是关于中国的私人企业家、地区选举、公民社会以及政治制度方面的著作。德里兹更多地研究马来西亚，而戈培尔研究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公民社会状况以及台湾的政治腐败和有组织犯罪。森兹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和地方政治参与，而索斯密卡特则发表了关于中国知识分子与政府以及妇女非政府组织的相关著作。
柏林自由大学有长期和浓厚的汉学传统，具备中国政治研究的领先专业水平。如艾伯哈德·桑德施奈德(Eberhard Sandschneider)，他是萨尔布吕肯大学的于尔根·多梅斯(Jǜrgen Domes)教授的学生，而萨尔布吕肯大学则是中国政治研究的国际权威。桑德施奈德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政治和对外关系方面的研究专著。尽管后来离开柏林自由大学而到德国外交事务协会(DGAP)任主席，但他仍继续发表中国研究著作和相关言论。在桑德施奈德离开自由大学以后，柯兰君教授(Bettina Gransow van Treeck)接任了他的职位，而后者也发表了关于中国农村政治和移民的大量著作。自由大学的当代中国研究集中在两个学院。第一个是奥托·苏尔(Otto Suhr)政治学院的中国和东亚政治中心，这个中心有维尔纳·普芬尼希(Werner Pfennig)教授，他出版了很多关于东亚比较政治的专著，包括中国司法和政治改革以及海峡两岸关系。第二个中心是东亚专题研究汉学院(Sindogy Institute of the Seminar on East Asina Studies)。这里的研究员包括柯兰君、共和国时期的历史学家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中国对外政策)以及达严思(Jens Datum)(当代中国和台湾政治)。
柏林还拥有一个对当代中国有强烈研究兴趣的研究所——德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它是欧洲此类研究所中最大的一家。尽管其大部分研究员都将注意力集中于对外和安全问题，但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像亚洲研究联合会(Asia Research Unit)主任古德龙(Gudrun Wacker)等，发表了很多关于中国国内政治问题的专著。古德龙1991年获得图林根大学的汉学博士学位，最近开始更多地研究中国国内政治中的互联网和代际变化。穆勒(Kay Müller)教授也在亚洲研究联合会工作。主要关注中国的对外和安全政策，尽管他的一些著作也涉及国内政治问题。穆勒 最近出版了一本主要研究中国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的专著。
另一所重要的大学是科隆大学，夏乐平(Thomas Scharping)和贺伯森(Herman Halbeisen)都在这里执教。夏乐平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表了大量主题广泛的著作和论文。包括对国共关系和毛泽东的相关研究，但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他开始转向研究中国的移民状况和计划生育政策。贺伯森是政治学和欧洲事务研究所(Research Institute f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European Affairs)的学者，已经从事台湾政治研究20多年。何意志(Robert Heuser)教授是德国最优秀的当代中国法律研究专家，也执教于这所大学。
慕尼黑大学有四名学者(其中两名已退休)从事中国对外和安全政策的研究——尽管这四名学者都发表过关于国内政治研究方面的著作。这四名学者是已退休的彼得·奥皮茨(PeterOpitz)和金德曼(Karl Kindermann)，以及年轻的学者达尔吉里(Franco Algieri)和萨斯基娅·希伯尔(Saskia Hieber)。达尔吉里对中欧关系颇有造诣，希伯尔则主要关注中国的军事、安全和能源相关政策。
在图宾根大学，舒伯特(Gunter Schubert)从2003年以来一直是中国政治研究的权威。尽管还很年轻。他已经用德文和英文出版了大量关于台湾政治和认同的专著，以及中国民族主义、地方选举和民主化的著作。他是《亚洲》杂志(德国亚洲研究的重要刊物之一)的编辑。
