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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开展现代诗的教学活动，已经成了不能回避的问题。面对一首现代诗，既有的教学理论无法焕发光芒，独特的教学方法又容易生搬硬套，除了带着感情一遍又一遍朗读出“感悟”，似乎只能是无限“阐释”诗歌的社会背景、历史典故、辞章句法，生生变成了一堂班会课，一堂历史课，一堂语法课。当然，大部分选入课本的现代诗这样教都无可厚非，直到出现了《回延安》。
这首贺敬之创作于1956年的诗歌，让很多堂课变成了信天游歌曲赏析和革命历史回顾，简言之，着眼《回延安》的形式，失之于浅远;研究《回延安》的内容，失之于偏颇。正如有学者所言：我们很多时候不自觉地把现代诗教成了散文，教成了古诗，或者其他什么。也正由于此，读不懂现代诗，或者读不出现代诗的味道，我们和现代诗歌彼此隔离得越来越远。把现代诗歌当现代诗歌来读，来教，是面对现代诗歌应该守持的阅读取向和教学意识。[1]那么，《回延安》该怎么读，现代诗又该怎么教呢？
一、还原文体：政治抒情诗中的“我”
在教授现代诗的时候，很多人会困惑于一个问题：古代诗歌似乎难以表现现代生活，现代诗歌似乎又受外国诗歌影响太深，我们还有没有属于自己民族味道和民族风格的诗人诗歌呢？这样的思考其实已经被朱光潜逆向思考清楚了[2]，他为现代诗打开了两个思考的维度：“固有传统的沿袭”和“外来影响的接收”。这正好也符合统编本教材对《回延安》的把握。
从作者来说，16岁的贺敬之于1940年到达延安便进入鲁艺文学系学习。这个学习背景其实交代了三件事，一是接受了五四新文学的新传统，二是接受了苏联文艺美学的熏陶，三是接纳了延安的革命理想。这就使得研究贺敬之的个人成长带有了革命历史的样本价值：贺敬之是红色延安培养的第一批艺术家。所以，离开延安，时隔十年创作的《回延安》，不仅是贺敬之个人的心路历程，也是那一代艺术家甚至是那一代年轻人的成长之路，“使诗突破了一己个人化的情思藩篱，达成了诗和时代的合流”[3]。诗中的革命，是世界范围内的理想;诗中的语言，极具地方民俗的风格。这是空间上的极广阔与极细微所造成的审美张力。贺敬之把现代白话文和传统信天游融合进现代诗歌这一艺术形式，是要造成一种时间上重叠的审美效果。这种扩大诗歌的社会外延是有必要的，因为只有把这部作品放到广阔的时间和空间中才能体会它作为一首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抒情诗的价值。
所谓“政治抒情诗”[4]的概念，可以不用在教学过程中呈现，但作为授课人，则不能不去了解这一特殊的文体形式。很多论者着重对政治抒情诗的形式感进行分析和感悟，也就是抓住《回延安》当中的情绪波动，情感起伏，画面渲染，氛围铺陈;划分诗中的节奏，讲求声韵铿锵的朗诵。但所有诗歌似乎都可以这样去讲，《回延安》又独特在哪里呢？其实，政治抒情诗更大的特点，不是形式美感的呈現，而是它的社会功能和反映时代的属性。《回延安》中的“贺敬之”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创作者，他从“小我”起笔，以一代人的代言者身份出现，来对身处的当代历史作统一的叙述。所以，《回延安》中的“我”，不能简单地当成诗歌的抒情主体：“我”是一个集体声音，“我”是一种修辞策略，用“我”个人的情感渲染革命历史的进程，用“我”个人的叙述展现革命的进度。
当我们明确了《回延安》的抒情主体有“小我”和“大我”两个维度后，对此诗编织的革命符号系统才能有更深入的探讨。
二、症候阅读：作为符号的“回”和“延安”
在进入诗歌之前，有必要对《回延安》的题目进行一定的释读。我们借用“症候式阅读法”[5]，就是找到文本符号中的缝隙、断裂和矛盾之处，并在文本内部品析解读，以求在更深层次挖掘文本内涵。“回延安”三个字，由一个动宾短语构成，更是由“动作”和“目的”构成。
首先，它不是“去”延安，“来”延安，“到”延安，而是“回”延安。“回”字作为一个具有方向性和情感暗示性的动词，传递出来的信息起码有三个层次：1.立场上是主角意识，2.行为上是故地重游，3.感情上是迫切激动。
