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地狱般的侵朝美军战俘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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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年缔结的《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国际公约》规定,“交战国必须给各自的战俘以良好的人道主义待遇”,其中还规定:“战争结束时战俘应该毫无迟延地释放并遣返。”
  作为这项国际公约的签字国,美国却在朝鲜战场上可耻地违反了有关战俘问题的一切规定,不但不愿意全部、无条件地遣返中朝被俘人员,而且还大肆虐杀中朝被俘人员。
  
  一
  
  在朝鲜战争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被俘人员最初被关押在釜山美军战俘收容所,后因人数不断增多,美军又于1951年在釜山外海的巨济岛上修建了12座战俘营,称为12个联队。其中71号、72号、86号这3个战俘营关押着中国战俘。
  巨济岛是一个荒凉的小岛,历史上就是朝鲜关押和流放犯人的地方,大部分人民军战俘和志愿军战俘被关押在这里,这里也就成了人间地狱。
  美国人曾自鸣得意地宣扬受到良好待遇的“共党战俘”自愿投奔“自由”,但在血腥的巨济岛上,真相是什么呢?请看事实:
  5层密密麻麻的铁丝网将各个营区围得严严实实,岗楼哨卡在营区四角林立,探照灯光将夜晚也照得亮如白昼。每当战俘们走进收容所,美国士兵们便一哄而上,将俘虏们所有的东西抢个精光,然后强迫他们换上一套美军旧军服,再将其投进战俘营。
  战俘营里一个帐篷住50人,床是没有的,统统躺在潮湿的泥地上。不准说话,甚至不准东张西望,连上厕所都要打报告。每天的粮食是400克霉米或带壳的大麦碎米,每天干的工作是扛军火等重体力活。
  美军当局在战俘营里还专门设立了迫害战俘的监狱,如“肇事犯”监狱、水牢、禁闭室、审讯室等,对坚持回国的和不服管教的战俘实行监禁、拷打、坐水牢、受电刑、压杠子、肛门灌水、头上钉钉子以及割肉挖心等残酷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妄图改变我方战俘回国的信心。
  还有更残忍的是,男战俘们稍有小伤就截肢。
  女战俘更是遭殃。一次,几个美国兵扑进4个中国女兵的帐篷,光天化日之下对其强奸。一个受辱的中国女兵抓起一支美国大兵放在地上的卡宾枪,向欺辱她的美国兵猛扫,把其打成了马蜂窝。大批美兵赶到,架起10多挺机枪向帐篷里的4名中国女兵狂射,帐篷里“祖国万岁”的高呼声戛然而止……
  战俘们不仅要忍受饥饿、寒冷、劳役的煎熬,在精神上还得承受着高压的统治,但绝大部分战俘内心深处还是忠于祖国的。
  为了进一步把战俘问题政治化,美国人还动用了在中国台湾的“老朋友”蒋介石集团。蒋介石求之不得,赶忙派出大批特务前往南朝鲜战俘营。这样,在战俘营里除了大批美国军队和宪兵随时准备镇压被俘人员外,还有大批韩、蒋特务。美国人还挑选俘虏中所谓“解放了的特务”,配合美国指挥与行政军官,组成了一个极其血腥的统治网。在这张用子弹、刺刀、匕首和棍棒支撑起的统治网下,战俘们开始了极其悲惨的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志愿军入朝各部队在解放战争后期都补充了大批国民党军俘虏,由于审查不严,一些坏分子到了朝鲜战场后主动投敌,比如,在俘虏营中职务最高的联队长王顺清是原国民党营长;战俘营中第一任国民党支部书记魏世喜则是原国民党中尉(这两人后来当了美蒋特务,均被志愿军捕获严惩)。