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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着扶危济困、互帮互助的传统美德。每当发生天灾人祸，邻里、乡亲、亲友之间互相接济，携手度过难关，体现出感人至深的人间真情。
中国传统文化中，互助互济的思想可谓源远流长。
追溯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最为著名的是儒家的思想。《孟子》中有记载：“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中又说：“人饥己饥，人溺己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其主张政府积极介入救济活动，并提倡民间互助互济。但是，显而易见，其目标重在社会控制。除了儒家以外，墨家的“兼爱”思想也广为流传。其主张“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若饥则得食，寒则得衣，乱则得治，此安生生”，提倡建立在“爱心”基础上的最具“社会性”的互助互济。
从汉朝到明朝，就有朝廷或民间举办的诸如“常平仓”、“义仓”、“社仓”、“粥局”等以救济灾民、贫民为目的的场所，但这些民间的互济行为多是自发的、零散的、局部和偶然的，并且容易受到封建意识和迷信思想的影响，难以成为大的有凝聚力的群体。一遇灾年，就会形成“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的局面。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尽管有了相应的社会救济制度和法律。但政府对于人民的生命是不负责的，没有认真贯彻，对救灾工作敷衍塞责，甚或漠然处之，救灾常流于形式，效果也极差。每逢一次大的灾荒，总有成千百万的人饿死。1931年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饿死了370万人。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的人民政府的关怀、努力下，互助互济的优良传统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并注入了崭新健康的内涵。
1949年的新河北。面对严重灾情，开创性地提出在轻灾区40非灾区开展“一碗米运动”，发动群众开展救灾捐赠。
1949年，刚刚解放的河北可谓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经济更是极其落后，到解放前夕国民经济已经陷于崩溃状态，市场萧条，人民生活极端贫困。
就在这一年，河北历遭旱、涝、病、虫、风、雹等多种自然灾害，全省受灾面积达4200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33.95％，粮食损失26.4％，灾民996万人。严重的灾情不仅把众多的灾民推到了死亡的边缘，而且给社会稳定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造成极大困难。
中央人民政府对河北灾情给予高度重视，多次就生产救灾问题给予政策上的指示和物质上的援助，河北省委更是采取各种措施开展生产救灾。
尽管采取了赈济和生产自救的措施，但由于刚解放，财力非常有限，河北省委又结合河北实际和中央政府指示精神，在轻灾区和非灾区广泛开展一碗米运动，动员社会力量节约度荒。而当时的情况是各地普遍缺粮，以武邑县为例。1949年农民人均粮食为一百六十斤，除去要交纳的外，仅剩四、五十斤粮食，粮食紧缺程度可想而知。尽管如此，各地农民参加一碗米捐献运动的热情还是很高的。因为他们知道新河北是人民的河北，新河北的救灾，同样也是人民自己的事情。他们第一次体会到了生命被珍视的感动，看到了新的人民政府以群众利益为本的信心和决心。
各地群众纷纷提出“天下农民是一家，一家失火百家救，我们有灾靠邻家。邻家有灾靠我们”、“饥了帮一口，胜似饱了帮一斗”等口号，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物出物。掀起了捐献一碗米运动的热潮。
在河北省档案馆珍藏的革命历史档案中有这样的记载：“清苑县三区杨庄群众李同春拿出了一升豆子，见村支书于春合拿了三大升米，感动地说‘春合比我还苦。人家还拿这么多，我再拿点去’，回家又拿了五斤。”“八区孙罗仆芦登的媳妇说：‘我过去也要过饭，知道过荒年不好混遭难，这时分了房子分了地，拿点没什么，自己检省着点。就有灾民吃的了。’她家五口人捐了七碗米，带动全村148户献粮612斤。”从这些历史记录中，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当时一碗米运动中群众捐献的热情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团结友爱精神。
