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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的6月7日至8日，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安纳伯格庄园举行历史性的会晤，达成共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战略共识。一年后的今天，回顾中美关系的发展，共识是否巩固、诚信是否建立、新阶段是否真正开启？问号画在心里，忧虑写在笔端。
奥巴马政府对华战略失信的“七宗罪”
过去一年，中美保持着密切的高层交往，华盛顿高层接过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法，美国军方也对在“新型大国关系”框架下共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表示赞同。两国主要领域的交流继续发展，经贸、人文关系达到新的高点。
但美方尚做不到言行一致，没有以切实“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约束自己，而是继续采取损害中方重大利益的行动，密集发表恫吓中方的言论，导致中美关系进入一个近年少有的诡异阶段，“战略失信”特征突出。美国的“七宗罪”，一是执意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在中国周边强化有针对性的军事部署。二是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拉偏架，纵容日本安倍内阁内外政策的右翼倾向。三是在南海搅浑水，把问题引向中美之间。四是在网络安全问题上添是非，上演“贼喊捉贼”的把戏。五是继续宣扬“中国军事威胁论”，警告中方不得趁乌克兰之乱在东亚海上推行“激进的领土扩张战略”。六是继续与达赖集团相勾连，奥巴马第三次在白宫会见达赖。七是在经贸领域重挑人民币汇率问题，继续歧视希望进入美国电信基础设施市场的中国企业，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也未见实质性的放宽。
奥巴马政府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心口不一有深刻的“自我判断”背景。从东亚战略安全环境看，美国认为新一届中国政府对外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政策，在东亚借领土海洋问题“展示实力”、“扩张领土”、“改变现状”，搞“中国版的门罗主义”，意在破解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将美国的军事力量排挤出西太平洋地区。美国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将中国对邻国在领土海洋争端问题上挑衅和蚕食行为的正当应对扩大化地解读为战略态势的转变，口头警告与军事准备并举，毒化了中美关系的决策环境，增加了两军意外冲突风险。
从美国国内看，奥巴马政府执政的核心任务和优先重点仍是创造就业、提振经济和扩大医保改革成果，极不希望对外卷入军事冲突，要求扩展干预方式、开展深度外交，在降低开支的基础上加强国家安全。但奥巴马政府试图在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之间走出一条中间道路的作法并未得到广泛理解，反而成为美国对世界丧失控制力的标志，在美国内被批“消极被动”、“软弱可欺”，在国际上引发盟友对美所具备的“保护能力”的质疑。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奥马政府开始刻意展示外交强硬，同时展开宣传攻势阐述其对外政策理念，这是近期中美言语摩擦增多的一个不可忽略的背景。
美国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其无意放弃自上而下俯视中国的心理优势，不能跳出权力博弈、你输我赢的范式来理解中美关系，对中方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理念将信将疑，接过了外壳尚未接过内里。奥巴马政府接受“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提是推进“亚太再平衡”，但美国仍未想好该如何系统性地应对中国崛起。离卸任只有两年多时间，奥巴马政府已来不及出台新的对华政策，其处理涉华问题的主要特征是危机管理而不是战略谋划。
第六轮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中心任务
在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中，中美实力对比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彼此国力差距快速缩小。中国处在不可阻挡的强势上升期，对美经济、制度、文化和战略自信急剧增长，美国则进入一个长程衰落轨道，越来越不能在世界上为所欲为。中美之间正在酝酿攻守易势，这种攻守易势在中日关系中是过去完成时，对中美关系是现在进行时，必然要在美国内心激起巨大涟漪，直接影响其处理涉华问题的行为方式。
