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吃的女人》是玛格麗特·阿特伍德24岁时创作的处女作，西蒙·詹金斯曾称，她所擅长的笔法“在处女作即成型，而且在未来30年都延续下去，因为它一开始就达到了一个作家应有的顶峰”。其实笔法的成熟倒是其次，重点是这部小说的内涵在经过半个世纪后愈发复杂与多元。尽管冠着诡异的名字“The Edible Woman”，但实际上情节朴素发展合理，并无阿特伍德近作的魔幻背景设置或时空交错感。这部看似颇具Chick-Lit特色的小说的核心内容只是关于一个初出校园的职场女性在自我处境和社会角色的矛盾中引发的厌食症以及人际关系和自我意识的崩塌与重筑，但也就是这样简单的故事，在无意识中竟预言了几年后席卷全球的女权运动浪潮。在阿特伍德辩解自己并非单为女权主义摇旗后，叙事学、空间理论、现代犬儒主义都接连在这部小说中找到了立足之地，但在消费主义这里却只反复抠着“女性=消费品”这一点。其实在“女性=消费品”之外，消费文化最强势的力量就是“广告”。《可以吃的女人》中玛丽安就任职于服务于广告的咨询公司；小说在行文中最常见和最出彩的比喻和描写方法就是广告式的（无论是对人还是对物）；而且，正巧在小说中就有一个人物完整地体现了消费社会中“广告”的大多数特征，他以自身阐释了“消费意识的转化，物质生活的高扬成为了时代精神的表征”，那就是玛丽安的未婚夫彼得。
　　虽然阿特伍德笔下的彼得·伍兰德生活在近半个世纪前，但现在社会已经将他和近年当代社会新兴起的同类们共归为一个新词——“都市新贵”。先于这位新贵出场前，在小说中首先提及的是彼得的住所，他住在一栋改建中的公寓里的唯一一套完工能住人的住宅，价格便宜到“租金只有大楼建成之后的三分之一”，地段良好，只是正在重建中的此楼的其他部分内外都遍布混凝土块、梯子、水管捆和外露的电线，电梯和闭路通话都未开通，甚至连施工工人都不相信有住户。另外，彼得的房间内部装潢和装饰格调既实用廉价又不乏品味，现代感的丹麦家具和高质量二手的办公桌椅，而且房主还号称“要买就得买好的，他才不愿意买些不称心的蹩脚货来占地方”，这种极为特殊与对比的场景设置不仅仅是环境描写而已，这其实就象征着彼得和他所处的就是建设中的新时代社会体系——消费社会和都市新贵崛起的时代。而随着公寓一步步改建完成，彼得的意志也越来越强势，以至于玛丽安在觉醒之后发现她根本无从设想自己嫁给彼得之后的会将房间布置成什么样，因为事实上，不会有任何变化。
　　在彼得的公寓之后，才是彼得本人，按小说中旁人的话来说，是“那个相貌堂堂的年轻人”。不过，而对彼得的外表更重要更有代表性的描写——也是女主人公玛丽安表示欣赏的——就是彼得刻意打造搭配出的貌似不经心而随意的服装。玛丽安曾经带着欣赏的眼光想“他穿得挺随便，不过彼得的衣着是不可能真正做到随便的。他这种大大咧咧的打扮也经过了精心的设计。”虽然他的形象很好，在玛丽安焦躁徘徊准备爆发的时候总会因为看到他“包装得呱呱叫”出现而瞬间产生占有欲和满足感而改变主意；但是在玛丽安的潜意识里总是对她未婚夫的外表有莫名的不适和恐惧：“他之引人注目，倒不是他相貌特别英俊，或者有什么异常之处，而是他五官虽似平常，但却极其端正，就像香烟广告上修饰得整整齐齐的年轻的面孔。有时候我倒希望他身上不是这么光滑，有个疣子或者黑痣什么的能触摸得到，那反而会让人放心。”这种过于端正的外表，给人强烈的人造感和虚假感，而极其类似的感觉也出现在玛丽安对啤酒广告里的模特的二次判断上：“不过在小溪中蹚水用网兜网鲑鱼的那个人穿戴得太整洁了：他的头发看起来就像刚刚梳过，只有几缕头发整整齐齐地贴在前额上表示外面有风。那条鱼也显得不真实，它身上没有粘液，没有牙齿，看来也不像有气味；那只是做得十分精巧的上了釉彩的金属玩具。杀死麋鹿的那个猎人站在那里摆出姿势给人照相，他完全像是个城里人模样，头发上没有小树枝，手上没有血迹。当然广告中不可能出现一些丑恶的令人不快的画面，例如，总不能让那只鹿的舌头搭拉出来吧。”彼得·伍兰德就是这样一个仿佛从广告海报里走下来的活人，连看似随性的打扮都充满着刻意之气，因此带来的这种强烈的人造感，往往让玛丽安不适地幻想他是不是那个打骚扰电话的变态。
