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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念刘和珍君》（以下简称《记》）是中学语文教材传统经典篇目，它“直抵中国历史的‘惊人的真的大黑暗’，任何时候读都会有惊心动魄之感”[1]，那么，这种震撼力究竟来自哪里？鲁迅先生是怎样创造出“这一个”的？一线教学是否真正发掘并呈现了这种震撼力？恐怕大多存在着隔膜、肤浅、敷衍的现象。由于主要停留在作品已知和可见的认知表象和操作层面上，正如朱自清批评的那样：“读的方面，往往只注重思想的获得而忽略语汇的扩展，字句的修饰，篇章的组织，声调的变化等”[2]，以致遮蔽其复杂的“内在机制”。所以，揭示出教学中存在的隔膜和遮蔽点显得十分必要而迫切。
一、基于“杂感”文体的教学更稳妥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记》就被选入到中学语文教材，教学通常是把它作为中国现代散文来看待，而且大部分教师是以悼念性散文来处理;2007年，人教版必修教材进一步明确它是“写人记事的散文”文体。但是，《记》选自《华盖集续编》，鲁迅在《华盖集续篇·小引》中三次提到“杂感”的概念，并强调“名副其实，‘杂感’而已”。直到1933年何凝（瞿秋白）编辑《鲁迅杂感选集》时，依然把《记》归入到“杂感”中，而且给“杂感”下了一个著名的定义：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阜利通 feuilleton）的代名词（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受到了鲁迅的赞同。皇甫积庆检索鲁迅十几本短文集的序与后记，得出这样的结论：“杂感”则专门指“社会短评”即杂文之一种，“杂感”在鲁迅多年一贯的序跋说明中是作为一种独立文体[3]。也有学者指出“杂感”与散文的联系，比如刘再复就说“这种杂感文学是由侧重于议论性的散文发展而来的，是与纯文学散文并驾齐驱的另一种独立文体”。
显然，《记》属于“杂感”文体，其特征与“写人记事的散文”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显著地区别在于三个方面，一是《记》更直接更迅速地反应“三一八惨案”的社会现实，并对惨案事件进行全方位的评价、批判和发声，具有尖锐性、否定性和攻击性的特征，总体风格为“忧愤深广”。二是议论的表达方式占全文的主导地位，突破了“写人记事散文”文体的规范，三是以变异重复、警策、比喻、反复、整句等艺术手段，指向“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和表达对事件的感受。中学语文教材之所以把《记》定位于“写人记事的散文”上，是因为主要强调作品人文性价值，它“是写悲慘、忧伤之事，表愤怒、悲悼之情，发深邃、邈远之思”的“回忆性、纪念性”的文章，“是有着崇高思想境界和丰富人文价值的散文作品，这是本单元选课文时有意识的追求”[4]。着重关注作品思想情感、价值观以及散文规范的艺术性，是不错的;但是，有意无意地削弱了以语言建构与运用为基本核心的语文工具性的力量，客观上遮蔽了“‘杂感’意识与笔调，‘杂感’特有的话语成为超越又随时渗透在一切文类的鲁迅独有的‘文体’”[5]，颠倒了议论与叙事在文中的主次地位，混淆了杂感与散文代表着作家对于世俗生活的不同态度的实质，形成一线教学长期徘徊在“写人记事散文”范畴内的粗浅单一的惯性局面。
二、“释愤抒情”与网状结构
关于杂感，鲁迅说：“不过是，将我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说的，一任它怎样浅薄，怎样偏激，有时便用笔写了下来。说得自夸一点，就如悲喜时节的歌哭一般，那时无非借此来释愤抒情。”[6]这段话几乎就是针对《记》而说，因为不但说话的时间与《记》的写作时间相差不足六个半月，而且这段话要表达的三个方面意思与《记》文本完全契合，一是取材指向，说明文章重视现实性和尖锐性，二是“释愤抒情”的创作意图，说明文章无半点矫饰的情感性和直语性特点，三是创作方法，“释愤抒情”可以采用直抒胸臆的方式，可以融情于事，也可以融情于议;而“借此”一词，说明以现实种种人、事、现象为切入口，着重将带有鲜明的评述议论性质的“所想到的，所要说的”表达出来。那么，《记》是如何“释愤抒情的呢？