《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一书作者梅尔文·P·莱弗勒在该书中这样形容美苏冷战政策的形成：“在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中，恐惧左右着政策的制定”，“困扰着美苏两国领导人的恐怖并非来自对对方真实意图的准确评估，而是源自深深植根于他们心中的有关动机和企图的意识形态准则”。前鉴不远，中美关系事实上正处在一种“权力加速转移”语境下的敏感时期，相互怀疑和惧怕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彼此政策的制订，两国各自维护核心利益的行为很容易被对方误读为具有强烈的进攻性。美国对中国在东亚海上的行为举止感到不安，中国则认为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出现了危险的不一致，两国之间的误解在反弹、在加深。虽然没有必要作“中美关系处于危险临界点”这样耸人听闻的判断，但双方仍应正视中美双方相互妖魔化趋势再次大行其道这一客观现实，因此应坚持开展系统性的对话并使其能够适应两国关系的新语境。7月即将在北京举行的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承担着坚守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共识、止住两国关系螺旋下降之势、重建两国相互决策话语环境的重要任务，至少要为有关努力提供一个拐点、一个契机。
无论是在中国国内、美国国内还是国际上，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理念始终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有人把“新型大国关系”当作中美关系的现实状态而不是努力方向，在媒体上低水平、简单化地大加吹捧，导致人们对中美关系期待值过高，两国发生摩擦时心理承受力又显著降低。舆论环境在短时间内反复经历大起大落，调门朝秦暮楚，实际上损伤了“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的严肃性。有人歪解中方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动机，用陈旧的帝国思维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加以解读，认定中国就是要与美国平起平坐、分治太平洋，借“新型大国关系”宣扬“中国威胁论”。这两大误区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消极影响很大，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有必要作出正确引导。
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不应在扩大两国关系积极面方面顾虑重重，而是要用双方在朝鲜半岛核问题、日本核问题、地区反恐、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坚持不懈的协调合作来对冲战略竞争和对抗的耸动。在继续就两国关系中的涉藏、涉台、贸易问题这“老三样”交换意见的同时，也应当就南海问题、中日关系、网络安全、弹道导弹防御、外空军备竞赛、两军关系等现阶段更可能影响中美互信、引发中美对抗的新型问题或者在新形势下有新表现的老问题逐一进行更为深入的交流。 “规则”是当下奥巴马政府谈及中国时经常使用的关键词，反映出美国对华政策的制订正在经历自中国决定以改革开放融入世界体系以来最为深重的忧思，其对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大国挑战美国主导的现行秩序的担心从未像现在这样强烈、实际。固然可以从美方对“规则”的反复强调中看到其会同盟友编织约束中国的“制度牢笼”的挑战，但也可以视其为中美关系迈向真正意义世界级大国关系需要跨越的机会门槛。反观历史，规则的协商制订在制止美苏冷战滑向热战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走强国路，不制订大国共守的规则，何以在变化的国际秩序中共享权力？
中国正迅速成长为一个强国，但也要有胆识、有智慧学着给美国立规矩。规则往往在双边关系、地区问题、区域机制、国际体系四个层面上生成，中美关系当中最短缺的是军事领域以管控分歧为目的的风险避让和应急处理规则。
经济轨道的合作共赢
当今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关系实际上是围绕推动全球复苏的共同目标而重新界定各自所应承担责任和义务的一场博弈。美、中、欧作为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彼此之间的宏观经济金融政策协调决定着世界经济复苏前景。
世界经济正处在危机过后的缓步复苏期，美国的复苏并未显示预期的强劲，但也不算坏，总体上是真实的。欧元区已走出债务危机的最黑暗阶段，由于德国的贡献和法国的“转正”而不会再坏，但尚未解决如何避免陷入日本式“失落十年”的结构性问题。日本经济初步显示走出通缩迹象，但随着刺激政策减弱、消费税增加、政府债务压力上升，“安倍经济学”绩效式微。印度、俄罗斯、南非、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则忙于应对通胀和资本外流，承受着世界经济的主要下行压力。
在上一轮对抗危机的努力中，美国和中国通过各自出台大规模量化宽松和经济刺激计划为稳定全球经济形势作出重要贡献。现在，为保自身经济稳定复苏，美、中已不可能再出台新的超大规模刺激政策，正分别以逐步退出量宽和“微刺激”、“定向宽松”为基调。在这样的形势下，作为世界经济“再平衡”不可或缺的一环，是到了欧洲采取更大胆宽松政策的时候了。美中应各自创造条件并采取共同措施，鼓励、帮助欧洲下决心实施有实质性总量的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LTRO）。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这方面的讨论，将是今年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布局之一。
