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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法是提供有效供给，减法是消除无效供给，乘法是创新驱动发展，除法是防范风险。
从“三期叠加”到“新常态”，再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对中国经济不断探索、深化认识的过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十三五”规划的主线，它的提出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必然选择。正确理解并有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中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避免误入实践误区，既要有短期任务，也必须具有长期战略。
改革的三大逻辑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从三个逻辑上理解，第一个是历史逻辑，第二个是理论逻辑，第三个是现实逻辑。
所谓历史逻辑，我们认为，中国本身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实际上都在推进这一方面的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中国经济改革历程和发展内涵的高度概括。
从理论逻辑来看，中国不是“里根经济学”。里根提出供给经济学的时候，美国的城镇化率已高达74%，而且美国的服务业比重远比中国高，发展阶段也不一样。我们今天所处的发展阶段和1980年美国的不同在于，即便现在中国人均收入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但也只是相当于美国的四分之一。直接把“里根经济学”的政策主张应用到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必然会张冠李戴、开错药方。因此，绝对不能认为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里根经济学”的中国版。
我国进入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发生深刻变化，抓住和利用好这一战略机遇期仍面临严峻挑战，特别是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凸显，制约着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经济稳定增长。因此，“十三五”时期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促进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需求结构的优化，进而降低整个经济结构调整的长期风险，实现供给侧和需求侧相对的平衡和优化。这就是现实逻辑。
做好加减乘除混合运算
那么，如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要避免误入所谓实践的误区，一谈供给侧就排斥需求侧。矛盾的主要方面仍然是供给侧。从短期政策的视角来看，中央提出了很多近期任务，但我们也需要考虑长期战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政策组合，可以称之为加减乘除混合运算。
所谓加法，就是要拓展经济发展的新空间，增加有效供给，增强国民经济体系中基础领域的资助能力，满足基本民生需求，满足人民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的要求。
所谓减法，就是要积极降低无效供给，淘汰落后产能，帮助企业降低各项成本，进而增强企业微观活力。
所谓乘法，就是要构建创新驱动增长模式，发挥创新对产业的升级，以及整体经济增长质量的乘数效应，特别是创新驱动。2015年我国的国内居民发明专利有效量从上一年的87万件首次突破了100万件，全世界只有三个国家达到这个数量级，第一是日本，将近160多万件，第二个是美国，130万件，中国是第三大国。我国的发明专利授权量目前仍在加速度增长。可以说，中国从30多年前开始正式实施专利法，仅用了30年的时间就和美国和日本并驾齐驱，因此中国有条件做好这一乘法。
所谓除法，就是有效地控制系统风险，降低各类成本，主要是降低能源消耗密度、资源消耗密度，等等。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虽然在下降，但受教育水平提高带来的人口红利却在增加。
中国正在享受教育红利
如果从五年规划的视角，特别是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来看，“十三五”开局之年是良好的，尽管增长速度是本世纪以来最低的，也是改革开放之后少数几年较低的，但是它的生态成本相对来说也是最低的，经济质量是最高的，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情况是最好的。如果中国能够继续在未来几年保持6.5%以上的经济增速，中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按照长期发展战略目标，第一要完成新型工业化，到2020年基本上可以实现“十六大”报告所提出的基本实现工业化这个目标。第二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必要的选择。
从城镇化的视角来看，到2030年城镇人口大体上可以接近10亿，农村人口会下降到4.2亿人口，城镇化率会接近70%。
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第一产业比重到2030年可能会降低到5.1%，第二产业比重也会从现在的40.5%下降到32%，其中工业的比重将从三分之一下降到四分之一甚至更低。服务业的比重从现在的50%提高到60%以上。
从就业结构角度来看，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将从28.3%下降到2030年的13%，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从29.3%下降到27%甚至更低。第三产业将成为我们未来创造就业的主要岗位，这也反映了在后工业化时代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等方面的一些基本趋势。
中国已经进入人口红利下降期（并不是消失期）。资料显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2010年达到高峰之后开始下降，到2020年将下降至70.8%，大体下降了3.7个百分点。但与此同时，中国正在享受教育红利。突出表现为，中国受教育水平达到大专及以上的人口从2010年1.196亿人在2015年上升到了1.7亿人，保守估计到2020年将达到1.9亿人，要比之前中长期教育规划提出的1.8亿人多出一千万人。以此推算，到2030年可能会达到2.4亿人，相当于一个世界人口大国的总人口规模。
按照我们的分析，从2010年到2020年我国净增受教育水平在大专以上的人口7000万人，大专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提高4.8个百分点。此外，拥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口从2010年到2020年将增加3500多万，占总人口的比重将提高1.72%。两者相加，占總人口比重将增加6.52%，这大于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3.7%的下降幅度，表明人口红利实际上是在变相增加。因此，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形成超大规模的高素质人口，对中国改革和发展极为关键。