到1949年底统计，河北全省募集到908.24万斤粮食，款10.31亿元(旧币。旧币1万元等于1元新币)，衣、被、鞋、袜13.73万件。1950年11月。省府根据全省灾情，又指示各地在充分总结1949年一碗米运动经验的基础上，再次开展一碗米救灾运动，共募集到粮食288万斤，棉花8646斤，干菜14034斤，现款近1075元(旧币1万相当于新币1元)(数字不含邢台专区)。
在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下，到1950年4月河北省各地灾情基本上得到控制，“灾民的生活有了一定保障，讨饭者少了。吃糠户也减少了，而且有不少户存下了余粮……总之灾荒停止了发展。”
一碗米运动，在河北总共开展过两次，虽然每次历时仅两个月左右，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虽然捐献的粮与物是有限的，但这种互助互济、团结友爱的精神却是无限的。这份情与爱是无限的。非灾区农民用他们那本不坚实的臂膀为灾区人民撑起了一片爱的天空。一碗米运动的胜利，也为以后的生产救灾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通过政府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在自愿的原则下，开展互助互济的生产救灾方式，从此有了成功的实践经验。成为我国救灾工作的重要内容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碗米运动虽然结束了，但由其衍生出来的救灾方式却不断发展与完善。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的一碗米运动：针对各种自然灾害，以生产自救为主，以国家救济为辅，完全依赖国内力量开展的救灾捐赠。
从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由政府、社会团体和群众组织发动的救灾捐赠活动。多是针对自然灾害展开的。救灾主要以国内力量为主。以1963年河北洪灾为例，中共中央、国务院立即发出了生产救灾的紧急指示。号召灾区同自然灾害进行顽强的斗争。战胜灾荒：号召非灾区和轻灾区努力增产，以丰补歉。救灾工作的根本方针是依靠群众。依靠集体力量，生产自救为主，辅之以国家必要的救济。河北除接受国家拨款和拨物外(先后拨给河北省救灾款2亿多元，粮食4亿多斤、棉布150余万米，以及数以亿万计的抗洪抢险物资和其他生活用品)，20多个省、市也伸出了援助之手，及时地一次又一次地调来了大批救灾物资，派来医疗队、汽车队，支持灾区防病灭病和抢运救灾物资。共运送草袋720万条、苇席22万张、衣服5万多件、鞋7万多双、煤10万吨以及大批的粮食和木材等，大大缓解了灾区的生产生活压力。
1976年7月28日，又是一个让所有中国人终身难忘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河北省冀东地区的唐 山、丰南一带突然发生7.8级强地震，新兴的重工业城市唐山蒙受惨重灾难，被夷为一片废墟。当时的中国仍处在东西方冷战的国际大环境中，受到超级大国的军事威胁、政治压力和经济封锁，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受到限制和干扰，中国政府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对外宣布：谢绝外部提供的援助，中国人民决心以自力更生的精神克服困难。毛泽东极为关心唐山的救灾情况，他于重病中多次审看了有关报告。中共中央、国务院派出以华国锋总理为团长的中央慰问团亲赴灾区，亲切看望受灾群众。中央及时成立了抗震救灾指挥部，10余万解放军战士赶赴唐山搜救；5万名医护人员和干部群众救死扶伤及运送物资支援：10万名重伤员被转移到外省治疗，全国援助物资70多万吨……正如《唐山大地震》作者钱钢所言。 “一个幸存者救活十数人，十数幸存者救活数百人……生者与死者的鲜血融合在一起，在黑色天地间写下一个大大的‘人’字”。
发展前进中的一碗米运动：改革开放以后，向着救灾与扶贫结合的新方向发展的国内救灾捐赠。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除针对严重的突发性自然灾害，进行较大规模的救灾捐赠活动外，救灾捐赠还发扬了建国以来开展互助互济的传统，探索救灾与扶贫相结合的救灾捐赠路子，多次在全国大中城市开展募集衣被支援灾区贫困地区的活动，并促进这项工作向制度化、社会化、经常化的方向发展。