本轮中美经济对话的主要任务还是促进两国改革调整的对接。中国正努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更多地发挥内需、消费和民营企业的作用，美国则正积极进行提高储蓄率、加强基础设施、改革养老和医保系统以及税收、技能教育、就业制度的调整，彼此之间的互补性远远大于竞争性，构成全球经济最具未来意义的亮色。
经过五年13轮磋商，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取得重要进展，已经锁定“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两大核心内容，谈判节奏逐步加快，相信将会在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进一步缩小分歧。将来，一个高水平的中美投资协定一旦达成，两国间和在世界范围内加强投资合作的空间将豁然开朗，各自产业调整也将从对方企业获得宝贵支持，其意义将不亚于当年中美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成双边协议。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议题是汇率政策。5月中旬美国财长雅各布·卢访华期间，重点压促中方坚持推进以市场为基础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并要求中方向更多外资开放，确保所有公司在中国市场上获得同等待遇。美方相信人民币的贬值趋势是中国政府蓄意而为，意在增强中国出口竞争力，间接削弱了美国逐步退出量宽的实效。但在中方看来，事实是美国开始退出量宽引发美元升值以及跨境资本流动变化，加上中国经济增长稳中趋缓，联动影响人民币走贬。
中美经济关系已成长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经济伙伴关系，其中必然包含很强的政治意味。处理涉华经济事务，华尔街可以唯利是图，但美国政府不可以。紧盯中方汇率政策的华盛顿至今不能在中方关切的放宽高技术产品输华限制、减少对中国企业进入美国信息产品市场所遭遇的隐形歧视待遇、兑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承诺等问题上作出合理解释，对网络安全问题的错误处理也殃及两国商业合作，这对中方来说显然不公平，需要在本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有个说法。
当前对美工作的三个“着眼于”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的核心内涵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重要精神是以坦率和建设性的态度直面分歧问题。这是一项划时代的工程，成则引导大国关系架构进入良性循环轨道，败则陷世界于对抗冲突的深渊。应当承认，支撑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发展的一系列主要因素仍在起作用：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没有变，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的事实没有变，双方在诸多国际地区问题上的相互需求没有变，中美关系稳定性赖以存在的国际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没有变。
在庄园会晤一周年和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即将举行之际思考今后的对美工作，需要兼顾眼前和长远，体现三个“着眼于”。一是着眼于2014年余下六个月的中美关系，抓住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契机，重启中美深度沟通，将两国关系扳回稳定发展的正轨。今年深秋，2014美国中选甫一结束，奥巴马将来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中国进行他上台以来的第二次访问。这将是庄园会晤以来两国元首最重要的晤面，将决定奥巴马政府余下任期中美关系的基调。二是着眼于2016年美国大选前的中美关系，争取多做一些事情，多影响能为美国对华政策、对外战略的制订发挥长期作用的人士，推动美方突破一些“心障”，与中方共同努力巩固、充实“新型大国关系”共识，使之能够成为奥巴马政府的一大“外交遗产”。三是着眼于2016年美国总统换人、政府换届之后的中美关系，从现在起就开始搭建通向未来的桥梁，将共建“新型大国关系”引向长远。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6月10日出版了新书《艰难的抉择》，借售书宣传活动为其参加2016年总统大选进行造势。而共和党方面，党内元老们悉心栽培的老布什前总统之子、小布什前总统之弟杰布·布什呼之欲出。如果两人均顺利通过党内初选关成为总统候选人——这种可能性很大，2016年大选将是两大家族的对决。他们均拥有与中国交往的丰富经验，有重视对华关系的家族传统，也都在思考美国应如何与上升中国打交道的问题。希拉里·克林顿更在中美双方围绕“新型大国关系”理念进行的初步沟通中起过直接对话者的作用。这也许是积极的喻示，意味着两年多以后中美关系需要在一个更高起点上再出发。双方能做好准备吗？答案写在将来，但必须从现在就开始起草。