首先探究作者创作《记》的外部环境和契机。鲁迅针对“三一八惨案”先后写了六篇文章，可见，惨案事件对他触动之深。在文艺创作上，此时的鲁迅正处于文体转变时期，他觉得只有这种杂感文体才切合当时战斗的需要，即使像《无花的蔷薇之二》，也仅写了三节，立即说“已不是写什么‘无花的蔷薇’的时候了”。况且鲁迅和刘和珍等学生有师生情谊，面对她们惨遭屠戮却无力救助，望着程君们（包括许广平）期待悲痛的眼光，他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记》文中一段一段的文字不正表明他内心的“芜杂”（《朝花夕拾·小引》）、激愤、矛盾吗？鲁迅要写作《记》，既要交代写作缘起、纪念刘和珍的事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又要揭露抨击当局者的凶残、流言家的下劣，表现“我已经出离愤怒”之状，既要唤醒“庸人”，又要激励“真的猛士”，既要传达对“非人间”憎恨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又要思考“衰亡民族的缘由”与该事件的经验教训，面对关于“三一八惨案”不同时空下的繁芜复杂人物、事件、信息，可想鲁迅先生用笔之难的情境，难怪他在文章开头便交代“我独在礼堂外徘徊”之事，不是说不出话，而是有太多的话要说，不是写不出，而是怎样写。那种残酷现实下的压抑氛围和开追悼会的心情，岂能是单纯的悼念而能言尽？所以，最终网状结构成为了“释愤抒情”的突破口和必然选择，以此向读者展现出“悲哀、叫喊和战斗的艺术家”（鲁迅《写于深夜里》）的姿态。
全文分为七个部分，各部分几乎都可以单独成篇，看似较为松散实则紧密相连，层层深入，多处交叉、照应、暗合与统一，形成一个有机的网络式结构整体，其中，最关键的是七处看似矛盾而反复出现的语句，分别是：①处（为了便于行文特编号）“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②处“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③处“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④处“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⑤处“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⑥处“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⑦处“呜呼，我说不出话”。
在教学上，这是最易发现的显性语句，也是教学突破口之一，但是，教学处理常常存在着许多忽略的地方，最大问题就是“不把局部放回到局部关系中，而是把它抽取出来直接与主题挂钩并阐释其意义”[7]，更看不到其前后的内部逻辑关系与笔法的巧妙变化，这种“抽出来而讲之”（叶圣陶语）的遮蔽性流毒甚广。 事实上，文中反复出现相同或类似语句的写法，既不合乎以布利斯·米勒新批评学派为代表的“重复理论”要求，又区别于中国诗歌里的重复、反复，如《诗经》的“重章叠句”，李白《蜀道难》“一唱三叹”的写法，不同于小说中被金圣叹称之为“草蛇灰线”的结构手法，甚至同鲁迅本人小说中使用的重复手段也不完全一样，比如《祝福》三次写四婶的话“祥林嫂，你放着罢！”前后仅句序发生变化，其全篇结构意义十分微弱。尽管这些于外在形式上基本一致，可是，《记》的变异重复语句独具记叙性、抒情性、直语性，特别是议论性和网状结构的纲要性特征。为什么这么说呢？
先说局部关系。①处固然是以叙述方式交代“有写点东西的必要了”的原因，“表现出作者对刘和珍这样的进步青年的爱护”（《教师教学用书》），何尝不是鲁迅深感记念情意和责任重大的表述？②处突然转折，这不仅仅是因为“给作者带来的哀痛和愤怒，已经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心意了”（《教师教学用书》），更是下文段落的中心句，相当于段落论点，议论属性加强，只不过更带有抒情色彩罢了。其论据包括两层：第一层“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从“四十多个青年的血”和“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论调”两个角度展开，指出说不出话的根据;第二层“我已经出离愤怒了”，只好“以我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并以“哀痛”作为祭品，证明更加有力。④⑤处承上启下，上承庸人忘却意，暗含唤醒民众的责任和使命，下启追忆“我”与刘和珍的相识、交往、永别，践行记念刘和珍的意图。其余各处局部间无不带有论证和纲领性质。
