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周总理就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提出“我们应当把外交学中国化”的要求。所以说，建立中国自己的外交学是周总理的遗愿。198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建立中国自己的外交学学科，并委托外交学院组织撰写学科建立的标志性著作《外交学概论》，1997年6月由世界知识出版社正式出版，标志着周总理半个多世纪前提出的“外交学中国化”的遗愿已经初步实现。
　　《概论》以中国的立场和观点研究并表述一般外交学的普遍学理，既符合和反映一般外交学的普遍规律，充分吸收国外外交学一切积极成果，同时又始终用中国的观点和立场加以观察和检验。
　　有鉴于此，该书具有以下特色：
　　突出外交和主权的关系　
　　该书“绪论”指出：“外交是独立国家对外行使主权的行为，处理的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所以主权国家既是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主体，也是外交的主体，只有主权国家才享有外交权，外交权是主权的一个属性”；通过正式代表国家的机构和人员的官方行为……对外行使主权……”
　　明确了外交同外交政策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　
　　《概论》对这两个概念作了界定：“外交同外交政策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外交是实施外交政策的重要手段(不是惟一手段)，没有外交这一手段，外交政策难以实施，而没有外交政策，外交也不成其为一种手段”；“不同的对外政策形成不同形态和类别的外交”。
　　把一国“维护本国利益及实施其对外政策”并列为外交的两大使命　
　　《概论》提出外交“是一国维护本国利益及实施其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即并列“维护本国利益”和“实施其对外政策”这两大项为外交的主要使命。“对外政策”固然包含“维护利益”，同时也受制于“维护利益”。
　　将外交采用的方式限定为“和平方式”　
　　《概论》明确提出外交使用交涉、谈判和其他“和平方式”，但同时提出：“外交是推行对外政策和解决对外问题的重要手段，但不是惟一的手段，一国推行对外政策常需同时或交替使用各种综合手段。”
　　明确提出外交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并有公认的客观区分标准　
　　外交是否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如果有，是否有区分正义与非正义的为国际公认的客观标准?其实，既然外交是维护国家利益和实现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不同的利益和政策就决定有不同的外交，其中就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而区分两者的标准则是“以主权平等为主导的联合国原则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明确提出当代外交的基本准则和进步总趋势
　　《概论》根据联合国七项原则把国际公认的准则归结为三项：主权平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互不使用武力；不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对这些准则的发展。《概论》同时指出：“世界总是要进步的，国际关系也总是要进步的，这决定了当代外交发展的进步总趋势……”
　　全面概括了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内容和原则，新中国外交的特点和风格　
　　新中国外交政策为：和平，独立自主，反霸和不称霸，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加强同第三世界关系，全方位对
　　外开放，建立国际新秩序，广泛开展多边外交，重视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等。新中国外交特点为：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相结合；坚持正义，“不信邪”；信守诺言，“说话算数”。新中国外交风格为：实事求是，求同存异，不卑不亢，平等待人，坦诚热情，以理服人。
　　指出古今中外遴选外交人员的首要标准都是“政治第一”，“立场第一”　
　　《概论》运用美、英自己的资料证明，凡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都不得进入美、英外交部门，而社会主义中国的外交部门凡主要骨干几乎都是共产党员。这恰恰证明两者共同的遴选标准都是“政治第一”。
　　指出外交具有阶级性，同为外交学，会有不同的体系和见解　这一认识非常重要和必要，它表明社会主义中国的外交学必然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的外交学，也表明建立中国自己的外交学的绝对必要性。
　　综上所述，《概论》既着重学理性又着重实践性，是一部既务虚又务实的外交学，但尚待不断改进修订，但愿中国外交学以《概论》为基础和开端，经过更多专家学者的探讨和研究，逐步臻于完善，真正实现周总理的遗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