从“三期叠加”到“新常态”，再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对中国经济不断探索、深化认识的过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十三五”规划的主线，它的提出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必然选择。正确理解并有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中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避免误入实践误区，既要有短期任务，也必须具有长期战略。
改革的三大逻辑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从三个逻辑上理解，第一个是历史逻辑，第二个是理论逻辑，第三个是现实逻辑。
所谓历史逻辑，我们认为，中国本身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实际上都在推进这一方面的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中国经济改革历程和发展内涵的高度概括。
从理论逻辑来看，中国不是“里根经济学”。里根提出供给经济学的时候，美国的城镇化率已高达74%，而且美国的服务业比重远比中国高，发展阶段也不一样。我们今天所处的发展阶段和1980年美国的不同在于，即便现在中国人均收入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但也只是相当于美国的四分之一。直接把“里根经济学”的政策主张应用到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必然会张冠李戴、开错药方。因此，绝对不能认为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里根经济学”的中国版。
我国进入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发生深刻变化，抓住和利用好这一战略机遇期仍面临严峻挑战，特别是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凸显，制约着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经济稳定增长。因此，“十三五”时期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促进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需求结构的优化，进而降低整个经济结构调整的长期风险，实现供给侧和需求侧相对的平衡和优化。这就是现实逻辑。
做好加减乘除混合运算
那么，如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要避免误入所谓实践的误区，一谈供给侧就排斥需求侧。矛盾的主要方面仍然是供给侧。从短期政策的视角来看，中央提出了很多近期任务，但我们也需要考虑长期战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政策组合，可以称之为加减乘除混合运算。
所谓加法，就是要拓展经济发展的新空间，增加有效供给，增强国民经济体系中基础领域的资助能力，满足基本民生需求，满足人民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的要求。
所谓减法，就是要积极降低无效供给，淘汰落后产能，帮助企业降低各项成本，进而增强企业微观活力。
所谓乘法，就是要构建创新驱动增长模式，发挥创新对产业的升级，以及整体经济增长质量的乘数效应，特别是创新驱动。2015年我国的国内居民发明专利有效量从上一年的87万件首次突破了100万件，全世界只有三个国家达到这个数量级，第一是日本，将近160多万件，第二个是美国，130万件，中国是第三大国。我国的发明专利授权量目前仍在加速度增长。可以说，中国从30多年前开始正式实施专利法，仅用了30年的时间就和美国和日本并驾齐驱，因此中国有条件做好这一乘法。
所谓除法，就是有效地控制系统风险，降低各类成本，主要是降低能源消耗密度、资源消耗密度，等等。
中国正在享受教育红利
如果从五年规划的视角，特别是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来看，“十三五”开局之年是良好的，尽管增长速度是本世纪以来最低的，也是改革开放之后少数几年较低的，但是它的生态成本相对来说也是最低的，经济质量是最高的，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情况是最好的。如果中国能够继续在未来几年保持6.5%以上的经济增速，中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按照长期发展战略目标，第一要完成新型工业化，到2020年基本上可以实现“十六大”报告所提出的基本实现工业化这个目标。第二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必要的选择。
从城镇化的视角来看，到2030年城镇人口大体上可以接近10亿，农村人口会下降到4.2亿人口，城镇化率会接近70%。
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第一产业比重到2030年可能会降低到5.1%，第二产业比重也会从现在的40.5%下降到32%，其中工业的比重将从三分之一下降到四分之一甚至更低。服务业的比重从现在的50%提高到60%以上。
从就业结构角度来看，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将从28.3%下降到2030年的13%，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从29.3%下降到27%甚至更低。第三产业将成为我们未来创造就业的主要岗位，这也反映了在后工业化时代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等方面的一些基本趋势。
中国已经进入人口红利下降期（并不是消失期）。资料显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2010年达到高峰之后开始下降，到2020年将下降至70.8%，大体下降了3.7个百分点。但与此同时，中国正在享受教育红利。突出表现为，中国受教育水平达到大专及以上的人口从2010年1.196亿人在2015年上升到了1.7亿人，保守估计到2020年将达到1.9亿人，要比之前中长期教育规划提出的1.8亿人多出一千万人。以此推算，到2030年可能会达到2.4亿人，相当于一个世界人口大国的总人口规模。
按照我们的分析，从2010年到2020年我国净增受教育水平在大专以上的人口7000万人，大专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提高4.8个百分点。此外，拥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口从2010年到2020年将增加3500多万，占总人口的比重将提高1.72%。两者相加，占總人口比重将增加6.52%，这大于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3.7%的下降幅度，表明人口红利实际上是在变相增加。因此，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形成超大规模的高素质人口，对中国改革和发展极为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