再说词句变化和整体逻辑关系。其一，①③④⑥处的变异重复句子，虽然都是“有话要说”的意思，但词句发生了变化，①③处相同，立足点不同，即立足于记念刘和珍与“我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出于“我”生存的必要、战斗的决心、激励“猛士”的责任感、唤醒“庸人”的使命感。④处句子发生变换，“正有”一词，突出唤醒“庸人”的迫切性。⑥处句式变换为“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承上启下，重在转折，带有为死难者正名的责任感与为正义而发言的激烈情绪。语气更加强烈、坚定，文势陡然升高。其二，②⑤⑦处虽然都可以用“无话可说”概括，但是语句同样发生了变化。②处“实在”一词，强调愤怒至极，⑤处变为反诘语气，直指“惨象”“流言”，愤怒情感再次升级，⑦处“呜呼”一词，愤怒情感登峰造极，而且蕴含着教训太深刻了的喟叹，意味深远，笔力千钧。
从整体看，七处变异重复语句构成四次因果关系，即①③④⑤处，两次转折关系，即②⑥处，一次总括收束，即⑦处。这种内部逻辑关系形成跌宕起伏的情感波澜，回环往复的文势，交叉、照应、对比、暗示的网状结构。
三、叙述张力与警策辞格
1.倒叙、补叙和张弛周期
《记》叙述部分充其量占全篇的三分之一，主要作用在于为“释愤抒情”提供事实依据并形成内在的鲜明对比。以国家民族利益为轴心，一方是爱国青年学生，从容救助，殒身不恤，一方是专制统治者极尽杀伐屠戮、污蔑陷害之能事，这种双重功能的内部张力的形成取决于巧妙的叙述手段。
开头采取纯客观的倒叙方式，在已发生的事件与正在发生的事件之间形成张力，获得某种特殊的美学效果。首先得力于篇首的长句，强调惨案事件和非同寻常的日子，非一时间词而足，非复指不能造意;語气看似平稳，语义也是信息告知式的，朗读时造成憋闷感，与当时黑暗的社会环境和开追悼会的氛围契合，奠定压抑悲愤的情感基调。其次写与程君的对话，为后文“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做出一层铺垫，然后补写刘和珍为追求进步“毅然预定了《莽原》全年”之事，做二层铺垫。
第四、五部分中的叙述则是先写死后，再补写死时，先张后弛。所谓“张”指叙述语言中大量使用主观情感的关联词、副词，先后使用“居然、而、但、竟至于、颇、然而、也、竟、况且、更、何至于”等词语，直接表达悲愤情感;特别要注意末尾一句“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反问语气不只是蕴含出人意料之意，也蕴含着惋惜和些微的埋怨之情，这是一种在矛盾中超常规的评说，平时的刘和珍是“微笑着的和蔼的”，而如今却惨遭毒手。此种写法在第三部分叙述中还有一处，在“我平素想”与“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之间产生矛盾，为后来的这个反问做铺垫。两处超常规的评说也为后文总结经验教训，寻找“死伤者”意义做足了铺垫。
所谓“弛”则指补叙情感的控制和语言的平静。第一，复指手法和短句使用。开头一句“我没有亲见”与“听说”，“她”与“刘和珍君”，各自同为一意，强调以刘和珍为代表的青年学生是“欣然前往”的，并非受人利用;如果将短句改为：我听说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意思虽同，却内涵单一，语气平淡，尤其不能突出盘踞作者内心的悲愤之情。同样，把“同去的张静淑君”至“也立仆”改为：同去的张静淑君和杨德群君先后想去扶起她，结果也中弹倒下了。原短句群所蕴含的言外之意丧失殆尽。通过比较，我们定会理解鲁迅先生关于文章写法的教导：“知道了‘不应该那么些’，这才会明白原来‘应该这么写’的”[8]。第二，摆出驳斥诬蔑言论的确凿事实。刘、张二君中弹，说明距离之远，当局完全是有阴谋的，有目的的;张君中弹四发，“其一是手枪”，说明有军官参与，可见是有组织的，有领导的。文字精细准确，堪称验尸报告单，客观冷静，没有声音，没有温度，没有情绪，唯有力量——沉重痛击人心扉的力量。这种文字是非常态的，是一种凝固的痛苦，流不下眼泪，也容不下思索，却是字字血、句句泪，充塞着无尽的控诉和痛斥。
