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秋沅于2002年携着她获得“冰心儿童文学奖”的处女作《亚麻色头发的女郎》走入读者的视线，此后她还四度获得“冰心儿童文学奖”及各种国家级、省级文学奖。2013年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是厦门市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作家，填补了福建省连续六届18年此大奖的空白。但李秋沅的文学价值并非仅仅依赖这些奖项来证明。一个身处大型国有银行一线工作岗位，在8个小时工作之后的业余时间笔耕不辍、保持着充沛创造力的曾经的体制外作家，目前已经出版20多部儿童中长篇小说集，其小说艺术风格唯美、细腻，蕴含着丰富而立体的独到见解，深受读者喜爱，创下惊人的出版量，笔者认为她就是当代文坛一个独特的存在。
　　李秋沅出身于鼓浪屿的书香世家，6岁开始学琴，厦门大学英文专业毕业后从事金融行业，从一开始就毫不犹豫地将儿童文学当作自己的创作方向。这些因素看似没有任何关联，其实不然。我们都知道任何一种指向文化深处的书写都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沉淀，就如同沈从文所说，凡事都有偶然的凑巧，结果却又如宿命的必然。细读李秋沅的作品，就不难发现这一切的偶然都以必然的结果呈现给了读者，良好的家庭启蒙赋予了她身上的唯美与平和，音乐艺术的浸染和外文专业学习则让她有了更开阔的文化视野，缜密的金融思维训练了她通透的社会思考，这一切，在作品中都有迹可循。
　　纵观李秋沅的创作历程，无论是以生长地鼓浪屿为原型书写的木棉岛系列中的《木棉·流年》《木棉·离歌》和千恒岛主题的《千恒·流光》《以尼玛传说》《天青》《天目》等，还是为自己和时代而作的《虞人巷的老屋》，没有一句话提到鼓浪屿，但点点滴滴都是鼓浪屿，让人不禁想要去了解“鼓浪屿”这口文学之井究竟蕴含了多少的文学源泉，才能让李秋沅从笔端汩汩不息地流淌出一曲曲荡气回肠的文学之歌。鼓浪屿像骨血一样支撑着她，让她始终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在创作，小说中跃动着对鼓浪屿前世与今生的眷恋和反思。更难能可贵的是，在20多年的创作中，她并没有被这个喧嚣的时代裹挟着前行，而是一直坚守着自己的一方儿童文学净土。正如她在一次访谈中所说的，文字不仅仅属于创作它的作者，亦属于它安身立命的时光。而真诚的写作者，亦在不知不觉中，将真实的自我，袒露于文字中。从李秋沅这些从唯美走向厚重，并在坚守“匠心”、去“匠气”中渐入炉火纯青之境的作品，我们看到了一条属于李秋沅的卓尔不群的精神成长轨迹和她坚守创作初心的心路历程。
　　一、折射鼓浪屿历史镜像的文化自觉
　　地域文明与地域作家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它不仅塑造着作家的人格，也影响着作家的创作，对于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而言，故乡就是自己的灵魂栖息地。诚如鲁迅笔下的“鲁镇”、废名的“黄梅”、莫言的“高密”和迟子建的“北极村”……故乡除了已有的情感维度链接为作家们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文学空间和意象符号外，它们也早已超越了传统的地理学和空间意义，而延伸成为作家们精神向度的故乡，融进他们生命的骨血里，成为创作的原动力和精神想象的归宿。威廉·福克纳用尽一生只为守望故乡，他的作品中19部长篇和数十篇短篇的故事都发生在以他的家乡奥克斯福为原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他说，他的一生都在写那个像邮票一样大小的故乡。我想李秋沅亦是，在她目前出版的20多部作品中，读者看到，鼓浪屿就是容纳她的智慧、情感和心灵的根据地，她在鼓浪屿这个文学的版图上讲述着中国故事和人类命运的共同性。