1995年底，江泽民总书记在陕西、甘肃两省考察灾区慰问群众时指示要在城市募捐些衣被和用品，支援帮助贫困地区群众，并且把这件事情作为一项经常性的社会公益活动常年开展起来。根据这一指示，从1996年开始。在全国大中城市开展以募捐衣被为主要内容的“扶贫济困送温暖活动”，动员城市居民自愿捐赠闲置不用的衣被、物品，送给灾区、贫困地区生活困难的群众。此项工作使救灾捐赠的对象由因突发性灾害造成临时困难的灾民扩展到因多次遭灾、抵抗灾害能力弱、生活困难的贫困群众，尤其是西北、西南等地理条件和经济基础差、自然灾害频繁地区的灾民和贫困群众。截至2004年底，全国共建立经常性社会捐助工作站、点27356个。
此外，民政部还积极开展一些以救灾、减灾、扶贫为主题的捐赠活动，向社会各界广泛宣传减灾扶贫事业，筹募资金。
通过捐赠活动募集到的款物，一方面用于满足灾区和灾民的紧急需要，包括解决灾民的食品、饮水、医疗防疫、临时住所、衣被等，另一方面是安置灾民和帮助灾民修复重建住房、灾区敬老院、福利院、中小学校、医疗诊所，修建灾民新村，改善灾区饮水条件，提供基本的生产资料：最后是帮助灾区恢复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1991年华东水灾捐赠、1994年华南水灾捐赠、1996年云南丽江地震捐赠和1998年长江中下游水灾捐赠等几次规模较大的救灾捐赠活动，都在上述几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与媒体密切配合的现代一碗米运动：规模和效果日益扩大。
在以往的救灾工作中。各媒体主要是积极配合民政部和各级管理部门对救灾捐赠款物的接收和使用情况进行公布。对救灾捐赠款物公正合理使用发挥有效的舆论监督作用。近年来，随着电视、互联网的普及。媒体在救灾捐赠方面的宣传传播作用和舆论导向作用更是日趋显现，其社会感召力和公信度发挥得淋漓尽致。
1991年全国20多个省发生了严重水灾和旱灾，7月11日。中国政府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救灾援助的“救灾紧急呼吁”新闻发布会在北京首都大酒店会议厅召开。随之。在媒体的大力报道下，中国呼吁国际社会援助的消息广泛传遍国际社会。而这一年，我国接受的境内外捐款高达国家正常年份灾民生活救济费的2.3倍，充分显示出媒体在救灾捐赠中不可小觑的作用。
2008年1月中旬中国南方多个省份遭受几十年罕见的冰冻雪灾。国内新闻媒体高度关注，腾出专版和时间及时报道灾情，报道干部群众奋力抗灾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国内各主要网站、电台、电视台纷纷开设救灾专题；同时，有关媒体更纷纷推出了行之有效的救灾捐赠活动。用实际行动扩大救灾效果。各网站、报纸联合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红十字会、中国慈善总会等机构，合作发起一次次的捐款捐物活动。媒体在救灾方面的作用又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同样是2008年，5月12日下午2点28分04秒，这个让全世界都铭记的时刻，我国四川省汶川发生里氏8.0级地震，造成了严重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从汶川大地震发生18分钟后，中国乃至世界就被铺天盖地的新闻信息所覆盖。中央电视台更是首次中断正常节目的播出，直播四川地震的最新情况，并在此后进行全天24小时不间断对灾情进行现场报道：而各地电视媒体连续多日以现场直播的方式滚动播报，几乎同步向公众传播地震灾区的救灾状况；各纸媒体则以超过平日数倍的发稿量，整版报道地震最新动态。将灾情和救灾情况迅速传播到各地。通过报道，我们看到了许多平常岁月难得一遇的感动，理解了真正意义的“人民战争”，见识了中国人民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让我们真正理解“众志成诚”的含义的同时。也见证了媒体在救灾中不寻常的力量。在此次汶川大地震当中。新闻媒体的广泛参与性、互动性、及时性得以充分发挥。在政府的组织和媒体的大力宣传配合下，爱的力量被激发与放大。全国掀起了一次次为灾区献爱心的热潮。截止2008年5月26日12时。据民政部统计，全国共接收国内外捐赠款物合计308.76亿元。此次国内外捐赠款物规模之大。创造了历史之最。
从59年前的一碗米运动，到59年后的汶川抗震救灾，中国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日益显现。
“以人为本”的说法，最早见于《管子》一书。在《管子·霸言第二十三》一章中管仲指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管仲认为想当霸王绝不能单靠主观愿望和武力，必须以人为本，在国内富民强兵，首先必须具备让人信赖的品德和实力。当然那个时期以人为本的思想，逃不脱剥削阶级的规律：乱而治，治而富。富而腐，腐而败。党的十七大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此“以人为本”与管仲之“以人为本”自然有本质的区别。但可以肯定的是，党的先进理论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既合国情，又得民心。