总之，全文叙述与议论的弛张总趋势非常明显，即叙述为弛，且越来越弛，议论为张，且张中有变。它们共同构建了三个先弛后张的周期。第一、二部分为一个周期，第三、四、五部分为一个周期，值得注意的是第六、七部分为一个周期，主要是议论，仍是先弛后张。弛张周期错落有致，文势跌宕起伏，思想情感犹如黄河奔流，前伏后涌，纵横捭阖，豪壮恢宏。 2.警策辭格
《记》文中有多处警句出现，教学都给予了高度重视，但是，倘若教学只是品味语言含义，必然遮蔽警策辞格的某些特征。陆机云：“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傅庚生先生谈到警策时指出：“意必深蓄而自然出之”“辞必深练而至巧出之”“且辞与意不能偏废，偏废亦踬矣”。[9]陈望道先生认为：“语简言奇而含意精切动人的，名为警策辞，也称警句。”[10]综合起来看，他们认为警策具有三个突出特征，一是居于篇中重要位置，二是语言精练，意义深远，三是辞与意并重。例如，《记》中有一处非同寻常，即“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它居于第二部分开头，与上下文不存在显性联系，且从全文七个部分之间的结构关系来看，唯有第一、二部分之间的连结中断，这种非常态的文本结构极其罕见，其奥妙何在呢？在接受美学家沃尔夫冈·伊瑟尔看来，“当文本的各个部分之间不连贯地并列起来时，就必然会有空白出现”[11]，因为“空白”，文本会呈现出一种开放性的结构，这种结构本身随时召唤着接受者能动的参与进来，通过想象以再创造的方式接受。毫无疑问，此处警句临于“空白”，势险语奇，但是表面看它是突兀而孤立的存在，实则文本内部有着极强的关联度。在第一、二部分衔接的三个自然段中，依次频繁出现7个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语：两个“非人间”“似人非人的世界”“这样的世界”“这样的世上”。这种“非人间”又是由六类人组成，即“四十多个青年的血”——爱国青年、暗含的反动专制的“屠伯”“所谓学者文人”“庸人”“出离愤怒的我”和“真的猛士”，那么，真正能打破这非人间的一类人定是“真的猛士”。鲁迅在极度痛苦中看到了希望的闪光，因此，在这种异乎寻常的语境下，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为“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哀痛者和幸福者”，也是为肩负历史使命的人，庄严定义：“真的猛士”，与文章结尾处“真的猛士，将更奋然前行”遥相呼应，充分而曲折地表现了鲁迅对“真的猛士”的期待、召唤之情，警句的张力和辐射力一下子冲破了笼罩全文的悲愤、压抑的情调氛围。在这个警句的率领下，再去思考“非人间”和追忆刘和珍，从而得出鲁迅在不同文章内反复提及的恳切希望“‘请愿’的事，从此可以停止了”（《“死地”》），言外义需要改换另一种斗争的方式。由此可见，这个警句可谓“云中之霓采，珠中之鲸目”，不仅达到了“居要”、辞简意深、辞意并重的标准，而且“真的猛士”已成为历史时代的“诗人为存在命名，命名总是第一次”（海德格尔语）的最好注脚和证明。
“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也是如此，它的前文紧接着的一句是“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缘由是什么，没说，立即打住，仍以反常的“空白”艺术暗示反动当局者的武力和舆论专制的强大，暗示大众麻木失语的存在。警句建立在“空白”处，石破天惊，鲁迅以对黑暗现实的洞彻透察和心灵震荡，向默无声息的衰亡民族发出强烈的警示和呐喊，把人们引向对衰亡民族命运的深思，也使他的启蒙思想更加明朗化和公开化。
参考文献：
[1]钱理群.鲁迅散文漫谈[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2）：8.
[2]朱自清.文心·序[J].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2.
[3][5]皇甫积庆.鲁迅“杂感”文体论[J].鲁迅月刊，2006（9）：4.10.