德国其他的大学也有许多中国政治专家，例如海德堡大学著名的汉学研究会，该研究会由传统中国研究学者瓦格纳(Rudolph Wagner)领导。20世纪90年代末，魏格林(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教授(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专家)离开这个研究会到越南大学执教后，托马斯·凯平(Thomas Kampen)教授接管了中国政治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20世纪80年代后期，台湾地区开始了民主化进程，台湾的政治变化在德国，也像其他地区一样引起了新的广泛关注。
此外，德国波鸿鲁尔大学的汉学教授，例如中国语言文学系的亨宁·克洛特(Henning Kloter)，尽管更擅长文学或历史方面的研究，也发表过一些和政治论题有关的文章。
英国
英国一直都有很强大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传统。以前，这个领域的许多学者主要集中于伦敦和一些传统的大学，例如牛津和剑桥；而在最近十年左右，允许这些学者深入研究中国政治的体制发展起来，并吸引了国际一流的中国政治研究专家：徐维恩(Viviene Shue)来到牛津大学，费立民(Flemming Christiansen)来到利兹大学，郑永年来到诺丁汉大学等。有意思的是，所有这些学者都不是在英国接受教育的，也不是英国人。自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和晚期施拉姆(stuart Schram)和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分别离开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AOS)后，英国的大学就几乎再没有培养出中国政治学博士。然而，徐维恩、费立民和郑永年的到来终于扭转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中国研究学者纷纷离开英国到美国和澳大利亚就职的不利趋势。
在伦敦，主要的相关研究机构就是伦敦大学的亚非研究学院，但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也长期吸引了高水平的中国政治学学者。在沈大伟离开后，亚非研究学院就成了三个中国政治研究专家——朱莉(Julia Strauss)、迪恩斯(Phil Deans)和罗达菲(Dafydd Fell)——的聚集地。《中国季刊》的现任编辑朱莉最初研究的是共和国时期的中国政治，但最近研究兴趣正在转向20世纪50年代共产主义国家的演进和林业政策领域。迪恩斯和罗达菲主要研究台湾问题，前者主要研究对外政策和台日关系，后者主要研究政党政治。亚非研究学院的这种台湾研究热潮是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对台湾研究教授职位的资助(这个职位首先由罗伯特·阿希先生担任)以及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的创立推动的。
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在2004年迈克尔·亚胡达(Michael Yahuda)退休离开后，一名国际上德高望重的中国对外政策和香港政治研究专家和两名学者在该院校教授中国政治学，他们分别是克里斯托弗·修斯(Christopher Hughes)，他以中国和台湾民族主义以及台湾政治方面的著作而闻名；郝秋笛(Jude Howell)是中国治理研究方面的专家；文安立(Arne Westad)也致力于研究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
20世纪90年代末期，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大学建立了民主研究中心，该中心对研究中国政治体系和民主化前景都抱有浓厚的兴趣。艾华(Harriet Evans)是这个中心主要的中国研究学者。作为英国中国研究联合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的一名委员，艾华发表了很多关于中国妇女和文化大革命的著作，同时也为杂志和社评写了很多文章。她目前的中国研究包括母亲、女儿和性别主体，性别和生殖健康，以及海报和可视文化等。
牛津大学的当代中国研究遍及整个大学。在圣安东尼学院，曾锐生(Steven Tsang)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政治方面的研究。他对中国对外政策、海峡两岸关系和安全问题抱有很大的兴趣，发表过大量关于香港和中国政治历史的著作，目前正在准备写一本蒋介石传记。拉娜·米特尔(Rana Mitter)是一位年轻的共和国研究学者，对1949年之后的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目前已经发表了一本关于整个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的著作。牛津大学其他积极从事中国政治方面研究的学者还包括罗斯玛丽·福特(Rosemary Foot)(对外政策和人权)、艾里克·斯恩(Erie Thun)(中国商贸)、彭轲(Frank Pieke)(共产党的党校系统和民族问题)、丹尼尔·巴克(Daniel Buck)(上海地区的政治经济)、约翰·奈特(John Knight)(侧重于劳动力市场和政治)、陶然(Tao Ran)(政治经济和地区治理)，以及贺斌(William Hurst)(劳动改革的政治)。