第72战俘营副大队长李大安就是志愿军战俘中的超级败类。李大安和原被我解放军俘虏的国民党反动军官以及志愿军战俘中的一些动摇分子,被美军选送到日本东京训练,回到战俘营担任各级战俘官,组织国民党支部,千方百计向我方战俘人员进行反动宣传,以控制战俘营。他们还和美、李(李承晚)特务相勾结,在战俘营实行白色恐怖,不断制造事端,残害同胞的手段比特务还凶毒。
  
  二
  
  战俘营是一个特殊的战场,手无寸铁的被俘人员拖着病疾、伤残的身体忍受着饥饿和毒刑,在恶劣的环境条件下,与穷凶极恶的敌人展开着面对面地殊死斗争。志愿军战俘们在战场上是英勇杀敌的英雄,在战俘营依然是坚强的战士。
  1952年春,在遣返战俘问题上,美国人花样翻新,要对每个战俘进行所谓“甄别”,其目的是胁迫中国战俘拒绝回到祖国而选择去台湾,以损坏新中国的声誉。因为杜鲁门、李奇微、克拉克已经向世界撒谎:“有9万共产党的战俘已表示战争也好,和平也好,他们永远不愿回到共产党那里去了,宁死也不愿回去。战俘们不愿回去,我们不能不给予他们庇护。如果硬是把他们送回去,那是不人道的,那就等于把他们送到火坑里去。”
  杜鲁门说:“这是具有根本性的原则,起码不能用刺刀逼着他们回去。”
  当美国这一重大的政治阴谋传到战俘营时,71号战俘营里的中共地下组织首先成立了“71回国大队”,响亮地提出“回祖国”的要求。中共地下组织赶在“甄别”之前,紧急作出三项决定:(一)立即赶制一面五星红旗,在敌人强迫进行“甄别”时挂起来,用以号召对面72号战俘营的难友们敢于表达回国志愿,冲出牢笼;(二)立即向战俘营长官杜德送去要求将志愿军战俘全部遣返祖国的紧急声明;(三)发表决心书,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所谓“甄别”。
  难友们将一幅白绸子布用红药水染红,用医治疟疾的奎宁水溶液把白布染制成黄色五角星。难友们又找出自制的针线,精心设计、剪裁、缝制五星红旗。
  天将黎明,国旗制成,难友们将搭帐篷的木棍绑接起来作旗杆。清晨,全体难友集合在高大的国旗杆下,唱起了《国歌》,鲜红的国旗在庄严的歌声中升上了杆顶。
  这时,如梦初醒的美国大兵们立即喊叫起来,命令降旗;同时拉响枪栓,准备射击。气氛骤然紧张起来。爱国战俘吴忠孝走到营门口,高声回答:“根据《日内瓦战俘公约》,战俘有权利保留自己的信仰和升起自己国家的国旗。”美军士兵却通过翻译蛮横地说:“不行,你们不降旗,我就开枪!”吴忠孝毫无惧色,拍着胸膛说:“你敢!你要开枪,就朝这里开吧!”“砰”的一声,丧心病狂的美军扣动了扳机。岗楼上的机枪也响起来了,吴忠孝用手捂着肚子倒了下去,另外几个战友也倒在血泊中。
  战友们愤怒了,一些人跑去护理伤员,一些人寻找石块予以反击。马兴旺营长振臂高呼:“共产党员、青年团员站在前面掩护群众!”于是党、团员迅速出列,手拉手筑成一道人墙,保护战友,保卫国旗。
  2月18日,一支美国部队将62号战俘营包围,首先在这个战俘营进行“甄别”。于是美、李、蒋特务一齐出动,对战俘逐个“甄别”。中朝战俘不甘受辱,群起拒绝,美国人立刻架起机枪狂射,开进坦克碾压,据主要由西方人士组成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事后报告,373名战俘在这次被称为“巨济岛事件”的惨案中不幸牺牲。
  接着,美国远东军事情报局的特务又给李、蒋特务出了个点子,在战俘身上刺上反动标语,看这些战俘还敢不敢回去?