[4]高中语文教师教学用书（必修1）.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54-55.
[6]鲁迅.华盖集续编·小引[M].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1.
[7]詹丹.阅读教学与文本阅读[M].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3.
[8]鲁迅.不应该那么写[J].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21.
[9]傅庚生.中国文学欣赏举隅[M].北京出版社，2003：102.
[10]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教育出版社，1976：187.
[11]沃尔夫冈·伊瑟尔，金惠敏等译.阅读行为[M].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251.
一、基于“杂感”文体的教学更稳妥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记》就被选入到中学语文教材，教学通常是把它作为中国现代散文来看待，而且大部分教师是以悼念性散文来处理;2007年，人教版必修教材进一步明确它是“写人记事的散文”文体。但是，《记》选自《华盖集续编》，鲁迅在《华盖集续篇·小引》中三次提到“杂感”的概念，并强调“名副其实，‘杂感’而已”。直到1933年何凝（瞿秋白）编辑《鲁迅杂感选集》时，依然把《记》归入到“杂感”中，而且给“杂感”下了一个著名的定义：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阜利通 feuilleton）的代名词（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受到了鲁迅的赞同。皇甫积庆检索鲁迅十几本短文集的序与后记，得出这样的结论：“杂感”则专门指“社会短评”即杂文之一种，“杂感”在鲁迅多年一贯的序跋说明中是作为一种独立文体[3]。也有学者指出“杂感”与散文的联系，比如刘再复就说“这种杂感文学是由侧重于议论性的散文发展而来的，是与纯文学散文并驾齐驱的另一种独立文体”。
显然，《记》属于“杂感”文体，其特征与“写人记事的散文”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显著地区别在于三个方面，一是《记》更直接更迅速地反应“三一八惨案”的社会现实，并对惨案事件进行全方位的评价、批判和发声，具有尖锐性、否定性和攻击性的特征，总体风格为“忧愤深广”。二是议论的表达方式占全文的主导地位，突破了“写人记事散文”文体的规范，三是以变异重复、警策、比喻、反复、整句等艺术手段，指向“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和表达对事件的感受。中学语文教材之所以把《记》定位于“写人记事的散文”上，是因为主要强调作品人文性价值，它“是写悲慘、忧伤之事，表愤怒、悲悼之情，发深邃、邈远之思”的“回忆性、纪念性”的文章，“是有着崇高思想境界和丰富人文价值的散文作品，这是本单元选课文时有意识的追求”[4]。着重关注作品思想情感、价值观以及散文规范的艺术性，是不错的;但是，有意无意地削弱了以语言建构与运用为基本核心的语文工具性的力量，客观上遮蔽了“‘杂感’意识与笔调，‘杂感’特有的话语成为超越又随时渗透在一切文类的鲁迅独有的‘文体’”[5]，颠倒了议论与叙事在文中的主次地位，混淆了杂感与散文代表着作家对于世俗生活的不同态度的实质，形成一线教学长期徘徊在“写人记事散文”范畴内的粗浅单一的惯性局面。
二、“释愤抒情”与网状结构
关于杂感，鲁迅说：“不过是，将我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说的，一任它怎样浅薄，怎样偏激，有时便用笔写了下来。说得自夸一点，就如悲喜时节的歌哭一般，那时无非借此来释愤抒情。”[6]这段话几乎就是针对《记》而说，因为不但说话的时间与《记》的写作时间相差不足六个半月，而且这段话要表达的三个方面意思与《记》文本完全契合，一是取材指向，说明文章重视现实性和尖锐性，二是“释愤抒情”的创作意图，说明文章无半点矫饰的情感性和直语性特点，三是创作方法，“释愤抒情”可以采用直抒胸臆的方式，可以融情于事，也可以融情于议;而“借此”一词，说明以现实种种人、事、现象为切入口，着重将带有鲜明的评述议论性质的“所想到的，所要说的”表达出来。那么，《记》是如何“释愤抒情的呢？首先探究作者创作《记》的外部环境和契机。