古代也有很多“回”字诗歌，比如：“少小离家老大回”，那是感伤失落，“兴尽晚回舟”，那是百无聊赖，“古来征战几人回”，那是战争残酷。贺敬之的《回延安》在以往古典诗意中的“回”中，加入了很多现代意识。从“回”字奠定了整首诗的感情基调和表达特点：直白地叙述，热烈地抒情，豪迈地言志[6]。
题目中另一个词是“延安”。延安曾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是“延安精神”的发源地，是诗人革命理想的孵化地。可以说，延安作为新中国的一个地理坐标，叠加了太多的意义符号：个人希望，民族回忆，政党历史和革命叙事等等。所以，意义叠加后的“延安”，不仅是一个历史坐标，还是一个理想符号，更是一个岁月情结。
如果非要进行一个结构性的总结：题目中，“回”是时间的跨度（生活六年，阔别十年），带着情感的流露（直白热烈）;“延安”是空间的锁定（地理和历史），带着意义的叠加（各种符号）。明晰了题目，我们才能对诗歌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三、表达方式：抒情与叙述的碰撞
全诗总共66行，分为五章。每章都有严格的抒情功能和叙述指向。
从内容上来讲，诗歌并不难理解，它有着严密的叙述逻辑。按照每章自然简单归纳就是：回到延安——回忆延安——畅谈延安——参观延安——歌颂延安[7]。非常明显，一首抒情诗的叙述方式，是按照事件发生的逻辑顺序铺排完成的。因为叙述不是诗歌的责任，更不是政治抒情诗的责任。抒情主体用叙述而非抒情作为这首诗最显著突出表述方式，是有着更为强大的书写野心：把个人经历重构/编织进革命历史。
作为政治抒情诗最重要表达方式——抒情，在整首诗中实际充当着强劲的叙述推动力。不论我们用渲染也好，铺垫也罢，旧有的概念都是为了让我们理解新的文本。“抒情”在以往的教学中，似乎只能通过诵读来体会。《回延安》既然承载着如此之多的符号意义，在诵读之前，应该对其所抒之“情”有一个分析。全诗都在叙述的底色上突出了一个“情”字。简单来说，可以有三：重回延安时对延安母亲的深情，故地重游时重温革命岁月的激情，抚今追昔时完成理想后的豪情。 这些情感都是在叙述事件的框架内完成的抒发：团聚场景的欢欣，沧桑巨变的赞叹，回首往事的感慨。所以，诗人最后把对延安的这种眷恋和热爱凝结为对母亲的深深呼唤。“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如果我们从叙述视角的角度对诗歌进行一个拆解，就会发现，抒情主体在各个可以“叙述”的方面都“设计”了意义延展的可能性。空间上，诗人是从延安出去，走向全国，再回到延安;时间上，五年成长，十年奋战，1956年因西北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而锦衣回归;历史上，延安在一定意义上是重要的革命起点，相对全国革命来说更是一个“革命神话”的源头。所以，诗人不能简单地用“颂歌”（此处颂歌非歌颂之辞）去回顾这段极具历史感的记忆。为了避免感情的急于倾诉，规避散文口号式的汪洋恣肆，杜绝空洞泛滥的情绪宣泄，抒情主体就采用了一种现在进行时般的书写：视角以第一人称进入，结构是以参观延安的同时回顾过去，并在结尾叠加近现代史对未来有了展望。这样就把“过去——现在——未来”囊括进抒情这一框架里，处理了个人——群体，历史感性——革命本质等关系。[8]那么，抒情和叙述就可以把意义呈现出来了吗？
四、意义符号：红、黄、蓝的交响曲
《回延安》与同时代大多数政治抒情诗的构思方式并无二致[9]，但它却更富有诗意诗味。除了我们上述所分析的那些原因，抒情主体还用那些富有地方情趣的丰富意象来编织文本意义。如果我们用圈点批注的方式把诗歌中的所有意象勾画出来，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意象：