（作者电子邮箱：steelan2000@sina.cn）
奥巴马政府对华战略失信的“七宗罪”
过去一年，中美保持着密切的高层交往，华盛顿高层接过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法，美国军方也对在“新型大国关系”框架下共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表示赞同。两国主要领域的交流继续发展，经贸、人文关系达到新的高点。
但美方尚做不到言行一致，没有以切实“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约束自己，而是继续采取损害中方重大利益的行动，密集发表恫吓中方的言论，导致中美关系进入一个近年少有的诡异阶段，“战略失信”特征突出。美国的“七宗罪”，一是执意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在中国周边强化有针对性的军事部署。二是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拉偏架，纵容日本安倍内阁内外政策的右翼倾向。三是在南海搅浑水，把问题引向中美之间。四是在网络安全问题上添是非，上演“贼喊捉贼”的把戏。五是继续宣扬“中国军事威胁论”，警告中方不得趁乌克兰之乱在东亚海上推行“激进的领土扩张战略”。六是继续与达赖集团相勾连，奥巴马第三次在白宫会见达赖。七是在经贸领域重挑人民币汇率问题，继续歧视希望进入美国电信基础设施市场的中国企业，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也未见实质性的放宽。
奥巴马政府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心口不一有深刻的“自我判断”背景。从东亚战略安全环境看，美国认为新一届中国政府对外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政策，在东亚借领土海洋问题“展示实力”、“扩张领土”、“改变现状”，搞“中国版的门罗主义”，意在破解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将美国的军事力量排挤出西太平洋地区。美国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将中国对邻国在领土海洋争端问题上挑衅和蚕食行为的正当应对扩大化地解读为战略态势的转变，口头警告与军事准备并举，毒化了中美关系的决策环境，增加了两军意外冲突风险。
从美国国内看，奥巴马政府执政的核心任务和优先重点仍是创造就业、提振经济和扩大医保改革成果，极不希望对外卷入军事冲突，要求扩展干预方式、开展深度外交，在降低开支的基础上加强国家安全。但奥巴马政府试图在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之间走出一条中间道路的作法并未得到广泛理解，反而成为美国对世界丧失控制力的标志，在美国内被批“消极被动”、“软弱可欺”，在国际上引发盟友对美所具备的“保护能力”的质疑。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奥马政府开始刻意展示外交强硬，同时展开宣传攻势阐述其对外政策理念，这是近期中美言语摩擦增多的一个不可忽略的背景。
美国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其无意放弃自上而下俯视中国的心理优势，不能跳出权力博弈、你输我赢的范式来理解中美关系，对中方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理念将信将疑，接过了外壳尚未接过内里。奥巴马政府接受“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提是推进“亚太再平衡”，但美国仍未想好该如何系统性地应对中国崛起。离卸任只有两年多时间，奥巴马政府已来不及出台新的对华政策，其处理涉华问题的主要特征是危机管理而不是战略谋划。
第六轮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中心任务
在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中，中美实力对比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彼此国力差距快速缩小。中国处在不可阻挡的强势上升期，对美经济、制度、文化和战略自信急剧增长，美国则进入一个长程衰落轨道，越来越不能在世界上为所欲为。中美之间正在酝酿攻守易势，这种攻守易势在中日关系中是过去完成时，对中美关系是现在进行时，必然要在美国内心激起巨大涟漪，直接影响其处理涉华问题的行为方式。