鲁迅针对“三一八惨案”先后写了六篇文章，可见，惨案事件对他触动之深。在文艺创作上，此时的鲁迅正处于文体转变时期，他觉得只有这种杂感文体才切合当时战斗的需要，即使像《无花的蔷薇之二》，也仅写了三节，立即说“已不是写什么‘无花的蔷薇’的时候了”。况且鲁迅和刘和珍等学生有师生情谊，面对她们惨遭屠戮却无力救助，望着程君们（包括许广平）期待悲痛的眼光，他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记》文中一段一段的文字不正表明他内心的“芜杂”（《朝花夕拾·小引》）、激愤、矛盾吗？鲁迅要写作《记》，既要交代写作缘起、纪念刘和珍的事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又要揭露抨击当局者的凶残、流言家的下劣，表现“我已经出离愤怒”之状，既要唤醒“庸人”，又要激励“真的猛士”，既要传达对“非人间”憎恨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又要思考“衰亡民族的缘由”与该事件的经验教训，面对关于“三一八惨案”不同时空下的繁芜复杂人物、事件、信息，可想鲁迅先生用笔之难的情境，难怪他在文章开头便交代“我独在礼堂外徘徊”之事，不是说不出话，而是有太多的话要说，不是写不出，而是怎样写。那种残酷现实下的压抑氛围和开追悼会的心情，岂能是单纯的悼念而能言尽？所以，最终网状结构成为了“释愤抒情”的突破口和必然选择，以此向读者展现出“悲哀、叫喊和战斗的艺术家”（鲁迅《写于深夜里》）的姿态。
全文分为七个部分，各部分几乎都可以单独成篇，看似较为松散实则紧密相连，层层深入，多处交叉、照应、暗合与统一，形成一个有机的网络式结构整体，其中，最关键的是七处看似矛盾而反复出现的语句，分别是：①处（为了便于行文特编号）“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②处“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③处“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④处“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⑤处“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⑥处“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⑦处“呜呼，我说不出话”。
在教学上，这是最易发现的显性语句，也是教学突破口之一，但是，教学处理常常存在着许多忽略的地方，最大问题就是“不把局部放回到局部关系中，而是把它抽取出来直接与主题挂钩并阐释其意义”[7]，更看不到其前后的内部逻辑关系与笔法的巧妙变化，这种“抽出来而讲之”（叶圣陶语）的遮蔽性流毒甚广。 事实上，文中反复出现相同或类似语句的写法，既不合乎以布利斯·米勒新批评学派为代表的“重复理论”要求，又区别于中国诗歌里的重复、反复，如《诗经》的“重章叠句”，李白《蜀道难》“一唱三叹”的写法，不同于小说中被金圣叹称之为“草蛇灰线”的结构手法，甚至同鲁迅本人小说中使用的重复手段也不完全一样，比如《祝福》三次写四婶的话“祥林嫂，你放着罢！”前后仅句序发生变化，其全篇结构意义十分微弱。尽管这些于外在形式上基本一致，可是，《记》的变异重复语句独具记叙性、抒情性、直语性，特别是议论性和网状结构的纲要性特征。为什么这么说呢？
先说局部关系。①处固然是以叙述方式交代“有写点东西的必要了”的原因，“表现出作者对刘和珍这样的进步青年的爱护”（《教师教学用书》），何尝不是鲁迅深感记念情意和责任重大的表述？②处突然转折，这不仅仅是因为“给作者带来的哀痛和愤怒，已经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心意了”（《教师教学用书》），更是下文段落的中心句，相当于段落论点，议论属性加强，只不过更带有抒情色彩罢了。其论据包括两层：第一层“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从“四十多个青年的血”和“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论调”两个角度展开，指出说不出话的根据;第二层“我已经出离愤怒了”，只好“以我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并以“哀痛”作为祭品，证明更加有力。④⑤处承上启下，上承庸人忘却意，暗含唤醒民众的责任和使命，下启追忆“我”与刘和珍的相识、交往、永别，践行记念刘和珍的意图。其余各处局部间无不带有论证和纲领性质。
