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竞争与合作本应成为国际交往的主流，然而，日本人在审视和观察世界时，依然秉承传统的等级观念，崇尚和迷恋基于实力博弈的国际权力观。日本民族性格中蕴涵的尊卑有序的等级意识、服膺强者的实力意识、区隔内外的阵营意识以及与邻交恶的敌对意识，从观念层面主导和形塑了日本人的国际秩序观，并对其外交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尊卑有序的等级意识
　　日本传统文化中拥有根深蒂固的权威观念、等级意识、序列意识及位置意识，近代以来又接纳了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等级意识遂投射和浸润到日本人的对外认知中。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是“唯一真正彻底的等级国家”，“正如对国内问题的看法一样，日本人对国际关系的全部问题也都是用等级制这种观念来看待的”。在日本人的观念里，每个国家在国际秩序中都有自己的位置，不同的位置对应不同的等级。“世界各国应统一于一个用国际等级固定起来的世界中”，各民族应“各守本分”。
　　基于尊卑有序的等级意识划分原理，日本人将本国、美国及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因循实力进行定位与排序，认为世界体系是由美国居于“金字塔型”等级构造的顶端，日本和欧洲诸国居于第二层级，其他国家则居于底端。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在日本的国际秩序序列中属于排在自身“下位”的发展中国家，而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位置已经跃升至第二层级，形成与之平起平坐的态势，日本人国际秩序观中的等级感和平衡感随之受到冲击，导致心理严重失衡。
　　服膺强者的实力意识
　　日本民族崇尚实力、服膺强者的性格更多地发端于前近代的武士道文化，具体体现在对外交往中，即是日本惯于“与国际体系中最强者”进行结盟的传统。始终与强者为伍的民族根性，使其成为观察“国际体系重心”所处位置的“风向标”，无论是欧美还是亚洲，重心位置发生转移，日本的外交战略都会随之发生转变和调整，最终义无反顾地倒向强势的一方。战后日本通过日美结盟的方式实现了国家利益最大化，在后冷战时代，面对以美国为首的“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日本依然秉承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外交传统，一再强化日美同盟，力图倚重美国的实力，旨在达到平抑和消解来自中国崛起的“战略压力”。
　　崇尚强者与蔑视弱者是日本民族性的“一体两面”，尤其是在明治维新之后，面对西方的强势文化不免怀有自卑感，而明治维新成功后又对落后的亚洲具有溢于言表的优越感。爱知县立大学教授田中宏认为，“日本人对于欧美非常崇敬，但对于邻近的中国、韩国和东南亚却始终心存蔑视”。伴随着中国和韩国等亚洲邻国的国际地位的迅速攀升，日本的优越感逐渐丧失，导致其罹患难以治愈的“身份焦虑症”，具体表征即是在历史认识、战争责任等问题上，一再挑战国际正义和公理的“底线”。在处理与亚洲邻国的外交上，呈现出歇斯底里式的狂躁状态。
　　内外有别的阵营意识
　　所谓“内外有别”的阵营意识，滥觞于日本集团主义的政治风土。“内外有别”的思维模式直接影响着日本人的交际行为与价值取向。这种“内外有别”的文化意识，造就了日本人注重集团内部的协调与合作，但在对外方面，则表现出竞争与排斥的特征。在日本人看来，身处国际秩序当中的交往准则也势必应该界定亲疏，区隔内外。日美同盟及与其所谓拥有相同价值观的国家当属于“内”，不在此列的其他国家关系则为“外”。这也是安倍等政治家推行“价值观外交”的逻辑起点。
　　日本始终认为在“国家类型”上，日本和美国都是“西方”民主国家，而中国则是一个发展中的“转型国家”，在政治体制上与其迥然有异，这种基于意识形态划线的“阵营观念”和冷战思维，每每成为日本推行“联美抑中”战略的思想渊源。在冷战业已终结的形势下，日本仍然反复操弄“价值观”议题，突出和强化“阵营意识”，一方面体现了日本希望通过此举在国际舞台上破坏中国的国家形象，另一方面也暴露了日本已经呈现出了高度的恐惧和不自信。
　　与邻交恶的敌对意识
　　日本学者白井聪在《永久战败论》一书中指出，日本在处理对外关系问题上，一方面在政治、经济及军事层面陷入“对美从属”的构造中无法自拔;另一方面在面对亚洲诸国时，则体现为与邻交恶的排外性民族主义。
　　实际上，目前的安倍政权有意通过渲染和夸大周边邻国对日本的威胁，将中国打造为推动其实现军事大国化的“动力装置”，在安倍看来，仅仅宣传来自朝鲜的核威慑及军事威胁，难以达到国民舆论动员的目的，毕竟朝鲜与日本存在着悬殊的国家实力，而将中国视为“假想敌”，能够为其强军修宪提供更充足的“证据”。由于中国崛起态势明显，国家实力显著增强，与日本临近且存在领土争端，所有这一切“指标”均能成为安倍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增加国防预算和支出的“口实”。而渲染和夸大“中国威胁论”，更是能起到在国民中间引起对中国的警惕和恐慌的作用，从而达到国民动员和民意诱导的目的。日本政治家信奉所谓“国强必霸”的逻辑，因为近代以来日本强大后就亲身演绎过侵凌亚洲邻国的“活剧”，因此他们认定强大起来的中国也一定会对日本构成所谓的“威胁”。虽然基于对中国历史的熟稔，其内心也并不相信中国会走近代以来日本走过的老路，但是基于围堵和遏制中国的战略需要，则不惜主观恶意误读，肆意夸大中国的军事实力。

　　具体到中日之间的钓鱼岛问题，日本方面奉行的是一种以策略掩护战略的手法，日本故意不断推动中日两国之间的领土争端步步升级，一方面能为其大刀阔斧地在国内修改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以及争取国民理解与支持铺平道路;另一方面通过在国际层面渲染和放大两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旨在挑起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警惕与不安，从而为其构筑针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圈”争取国际舆论。
　　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之下，日本依然固守着富有前近代色彩的等级意识，缺乏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平等观念，一味尊崇弱肉强食的实力意识，鲜有真诚理性地应对国际交往的合作理念，执迷不悟地划地为牢区分内外，缺乏坦诚真挚的共生意识，基于这种国际秩序观而制订与推行的外交政策，不免失信于亚洲邻国及国际社会，日本似乎也就无法摆脱“亚洲孤儿”乃至“国际弃儿”的宿命。
　　（作者为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