《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一书作者梅尔文·P·莱弗勒在该书中这样形容美苏冷战政策的形成：“在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中，恐惧左右着政策的制定”，“困扰着美苏两国领导人的恐怖并非来自对对方真实意图的准确评估，而是源自深深植根于他们心中的有关动机和企图的意识形态准则”。前鉴不远，中美关系事实上正处在一种“权力加速转移”语境下的敏感时期，相互怀疑和惧怕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彼此政策的制订，两国各自维护核心利益的行为很容易被对方误读为具有强烈的进攻性。美国对中国在东亚海上的行为举止感到不安，中国则认为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出现了危险的不一致，两国之间的误解在反弹、在加深。虽然没有必要作“中美关系处于危险临界点”这样耸人听闻的判断，但双方仍应正视中美双方相互妖魔化趋势再次大行其道这一客观现实，因此应坚持开展系统性的对话并使其能够适应两国关系的新语境。7月即将在北京举行的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承担着坚守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共识、止住两国关系螺旋下降之势、重建两国相互决策话语环境的重要任务，至少要为有关努力提供一个拐点、一个契机。
无论是在中国国内、美国国内还是国际上，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理念始终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有人把“新型大国关系”当作中美关系的现实状态而不是努力方向，在媒体上低水平、简单化地大加吹捧，导致人们对中美关系期待值过高，两国发生摩擦时心理承受力又显著降低。舆论环境在短时间内反复经历大起大落，调门朝秦暮楚，实际上损伤了“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的严肃性。有人歪解中方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动机，用陈旧的帝国思维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加以解读，认定中国就是要与美国平起平坐、分治太平洋，借“新型大国关系”宣扬“中国威胁论”。这两大误区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消极影响很大，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有必要作出正确引导。
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不应在扩大两国关系积极面方面顾虑重重，而是要用双方在朝鲜半岛核问题、日本核问题、地区反恐、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坚持不懈的协调合作来对冲战略竞争和对抗的耸动。在继续就两国关系中的涉藏、涉台、贸易问题这“老三样”交换意见的同时，也应当就南海问题、中日关系、网络安全、弹道导弹防御、外空军备竞赛、两军关系等现阶段更可能影响中美互信、引发中美对抗的新型问题或者在新形势下有新表现的老问题逐一进行更为深入的交流。 “规则”是当下奥巴马政府谈及中国时经常使用的关键词，反映出美国对华政策的制订正在经历自中国决定以改革开放融入世界体系以来最为深重的忧思，其对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大国挑战美国主导的现行秩序的担心从未像现在这样强烈、实际。固然可以从美方对“规则”的反复强调中看到其会同盟友编织约束中国的“制度牢笼”的挑战，但也可以视其为中美关系迈向真正意义世界级大国关系需要跨越的机会门槛。反观历史，规则的协商制订在制止美苏冷战滑向热战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走强国路，不制订大国共守的规则，何以在变化的国际秩序中共享权力？
中国正迅速成长为一个强国，但也要有胆识、有智慧学着给美国立规矩。规则往往在双边关系、地区问题、区域机制、国际体系四个层面上生成，中美关系当中最短缺的是军事领域以管控分歧为目的的风险避让和应急处理规则。
经济轨道的合作共赢
当今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关系实际上是围绕推动全球复苏的共同目标而重新界定各自所应承担责任和义务的一场博弈。美、中、欧作为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彼此之间的宏观经济金融政策协调决定着世界经济复苏前景。
世界经济正处在危机过后的缓步复苏期，美国的复苏并未显示预期的强劲，但也不算坏，总体上是真实的。欧元区已走出债务危机的最黑暗阶段，由于德国的贡献和法国的“转正”而不会再坏，但尚未解决如何避免陷入日本式“失落十年”的结构性问题。日本经济初步显示走出通缩迹象，但随着刺激政策减弱、消费税增加、政府债务压力上升，“安倍经济学”绩效式微。印度、俄罗斯、南非、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则忙于应对通胀和资本外流，承受着世界经济的主要下行压力。
在上一轮对抗危机的努力中，美国和中国通过各自出台大规模量化宽松和经济刺激计划为稳定全球经济形势作出重要贡献。现在，为保自身经济稳定复苏，美、中已不可能再出台新的超大规模刺激政策，正分别以逐步退出量宽和“微刺激”、“定向宽松”为基调。在这样的形势下，作为世界经济“再平衡”不可或缺的一环，是到了欧洲采取更大胆宽松政策的时候了。美中应各自创造条件并采取共同措施，鼓励、帮助欧洲下决心实施有实质性总量的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LTRO）。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这方面的讨论，将是今年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布局之一。