一类是由黄土、窑洞、延河、宝塔山、白羊肚手巾、羊羔羔，妈、东山、糜子、西山、谷、米酒油模木炭火等颇具陕北高原特色的意象。这类意象在诗歌中起到开启回憶的功能。虽然土且俗，但对于诗人来说却是真真切切的，因为它们曾伴随着诗人度过一段相当重要的生活，诗人对它们有着切身的体验，有着浓厚的感情。除此之外，这类意象为抒情和叙述营造了真实的文本空间，让语言修辞可以落实到每一词句上。
一类是红腰带、肩膀、红旗、手中的书、窗纸、红窗花、红旗等这些极具革命色彩的意象。这类意象在诗歌中起到了重新讲述革命过程的功能。以当今眼光看来，里面的很多意象符号已经成为人们所共识，不需要阐释皆可明白背后的意义指向。
一类是街道、楼房、彩虹、电灯、绿树、春风等渗透着美好生活和现代色彩的意象。这类意象在诗歌中虽然不多，但它是革命神话在人间的重现，是旧地新颜中延安的强烈对比，是把集体参与下的历史进程相对世俗化的呈现。
意象的整理其实就是在对知识进行收纳。当我们读着《回延安》的诗句时，第一类意象是黄河黄肤黄土地的民族黄，第二类是红旗红书红窗花的革命红，第三类是电灯楼房街道呈现的现代蓝图。一个是陕北地区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呈现，带着民俗民风的朴素之美;一类是革命理想主义的呈现，代表着革命过程和革命记忆;一类是革命成果的展示。贺敬之在叙述中记录了陕北民风民俗，在抒情中折射出革命带来的天翻地覆。
《回延安》毕竟要传达一种崇高而神圣的革命感情，因此诗人没有停留在属于伦理情感的层次上（如：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而是选择颇具革命意味和时代色调的意象来传达这种神圣的感情：共同推进诗情的发展，形象地有效地传达了诗人真挚而炽烈的感情，使之获得了较丰富的审美价值[10]。三种基本色调相互映衬，互相补充，是在内容上把民族风格、革命理想与现代意识结合在了一起。
另一方面，红黄蓝三种颜色不是为了阐释方便而借用的简单比喻。它们三者在意象符号的编织中呈现一种语言上的修辞策略。简言之，就是对当地民歌“信天游”的借鉴，对古典诗学中“比兴”的运用，以及外来诗歌[11]（尤其是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体”）的影响[12]，构成了一种新的广义修辞学意义上的红黄蓝。
《回延安》大胆借鉴了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信天游”是流传于陕西北部的一种民歌形式。特点是曲调简单，两句一节;语言朴素，近乎直白（如：米酒油馍木炭火，团团围定炕上坐）;抒情炽烈，近乎滚烫;语言通俗，易懂易记（如：革命的道路千万里，天南海北想着你）。借鉴了“信天游”的《回延安》，自然就带有民歌的艺术特点和效果：极易抒发情感，极易营造氛围，极易普及传诵。但贺敬之又不是把“信天游”直接拿来，也是经过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改造后的作品，注重诗的可朗诵性与普及性，一方面把自由诗行的奔放舒泻加以节制，另一方面把相对冗俗单调的民歌语言加以提炼。这也就是为什么五十年代写政治抒情诗的人很多，但留下精品的却不多的原因。
另一方面，《回延安》承袭了自《诗经》以来的比兴传统。宋代学者朱熹曾给“比兴”下过一个定义，“比”就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兴”，就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回延安》中，“树梢树枝树根根，亲山亲水有亲人”“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东山的糜子西山的谷，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这几句里面，梢、枝、根和“树”的自然关系，引出山、水、人的亲密关系;用羊羔和羊妈妈的骨肉之情，引出延安对诗人的培育之情、用糜子和谷两种物质食粮，引出红旗和书两种精神力量。而且，前一句和后一句暗含着某种比喻、象征和暗示的关系，这就是古典修辞学在审美层面上的含蓄表达。