  1952年4月8日,美军不顾我方强烈反对,悍然在各战俘营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所谓的“甄别”。
  美军从幕后跳到前台,撕下“民主”的遮羞布,露出刽子手的真面目,除一排排美国宪兵手持刺刀,凶相毕露地对着战俘们的胸膛外,还利用台湾特务和战俘营中的败类对战俘实施酷刑和残杀。
  当时,各大队被拷打的“死心塌地的共党分子”共有200多名。
  台湾特务和战俘中的败类,握着匕首、扛着大棒站在俘虏的身旁,逼着俘虏们逐个在已经印好的“拒绝遣返”的请愿书上按手印,谁敢不从则棍棒交加,毒打一顿,让你再“考虑一次”,或者干脆打晕,拉出毫无知觉的战俘的手指按上手印。如果战俘群起反对,全副武装的美国军队立刻武装镇压。
  在被称为“阎王殿”的72号战俘营,有62名要求回国的战俘被活活割肉,最后竟装了7个脸盆。台湾特务和战俘中的叛徒用刀尖挑着割下来的肉恐吓还未表态的战俘们,公开宣布要用这些肉来“包饺子”吃。
  入伍之前,是四川大学外文系高材生的林学逋听到敌人宣布:胆敢回内地的到营门口去上车。林学逋见大家心存疑虑,便挺身高呼:“回祖国,跟我走!”当即有20多名难友跟着他向大门口冲去。他们立刻陷入叛徒、特务们的包围之中,继而全体被打倒在地,然后一个个被五花大绑拽去“过堂”。林学逋被绑在耶稣十字架下,联队副大队长李大安手持美军奖给他的匕首,凶神恶煞地指着林学逋的鼻子问:“回内地还是去台湾?”林学逋坚定地回答:“内地。”李大安说:“好,那就把你身上刺的字留下!”说罢,李大安便用匕首将强行刺在林学逋身上的反动标语血淋淋地削去,林学逋痛得昏死过去。待他苏醒时,李大安又问:“到底去哪里?”林学逋拼着全身的力气呼喊:“我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没等喊完,林学逋就被李大安乱刀戳死。
  1983年6月,四川省乐山市人民政府发出通知,追认林学逋为革命烈士并颁发了“烈士证明书”和抚恤金。林学逋的名字和事迹被写进了乐山市的市志,他将千秋万代为人民所敬仰。
  张子龙烈士的遭遇更惨。因为拒绝参加“示威游行”和呼喊反动口号,特务们一拥而上,先狠狠抽了张子龙一顿耳光,然后把他吊起来用皮鞭抽了6个小时。6小时后,特务们又将张子龙倒吊起来,用木棒猛击他的头部,用火烧他的肚子,用大铁钉钉他的脑门,用刀子扎进他的太阳穴……
  败类们在凶残地杀死林学逋、张子龙之后仍不罢手,继续搞杀人示众,又先后杀死杨文华、唐开宝、戚忠堂等3人。
  写到这里应该交待一下杀人魔鬼李大安的可耻下场。朝鲜战争结束后,李大安去台湾充当了国民党特务,1955年被空投到大陆东北地区执行破坏任务,在空降时被我公安部队活捉,审判后被处以极刑。
  
  三
  
  压迫越深反抗越激烈。面对非人的折磨,中朝战俘们进行了不屈地反抗,敌人的屠刀终究阻挡不住战俘回国的愿望。
  大规模的强迫“甄别”开始后,美国人在巨济岛的空地上搭起了一个高大的审查室,所有的战俘都要在刺刀威逼下走进审查室听候宣判。审查室的出口处由台湾特务排成两条窄窄的通道:一条路铺满鲜花,这是到台湾的“自由与光荣之路”;另外一条路两侧是握着刺刀、匕首的台湾特务,这是“回国之路”。想回国就必须提着脑袋从这里往外冲,跑慢了不是被刺伤就是被刺死。第一个往外冲的志愿军烈士石振青就被活活砍死,这样的惨案每天都在发生。
  在反动的“甄别”中,成百上千的被俘人员被杀死或打伤,一时白色恐怖笼罩着各个战俘营。
  中朝战俘地狱般的遭遇决非中国人所杜撰。正如合众社记者的电讯所透露的:“巨济岛的集中营中心变成了一个恐怖之岛”,“暴乱、酷刑、暗杀在这里的俘虏日常生活中交织成一幅恐怖的图画。”
  两位富有正义感的西方新闻记者,英国人艾伦·温宁顿、澳大利亚人威尔弗雷德则在合著的《朝鲜战争俘虏问题内幕》中提供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材料:
  “根据停战协定的有关条款,正在巨济岛和济州岛被扣押的大约8000名朝鲜俘虏和1.5万名中国俘虏及在北朝鲜被扣押着的350名‘联合国军’俘虏在非武装地带内交换……
  给人以印象最深的一次记者招待会是在9月27日举行的。那天65名志愿军被俘人员归来,其中绝大部分是军官。他们还没有下车的时候,就撕碎了印有国民党旗帜的内衣,露出了全身刻满标记的身体。在这个大厅里,只听得见久久持续着的、渐渐变大的哭泣声。按照预先的安排,应该一人接一人地谈自己所经历过的事情。有一个人在叙述自己同胞们所遭受的痛苦时,难过得昏厥过去。有一个被割掉了耳朵,同时他的腹部还有一条被国民党特务用刀子割开后留下的弯弯的大伤疤。他们中间有半数以上的人‘犯有’拒绝刻上妨碍回到祖国的纹身标记之‘罪’,因此,他们四肢上的肉都被割烂了,留给人们看到的是一条条惨不忍睹的伤痕……杀人恐怖的气氛一直蔓延到俘虏们离开战俘营。”
  巨济岛上,志愿军战俘中的中共党员们,借鉴了人民军战俘在军官领导下进行有组织斗争的经验,吸取了个别人自发斗争被特务有组织、有计划镇压的惨痛教训,成立了秘密的党小组和群众性的爱国组织,领导狱中斗争。志愿军战俘营地下党组织领导人很快和人民军战俘领导人取得联系,成立了统一领导战俘斗争的秘密机构——“地下行动总指导委员会”,还组织了“敢死队”。残酷迫害战俘的败类在偏僻无人处遭到痛打,负责告密、监视战俘的特务常常“失踪”。
  很快,叛徒们再不敢随便活动了,许多营地成了“解放区”和“小延安”。在那次“鲜花”和匕首的大“甄别”时,正是由于有地下党的组织领导,才有5000多名中国战俘冲垮了刺刀匕首阵,跑进了直接遣返战俘的爱国战俘营602联队。
  
  四
  
  1952年5月7日,震惊全球、让美国人丢尽颜面的“杜德事件”发生了。
  过去曾在某杂志上看到一篇《志愿军战俘营内擒敌酋》的文章,写的就是“杜德事件”。其实,擒敌酋杜德不是发生在志愿军战俘营内,而是在志愿军紧密配合之下,由朝鲜人民军在其战俘营中打的一场漂亮仗。
  这个故事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
  1952年“五一”节刚过,朝中巨济岛“地下行动总指导委员会”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为了揭露美国人制造的“战俘不愿遣返”的假相,向世界说明朝中战俘所受的非人待遇的真相,决定设法扣押战俘营长官杜德准将。迫使其公开向全世界承认美军在战俘营中犯下的种种罪行。中国战俘营602联队在这一重大事件中所肩负的任务是立即开展游行示威和绝食活动,要求杜德面对面谈判,以解决战俘营中的诸问题。只要他肯出面,立即停止绝食。这样,可使其放松警惕,以便朝鲜同志与他谈判时见机行事,生擒活捉。
  5月3日,中国战俘递交了“要求美军当局改善战俘生活条件,要求直接与杜德将军谈判”的函件。
  5月4日,为了诱使杜德出来,602号联队整天大造声势,游行示威。5月5日,全体绝食,把运来的粮食和蔬菜等统统堆在大门外,面向公路的铁丝网上挂满战俘们的饭盒。美军其他军官几次前来谈判都碰了一鼻子灰,战俘们异口同声地说:“要想谈判成功,必须杜德来。”
  当天下午,杜德同意和战俘代表去美军司令部谈判。志愿军战俘则以安全无保证为由,请杜德到战俘营谈判。
  5月6日上午,杜德带领他的中校副官和1个排的卫兵,来到602联队大门外,卫兵排成扇形,如临大敌般持枪对着战俘营。当杜德等人走到营门口时,战俘代表孙振冠(孙是志愿军第60军最年轻的教导员,在被俘的志愿军干部中他是第一个公开站出来领导大家开展斗争的)、张泽石接待了他,正告杜德:应正视战俘们严重营养不良的状况和伤病员缺医少药的痛苦处境,强烈要求美军根据《日内瓦战俘公约》,给予人道主义待遇。杜德假惺惺地表示,将努力改善,但前提条件是停止绝食。孙振冠当即回答:“如果将军能认真解决我们的最低要求,我们当然乐于立即恢复进食。”谈判就这样结束了。美军看到我方战俘通情达理,便放弃了剑拔弩张的紧张对峙阵势。