从1949年河北的一碗米运动。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思想初露端倪。59年前的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面对河北严重灾情，中央人民政府将生产救灾看作是“关系到几百万人的生死问题”，河北省委指出“必须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休戚相关，患难与共”，要求“各地灾区均以生产救灾为今年秋冬和明春的中心任务；全体干部、党员团结群众，领导渡荒”。在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华北政府、河北省委和省政府都最大限度地从物质上、政策上对灾区给予支持，拨发救济粮、筹措麦种、供给灾区燃料，创造条件扶持灾区人民发展副业生产，广大干部更是深入抗灾前线，与灾民共同奋战。
59年后的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胡锦涛总书记第一时间作出抗震救灾重要批示，指出：“抗震救灾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抢救人民群众生命是首要任务，必须继续作为当前抗震救灾工作的重中之重。”温家宝总理第一时间赶赴灾区靠前指挥，到达灾区后的第一道指示就是：“现在第一位的工作是抓紧时间救人，多争取一分一秒的时间，尽最大努力救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震后数小时迅即作出以抗震救灾为中心的国家总动员。中央军委在和平年代第一次快速调动十余万官兵前往灾区抗震救灾，中央政府第一次为祭奠平民百姓设立全国哀悼日，第一次接受国际救援队伍进入灾区，等等。
纵观建国59年来的救灾史，从单一的救灾到救灾与扶贫相结合，从拒绝国际救灾援助到积极呼吁国际援助并积极参与，在救灾体制逐步完善的同时。更让人深刻感受着中国政府对人民群众生命的尊重和责任，彰显着中国政府以人为本、关爱生命、尊重平民的执政理念和作风。今天我们可以说，以人为本的精神已经在整个中国大地上放射出壮丽的光芒，正在深深地感动着中国人民甚至整个世界。
中国传统文化中，互助互济的思想可谓源远流长。
追溯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最为著名的是儒家的思想。《孟子》中有记载：“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中又说：“人饥己饥，人溺己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其主张政府积极介入救济活动，并提倡民间互助互济。但是，显而易见，其目标重在社会控制。除了儒家以外，墨家的“兼爱”思想也广为流传。其主张“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若饥则得食，寒则得衣，乱则得治，此安生生”，提倡建立在“爱心”基础上的最具“社会性”的互助互济。
从汉朝到明朝，就有朝廷或民间举办的诸如“常平仓”、“义仓”、“社仓”、“粥局”等以救济灾民、贫民为目的的场所，但这些民间的互济行为多是自发的、零散的、局部和偶然的，并且容易受到封建意识和迷信思想的影响，难以成为大的有凝聚力的群体。一遇灾年，就会形成“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的局面。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尽管有了相应的社会救济制度和法律。但政府对于人民的生命是不负责的，没有认真贯彻，对救灾工作敷衍塞责，甚或漠然处之，救灾常流于形式，效果也极差。每逢一次大的灾荒，总有成千百万的人饿死。1931年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饿死了370万人。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的人民政府的关怀、努力下，互助互济的优良传统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并注入了崭新健康的内涵。
1949年的新河北。面对严重灾情，开创性地提出在轻灾区40非灾区开展“一碗米运动”，发动群众开展救灾捐赠。