2004年，牛津大学邀请康奈尔大学教授徐维恩担任圣安东尼学院和该大学中国研究学院的当代中国研究主席。徐维恩的到来极大地加强了英国曾经一度低迷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她关于“接触政府”、地方政府及其与变革社会之间相互影响的研究已经更新了大西洋两岸的国家一社会关系研究。最近，她关于政治合法性的模式和过程以及关于政府和一些新的社会组织之间关系的研究，也值得关注。徐维恩教授对重建牛津大学的当代中国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她领导了2002年建立的 利华休姆信托(Leverhulme Trust)资助的当代中国研究项目，目前这个项目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质，同时也特别关注社会科学。
在剑桥大学，古典汉学一直处于统治地位，但是这里对当代中国，包括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研究热情也呈上涨趋势。方德万(Hans van de Ven)，一名研究共和国时期的史学家，对中国政治有着浓厚的兴趣。经济学家彼得·诺兰(Peter Nolan)一直是剑桥大学最著名的中国研究专家，现任管理评估学院的中国经济首席专家，有时也做一些中国政治方面的研究。2006年，英国驻华大使韩魁发(Christopher Hum)先生在离职后被任命为冈维尔与凯斯学院院长。卫亦信勋爵(Lord Wilson of Tillyorn)曾任香港总督、《中国季刊》的编辑，目前担任剑桥大学皮特豪斯学院院长。韩魁发与卫亦信两个人对促进剑桥大学的当代中国研究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除了牛津和剑桥大学，伦敦以外的中国政治研究中心主要是诺丁汉大学“中国屋(China House)”新建的当代中国研究院。在地理学家安德鲁·马顿(Andrew Marton)带领下，该研究院成为一些政治科学家的聚集地，例如，雅基·希恩(Jackie Sheehan)关注中国工人和企业管理的研究，萨莉·萨金森(Sally Sargenson)致力于地方管理和性别研究。从2003年起，“中国屋”建立了中国政策研究所，裴士高(Richard Pascoe)任该研究所的主任，他是路透社日本分社的前任社长。2005年9月，郑永年(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被任命为中国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员和主任。
郑永年的到来，除了使诺丁汉大学在最近几年得到了来自金融团体和其他机构的资金支持外，还营造了英国当代中国研究复兴的景象。与美国的大学不同，欧洲的大学为亚洲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提供的职位越来越少。正因为如此，郑永年的任命被视为将会帮助欧洲，特别是英国的中国政治研究重建更多的研究项目。
利兹大学作为英国主要的中文培训中心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该校的亚洲研究系也因此吸引了许多中国政治学教师，例如克里斯托弗·M.登特(Christopher M.Dent)教授，其研究兴趣集中在东亚政治经济领域。最近利兹大学更是吸引了来自丹麦的顶级汉学家费立民(尽管他是在莱顿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在那里任教数年)来教授中国研究课程并且管理当代中国研究所。费立民也担任利兹大学中国商贸发展中心副主任。在研究中，费立民主要引导大家关注中国的农村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政治体制以及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下的社会稳定等问题。
英格兰北部的达拉谟大学长期以来也拥有亚洲和中国研究的传统。达拉谟大学政府和国际事务学院有两位中国对外关系专家：大卫·克尔(David Kerr)，他曾经发表过一些关于中俄经济和能源关系的文章；张伟雄(GordonCheung)是《东亚季刊》的编辑，《东亚季刊》是一本主要收录中国政治文章的国际季刊。