再说词句变化和整体逻辑关系。其一，①③④⑥处的变异重复句子，虽然都是“有话要说”的意思，但词句发生了变化，①③处相同，立足点不同，即立足于记念刘和珍与“我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出于“我”生存的必要、战斗的决心、激励“猛士”的责任感、唤醒“庸人”的使命感。④处句子发生变换，“正有”一词，突出唤醒“庸人”的迫切性。⑥处句式变换为“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承上启下，重在转折，带有为死难者正名的责任感与为正义而发言的激烈情绪。语气更加强烈、坚定，文势陡然升高。其二，②⑤⑦处虽然都可以用“无话可说”概括，但是语句同样发生了变化。②处“实在”一词，强调愤怒至极，⑤处变为反诘语气，直指“惨象”“流言”，愤怒情感再次升级，⑦处“呜呼”一词，愤怒情感登峰造极，而且蕴含着教训太深刻了的喟叹，意味深远，笔力千钧。
从整体看，七处变异重复语句构成四次因果关系，即①③④⑤处，两次转折关系，即②⑥处，一次总括收束，即⑦处。这种内部逻辑关系形成跌宕起伏的情感波澜，回环往复的文势，交叉、照应、对比、暗示的网状结构。
三、叙述张力与警策辞格
1.倒叙、补叙和张弛周期
《记》叙述部分充其量占全篇的三分之一，主要作用在于为“释愤抒情”提供事实依据并形成内在的鲜明对比。以国家民族利益为轴心，一方是爱国青年学生，从容救助，殒身不恤，一方是专制统治者极尽杀伐屠戮、污蔑陷害之能事，这种双重功能的内部张力的形成取决于巧妙的叙述手段。
开头采取纯客观的倒叙方式，在已发生的事件与正在发生的事件之间形成张力，获得某种特殊的美学效果。首先得力于篇首的长句，强调惨案事件和非同寻常的日子，非一时间词而足，非复指不能造意;語气看似平稳，语义也是信息告知式的，朗读时造成憋闷感，与当时黑暗的社会环境和开追悼会的氛围契合，奠定压抑悲愤的情感基调。其次写与程君的对话，为后文“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做出一层铺垫，然后补写刘和珍为追求进步“毅然预定了《莽原》全年”之事，做二层铺垫。
第四、五部分中的叙述则是先写死后，再补写死时，先张后弛。所谓“张”指叙述语言中大量使用主观情感的关联词、副词，先后使用“居然、而、但、竟至于、颇、然而、也、竟、况且、更、何至于”等词语，直接表达悲愤情感;特别要注意末尾一句“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反问语气不只是蕴含出人意料之意，也蕴含着惋惜和些微的埋怨之情，这是一种在矛盾中超常规的评说，平时的刘和珍是“微笑着的和蔼的”，而如今却惨遭毒手。此种写法在第三部分叙述中还有一处，在“我平素想”与“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之间产生矛盾，为后来的这个反问做铺垫。两处超常规的评说也为后文总结经验教训，寻找“死伤者”意义做足了铺垫。
所谓“弛”则指补叙情感的控制和语言的平静。第一，复指手法和短句使用。开头一句“我没有亲见”与“听说”，“她”与“刘和珍君”，各自同为一意，强调以刘和珍为代表的青年学生是“欣然前往”的，并非受人利用;如果将短句改为：我听说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意思虽同，却内涵单一，语气平淡，尤其不能突出盘踞作者内心的悲愤之情。同样，把“同去的张静淑君”至“也立仆”改为：同去的张静淑君和杨德群君先后想去扶起她，结果也中弹倒下了。原短句群所蕴含的言外之意丧失殆尽。通过比较，我们定会理解鲁迅先生关于文章写法的教导：“知道了‘不应该那么些’，这才会明白原来‘应该这么写’的”[8]。第二，摆出驳斥诬蔑言论的确凿事实。刘、张二君中弹，说明距离之远，当局完全是有阴谋的，有目的的;张君中弹四发，“其一是手枪”，说明有军官参与，可见是有组织的，有领导的。文字精细准确，堪称验尸报告单，客观冷静，没有声音，没有温度，没有情绪，唯有力量——沉重痛击人心扉的力量。这种文字是非常态的，是一种凝固的痛苦，流不下眼泪，也容不下思索，却是字字血、句句泪，充塞着无尽的控诉和痛斥。
总之，全文叙述与议论的弛张总趋势非常明显，即叙述为弛，且越来越弛，议论为张，且张中有变。它们共同构建了三个先弛后张的周期。第一、二部分为一个周期，第三、四、五部分为一个周期，值得注意的是第六、七部分为一个周期，主要是议论，仍是先弛后张。弛张周期错落有致，文势跌宕起伏，思想情感犹如黄河奔流，前伏后涌，纵横捭阖，豪壮恢宏。 2.警策辭格