1949年，刚刚解放的河北可谓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经济更是极其落后，到解放前夕国民经济已经陷于崩溃状态，市场萧条，人民生活极端贫困。
就在这一年，河北历遭旱、涝、病、虫、风、雹等多种自然灾害，全省受灾面积达4200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33.95％，粮食损失26.4％，灾民996万人。严重的灾情不仅把众多的灾民推到了死亡的边缘，而且给社会稳定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造成极大困难。
中央人民政府对河北灾情给予高度重视，多次就生产救灾问题给予政策上的指示和物质上的援助，河北省委更是采取各种措施开展生产救灾。
尽管采取了赈济和生产自救的措施，但由于刚解放，财力非常有限，河北省委又结合河北实际和中央政府指示精神，在轻灾区和非灾区广泛开展一碗米运动，动员社会力量节约度荒。而当时的情况是各地普遍缺粮，以武邑县为例。1949年农民人均粮食为一百六十斤，除去要交纳的外，仅剩四、五十斤粮食，粮食紧缺程度可想而知。尽管如此，各地农民参加一碗米捐献运动的热情还是很高的。因为他们知道新河北是人民的河北，新河北的救灾，同样也是人民自己的事情。他们第一次体会到了生命被珍视的感动，看到了新的人民政府以群众利益为本的信心和决心。
各地群众纷纷提出“天下农民是一家，一家失火百家救，我们有灾靠邻家。邻家有灾靠我们”、“饥了帮一口，胜似饱了帮一斗”等口号，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物出物。掀起了捐献一碗米运动的热潮。
在河北省档案馆珍藏的革命历史档案中有这样的记载：“清苑县三区杨庄群众李同春拿出了一升豆子，见村支书于春合拿了三大升米，感动地说‘春合比我还苦。人家还拿这么多，我再拿点去’，回家又拿了五斤。”“八区孙罗仆芦登的媳妇说：‘我过去也要过饭，知道过荒年不好混遭难，这时分了房子分了地，拿点没什么，自己检省着点。就有灾民吃的了。’她家五口人捐了七碗米，带动全村148户献粮612斤。”从这些历史记录中，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当时一碗米运动中群众捐献的热情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团结友爱精神。
到1949年底统计，河北全省募集到908.24万斤粮食，款10.31亿元(旧币。旧币1万元等于1元新币)，衣、被、鞋、袜13.73万件。1950年11月。省府根据全省灾情，又指示各地在充分总结1949年一碗米运动经验的基础上，再次开展一碗米救灾运动，共募集到粮食288万斤，棉花8646斤，干菜14034斤，现款近1075元(旧币1万相当于新币1元)(数字不含邢台专区)。
在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下，到1950年4月河北省各地灾情基本上得到控制，“灾民的生活有了一定保障，讨饭者少了。吃糠户也减少了，而且有不少户存下了余粮……总之灾荒停止了发展。”
一碗米运动，在河北总共开展过两次，虽然每次历时仅两个月左右，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虽然捐献的粮与物是有限的，但这种互助互济、团结友爱的精神却是无限的。这份情与爱是无限的。非灾区农民用他们那本不坚实的臂膀为灾区人民撑起了一片爱的天空。一碗米运动的胜利，也为以后的生产救灾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通过政府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在自愿的原则下，开展互助互济的生产救灾方式，从此有了成功的实践经验。成为我国救灾工作的重要内容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碗米运动虽然结束了，但由其衍生出来的救灾方式却不断发展与完善。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的一碗米运动：针对各种自然灾害，以生产自救为主，以国家救济为辅，完全依赖国内力量开展的救灾捐赠。
从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由政府、社会团体和群众组织发动的救灾捐赠活动。多是针对自然灾害展开的。救灾主要以国内力量为主。以1963年河北洪灾为例，中共中央、国务院立即发出了生产救灾的紧急指示。号召灾区同自然灾害进行顽强的斗争。战胜灾荒：号召非灾区和轻灾区努力增产，以丰补歉。救灾工作的根本方针是依靠群众。依靠集体力量，生产自救为主，辅之以国家必要的救济。河北除接受国家拨款和拨物外(先后拨给河北省救灾款2亿多元，粮食4亿多斤、棉布150余万米，以及数以亿万计的抗洪抢险物资和其他生活用品)，20多个省、市也伸出了援助之手，及时地一次又一次地调来了大批救灾物资，派来医疗队、汽车队，支持灾区防病灭病和抢运救灾物资。共运送草袋720万条、苇席22万张、衣服5万多件、鞋7万多双、煤10万吨以及大批的粮食和木材等，大大缓解了灾区的生产生活压力。