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认为：“在一定的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及所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也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有对文化的自知、自信而后通达的自觉，还要对时代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在全球化背景之下，中国的城市正以势不可当的惊人速度在发展，旅游业因其能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发展势头更为迅猛。然而，中国在发展旅游的同时也面临着大量的城市肌理遭受破坏、城市文化记忆被淡化和文化认同危机，导致“千城一面”的现象日益严重，有学者指出，这是一场人文领域的城市危机和灾难。鼓浪屿素有“钢琴之岛”和“万国建筑博览馆”之称，观光客蜂拥而至，与之相伴的商业开发有如野草蔓延，鼓浪屿特有的文化被层层撕裂和遗忘，大量原住民的外迁，更使得鼓浪屿文化面临严重的传承危机。当记忆中黄昏的万国建筑屋顶上空温柔的鸽哨声、钢琴声和街巷中飘扬的人间烟火味不再时，李秋沅深知，过度的喧嚣必然加速历史的遗忘，而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她清楚儿童有朝一日也会成为时代与历史的言说者，所以她将以儿童视角书写心中的故乡看成一种神圣而高尚的责任。因为她明白当下的鼓浪屿已有足够的文化自信来面对曾经的伤痛，它最核心的文化和历史价值对人类的贡献远远不是出于从众心理而来的游客所能理解的。唯有文化自觉，才能生生不息;文化自信，方可源远流长。
　　鼓浪屿曾被定义为中国近代史的微型缩影，100多年来它演绎了无数繁华与传奇。只有在全球坐标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且在全球化进程中进行自主适应，才能进行历史与当下的主体建构。李秋沅用小说叙事打开历史空间的闸门，通过以儿童视角正面切入历史的方式构建了一座鼓浪屿独特的家国小说大厦。《木棉·流年》通过女童阿宁的视角，观察、理解在国难当头、风雨飘摇中世界的离乱与变迁，讲述了70多年前日寇侵华践踏木棉岛这段被岁月尘封的历史。小说还原了阿贵、福嫂、月华这些底层民众在瘟疫、杀戮、战争的苦难旋涡中根本无法选择命运的苍凉。还有木棉岛的抗日主力——血魂团，是收养阿宁的番婆茗香暗中出巨资支援的，最后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可摔破祖传宋汝窑青瓷也不愿将它交到日本汉奸手上以苟且偷生，最终她被杀害;日籍华人唐明泽为保护《永乐大典》而切腹献身;李永明与茗香青梅竹马，却因国民党政府的特派身份，潜伏出任英中伪校长，至死都未能得到茗香的理解;梅雪、周先生等人不屈的民族风骨也跃然纸上。《木棉·流年》的姊妹篇《木棉·离歌》和《记忆的碎片》同样是回首被文化殖民的特定年代血雨腥风的木棉岛的历史伤痛。这些作品中，作为挽救民族危亡的浴血战场——木棉岛穿越时空，直击读者的灵魂。李秋沅以历史为支点打開这座英雄之岛的同时，也从文学的角度折射出历史的多维镜像，唤醒世人对那些被遮蔽的历史的回望。这不足2平方公里的小岛所上演的历史变迁，不仅展现了一个城市的抗战史，更折射出世界范围的国家关系和命运。 　　尽管李秋沅的小说中不乏苦难与伤痕，但她从未放弃过对于人性美与善的执着言说，她的小说中善良与有爱的痕迹无处不在。《天青》中父亲深爱女儿，在她化身为天青的千百年里无时无刻不在等待她的归来。如果像弗洛姆说的：“一个人爱自己的骨肉亲人，这没什么值得称赞的，真正值得称赞的是能爱他身边的每一个人。”那么《虞人巷的老屋》中金杏融入虞人巷，靠的就是“柳医生的孙”。柳医生是金杏的奶奶，一个爱家人、爱身边每一个人的医学精湛的骨科医生，虽然自己因为心脏不好随身携带救心丹，但只要有人喊她柳医生，她半夜都起得来。金杏觉得她一做柳医生，就好像不知道累似的。《渡口的曼茹》中脾气不好的怪婆婆，却对“疯女人”曼茹和她的女儿春燕照顾有加。还有月华、素月、阿东洪，尽管命运多舛，但苦难的背后还有更为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希望和爱，它们超越苦难，让亲情、友情、爱情都充盈着人性的光辉，散发着人性的温馨和暖意。就像余华的《活着》一样，福贵穿越苦难看到希望的温情不知鼓舞了世间多少身处逆境却坚定前行的人儿，这就是文学的力量所在。