　　在外表之外，彼得的行为举止也充满着隐形的物化气质。鲍德里亚提出：“消费者在一种被动的迷醉下被物化为社会存在中的符号——自我身份的确认。”彼得即是这一定律的执行者，他就是依靠“消费品”来塑造出直观速食的自我形象。他的消费欲望强烈但消费策略却市民化地节俭；他善于选择合适自己和环境的服装，水平高得可以做到“刻意打造出随意”；他房间内布置的专业书籍的书架比邻昂贵的照相机，猎枪，无非是他希望打造出符合他见习律师的形象——一个睿智可靠、思维活跃、有品味有头脑、爱好户外运动、有高雅趣味的都市新贵。而这些塑造他形象的符号消费品，到底会不会实际被使用，就是其次了：“我从没看到彼得用过这些东西，话说回来，在城市里他又有多少机会来用它们呢？”在高速信息化的时代，眼见为实已经被时间和效率忽视了，人类认知的过程要求越直观越短暂越好，于是符号变成了认知的最显著媒介。所以，时代弄潮儿彼得·伍兰德直接将自己外化成为一个最合适的“符号”来迎合消费社会的进程。他自己就是行走中的广告，而这个广告的销售者和直接受益者都是他自己。他是广告本身，也是商品本身，而事实证明这是有效的。“消费社会运作结构善于将人们漫无目的的欲望投射到具体产品的消费上去，使社会身份同消费品结合起来，消费构成一个欲望满足的对象系统，成功获得身份的商品符码系统和符号信仰的过程。”这就等于，消费直接获得的消费品所代表的符号，而这些符号构成了社会身份，达成了消费者欲望的满足，而具体消费品的使用与否则是次要的。比如玛丽安在逐渐厌食丧失食欲之后却在超市中表现出逐渐增长的购物欲，而这种欲望的强烈经常能控制她的意识；但又在某种意义上说，她就是在这种疯狂的购物欲及观看别人进食的行为中获得了与厌食相补偿的欲望满足。进一步说，彼得的猎枪，照相机和服装，既是代表他身份的标签，又是满足他企图塑造自我形象欲望的渠道，在此时的消费社会中，这些商品的使用价值和商业价值都是其次，最重要价值的是符号。 　　当彼得·伍蘭德超越一个追求符号的拜物者，成为行走中的广告本身时，相应的他也就具有了广告的力量。他就如同广告本身一样，具有精雕细琢的吸引力和提炼考究的正向立场，玛丽安在理性上根本无法驳倒他，在感性上很难不被他吸引，虽然他散发着浓烈的人造感在直觉上引人不安，但一个包装如此精美的男性出现在身边时，玛丽安不止一次被“让别人看到他属于她”而被自满和骄傲冲倒。就是因为这份占有欲的帮助，彼得更能进一步发挥自己广告的力量，乃至改变他人。比如，彼得求婚的理由之一是“这对我的业务也大有好处，当事人喜欢自己的律师是个有妻室的人。到了一定年纪还是单身就会惹人疑心”，为了获得成为律师的认同感，就需要结婚，而且要将玛丽安打扮成身着红裙和顶着美容院发型的女性，原因不外乎他在其他成功律师的妻子身上看到的共性——作为律师妻子的“符号”，因为，“广告即以消费来挪用‘他者’形象”，提前“挪用”一个成功律师妻子的符号就能提前帮助自己更快地“挪用”为一个成功律师的形象。就好像开篇中玛丽安公司承担的啤酒广告一样，广告能使那些大肚子塌肩膀的男子在想象的错觉中将自己等同于广告海报中爱好户外活动的格子呢男人，而没有人留意到死鹿的舌头有没有耷拉出来。不仅如此，在彼得开车撞倒别人花园的树篱时甚至“竟然把汽车后轮干的事算成自己的功劳”，将机械的力量“挪用”为自我的权力并因此洋洋自得。彼得的猎枪，照相机也是同样的作用，这些机械化的，具有现代气息的商品，在作为符号时帮助塑造彼得的“都市新贵”形象，在使用方法上突出体现和满足了彼得的主体地位，“消费化的模仿将权力视觉化，或者将话语权力的表征表面化与商品化”，最后，连点菜上，玛丽安都主动地失去了自己的自主选择权，彼得控制了一切，他已经变成剥夺玛丽安自主权的异己力量，玛丽安在逃离他的同时也逃离了被消费社会吞噬的命运。
　　彼得·伍兰德，这个诞生在半个多世纪前的多伦多的见习律师，当下的每一天我们都可以看到他行走在世界每个大型城市的中心。他既是消费社会的产物，也是消费社会的上位者，既是广告的信徒，也是广告本身。可以说，他在《可以吃的女人》中代表的就是新生的上升中的消费社会本身。他，就是广告之子。
　　参考文献
　　[1]《可以吃的女人》（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著 刘凯芳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年版。
　　[2]《消费主义》（法）让·鲍德里亚著 刘成富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责任编辑|王可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