1976年7月28日，又是一个让所有中国人终身难忘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河北省冀东地区的唐 山、丰南一带突然发生7.8级强地震，新兴的重工业城市唐山蒙受惨重灾难，被夷为一片废墟。当时的中国仍处在东西方冷战的国际大环境中，受到超级大国的军事威胁、政治压力和经济封锁，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受到限制和干扰，中国政府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对外宣布：谢绝外部提供的援助，中国人民决心以自力更生的精神克服困难。毛泽东极为关心唐山的救灾情况，他于重病中多次审看了有关报告。中共中央、国务院派出以华国锋总理为团长的中央慰问团亲赴灾区，亲切看望受灾群众。中央及时成立了抗震救灾指挥部，10余万解放军战士赶赴唐山搜救；5万名医护人员和干部群众救死扶伤及运送物资支援：10万名重伤员被转移到外省治疗，全国援助物资70多万吨……正如《唐山大地震》作者钱钢所言。 “一个幸存者救活十数人，十数幸存者救活数百人……生者与死者的鲜血融合在一起，在黑色天地间写下一个大大的‘人’字”。
发展前进中的一碗米运动：改革开放以后，向着救灾与扶贫结合的新方向发展的国内救灾捐赠。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除针对严重的突发性自然灾害，进行较大规模的救灾捐赠活动外，救灾捐赠还发扬了建国以来开展互助互济的传统，探索救灾与扶贫相结合的救灾捐赠路子，多次在全国大中城市开展募集衣被支援灾区贫困地区的活动，并促进这项工作向制度化、社会化、经常化的方向发展。
1995年底，江泽民总书记在陕西、甘肃两省考察灾区慰问群众时指示要在城市募捐些衣被和用品，支援帮助贫困地区群众，并且把这件事情作为一项经常性的社会公益活动常年开展起来。根据这一指示，从1996年开始。在全国大中城市开展以募捐衣被为主要内容的“扶贫济困送温暖活动”，动员城市居民自愿捐赠闲置不用的衣被、物品，送给灾区、贫困地区生活困难的群众。此项工作使救灾捐赠的对象由因突发性灾害造成临时困难的灾民扩展到因多次遭灾、抵抗灾害能力弱、生活困难的贫困群众，尤其是西北、西南等地理条件和经济基础差、自然灾害频繁地区的灾民和贫困群众。截至2004年底，全国共建立经常性社会捐助工作站、点27356个。
此外，民政部还积极开展一些以救灾、减灾、扶贫为主题的捐赠活动，向社会各界广泛宣传减灾扶贫事业，筹募资金。
通过捐赠活动募集到的款物，一方面用于满足灾区和灾民的紧急需要，包括解决灾民的食品、饮水、医疗防疫、临时住所、衣被等，另一方面是安置灾民和帮助灾民修复重建住房、灾区敬老院、福利院、中小学校、医疗诊所，修建灾民新村，改善灾区饮水条件，提供基本的生产资料：最后是帮助灾区恢复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1991年华东水灾捐赠、1994年华南水灾捐赠、1996年云南丽江地震捐赠和1998年长江中下游水灾捐赠等几次规模较大的救灾捐赠活动，都在上述几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与媒体密切配合的现代一碗米运动：规模和效果日益扩大。
在以往的救灾工作中。各媒体主要是积极配合民政部和各级管理部门对救灾捐赠款物的接收和使用情况进行公布。对救灾捐赠款物公正合理使用发挥有效的舆论监督作用。近年来，随着电视、互联网的普及。媒体在救灾捐赠方面的宣传传播作用和舆论导向作用更是日趋显现，其社会感召力和公信度发挥得淋漓尽致。
1991年全国20多个省发生了严重水灾和旱灾，7月11日。中国政府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救灾援助的“救灾紧急呼吁”新闻发布会在北京首都大酒店会议厅召开。随之。在媒体的大力报道下，中国呼吁国际社会援助的消息广泛传遍国际社会。而这一年，我国接受的境内外捐款高达国家正常年份灾民生活救济费的2.3倍，充分显示出媒体在救灾捐赠中不可小觑的作用。