　　即便是对于特定历史的人性书写，李秋沅也是坚持以儿童视角的独特感受和温情叙事，让读者突破时代的局限，以此来消解和对抗那个年代在人们心目中形成的痼结。《且听风翼》中用爱感化自闭症少年阿宁的叶先生，这位从日寇集中营逃出来的大学校长，学识渊博、通晓多国语言。文中叶先生和阿宁的多处对话，让人潸然泪目。阿宁亲眼看到对面施家疯叔叔吼着：“冯兴荣！杀杀杀……”将路人当成红卫兵死死抱住不肯松手，被施家兄弟强押回家。路上他死命想挣脱，他的兄弟忍不住挥拳打他时，叶先生以身相挡，而那疯子拿起一块石头狠狠地砸在叶先生头上。看到鲜血流淌的疯子惊恐地号叫，叶先生顾不上擦掉血迹，蹲下来紧紧拥抱他，并轻轻吟唱《繁星》哄拍疯子。钱理群先生曾说，作品中的生命意义是作家生命观的有效反映。的确，李秋沅如果没有对芸芸众生的悲悯，没有对伦理、道德、人性的洞察和包容，就不会选择用儿童视角写出这样“值得珍重的人世”，她对人性的探讨可以说是真正做到了“入乎其內”，又能“出乎其外”。
　　三、文学与音乐的奇妙结合
　　音乐与文学亘古以来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苏格拉底在《理想国》中曾问道：“在谈到音乐的时候，你是否把文学包含在内？”答案是确定的。文学可以成就音乐的主题，反之，文学也可以在音乐中汲取美感。余华一再强调是音乐影响了他的写作。二者的融合之美在村上春树、福斯特、哈代等人的作品中都可以找到充分的佐证。熟悉李秋沅的人都知道她是一个“音乐神童”，6岁习琴并屡屡获奖，虽然后来她并没有以此为谋生方式，但音乐在她的生命中不可或缺，更是她作品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坦言所有的写作都是在音乐的呵护中完成的，她的《亚麻色头发的女郎》《我希望你们微笑》《生如夏花》《唯有时光》《德彪西的月光》……这些作品都源自于同名音乐作品。笔者认为音乐是抵达理解李秋沅作品深层内涵的必经之路，她将自身多年音乐素养的积累渗透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之中，文学与音乐的奇妙结合起到相互阐发与融合的艺术审美之独特意蕴。
　　人生的际遇宛如乐曲中的音符一样，起伏不定，李秋沅作品中音乐的选择和铺设，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木棉·离歌》中，“乖仔，哦哦困，一眠大一寸……”少小与父母分离的薇薇枕着奶奶的手臂，嗅着奶奶温热绵柔的体香，在奶奶轻声吟唱的闽南童谣中消除了对黑暗的恐惧和思念双亲的孤独与委屈。衡宇叔叔，祖上南洋归来、家业敦实，自小被音乐学院附中选送到上海学琴，拉得一首漂亮的大提琴。可是造化弄人，时代的因素将他的音乐前程无情地画上了休止符。学校停课，他上山下乡劳动时因搭救同伴手和腰背被砸伤，以致无法拉琴的手只能天天和水产店的鱼腥打交道，所以终日酗酒。多年后衡宇叔叔拉的第一首曲子是《遗忘》，但没法拉连贯。他后来不幸得了癌症，却不愿医治，从医院自行拔掉所有管子回家后，一遍遍重复不连贯的乐句。他的琴声断断续续却不屈不挠，像只困在黑暗中的小兽，磕磕碰碰地寻找出口。他生前举办的家庭音乐会中《爱的致意》《天鹅之死》《沉思》等曲目的选择，代表他最终与命运达成了和解。《走过落雨时分》中，罗自钦与林老师谈话时的背景音乐，是舒伯特谱写的小提琴曲的《圣母颂》，这是为罗晓心灵花园得以敞开埋下希望的种子。李秋沅笔下还有诸多的人物命运与音乐息息相关，音乐替代语言的平铺直叙，在行云流水中完成独特而丰满的情感意蕴表达，使得她所塑造的人物更加灵动而立体。