  5月7日,就在杜德“视察”602联队第二天,朝鲜人民军76号战俘营全体人员也举行游行示威,要求杜德前来谈判。
  这天下午1时半,杜德同样在全副武装护卫下,来到76号战俘营大门口。他傲慢地告诉人民军战俘代表:“要知道,战俘就要有战俘生活的样子。”
  由于谈判内容和602联队谈判内容相仿,警卫士兵开始松懈起来。
  正当朝鲜战俘代表与杜德在战俘营门口进行谈判时,去海边倒粪便的一群“清洁队员”抬着粪桶回来了。营门大开,杜德和副官手捂着鼻子,退避到门旁,让战俘们抬粪桶进去。突然间,10多个身强力壮的敢死队员扔下粪桶,将杜德和副官围住,抱腰的抱腰、抬腿的抬腿,把肥头大耳的杜德硬抬进战俘营的帐篷。肥胖的杜德极力挣扎着,断断续续地呼喊:“Save Me!(救救我!)”
  当敢死队员飞速关上大门时,那个中校副官雷边死死地抱住门边的柱子才避免和他的长官遭到同样的下场。
  曾经威风八面的杜德准将脸色惨白,一下子从战俘营长官变成了战俘的“阶下囚”,他像摊烂泥似地瘫倒在地,心中连连叫苦,他当然知道自己犯下的指使看守和特务残害中朝战俘的种种罪行。但是,出乎杜德意料的是,人民军代表却和颜悦色地说:“我们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者,不像你们那样,请你不要害怕,我们绝对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一听说生命有了保证,杜德准将仿佛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希望你们赶快放了我,否则我无法保证部下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人民军代表冷笑着回答:“释放的时间决定于你本人是否能在谈判中很快答应战俘们的合理要求。”
  大批坦克装甲车和美国步兵将76号战俘营围得水泄不通。战俘们立即在76号战俘营门口竖起早已准备好的一条7米长、2米宽的用英文书写的横标:“美军官兵们,我们生俘了战俘营长官杜德准将,绝对保证他的生命安全。待我们和他进行正当的谈判完毕之后,就安全遣返给你们,如因严重的武装冲突而造成的不良后果,将由你们完全负责。”
  为了保命,杜德向营地门外的美军亲书手令:“为防止事态扩大和保证我的安全,我命令绝对禁止开枪,并同意立即召开全岛朝中战俘大会,协商解决问题,即令R·波特纳上校将代表们接来,并将部队撤离第76联队。”
  杜德准将违反《日内瓦公约》,让战俘过着非人的生活,战俘们却按《日内瓦公约》给了他作为俘虏应当得到的良好待遇。他们给杜德准将腾空了一个100人的帐篷居住,还用毯子和白布隔成卧室和办公室。让美军送来了一部电话机让杜德与外界联络,允许外边的美军给他送来治胃溃疡的药并按时送饭给他,还让美方安排了两个不带武器的士兵来服侍杜德。惊悸未定的杜德甚至还被邀请观看战俘组织的文艺晚会。
  
  五
  
  美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最高司令官五星上将艾森豪威尔要竞选美国第三十四届总统,按照美国《宪法》,他必须退役并辞去现有军职。于是,美国总统杜鲁门便任命“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到欧洲接替艾森豪威尔的职务。接任李奇微的是马克·克拉克四星上将,他是李奇微在西点军校的同期校友,“二战”时曾是李奇微的顶头上司。杜德事件恰恰发生在李奇微尚未离任、克拉克还未履新的关键时刻。
  战俘劫持杜德准将的“噩耗”传来,李奇微和美第八集团军司令官范弗里特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赶紧严令对外封锁消息,但为时已晚,无孔不入的新闻媒体已将此事传遍了全世界,5月7日成为美军历史上耻辱的一天!
