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5日，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人民音乐》编辑部承办的“改革开放３０年中国音乐发展回顾与反思”研讨会在中央音乐学院召开。中国音协分党组书记徐沛东、《人民音乐》编辑部成员及有关方面专家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人民音乐》编辑部主编王次炤主持。他说，改革开放３０年来，中国音乐在各个领域发展都非常迅速，在创作、表演、理论、教育等方面，都是３０年前所不能比的，这同改革开放３０年分不开，同发展的大形势分不开。
　　中国音乐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徐沛东说，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座谈会，是我们值得做的事情。我们都是３０年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实践者和成果享受者。音乐文化的发展是同整个社会改革开放同步的，最开始可能是经济的变化，现在看更多是文化上的变化。比如当年的“西北风”，就是所有人都在探索、彷徨时，音乐起到了一个号角的作用，这就是文化带来的力量。现在我们国家从以前的几大音乐学院发展到现在的三四百家，可以说，对音乐文化的重视，是改革开放带来的。３０年中，音乐无疑是最活跃的艺术形式、时代号角和晴雨表，记载着每个时代的步伐。今天的会是回顾与反思，并不是庆祝，我们更要看清我们走过的历程，反思是为了更好的发展。现在全党都在学习科学发展观，学习是因为我们发展到今天，有些地方违背了科学，所以产生了一些问题。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我们也要真正理解以人为本的含义，在新时期做更大的贡献。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梁茂春做了题为“改革开放３０年的中国当代音乐研究”的发言。他说，改革开放３０年来，音乐学的各个学科都取得了飞跃的发展，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势态。其中的“中国当代音乐研究”，更是从无到有，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迅速的音乐学学科之一，因为它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白手起家”的音乐学新学科。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所长戴嘉枋做了“论８０年代改革开放前期中的中国音乐”的发言。他说，８０年代中国音乐界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中政治、经济变革所产生的震荡，对于中国音乐在新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流行音乐和新潮音乐在崛起和发展之后，正式步入了主流社会音乐生活，从而从音乐品种上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创作园地。在音乐理论领域，音乐观念真正由一元走向了多元，在与创作领域良性互动以及与旧音乐观念的剧烈争鸣、交锋中，拓展了自身的文化视野。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汪毓和说，３０年成就很大，但是也积累了很多问题。这是个大题目，希望能把它分解开，比如音乐包括音乐表演、音乐创作、音乐教育等方面，各个方面都进行各自的总结，而不要笼而统之，要做更深入的研究。
　　指挥家卞祖善谈了对中国交响乐３０年发展的回顾与思考。他首先谈到了对改革开放的感激之情——对于曾受迫害的他来说，是一次新生。其次，他强调了当前对交响乐创作重视不够的问题。他说，至今我们还没给作曲家提供一个合理的创作机制。我们应该借鉴某些国家的做法，给杰出的、公认的、国宝级的作曲家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持，这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蔡良玉从“学科的定位——从‘外国音乐史’到‘西方音乐研究’”、“宝贵的硕果——‘音乐学分析方法’的诞生”、“禁区的突破——两个领域中的开拓”几个方面，阐述了改革开放３０年来西方音乐研究方面的发展。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俞人豪以“从民族音乐学角度看中国的‘世界音乐’的教学与研究”为题，谈到了新时期之前中国的世界音乐研究和进入新时期后世界音乐教学与研究的变化，并展望未来中国“世界音乐”教学与研究的方向是“中国视野下的世界音乐”。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田联韬从“少数民族音乐的学术研究方面”和“音乐专业教育与人才培养方面”，谈了３０年来少数民族音乐学术研究、人才培养情况，指出当前无论是研究工作、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各地发展情况相当不平衡，差距明显，应该对落后地区给予支持。
　　《音乐周报》原副主编陈志音说，《音乐周报》到明年也３０岁了，可以说，它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的。现在翻阅起以前的报纸，会有很多的感慨，它见证了３０年来的改革生活。
　　《人民音乐》顾问、原主编张弦认为，回顾与反思是永远的话题，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前进。３０年的回顾与反思，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改革开放以后，音乐界的各种思潮更加活跃，各种争论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人民音乐》一直是中国音乐界的晴雨表，在３０年中也不例外。各种理论问题、创作问题、表演问题、教育问题等等，都在《人民音乐》上有真实的反映。
　　《人民音乐》编委、原副主编于庆新说，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摆脱了“文革”极“左”思潮禁锢的音乐界，思想异常活跃。９０年代初期，音乐界极“左”思潮回流，其间发生了一些典型事件，如对朱践耳同志应本刊之约撰写的文章《生活启示录》添加编者按语，含沙射影地对朱践耳同志进行批判。我个人也因主持这些栏目，自１９９２年２月起在政治和工作上受到多年不公正的待遇。１９９２年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再次向音乐界吹进了改革开放的春风。十多年来，在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引下，音乐创作上初步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现在，虽然对所谓现代作曲技法、“新潮音乐”的主张依然见仁见智、泾渭分明，但完全是在学术层面上进行讨论，昔日那种上纲上线的极左论调已难见踪影。音乐创作只有尊重艺术规律，才能繁荣发展，而这就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关键所在。
　　《人民音乐》常务副主编金兆钧认为，中国流行音乐３０年发展的特点是：实践先于理论，批评与操作分立，轨迹是由单一到多元，争议的中心是道德和娱乐。形象地说就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它未来的发展需要的是更好的产业环境、更多的理论和批评的介入，更有效的教育体系。
　　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杨青、教授张大龙，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朱世瑞发来书面发言。杨青认为，改革开放３０年来，中国音乐教育的办学规模由小至大、由点至面，教育水平得到相当程度的提高。如何在今后保持一股更加强劲的发展势头，音乐教育如何在我国的文化建设事业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这将是音乐教育工作者一项光荣、艰巨而极具挑战性的任务。张大龙认为，“文革”后的音乐界开始对西方现代音乐技术有了重新的认识理解，并涌现出一批在国际国内产生重要意义的优秀现代音乐作品。但许多学生只是浅层次地为形式而追求形式、为技术而追求技术，常常跌入盲目的陷阱里。如何承上启下，重视传统，立足基本功，发展借鉴西方现代音乐文化的技术，是摆在每一位作曲专业教师面前的一个重要的现实课题。朱世瑞提出了３０年改革开放在中国当代音乐创作领域完成和正在完成的四个历史任务，包括重建音乐创作主体的生存空间并奠定物质基础、重建中国音乐创新思维的艺术空间与精神基础等，以及亟待解决的四个问题，如经济成就和文化市场改制导致了音乐创作注重短期效益的倾向并产生语言雷同内涵空洞的赝品伪作以及作曲教育数量扩大质量下降，官本位导致行政化衙门化，学术评判不遵守音乐规律而向权利和腐败倾斜等。
　　此次座谈会后，《人民音乐》将陆续发表总题为“改革开放３０年中国音乐回顾与反思”的系列文章，请广大读者予以关注和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