贺敬之在气势磅礴的情感抒写过程中，还能保持审美上的含蓄，修辞上的节制，语言上的韵律和规整，已经比同时代“直抒胸臆”的政治抒情诗高妙得多[13]。
当然，这首诗一定是经过诗人精心营构的作品。只是从艺术手法上就可窥见一斑。诗中，不仅熔铸了夸张、比喻、拟人、排比等修辞手法，还融入了情景交融、借物喻人、直抒胸臆等表现手法。甚至其中标点符号的使用，都可以让我们细细品读。如省略号的出现，全诗五章，共有八处省略号，除了一般表示静默和思考，举例和省略，延续和意犹未尽的用法外，还在全诗的第二章，开启“回忆延安”这一动作之前与结束之后，加了两处省略号。这样的做法，显然是为了区隔出诗歌作者的时态，在回忆与现在的过渡中找寻到一种形式美感，赋予了省略号的一种叙述功能。 五、《回延安》：现代诗歌的一种读法
古典诗歌是宜于赏析的，现代诗歌是适合分析的。这话虽然有失偏颇，但在一定程度上给了诗歌解读以启示。著名诗人臧克家在评价贺敬之的时候说：“《回延安》情感浓烈，深切动人，字句美丽、朴素，而又自然。我想这是由于诗人对延安生活太熟悉、太热爱，受到的影响太浓厚了，概括起来容易，不求深而自深，不雕琢而佳句自来碰手。生活思想的深度是艺术作品深度的根源。”[14]
事实上，感性的评价中总是蕴藏着丰厚的理论依据。臧克家作为追求形式美感的新月派后期的代表人物，能对贺敬之做出如此评价，显然是在审美层面达成了一致。《回延安》是一首把个人“小我”融入进时代“大我”的诗歌，是一首以地方特色折射出革命胜利的诗歌，是一首以古典传统为筋骨，现代意识为血脉的诗歌。时间上，它纵跨十年;空间上，连接延安和全国。它是诗人从小到大，理想从无到有，革命从点到面，延安从旧到新的记录。贺敬之这首《回延安》，把開阔与细腻，豪迈与深情，思想与形象结合在一起，打开了相当广阔的阐释空间。
最后，一首诗虽然结束了，但还是不得不面对更多现代诗歌教学所带来的难度。现代诗歌本身的含混多义，决定着我们的阅读取向应是开放的、多元的，而不是索取明晰、单一的结论和主题。在“读”诗之上，我们更应该思考如何“解”读诗歌，从细读和体验出发，抵达感悟和超拔。粗粗阅读一遍，就舍弃“审美性”而径直奔向“思想性”[15]，这不是学习诗歌的题中之意，更不是诗歌存在的价值意义。
注释：
[1][15]李卫东.把现代诗当成现代诗来教[J].中学语文教学，2012.7.
[2]朱光潜：诗论·抗战版序，朱光潜全集·第三卷[M].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4.
[3]罗振亚.是与非：对立二元的共在——“十七年诗歌”反思[J].江汉论坛，2002.3.
[4]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75.
[5]蓝棣之：什么是症候分析批评理论.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7（第1版）.
[6]统编本教师教学用书·八年级下[M].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12：24。
[7]文永泽.《回延安》分析[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1978.1.
[8]洪子诚.个人“本质化”的过程[J].诗探索，1996.3.
[9]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23.
[10]刘杭珍.真挚的情感独特的意象——重读贺敬之的《回延安》[J].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1.
[11]因部编本语文教材在预习要求中讲“信天游”与“比兴”作为教学重点，所以外来诗歌的影响暂不赘述。参见义务教育教科书·语文·八年级下[M].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12（第1版）：10.