2008年1月中旬中国南方多个省份遭受几十年罕见的冰冻雪灾。国内新闻媒体高度关注，腾出专版和时间及时报道灾情，报道干部群众奋力抗灾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国内各主要网站、电台、电视台纷纷开设救灾专题；同时，有关媒体更纷纷推出了行之有效的救灾捐赠活动。用实际行动扩大救灾效果。各网站、报纸联合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红十字会、中国慈善总会等机构，合作发起一次次的捐款捐物活动。媒体在救灾方面的作用又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同样是2008年，5月12日下午2点28分04秒，这个让全世界都铭记的时刻，我国四川省汶川发生里氏8.0级地震，造成了严重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从汶川大地震发生18分钟后，中国乃至世界就被铺天盖地的新闻信息所覆盖。中央电视台更是首次中断正常节目的播出，直播四川地震的最新情况，并在此后进行全天24小时不间断对灾情进行现场报道：而各地电视媒体连续多日以现场直播的方式滚动播报，几乎同步向公众传播地震灾区的救灾状况；各纸媒体则以超过平日数倍的发稿量，整版报道地震最新动态。将灾情和救灾情况迅速传播到各地。通过报道，我们看到了许多平常岁月难得一遇的感动，理解了真正意义的“人民战争”，见识了中国人民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让我们真正理解“众志成诚”的含义的同时。也见证了媒体在救灾中不寻常的力量。在此次汶川大地震当中。新闻媒体的广泛参与性、互动性、及时性得以充分发挥。在政府的组织和媒体的大力宣传配合下，爱的力量被激发与放大。全国掀起了一次次为灾区献爱心的热潮。截止2008年5月26日12时。据民政部统计，全国共接收国内外捐赠款物合计308.76亿元。此次国内外捐赠款物规模之大。创造了历史之最。
从59年前的一碗米运动，到59年后的汶川抗震救灾，中国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日益显现。
“以人为本”的说法，最早见于《管子》一书。在《管子·霸言第二十三》一章中管仲指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管仲认为想当霸王绝不能单靠主观愿望和武力，必须以人为本，在国内富民强兵，首先必须具备让人信赖的品德和实力。当然那个时期以人为本的思想，逃不脱剥削阶级的规律：乱而治，治而富。富而腐，腐而败。党的十七大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此“以人为本”与管仲之“以人为本”自然有本质的区别。但可以肯定的是，党的先进理论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既合国情，又得民心。
从1949年河北的一碗米运动。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思想初露端倪。59年前的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面对河北严重灾情，中央人民政府将生产救灾看作是“关系到几百万人的生死问题”，河北省委指出“必须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休戚相关，患难与共”，要求“各地灾区均以生产救灾为今年秋冬和明春的中心任务；全体干部、党员团结群众，领导渡荒”。在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华北政府、河北省委和省政府都最大限度地从物质上、政策上对灾区给予支持，拨发救济粮、筹措麦种、供给灾区燃料，创造条件扶持灾区人民发展副业生产，广大干部更是深入抗灾前线，与灾民共同奋战。
59年后的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胡锦涛总书记第一时间作出抗震救灾重要批示，指出：“抗震救灾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抢救人民群众生命是首要任务，必须继续作为当前抗震救灾工作的重中之重。”温家宝总理第一时间赶赴灾区靠前指挥，到达灾区后的第一道指示就是：“现在第一位的工作是抓紧时间救人，多争取一分一秒的时间，尽最大努力救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震后数小时迅即作出以抗震救灾为中心的国家总动员。中央军委在和平年代第一次快速调动十余万官兵前往灾区抗震救灾，中央政府第一次为祭奠平民百姓设立全国哀悼日，第一次接受国际救援队伍进入灾区，等等。
纵观建国59年来的救灾史，从单一的救灾到救灾与扶贫相结合，从拒绝国际救灾援助到积极呼吁国际援助并积极参与，在救灾体制逐步完善的同时。更让人深刻感受着中国政府对人民群众生命的尊重和责任，彰显着中国政府以人为本、关爱生命、尊重平民的执政理念和作风。今天我们可以说，以人为本的精神已经在整个中国大地上放射出壮丽的光芒，正在深深地感动着中国人民甚至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