在曼彻斯特大学，威廉·卡拉汉(William Callahan)从事中国一东亚关系的研究。最近，他在研究有关中国民族主义的问题。
再往北的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政治系有让·达克特(Jean Duckett)。她是伦敦大学的博士，对“企业型政府”和地方治理的研究已经引发了对中国政企关系的广泛讨论。她最近的研究已经转向了医疗保健和养老金体系。
华威大学政治和国际研究系的彼得·斐迪南(Peter Ferdinand)是一名苏联问题专家，同时还从事共产主义制度比较研究。斐迪南曾经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做过研究。华威大学还有布思林(Shaun Breslin)，他曾出版了很多当代中国政治方面的著作，特别是关于中央一地方关系以及毛泽东等方面。
在国际知名中国政治专家戈登·怀特(Gordon White)去世后，苏塞克斯大学著名的中国政治专家就只剩下了罗伯特·本尼威克(Robert Benewick)，他曾出版过一些该领域的实用手册。
在最近大约十年的时间里，由于受到台湾民主化进程的影响以及得到蒋经国基金会和台湾政府的资助，英国对台湾政治的研究迅速发展起来。正如前文所述，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是英国最重要的台湾研究中心，该中心还提供这个专业的硕士学位。
欧洲其他国家的中国研究
在欧洲的其他地区，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也拥有中国政治研究的传统。意大利以及奥地利、西班牙和瑞士同样有一些关注中国的政治学家，但这些国家对这个领域都没有投入太多的资源，因为他们认为这个领域太过专业化并且和自己主要的国际研究兴趣相关性不强。
1．荷兰
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东亚贸易以及17世纪对台湾的殖民侵略)，荷兰拥有比较悠久的中国和台湾研究历史。莱顿大学汉学系就是这一传统的标志。1969年，莱顿大学建立了自己的近现代中国文献研究中心。这个中心吸引了一些政治学家，包括来自英国的托尼·赛奇(Tony Saich)。赛奇(20世纪80年代)对中心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在1986年创建了名为《中国信息》的杂志，并且出版了大量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史和其他有关中国政治的专著。20世纪90年代早期，赛奇离开莱顿大学到北京担任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主任(之后又去了哈佛大学)，此后，该中心继续教授关于现代中国政府和政治的相关课程，并且不断改进《中国信息》的质量和发行量。到21世纪初，这本杂志充分地反映了欧洲对当代中国研究的新趋势。
有一些中国政治学家来到了莱顿大学，包括吴德荣(Tak—Wing Ngo)、庄爱莲(Woei Lien Chong)、兰兹贝格尔(Stefan Landsberger)、费米尔(Eduard Vermeer)、刘本(Benjamin van Rooji)等。吴德荣是一名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的香港人，出版了一些关于澳门和香港政治体制的著作，最近将兴趣扩大到了东亚的政治冲突和国家建设问题上。庄爱莲发表了大量关于台湾和中国电影的文章，特别是在《中国信息》上。费米尔是一名历史学家，多年来都致力于研究中国经济史、环境问题和当代农村经济，特别是农村合作和收入分配状况。在年轻一代的荷兰汉学专家中，刘本值得一提，他对环境立法执行的研究已经具有了明显的政治特征。
荷兰还有两所大学——阿姆斯特丹大学和格罗宁根大学——拥有一些中国研究专家。阿姆斯特丹大学的莱奥·杜(Leo Douw)毕业于莱顿大学，致力于对跨国的中国网络的研究，而格罗宁根大学的何霈生(Peter Ho)也毕业于莱顿大学，致力于研究中国的环境问题和非政府组织。
国际亚洲学研究所也位于荷兰。该研究所长期由斯 托克霍夫(W.A.L.Stockhoff)教授负责，资助了许多古典和当代亚洲研究会议和研究项目。
2．丹麦
丹麦有四个亚洲和中国研究中心——三个在哥本哈根，另外一个在位于日德兰半岛的奥尔胡斯大学。这三个建立在丹麦首都的中心分别是哥本哈根大学的亚洲研究所和北欧亚洲研究所，以及哥本哈根商学院的亚洲研究中心，汇聚了大约十名中国政治研究专家。
哥本哈根大学东亚研究所成立于1960年，后来发展为亚洲研究所。20世纪90年代，谢尔德·埃里克·布伦德加德(Kjeld—Erik Brodsgaad)最早任职于此。在此之前，布伦德加德已经是该校1984年成立的东亚和东南亚研究中心的主任。他积极地促进当代中国研究的发展和推动一本新出版物——《哥本哈根亚洲研究季刊》的出版。然而，由于“官僚原因”，东亚和东南亚研究中心于1994年关闭，随后才成立东亚研究院。