[12]蓝棣之.现代诗名篇名著解读[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7（第1版）：113.
[13]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下册）[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8（第1版）：43.
[14]臧克家.学诗断想[J].诗刊，1962.1.
这首贺敬之创作于1956年的诗歌，让很多堂课变成了信天游歌曲赏析和革命历史回顾，简言之，着眼《回延安》的形式，失之于浅远;研究《回延安》的内容，失之于偏颇。正如有学者所言：我们很多时候不自觉地把现代诗教成了散文，教成了古诗，或者其他什么。也正由于此，读不懂现代诗，或者读不出现代诗的味道，我们和现代诗歌彼此隔离得越来越远。把现代诗歌当现代诗歌来读，来教，是面对现代诗歌应该守持的阅读取向和教学意识。[1]那么，《回延安》该怎么读，现代诗又该怎么教呢？
一、还原文体：政治抒情诗中的“我”
在教授现代诗的时候，很多人会困惑于一个问题：古代诗歌似乎难以表现现代生活，现代诗歌似乎又受外国诗歌影响太深，我们还有没有属于自己民族味道和民族风格的诗人诗歌呢？这样的思考其实已经被朱光潜逆向思考清楚了[2]，他为现代诗打开了两个思考的维度：“固有传统的沿袭”和“外来影响的接收”。这正好也符合统编本教材对《回延安》的把握。
从作者来说，16岁的贺敬之于1940年到达延安便进入鲁艺文学系学习。这个学习背景其实交代了三件事，一是接受了五四新文学的新传统，二是接受了苏联文艺美学的熏陶，三是接纳了延安的革命理想。这就使得研究贺敬之的个人成长带有了革命历史的样本价值：贺敬之是红色延安培养的第一批艺术家。所以，离开延安，时隔十年创作的《回延安》，不仅是贺敬之个人的心路历程，也是那一代艺术家甚至是那一代年轻人的成长之路，“使诗突破了一己个人化的情思藩篱，达成了诗和时代的合流”[3]。诗中的革命，是世界范围内的理想;诗中的语言，极具地方民俗的风格。这是空间上的极广阔与极细微所造成的审美张力。贺敬之把现代白话文和传统信天游融合进现代诗歌这一艺术形式，是要造成一种时间上重叠的审美效果。这种扩大诗歌的社会外延是有必要的，因为只有把这部作品放到广阔的时间和空间中才能体会它作为一首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抒情诗的价值。
所谓“政治抒情诗”[4]的概念，可以不用在教学过程中呈现，但作为授课人，则不能不去了解这一特殊的文体形式。很多论者着重对政治抒情诗的形式感进行分析和感悟，也就是抓住《回延安》当中的情绪波动，情感起伏，画面渲染，氛围铺陈;划分诗中的节奏，讲求声韵铿锵的朗诵。但所有诗歌似乎都可以这样去讲，《回延安》又独特在哪里呢？其实，政治抒情诗更大的特点，不是形式美感的呈現，而是它的社会功能和反映时代的属性。《回延安》中的“贺敬之”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创作者，他从“小我”起笔，以一代人的代言者身份出现，来对身处的当代历史作统一的叙述。所以，《回延安》中的“我”，不能简单地当成诗歌的抒情主体：“我”是一个集体声音，“我”是一种修辞策略，用“我”个人的情感渲染革命历史的进程，用“我”个人的叙述展现革命的进度。
当我们明确了《回延安》的抒情主体有“小我”和“大我”两个维度后，对此诗编织的革命符号系统才能有更深入的探讨。
二、症候阅读：作为符号的“回”和“延安”
在进入诗歌之前，有必要对《回延安》的题目进行一定的释读。我们借用“症候式阅读法”[5]，就是找到文本符号中的缝隙、断裂和矛盾之处，并在文本内部品析解读，以求在更深层次挖掘文本内涵。“回延安”三个字，由一个动宾短语构成，更是由“动作”和“目的”构成。
首先，它不是“去”延安，“来”延安，“到”延安，而是“回”延安。“回”字作为一个具有方向性和情感暗示性的动词，传递出来的信息起码有三个层次：1.立场上是主角意识，2.行为上是故地重游，3.感情上是迫切激动。