  范弗里特急派第二兵站司令部参谋长格雷格上校飞往巨济岛平息事态。格雷格来到巨济岛,想出了一个馊主意,他让被单独关押的朝鲜人民军第十三师参谋长李学九上校去说服战俘们释放杜德准将。美国人“好像是特意派去了一个领导人似的”。李学九上校一进入第76号战俘营,马上便改变了态度,成了俘虏的领袖。李学九曾任朝鲜人民军第二军作战部长,在战俘们心中有很高的威望。
  第二天,76号战俘营里开了一次大会。战俘们以大量事实控诉了美方迫害屠杀中朝被俘人员的罪行,大会主席不断问杜德战俘所说的是否属实。面对战俘们被强行截去的残肢断臂和惨不忍睹的累累伤痕,如坐针毡的杜德只得连连点头称是。
  此时,范弗里特已派第一军参谋长查尔斯·科尔森准将来接替杜德的职务。查尔斯·科尔森上岛后,首先调来1个坦克连和1个步兵营,包围了76号战俘营,接着又集中了第八集团军的全部一级射手准备镇压战俘。此举过后还意犹未尽,他又从补给所领来大批防毒面具分发给士兵,他要放毒气血洗战俘营。
  美国人连杜德的性命都不在乎了,老实说,李奇微一伙恨不得杜德马上死掉才好,那他们又可以向中朝脸上抹黑,更有借口残杀战俘。
  可是,杜德准将“受到了像国王一样的待遇”。聪明的战俘们一点把柄也没给美国人留下。
  第三天,李奇微及继任者克拉克上将和范弗里特齐聚巨济岛商讨如何处理此事。3位手握重兵的美国将军居然一起研究怎么对付手无寸铁的朝中战俘,这是战争史上的奇闻,更说明此事对于世界的震撼。全世界终于明白了美国人“自愿遣返”,“俘虏们宁死也不愿返回共产主义世界”的说词是何等货色了!
  李奇微首先决定“不允许一切的新闻采访”,接着恶狠狠地给范弗里特下令:“如果赤色分子拒不执行我的要求,或者进行拖延,我就决定开枪射击,而且要以最好的效果进行射击!”