1967年，北欧亚洲研究所在丹麦、挪威和瑞典政府的支持下成立，20世纪80年代中期改名为斯堪的纳维亚亚洲研究中心。北欧亚洲研究所是地区合作的典范，它提供的博士和博士后奖学金优先考虑那些来自北欧国家的学生。在中国研究专家约恩·德尔曼的带领下，该研究所只有几位中国研究专家，而研究中国政治的专家则更少：密尔韦茨(Cecelia Milwertz)研究政治中的女性；索伦森(Camilla Tenna Sorensen)研究台湾的民主化和海峡两岸关系；王琦(Wang Qi)则研究政治中的妇女组织和网络。
布伦德加德后来到了哥本哈根商学院，现任该学院亚洲研究中心的教授兼主任；同时，他还保留了北欧亚洲研究中心委员会委员的身份。亚洲研究中心对中国政治和中国商贸都有集中研究，而布伦德加德本人也就中国政治、共产党、干部和官僚体制做过大量的研究。
3．瑞典
瑞典的中国政治研究基本上都集中在斯德哥尔摩和隆德大学。乌普萨拉大学也培养出一些中国政治研究学家。
在斯德哥尔摩，太平洋亚洲研究中心于1984年成立，主要目的是激发对亚洲太平洋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学术研究。太平洋亚洲研究中心出版了一些学术论文、工作文件以及一本《斯德哥尔摩东亚研究杂志》。在汤姆·哈特(Tom Haa)长期担任领导后，太平洋亚洲研究中心的现任主任是池上雅子，她是一位东亚安全关系和信任建设措施的研究专家。20世纪90年代，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加入该中心。在现任的研究员中，奥斯卡·阿尔门(Oscar Almen)目前正在开展一项关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角色的研究计划，而阿内特·松(Annette Son)则正在对韩国和台湾的失业保险政策进行比较研究。在太平洋亚洲研究中心先前的研究项目中，我们也有必要提及一下哈伦·弗里贝里(Haran Ffiberg)对内地政府的研究。
隆德大学的中国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不过，在1989年设立现代中国史教授职位以后，该校的中国研究蓬勃发展起来。隆德大学最近在东亚研究系和政治科学院开设了政治学博士学位。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在谢格森(Jon Sigurdson)的带领下，隆德大学政策研究所成为当代中国研究的动力所在。但是，在宝克(EfikBaark)和谢格森这两位中国科学和技术专家先后前往海外就职后，该中心就对中国研究失去了兴趣。在隆德大学东亚语言系，中国研究专家主要是沈迈克教授，其关于文化大革命和语言政治的研究闻名于世。其他的中国研究专家有东亚和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罗格·格雷特雷克斯(Roger Greatex)以及出版过许多中国人权深层研究相关著作的史雯(Marina Svensson)。还有包括辛优汉(JohanLakerkvisl)在内的一些在该系准备政治科学论文的博士生。
拉奥尔一瓦仑堡人权和人道法研究所也设在隆德大学。在最近十年左右，该研究所对人权研究以及与中国法理专家、司法人员之间的合作和培训计划都得到了广泛的发展。该研究所的中国法律和体制研究专家格兰贝登(Jonas Gfimbeden)在2004年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后，启动了一项在国际人权法下的中国司法独立性研究。
乌普萨拉大学培养了一些中国政治方面的博士生，例如现任该校政府系助理教授的马智贤(Mattias Burell)，他曾发表了关于中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博士论文。他的同学金山爱(Mafia Edin)是研究城乡水平干部体系的专家，也出版过不少相关问题的著作。
我们还必须提到的是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简称SIPRI)。该研究所的国际安全问题研究和著作都闻名于世，特别是它的《SIPRI年鉴》。该研究所对中国的军事和安全问题一直都很关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该所的研究成员包括季北慈(Bates Gill)，这位美国专家制定了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东亚安全研究计划(但这项计划在他离开后似乎搁浅了)。在这些年里，除了季北慈以外，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其他研究员——例如辛格(Ravi Singh)和伊安·安东尼(lanAnthony)——发表了很多关于中国安全问题的著作。