古代也有很多“回”字诗歌，比如：“少小离家老大回”，那是感伤失落，“兴尽晚回舟”，那是百无聊赖，“古来征战几人回”，那是战争残酷。贺敬之的《回延安》在以往古典诗意中的“回”中，加入了很多现代意识。从“回”字奠定了整首诗的感情基调和表达特点：直白地叙述，热烈地抒情，豪迈地言志[6]。
题目中另一个词是“延安”。延安曾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是“延安精神”的发源地，是诗人革命理想的孵化地。可以说，延安作为新中国的一个地理坐标，叠加了太多的意义符号：个人希望，民族回忆，政党历史和革命叙事等等。所以，意义叠加后的“延安”，不仅是一个历史坐标，还是一个理想符号，更是一个岁月情结。
如果非要进行一个结构性的总结：题目中，“回”是时间的跨度（生活六年，阔别十年），带着情感的流露（直白热烈）;“延安”是空间的锁定（地理和历史），带着意义的叠加（各种符号）。明晰了题目，我们才能对诗歌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三、表达方式：抒情与叙述的碰撞
全诗总共66行，分为五章。每章都有严格的抒情功能和叙述指向。
从内容上来讲，诗歌并不难理解，它有着严密的叙述逻辑。按照每章自然简单归纳就是：回到延安——回忆延安——畅谈延安——参观延安——歌颂延安[7]。非常明显，一首抒情诗的叙述方式，是按照事件发生的逻辑顺序铺排完成的。因为叙述不是诗歌的责任，更不是政治抒情诗的责任。抒情主体用叙述而非抒情作为这首诗最显著突出表述方式，是有着更为强大的书写野心：把个人经历重构/编织进革命历史。
作为政治抒情诗最重要表达方式——抒情，在整首诗中实际充当着强劲的叙述推动力。不论我们用渲染也好，铺垫也罢，旧有的概念都是为了让我们理解新的文本。“抒情”在以往的教学中，似乎只能通过诵读来体会。《回延安》既然承载着如此之多的符号意义，在诵读之前，应该对其所抒之“情”有一个分析。全诗都在叙述的底色上突出了一个“情”字。简单来说，可以有三：重回延安时对延安母亲的深情，故地重游时重温革命岁月的激情，抚今追昔时完成理想后的豪情。 这些情感都是在叙述事件的框架内完成的抒发：团聚场景的欢欣，沧桑巨变的赞叹，回首往事的感慨。所以，诗人最后把对延安的这种眷恋和热爱凝结为对母亲的深深呼唤。“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如果我们从叙述视角的角度对诗歌进行一个拆解，就会发现，抒情主体在各个可以“叙述”的方面都“设计”了意义延展的可能性。空间上，诗人是从延安出去，走向全国，再回到延安;时间上，五年成长，十年奋战，1956年因西北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而锦衣回归;历史上，延安在一定意义上是重要的革命起点，相对全国革命来说更是一个“革命神话”的源头。所以，诗人不能简单地用“颂歌”（此处颂歌非歌颂之辞）去回顾这段极具历史感的记忆。为了避免感情的急于倾诉，规避散文口号式的汪洋恣肆，杜绝空洞泛滥的情绪宣泄，抒情主体就采用了一种现在进行时般的书写：视角以第一人称进入，结构是以参观延安的同时回顾过去，并在结尾叠加近现代史对未来有了展望。这样就把“过去——现在——未来”囊括进抒情这一框架里，处理了个人——群体，历史感性——革命本质等关系。[8]那么，抒情和叙述就可以把意义呈现出来了吗？
四、意义符号：红、黄、蓝的交响曲
《回延安》与同时代大多数政治抒情诗的构思方式并无二致[9]，但它却更富有诗意诗味。除了我们上述所分析的那些原因，抒情主体还用那些富有地方情趣的丰富意象来编织文本意义。如果我们用圈点批注的方式把诗歌中的所有意象勾画出来，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意象：
一类是由黄土、窑洞、延河、宝塔山、白羊肚手巾、羊羔羔，妈、东山、糜子、西山、谷、米酒油模木炭火等颇具陕北高原特色的意象。这类意象在诗歌中起到开启回憶的功能。虽然土且俗，但对于诗人来说却是真真切切的，因为它们曾伴随着诗人度过一段相当重要的生活，诗人对它们有着切身的体验，有着浓厚的感情。除此之外，这类意象为抒情和叙述营造了真实的文本空间，让语言修辞可以落实到每一词句上。