本轮中美经济对话的主要任务还是促进两国改革调整的对接。中国正努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更多地发挥内需、消费和民营企业的作用，美国则正积极进行提高储蓄率、加强基础设施、改革养老和医保系统以及税收、技能教育、就业制度的调整，彼此之间的互补性远远大于竞争性，构成全球经济最具未来意义的亮色。
经过五年13轮磋商，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取得重要进展，已经锁定“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两大核心内容，谈判节奏逐步加快，相信将会在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进一步缩小分歧。将来，一个高水平的中美投资协定一旦达成，两国间和在世界范围内加强投资合作的空间将豁然开朗，各自产业调整也将从对方企业获得宝贵支持，其意义将不亚于当年中美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成双边协议。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议题是汇率政策。5月中旬美国财长雅各布·卢访华期间，重点压促中方坚持推进以市场为基础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并要求中方向更多外资开放，确保所有公司在中国市场上获得同等待遇。美方相信人民币的贬值趋势是中国政府蓄意而为，意在增强中国出口竞争力，间接削弱了美国逐步退出量宽的实效。但在中方看来，事实是美国开始退出量宽引发美元升值以及跨境资本流动变化，加上中国经济增长稳中趋缓，联动影响人民币走贬。
中美经济关系已成长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经济伙伴关系，其中必然包含很强的政治意味。处理涉华经济事务，华尔街可以唯利是图，但美国政府不可以。紧盯中方汇率政策的华盛顿至今不能在中方关切的放宽高技术产品输华限制、减少对中国企业进入美国信息产品市场所遭遇的隐形歧视待遇、兑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承诺等问题上作出合理解释，对网络安全问题的错误处理也殃及两国商业合作，这对中方来说显然不公平，需要在本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有个说法。
当前对美工作的三个“着眼于”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的核心内涵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重要精神是以坦率和建设性的态度直面分歧问题。这是一项划时代的工程，成则引导大国关系架构进入良性循环轨道，败则陷世界于对抗冲突的深渊。应当承认，支撑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发展的一系列主要因素仍在起作用：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没有变，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的事实没有变，双方在诸多国际地区问题上的相互需求没有变，中美关系稳定性赖以存在的国际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没有变。
在庄园会晤一周年和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即将举行之际思考今后的对美工作，需要兼顾眼前和长远，体现三个“着眼于”。一是着眼于2014年余下六个月的中美关系，抓住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契机，重启中美深度沟通，将两国关系扳回稳定发展的正轨。今年深秋，2014美国中选甫一结束，奥巴马将来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中国进行他上台以来的第二次访问。这将是庄园会晤以来两国元首最重要的晤面，将决定奥巴马政府余下任期中美关系的基调。二是着眼于2016年美国大选前的中美关系，争取多做一些事情，多影响能为美国对华政策、对外战略的制订发挥长期作用的人士，推动美方突破一些“心障”，与中方共同努力巩固、充实“新型大国关系”共识，使之能够成为奥巴马政府的一大“外交遗产”。三是着眼于2016年美国总统换人、政府换届之后的中美关系，从现在起就开始搭建通向未来的桥梁，将共建“新型大国关系”引向长远。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6月10日出版了新书《艰难的抉择》，借售书宣传活动为其参加2016年总统大选进行造势。而共和党方面，党内元老们悉心栽培的老布什前总统之子、小布什前总统之弟杰布·布什呼之欲出。如果两人均顺利通过党内初选关成为总统候选人——这种可能性很大，2016年大选将是两大家族的对决。他们均拥有与中国交往的丰富经验，有重视对华关系的家族传统，也都在思考美国应如何与上升中国打交道的问题。希拉里·克林顿更在中美双方围绕“新型大国关系”理念进行的初步沟通中起过直接对话者的作用。这也许是积极的喻示，意味着两年多以后中美关系需要在一个更高起点上再出发。双方能做好准备吗？答案写在将来，但必须从现在就开始起草。
（作者电子邮箱：steelan2000@sina.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