　　文本与音乐的互为交融，更是可以起到让读者双重理解作品意象的作用。《天青》中，嵇康临终前发出呼喊：“《广陵散》今日绝矣！”残阳滴血，屠刀落下，荡气回肠中的无奈之叹，竟然被李秋沅用丰富的想象力巧妙地将其与后世的岳飞、文天祥、谭嗣同等众多人物连接在一起，一同用血肉之躯奏响了正义之曲，在时空长河中次第相聚，把彼此的命运连接了起来。嵇康的英杰浩气和傲骨，在余音萦绕、曲音不绝的呈现方式中变得更加厚重。难怪福斯特说，他永远不会放弃音乐的另一个原因就是音乐教会了他小说建构的方法。《广陵散》在这部作品中参与了小说意义的建构，丰富了乐音无界、风骨长存的作品艺术构思和主题意蕴。
　　《菊隐》中，唐明泽吹的箫曲《荒城之月》，它的歌词是：“春日高楼明月夜，盛宴在华堂。杯觥人影相交错，美酒范流光。昔日繁华今何在，古人知何方？今宵荒城明月光，照完独彷徨。”这首曲子是根据土井晚翠的诗《荒城之月》而作的。明治维新之际，藩主松平容保拒绝归顺维新势力，据守鹤城，同官兵展开了激烈交战，史称“戍辰之役”。当时组成“白虎队”的守卫士兵，其中有19名少年，当他们在山头远远地观望到市街浓烟滚滚，得知城已遭破时，出于封建忠义纷纷拔剑自刎。这一悲剧当时不仅震惊了整个日本，也深深触动着土井晚翠的心弦，于是诗人在此地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广为流传的诗。这首歌词通过战争与和平、往昔与当下的多重鲜明对照，表现了“昔日华堂盛宴，今日四野荒凉”的历史苍凉感。唐明泽身上同时流淌着日本和中国的两种血液，忠孝难两全的矛盾复杂的心境很难用文字表达，而音乐恰恰是展示内心最好的途径之一，《荒城之月》为他后来的切腹自杀提供了情感铺垫。
　　音乐在李秋沅的作品中也展现着不同凡响的场景解构能力。《谢园离歌》的结尾，薇薇成年后再次站在谢家园满目的荒草中的场景出现南音“山险峻，路斜欹。今旦来到雁门关，那见旷野云飞，牧马鸣悲”。清冷的南音，倏地从心尖划过，印上满心的苍凉。《冷杉林里的琴声》中，制琴师耗尽心血做出一把能与他心跳共鸣的小提琴，如果这把琴能找到用生命热爱它的琴手，琴声唱响时，制琴师与琴手的生命将同时获得永恒。然而能和琴心跳相连的琴手与琴无数次擦肩而过，等到琴千疮百孔才再次相遇时，琴手已成为最有名望的小提琴手，它的破旧让他心生嫌弃，继而决定放弃。那一刻琴死去了，琴手瞬间听懂琴语，消失在公众视线。小说并没有交代结局，但隐约的琴声在林子里久久萦绕……静态的文字通过音乐的动态化再现文本意境。这种音乐的场景解构让读者参与了作品的再创造过程，从而构成了复杂而丰富的互文关系。音乐在李秋沅这里已内化为一种气质和创作灵感的触发点，甚至是文学理想的某种参照，成为她独特的创作风格之不可切割的一部分。
　　结 语
　　李秋沅20多年来坚守儿童本位，对历史传统文化深入洞察和思考，为以儿童视角提醒人们重新认知历史、城市、家国命运，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文学借鉴。她的作品真正深入了儿童与历史的关系，也留出了时间和空间来等待儿童的成长，这需要一种超越童年也超越历史的意识、情怀和大爱，切合了一位优秀的作家对文学独特的理解与体验。她的文学创作带有鲜明的地域文学风格，同时也在较大程度上实现了地域性的超越，这种立足鼓浪屿又放眼中华民族，并尝试与世界文学建立对话的创作理念和直面历史的勇气，是对鼓浪屿历史文脉的延续和人文精神的传承，更是知识分子在文化自觉之路上最好的践行。
　　李秋沅曾写过一篇很感人的短篇小说《天使的歌唱》，她也曾说她愿意为孩子们一直歌唱。两年前她因为出色的“歌唱”能力被破格引进厦门文学院，成为一名专业作家，这是孩子们的福音，因为她将会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为她挚爱的文学“歌唱”，我们有理由相信她能写出更有张力和更厚重的作品。李贽有言，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童心者焉。祝愿李秋沅能够以澄明之境、天使之心，一直为她心中的鼓浪屿歌唱，为天下孩子歌唱。
　　责任编辑 林东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