一类是红腰带、肩膀、红旗、手中的书、窗纸、红窗花、红旗等这些极具革命色彩的意象。这类意象在诗歌中起到了重新讲述革命过程的功能。以当今眼光看来，里面的很多意象符号已经成为人们所共识，不需要阐释皆可明白背后的意义指向。
一类是街道、楼房、彩虹、电灯、绿树、春风等渗透着美好生活和现代色彩的意象。这类意象在诗歌中虽然不多，但它是革命神话在人间的重现，是旧地新颜中延安的强烈对比，是把集体参与下的历史进程相对世俗化的呈现。
意象的整理其实就是在对知识进行收纳。当我们读着《回延安》的诗句时，第一类意象是黄河黄肤黄土地的民族黄，第二类是红旗红书红窗花的革命红，第三类是电灯楼房街道呈现的现代蓝图。一个是陕北地区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呈现，带着民俗民风的朴素之美;一类是革命理想主义的呈现，代表着革命过程和革命记忆;一类是革命成果的展示。贺敬之在叙述中记录了陕北民风民俗，在抒情中折射出革命带来的天翻地覆。
《回延安》毕竟要传达一种崇高而神圣的革命感情，因此诗人没有停留在属于伦理情感的层次上（如：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而是选择颇具革命意味和时代色调的意象来传达这种神圣的感情：共同推进诗情的发展，形象地有效地传达了诗人真挚而炽烈的感情，使之获得了较丰富的审美价值[10]。三种基本色调相互映衬，互相补充，是在内容上把民族风格、革命理想与现代意识结合在了一起。
另一方面，红黄蓝三种颜色不是为了阐释方便而借用的简单比喻。它们三者在意象符号的编织中呈现一种语言上的修辞策略。简言之，就是对当地民歌“信天游”的借鉴，对古典诗学中“比兴”的运用，以及外来诗歌[11]（尤其是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体”）的影响[12]，构成了一种新的广义修辞学意义上的红黄蓝。
《回延安》大胆借鉴了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信天游”是流传于陕西北部的一种民歌形式。特点是曲调简单，两句一节;语言朴素，近乎直白（如：米酒油馍木炭火，团团围定炕上坐）;抒情炽烈，近乎滚烫;语言通俗，易懂易记（如：革命的道路千万里，天南海北想着你）。借鉴了“信天游”的《回延安》，自然就带有民歌的艺术特点和效果：极易抒发情感，极易营造氛围，极易普及传诵。但贺敬之又不是把“信天游”直接拿来，也是经过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改造后的作品，注重诗的可朗诵性与普及性，一方面把自由诗行的奔放舒泻加以节制，另一方面把相对冗俗单调的民歌语言加以提炼。这也就是为什么五十年代写政治抒情诗的人很多，但留下精品的却不多的原因。
另一方面，《回延安》承袭了自《诗经》以来的比兴传统。宋代学者朱熹曾给“比兴”下过一个定义，“比”就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兴”，就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回延安》中，“树梢树枝树根根，亲山亲水有亲人”“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东山的糜子西山的谷，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这几句里面，梢、枝、根和“树”的自然关系，引出山、水、人的亲密关系;用羊羔和羊妈妈的骨肉之情，引出延安对诗人的培育之情、用糜子和谷两种物质食粮，引出红旗和书两种精神力量。而且，前一句和后一句暗含着某种比喻、象征和暗示的关系，这就是古典修辞学在审美层面上的含蓄表达。
贺敬之在气势磅礴的情感抒写过程中，还能保持审美上的含蓄，修辞上的节制，语言上的韵律和规整，已经比同时代“直抒胸臆”的政治抒情诗高妙得多[13]。