4．挪威
在挪威，东亚研究也在两个中心的组织下进行着，即奥斯陆大学和卑尔根大学。奥斯陆大学的东亚研究系成立于1966年，1991年并入东欧研究系，并改名为东欧和东方研究系。在这里，汉森(Mette Halskov Hansen)教授发起了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还有两个一直致力于中国政治研究的奥斯陆大学学者要提及一下：加入了汉学系的伯厄·巴克(Bθrge Bakken)；发展和环境中心研究员克莱斯特·诺德豪德，主要研究台湾的民主化。但是，20世纪90年代，巴克离开挪威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又于2005年到香港大学继续从事对中国刑事司法和公共安全的研究。诺德豪德目前在丹麦的洛斯基勒大学中心工作。
卑尔根大学比较政治系高级讲师耶鲁姆(Torstein Hiellum)也是研究当代中国的资深政治科学家。1995年，他出版了一本用处颇大的中国政治教科书，两年后，和荣英格一起出版了第二本辑录16位挪威中国学者论文的论文集。研究中国种族历史特别是云南纳西文化的勃克曼也就职于这所大学。
5．芬兰
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和图尔库大学设有当代中国课程并进行相关研究。在赫尔辛基大学雷维尔地区和文化研究所，亚洲研究在拉伊蒂宁(Kauko Laitinen)的领导下进行。该研究所的亚太研究专家中有三位致力于中国历史研究，其中包括赖莎(Raisa Asikainen)，她是中国政治历史研究专家，目前正在准备博士论文《中国对柬埔寨民主党政治的影响：外交、革命和援助》。在这所大学的政治学 系，马凯(Mikael Mattlin)也在准备一篇博士论文——《台湾政治的后民主化时期》。他已经发表了很多关于台湾民进党以及海峡两岸关系的文章。
在图尔库大学，毛日大(Marina Sjika)多年来一直从事当代中国研究，特别是中国对外关系及其与北欧国家的关系。毛日大还是芬兰东亚和东南亚研究国立大学网的协调人，该网络就建立在她所执教的当代历史系。
芬兰赫尔辛基国际事务研究所有一名中国研究专家，即现居北京的琳达·雅柯布森(Linda Jakobson)。雅柯布森作了大量关于海峡两岸关系和在北京与台北之间找到和平解决分裂问题最好途径的相关研究。
6．其他欧洲国家
其他欧洲国家对中国特别是当代中国政治的研究相对滞后。古典汉学依然统治着意大利的中国研究，意大利在这个领域有稳固的历史。如果不是玛尔塔·达素(Marta Dassu)在罗马建立了研究办公室，我们几乎在意大利找不到中国政治学家。博克尼大学的魏博(Maria Weber)教授是个例外。
瑞士有两个中国学者，一个是胜雅律(Harm yon Senger)。但是胜雅律是一个法理学家而不是政治学家，他主要的执教地也不是其居住和进行比较法研究的瑞士联邦，而是在德国南部的弗莱堡大学。另一个是清华大学公共政策和管理学院的张伟伟(Zhang Weiwei)，他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也是日内瓦当代亚洲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张发表了很多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影响的著作。另一个日内瓦高级国际研究院的中国移民是相兰欣(Xiang Lanxin)，他主要研究中国的对外政策，同时也发表了很多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史的著作。
在奥地利和西班牙，对中国和台湾的研究新潮刚刚形成。在一些新学者中，萨尔茨堡大学的普勒伯格(chfistian Ploberger)目前正在准备关于台湾政治的博士论文；还有马德里自治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罗德里格斯(Mafio Esteban Rodriguez)，目前即将完成关于台湾安全和台美关系的博士论文。此外，20世纪90年代中期，马德里卡姆鲁腾斯大学创建了一本东亚杂志《亚洲研究评论》，发表了一些中国政治研究方面的文章。
在中西欧，学者们更多地去研究当代中国而非中国政治。波兰科学院的两名学者柯杰兹和塔玛拉(Karin Tomala)致力于中国政治的研究。柯杰兹主要研究中国政府和治理。在捷克，只有一名政治学家可以说是进行中国研究的，那就是国际关系学院的鲁多夫·弗尔斯特(Rudolf Fürst)。由于得到了台湾政府的大力资助，台湾研究成为布拉格查理士大学的主要方向。匈牙利和巴尔干地区的国家没有研究中国的政治学家。不过，俄罗斯则完全不同，不仅在相关领域中研究硕果累累，而且可以独当一面。