  克拉克也表示:“我考虑我们应当使用武力……”
  因为查尔斯·科尔森和俘虏的谈判取得了一点进展,“血洗战俘营”的计划才没有实施。
  当日,朝中战俘代表起草了《中朝战俘代表大会向全世界人民的控诉书》,向世界人民揭露了战俘营的真相,并向杜德提出四项条件:第一条是立即停止侮辱、拷讯、虐杀、监禁以及用战俘进行毒气和细菌武器等试验,按国际法保障战俘人权与生命;第二条是立即停止对战俘进行非法的所谓“自愿遣返”;第三条是停止在武力下胁迫进行“甄别”;第四条是承认战俘代表团。这四条要求是丝毫不过分的。
  5月10日,经过艰苦的谈判,查尔斯·科尔森与杜德在《美方战俘营管理当局认罪书》上签了名,承认发生过“流血事件”。在这些事件中,“联合国军”使许多战俘伤亡;允诺“以后按国际法给战俘人道待遇”;自愿遣返问题由板门店决定;强迫“甄别”问题,只要杜德安全获释,将不再进行强迫审查,只要经过批准,同意组织人民军和志愿军战俘代表团。这样,除了第二条外,美国人全部承认了曾对战俘进行过残酷迫害。
  此时,即将离开朝鲜的李奇微暴跳如雷,他质问范弗里特为什么不执行他“关于使用一切必要的武力建立并维持秩序的指示”。为了让镇压力量更充实,李奇微甚至向巨济岛上派出了第八集团军的战略预备队——精锐的187空降团。
  这就是“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在朝鲜下的最后一道命令——用坦克镇压手无寸铁的战俘!
  鉴于目的已达到,朝中战俘代表大会同意释放杜德。11日,由新任命的美军战俘营长官查尔斯·科尔森准将到战俘营来领人。他在收条上签了字,收条这样写道:“今收到由朝中战俘代表大会送还的一名美国将军——杜德准将。经检查,杜德将军阁下确实毫无任何受侮辱与受损害的迹象。特此证明。美军巨济岛司令官查尔斯·科尔森(签字)1952年5月10日。”
  当杜德将军被放出了战俘营时,朝中战俘一齐列队欢送他。一个战俘代表问杜德:“你在我们这里生活了几天,有什么意见?”
  天良未泯的杜德将一张写好的字条交给这位代表:
  “我在你们这里受到了最高的人道主义待遇。在非常困难的战俘营环境下,我的生活并未受到任何影响。在我们的谈判中,你们保证了我在言论和行动上的自由。今后,我一定尽自己的力量遵守协议,并为实现这个协议而努力。我感谢第76号战俘营的全体朝鲜人民军战俘,祝你们身体健康。”
  走出大门后,这位管理战俘的美国将军在做了78小时又30分钟的俘虏后,挥帽向战俘代表告别,同时也告别了他的军人生涯,他获释前就已被解职。
  当然,这只是一次短暂的胜利,敌人不会就此善罢甘休,接踵而来的是一系列残酷的报复——血洗战俘营。
  杜德一离开战俘营,接任李奇微“联合国军”司令的克拉克立即在全世界面前撕毁了美国人对战俘的承诺:“查尔斯·科尔森将军对共产党战俘的答复,是杜德将军的生命在危险中的重大威胁之下提出的。共产党的要求是纯粹的勒索,因而查尔斯·科尔森将军对此种要求所给的任何承诺,都应根据这种情形来解释……”
  6月10日,对战俘新的疯狂残酷的报复行动又开始了,数千名武装士兵配合坦克、装甲车血洗了76号战俘营。坦克冲进营地,火焰喷射器烧毁了帐篷,机枪、冲锋枪疯狂扫射,战俘们高喊着:“祖国万岁!”