《记》文中有多处警句出现，教学都给予了高度重视，但是，倘若教学只是品味语言含义，必然遮蔽警策辞格的某些特征。陆机云：“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傅庚生先生谈到警策时指出：“意必深蓄而自然出之”“辞必深练而至巧出之”“且辞与意不能偏废，偏废亦踬矣”。[9]陈望道先生认为：“语简言奇而含意精切动人的，名为警策辞，也称警句。”[10]综合起来看，他们认为警策具有三个突出特征，一是居于篇中重要位置，二是语言精练，意义深远，三是辞与意并重。例如，《记》中有一处非同寻常，即“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它居于第二部分开头，与上下文不存在显性联系，且从全文七个部分之间的结构关系来看，唯有第一、二部分之间的连结中断，这种非常态的文本结构极其罕见，其奥妙何在呢？在接受美学家沃尔夫冈·伊瑟尔看来，“当文本的各个部分之间不连贯地并列起来时，就必然会有空白出现”[11]，因为“空白”，文本会呈现出一种开放性的结构，这种结构本身随时召唤着接受者能动的参与进来，通过想象以再创造的方式接受。毫无疑问，此处警句临于“空白”，势险语奇，但是表面看它是突兀而孤立的存在，实则文本内部有着极强的关联度。在第一、二部分衔接的三个自然段中，依次频繁出现7个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语：两个“非人间”“似人非人的世界”“这样的世界”“这样的世上”。这种“非人间”又是由六类人组成，即“四十多个青年的血”——爱国青年、暗含的反动专制的“屠伯”“所谓学者文人”“庸人”“出离愤怒的我”和“真的猛士”，那么，真正能打破这非人间的一类人定是“真的猛士”。鲁迅在极度痛苦中看到了希望的闪光，因此，在这种异乎寻常的语境下，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为“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哀痛者和幸福者”，也是为肩负历史使命的人，庄严定义：“真的猛士”，与文章结尾处“真的猛士，将更奋然前行”遥相呼应，充分而曲折地表现了鲁迅对“真的猛士”的期待、召唤之情，警句的张力和辐射力一下子冲破了笼罩全文的悲愤、压抑的情调氛围。在这个警句的率领下，再去思考“非人间”和追忆刘和珍，从而得出鲁迅在不同文章内反复提及的恳切希望“‘请愿’的事，从此可以停止了”（《“死地”》），言外义需要改换另一种斗争的方式。由此可见，这个警句可谓“云中之霓采，珠中之鲸目”，不仅达到了“居要”、辞简意深、辞意并重的标准，而且“真的猛士”已成为历史时代的“诗人为存在命名，命名总是第一次”（海德格尔语）的最好注脚和证明。
“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也是如此，它的前文紧接着的一句是“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缘由是什么，没说，立即打住，仍以反常的“空白”艺术暗示反动当局者的武力和舆论专制的强大，暗示大众麻木失语的存在。警句建立在“空白”处，石破天惊，鲁迅以对黑暗现实的洞彻透察和心灵震荡，向默无声息的衰亡民族发出强烈的警示和呐喊，把人们引向对衰亡民族命运的深思，也使他的启蒙思想更加明朗化和公开化。
参考文献：
[1]钱理群.鲁迅散文漫谈[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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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中语文教师教学用书（必修1）.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54-55.
[6]鲁迅.华盖集续编·小引[M].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1.
[7]詹丹.阅读教学与文本阅读[M].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3.
[8]鲁迅.不应该那么写[J].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21.
[9]傅庚生.中国文学欣赏举隅[M].北京出版社，2003：102.
[10]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教育出版社，1976：187.
[11]沃尔夫冈·伊瑟尔，金惠敏等译.阅读行为[M].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