最后我们不得不提一下葡萄牙，因为它和澳门有着特殊的关系，并且有着很悠久的亚洲研究历史。然而，葡萄牙没有一所大学拥有真正的中国研究专家。东方基金会定期组织国际会议，邀请外国专家与会。这个基金会也提供支持促成了一本关于东亚的新的葡英双语杂志的发行——《大西洋国——葡萄牙东亚研究评论》。这本与里斯本大学社会和政治科学院联合出版的杂志由萨安东编辑，他是葡萄牙极少数教授中国历史的学者之一。
欧洲中国政治研究的主要特点
欧洲的中国政治研究在研究焦点方面与美国和日本有哪些相似之处?又有哪些不同?对这个问题很难给出明确的答案。在某种程度上，由于中国研究的全球化，中国政治研究和其他领域一样，产生了欧洲和非欧洲界限的划分。上面对该领域状况的介绍进一步肯定了这种划分。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意识形态的解放、不断加强的外交影响、不断上升的战略大国地位以及社会稳定和中国政治前景等问题，都是促使欧洲、美国和日本加强中国政治研究的主要动力。更具体地说，民主、人权、善治、民族主义、认同和国家建设等都是欧洲中国研究的主题。欧洲专家似乎不太关注中国的体制、决策制定或政治经济等方面，而这些却往往是美国和日本的研究主题。社会问题，例如移民、医疗和教育政策、社会冲突和不稳定，甚至是性别研究，是欧洲和非欧洲中国研究学者们共同关心的问题。
此外，与美国或其他地方一样，欧洲的中国政治研究机构一直没能克服地区研究(东亚研究所)和学科体系(政治科学系)之间的矛盾，尽管后者在最近20多年里似乎处于领先地位。最后，最近对台湾政治的研究热潮在大西洋两岸都没有太大区别，这主要是由两个因素，首先是对中国的第一个民主化案例的广泛兴趣，另一个就是台湾政府和基金会的资助。
然而，对比欧洲与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我们还是能找出至少四点不同：首先是相对较小的规模和分散的团体。每一个欧洲国家都试图依靠自己的中国研究专家进行研究，而不考虑借鉴或咨询外国学者，这使得地区专家首先需要用母语发表论文，从而无法变得非常专业。
第二个特点和第一个特点有一定联系，即欧洲和美国在田野调查和数据收集方面长期的差距。在德国、英国以及法国、荷兰或一些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越来越多的学者正在把研究建立在调查、数据收集以及田野工作基础上。但是这些活动基本上停滞不前，不是太过肤浅，就是经过选择的，这主要不是因为缺乏资金，而是缺少和中国研究者之间进行合作的时间和准备。还有一个障碍就是不愿意进行欧盟资助的跨国研究项目，因为申请过程过于繁琐。
欧洲的中国政治学者对研究课题的选择性也许是其区别于美国和日本学者的第三个特点。有三个因素影响了他们的选择：资源、时代思潮和工作机会。
尽管选举过程或任何体制可能会引起中国政治体系的民主化和自由化一直是欧洲的研究热点，但欧洲学者比美国学者更关注中国的公共政策和政府治理问题。这种兴趣既反映了，同时也受到欧洲委员会设立的中国研究优先项目的影响，而且也是欧盟对中国的政治优先考虑(可持续发展、向更开放的政府和更好的治理转型、法治)的间接产物。因此，法制和体制的改革、地方选举过程、劳动纠纷的解决途径、教育和环保问题都是欧盟鼓励的主要课题。
欧洲的中国学者们关于社会政策和社会问题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社会民主思想和“欧洲大陆”理想模式的强烈而持续的影响。也许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与其他领域相比，少数民族和人权问题一直备受关注，有时甚至遭到过分指责，特别是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最近，社会不公平和政治稳定成为主要的课题，它一方面反对一些乐观主义者的预测，即持续的改革和“现代化”将会促进当前的政治体制适应自身发展，保持相对的稳定，另一方面也不同意悲观主义者认为的体制不可以改变否则将会崩溃的论断。
然而，欧洲的政治学家目前的“时代思潮”也在发挥作用。两个主题似乎控制着研究舞台：民主化和社会公 平(以及建立在后者之上的社会和政治稳定性的新问题)。在这些主题受到关注的同时，台湾问题也逐渐地成为主要的研究课题：一方面因为它可能揭示出中国的政治前景，另一方面也因为它可以告诉我们关于中国文化背景下新民族国家、国家建设、民族主义和分化认同等方面的知识。换句话说，对很多欧洲学者而言，台湾已经成为他们更好地理解很多中国政治问题的微观世界。欧洲台湾政治研究的盛行主要是因为这些问题，当然，还因为台北的财政支持为每个台湾政治研究者提供了便利通道。
工作机会也决定了欧洲中国政治研究主题的选择。但在每个欧洲国家，这个因素似乎各有不同。