  76号战俘营被夷为一片焦土,150多名战俘被打死、打伤。全部中朝战俘代表被以“战犯”罪名关押到巨济岛特别监狱。
  “杜德事件”以悲壮的结局结束!但是,战俘们终于告诉了全世界美军战俘营的真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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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初叶,一位蜚声全欧的数学教授居然向一名默默无闻的中学教师挑战,然而,他自己败北了。  其实,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对手是勤奋的自学者,有一件锐利而有效的武器:努力。  这位中学教师叫塔特格里亚。出生在意大利北部一个穷苦家庭里。少年时期,法意战争毁掉了他的家园,父亲被乱兵杀害,11岁的塔特格里亚失踪两天,经过母亲多方奔走寻觅,才在一座破庙的残垣断壁间发现了他。  后来,母亲常带儿子在父亲的墓石上
雷平,女,原名雷锦仙,四川长寿人。1937年毕业于四川艺术专科学校。次年参加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剧队。1940年赴革命圣地延安,从此开启了全新的文艺革命战士生涯。  没想到延安是这样  雷平进了延安城。原听说延安有许多大学,怎么是这个样子?不是一座座大高楼,而是一排排土洞洞?土洞洞里传出的歌声是那样欢快,欢迎新战友的掌声是那样热烈,一张张素不相识的脸又是那样亲切。  在雷平眼里,共产党的“官”没有架
这是一场因秘密参战而很少宣传的援助越南、老挝抗击外国侵略的战争。  继20世纪50年代初应越南邀请中国派出军事顾问团之后,应越南和老挝政府的邀请,1965年至1975年、1968年至1978年,中国政府派出自己的优秀儿女,组建后勤部队秘密开赴境外,支援越、老两国人民的革命战争,为两国的独立和解放立下不朽功勋。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邻近越南、老挝的中国广西为援越、援老作出突出贡献。  应邀派出军
1963年的春秋之交,一场倾盆大雨洗刷了罗鸦塘(中和村)的村子,竟然将一堆影青陶瓷的碎片冲刷到了人们的面前,这堆碎片的出现引起了考古专家的极大关注。次年9月,经过,一西壮族自治区文物专家的复核和试挖掘,惊人地发现这个坐落在广西藤县北流河边村庄里的“小山包”竟然是大量陶瓷碎片的堆积,烧制的瓷器极为精美,而且在以往史书及相关资料里从未有过记载。  一  在这批出土的文物中,发现了刻着“宣和四年”字样的
杨仲兴(1694-1775),字直廷,号切庵,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梅江区)人。清雍正八年(1730年)中进士,授福建清流县知县。清乾隆八年(1743年)至十三年(1748年),来到广西任兴安县知县。之后,历任思恩府同知、江西瑞州知府、福建延邵兵备道、湖北按察使,官至刑部侍郎。他也是颇有所成的学者,著有《四余偶录》《读史提要》《观察记略》《性学录》等。  杨仲兴在兴安克己爱民,兴利除弊,创建书院,鼓
点击烦恼    妈妈是个中学老师。在我印象里,中学老师,尤其是女老师,似乎脾气都不大好,妈妈也不例外。  不幸的是,一进入初一,我就进了她的班,落入了她的手掌心。  同学们对我羡慕不已,认为妈妈什么事都会偏着我、向着我。其实,他们根本不理解我心中的痛苦。在家里,我每天得忍受着她那没完没了的唠叨;在学校,我每天还得忍受她的跟踪调查和审问,只要她蹿到相关的办公室,我的任何一节课,任何一张试卷,都会被她
提起钱学森,他的鼎鼎大名以及他为新中国航天事业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可以说尽人皆知:而提起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却鲜为人知。可以说,在钱学森的成才之路上,钱均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钱学森称“父亲是第一位老师”。那么,钱均夫又有怎样的人生传奇呢?  新知启蒙,求学日本  钱均夫(1880-1969),名家治,后以字行,祖籍杭州。钱均夫早年在上海和杭州两地接受新学,后求学东瀛,与鲁迅、许寿裳、经亨颐、厉绥
不得不承认她是个很有个性的人,而且生来就是。  我们认识十四年了。幼儿园,她吃了三年的雪碧淘饭,甜得腻人的汽水与热气腾腾的米饭泡在一起,滋味可想而知。然而每天午睡之前,她都会搂着我的脖子,心满意足地打着饱嗝儿说:“楠楠姐,我今天又吃汽水泡饭了,好好吃哟!”  如果这厮能够对日后自己的身材有那么一丁点儿预见性,我想她可能会后悔了(如果她还记得“雪碧淘饭”的话)。她个头不高,比较丰满,长得十分可爱。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