当然，这首诗一定是经过诗人精心营构的作品。只是从艺术手法上就可窥见一斑。诗中，不仅熔铸了夸张、比喻、拟人、排比等修辞手法，还融入了情景交融、借物喻人、直抒胸臆等表现手法。甚至其中标点符号的使用，都可以让我们细细品读。如省略号的出现，全诗五章，共有八处省略号，除了一般表示静默和思考，举例和省略，延续和意犹未尽的用法外，还在全诗的第二章，开启“回忆延安”这一动作之前与结束之后，加了两处省略号。这样的做法，显然是为了区隔出诗歌作者的时态，在回忆与现在的过渡中找寻到一种形式美感，赋予了省略号的一种叙述功能。 五、《回延安》：现代诗歌的一种读法
古典诗歌是宜于赏析的，现代诗歌是适合分析的。这话虽然有失偏颇，但在一定程度上给了诗歌解读以启示。著名诗人臧克家在评价贺敬之的时候说：“《回延安》情感浓烈，深切动人，字句美丽、朴素，而又自然。我想这是由于诗人对延安生活太熟悉、太热爱，受到的影响太浓厚了，概括起来容易，不求深而自深，不雕琢而佳句自来碰手。生活思想的深度是艺术作品深度的根源。”[14]
事实上，感性的评价中总是蕴藏着丰厚的理论依据。臧克家作为追求形式美感的新月派后期的代表人物，能对贺敬之做出如此评价，显然是在审美层面达成了一致。《回延安》是一首把个人“小我”融入进时代“大我”的诗歌，是一首以地方特色折射出革命胜利的诗歌，是一首以古典传统为筋骨，现代意识为血脉的诗歌。时间上，它纵跨十年;空间上，连接延安和全国。它是诗人从小到大，理想从无到有，革命从点到面，延安从旧到新的记录。贺敬之这首《回延安》，把開阔与细腻，豪迈与深情，思想与形象结合在一起，打开了相当广阔的阐释空间。
最后，一首诗虽然结束了，但还是不得不面对更多现代诗歌教学所带来的难度。现代诗歌本身的含混多义，决定着我们的阅读取向应是开放的、多元的，而不是索取明晰、单一的结论和主题。在“读”诗之上，我们更应该思考如何“解”读诗歌，从细读和体验出发，抵达感悟和超拔。粗粗阅读一遍，就舍弃“审美性”而径直奔向“思想性”[15]，这不是学习诗歌的题中之意，更不是诗歌存在的价值意义。
注释：
[1][15]李卫东.把现代诗当成现代诗来教[J].中学语文教学，2012.7.
[2]朱光潜：诗论·抗战版序，朱光潜全集·第三卷[M].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4.
[3]罗振亚.是与非：对立二元的共在——“十七年诗歌”反思[J].江汉论坛，2002.3.
[4]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75.
[5]蓝棣之：什么是症候分析批评理论.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7（第1版）.
[6]统编本教师教学用书·八年级下[M].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12：24。
[7]文永泽.《回延安》分析[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1978.1.
[8]洪子诚.个人“本质化”的过程[J].诗探索，1996.3.
[9]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23.
[10]刘杭珍.真挚的情感独特的意象——重读贺敬之的《回延安》[J].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1.
[11]因部编本语文教材在预习要求中讲“信天游”与“比兴”作为教学重点，所以外来诗歌的影响暂不赘述。参见义务教育教科书·语文·八年级下[M].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12（第1版）：10.
[12]蓝棣之.现代诗名篇名著解读[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7（第1版）：113.
[13]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下册）[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8（第1版）：43.
[14]臧克家.学诗断想[J].诗刊，19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