欧洲和美国在对待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各种政治问题时的方法和观念完全不同，这是欧美中国政治研究的第四个不同。在欧洲，同美国和日本一样，每一个中国政治学者都受到国家政治科学传统以及他所居住或学习的国家争论的影响。最近20年，大西洋沿岸或太平洋沿岸思想的强烈交锋使得问题更加复杂。例如，福柯、布迪厄或德里达今天在美国也许比在法国拥有更大的影响，而哈贝马斯在美国的知名度也许要大于在德国。而英国本身也许已陷入矛盾之中，因为它和美国政治学家拥有共同的语言，并且深受他们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分析徐维恩和郑永年的著作的影响可能要更有趣，因为他们现在都定居在英国。
在欧洲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可以说欧洲内部的政治学一直受到美国主宰的学科的影响，并且使美国的方法在欧洲社会学家中更加知名。当然，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分析有时也占有一定的优势。更重要的是，当代中国及其政治研究的史学家所占的地位导致了对美国政治学模式(极权主义、行为主义、优越感)影响的再定位，而更加倾向于历史观念的普及，例如“革命”或“现代化”。但整体而言，“民主范式”在美国目前十分流行。
认识到这个基本特征只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模糊而支离破碎的轮廓，而无法解释一些具体的问题。例如，20世纪80年代，包括多麦兰克和我自己等在内的一些法国政治学家称重新发现了“极权主义模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的学者当时已经彻底抛弃了这种模式。当时法国许多右翼和左翼政治家和精英对苏联和中国采取了宽容有时甚至是折衷的态度，而对这些态度的认识和批评被视为中国政治研究这次短暂复兴的主要原因。同样，面对古典汉学对法国政治家和精英持续的强大影响，绝大多数中国政治研究学生都极力避免采取某些文化主义的方法来分析中国的政治现象。即使在自己的著作中曾讨论过关系在中国的重要性，鲍铭言(Even Balme)也尽力强调这些“特殊关系”在改革时期的历史变化。
这些方法论的选择则对中国政治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尽管田野调查和熟练掌握中文是做好研究的两个基本要求，但美国大学的政治学系里却没有这样的要求。相反，在欧洲的许多大学，坚实的理论背景和进行跨国比较研究的能力依然被视为建立学术事业的优势。这些要求也避免了过度特殊化和太深或太具体的领域研究，因为这些领域可能对比较研究没有益处。不过，欧洲的中国政治研究学生的非专门化状况并不一定说明他们不能更好地了解中国。尽管专门领域的研究非常重要，但对所有理论和学科的综合掌握实际上可以帮助理解中国的政治挑战和不确定的将来。
结论
欧洲中国政治研究的发展一直都很不平衡。在最近20年里，法国、德国、英国以及荷兰和北欧国家都保持并加强了高水平的中国政治研究(越来越建立在和中国同行的工作合作上)。然而，其他国家还是依赖于外交官、欧洲或美国的基础学习课程以及翻译过来的文献来了解中国政治。换句话说，由于缺乏专家意见、资源和兴趣，这些欧洲国家并没有自发地对中国进行研究。
然而，欧洲中国政治研究的总体状况并不令人悲观。它是积极的而且是不断改善的，其质量在今天更可以与北美、日本或澳大利亚的相关研究领域相媲美。另一方面，由于欧洲的中国政治学者都比过去有更好的中文能力，因此他们也有更多的机会长期在中国大陆或台湾进行深入调查。与20年前相比，欧洲的中国政治学者更频繁地相互交流。应当指出的是，不仅仅是各种论坛，而且每一次关于中国的欧洲学术会议都以英语进行。国际亚洲学研究所也建立在欧洲，并与美国同行——美国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建立了密切的工作联系。
显然，欧洲和北美以及亚洲的中国政治学者之间的融合远未完成。欧洲的两类学者目前似乎正在结合：一类是以英文发表著作且同非欧洲学者建立联系的“国际性”学者，另一类是由于必要或主动选择而特别针对地方观众或讨论的“地方性”学者。中国研究领域像其他许多研究领域一样，全球化也被欧洲学者视为不受欢迎的“美国化”。然而，这种论调应该加以修正：任何将欧洲中国政治研究隔绝的行为都会导致美国在该领域取得统治地位。与20年前相比，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了跨大西洋或国际性的联合会议和研究项目。这种欧洲内外的学者不断扩大的交流有益于建立更强大、更紧密的学术圈，从而使政府和普通大众能够更加多角度、多元化、充满希望地、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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