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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谍战教父”柳云龙的新作《风筝》讲述了共产党情报员“风筝”在长期潜伏任务中坚守信仰的故事。在意义解构、文化消解为盛行趋势的当代语境中，“信仰”这一话语精神借助大众传播方式面向公众，对主流价值观的传播产生推动作用。传奇书写紧扣主旋律精神与之相得益彰，另类视角的英雄人生、独特的镜语表达彰显出悲剧之美与诗意品格，关于信仰与人性的哲理拷问涵盖其话语精神之内。
【关键词】 谍战剧；英雄建构；传奇性；信仰；话语精神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谍战剧多以取革命历史时期的故事为题材，展现敌我较量，塑造英雄形象，展示至高无上的信仰，深受观众喜爱。自《暗算》《血色迷雾》《东风雨》《传奇之王》播出以后，柳云龙再度推出《风筝》，故事自解放战争时期展开，至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段时间结束。该剧聚焦于“风筝”为共产党所奉献的一生，对英雄人物进行了细致刻画，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创新，传奇色彩浓厚而不落俗套；镜头语言展露“柳氏风格”，沉稳、浪漫亦不乏谍战剧的特有魅力；作品对信仰的诠释与重申亦完成某种突破，对当下主流价值观的引导与传播产生积极意义。
一、英雄审美下的传奇叙事
传奇故事中英雄角色从不缺席，它使受众产生对奇幻世界、美好故事的向往，积极引领民族精神导向。而传奇故事的讲述难于避免夸张化表达而使故事与人物脱离某种现实性。文艺作品需体现某种当代性，以对当下人民的文化艺术生活进行积极引导，丰富大众的精神生活。《风筝》赋予了传奇一抹现实色彩，人性与信仰的颂歌在此反复吟唱，故事中的英雄也有弱点，也会“老去”。尽管如此，他依然值得人们景仰并为之歌颂。
（一）谍战故事的传奇“新”叙
“传奇性是指故事情节与人间现实有直接关联，大致具有生活本身的形式，故事发展合乎生活的内在逻辑；同时，又通过偶然、巧合、夸张、超人间的情节来推动故事的发展。”[1]37传奇性在多种类型剧中均有体现，革命历史剧中传奇性元素的展现明显，如《林海雪原》中我军智取威虎山；《中国地》中主人公带领村民以少胜多；包括在《大秧歌》《闯关东》《红高粱》等民间传奇剧的设置中，爱国主义以一种明确而张扬的形式流露于叙事及镜头语言，而剧中弘扬的“舍己为国”“民族精神”“侠义追求”等精神品格亦贴合当代主流意识的价值诉求。
谍战剧的传奇性接近但不等同于宏大叙事下的历史悲歌或无奇不传的人物经历；它以另一种视角切入，区别于日常故事的常态化构建，也避免陷入过分夸张的戏剧冲突的囹圄。这一点在《风筝》中体现更加明确。早期谍战剧以情节曲折见长，重视剧中戏剧性元素与悬念设置。《暗算》之后，创作者开始将心理情感等复杂因素融入情节发展。后来的《潜伏》《悬崖》《伪装者》等都将情感与人性渗入故事的传奇表达中，升华了谍战剧的美学深度与潜质。“风筝”的传奇在于他作为共产党特情人员，将假身份“鬼子六”演成了活军统，潜伏工作几乎“刀枪不入”，或说其人物本身就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传奇。后半部分情节渐渐消解这种传奇性及夸张的人物光环，于观众而言几乎是一种颠覆性的逆转，就此而言，剧作塑造出一种“新”传奇。《风筝》展现的不再是直接的胜负较量或理想世界的善恶有报，传奇的成立倚靠信仰的力量。剧中英雄命悬一线的工作性质与其民族信仰、人性坚守和情感得失产生矛盾的杂糅，戏剧性跳脱减弱，情节与精神达成某种连贯。正如主要剧情所展现的：三面受敌、家破妻亡的情形不曾改变“风筝”的共产主义民族信仰，共产党员奋斗途中有流血亦有牺牲，而传奇不再是胜利的传奇而成为信仰的传奇。
（二）英雄建构与人性书写
谍战剧无疑是塑造英雄形象的沃土。当代谍战剧的英雄模式突破了“十七年”文艺作品中脸谱化的英雄形象设置，与现实思潮相结合，完成了某种现代化的改造。《潜伏》完成了从任务到人物的视角转变，不管是余则成还是翠萍，除却特殊身份之外，都具有现实性和真实性，其情感和职场模式都充满现代感。《借枪》中的平凡主人公熊阔海刺杀敌奸，其角色设置消解了小人物与大信仰之间的矛盾，完成了普通民众与伟大革命者的融合。而《风筝》对于英雄人物的设置更具复杂性，它突破了类型的束缚与制约，英雄不再是普世的符码而是饱满的个人，同时人物间关系也更为隐蔽，关于人物身份的真伪也更扑朔迷离。“一个原型的影响力，不论是采取直接体验的形式还是通过叙述语言表达出来，之所以激动我们，是因为它发出了比我们自己的声音强烈得多的声音。”[2]24
傳奇叙事往往以英雄的死亡或胜利作为终结，营造荡气回肠的悲壮或正义必胜的震撼感，从而达到艺术的崇高，同时使受众产生心灵激荡等审美体验。而随着传奇消逝，英雄归于凡人后的故事观众从来不得而知。《风筝》以平静的语调与近乎现实主义的手法诉说一位英雄的命运，以天安门广场飘扬的五星红旗作为结束，但似乎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剧终，人物的命运依然由此延续。不同于传奇式、童话式的英雄人物形象，无常的英雄命运在郑耀先身上上演。解放前的军统神话“鬼子六”郑耀先在历史浪潮的推进中无处可逃，意气风发的前半生、逃难后留下的跛脚、人过中年后他委身毫不起眼的档案室继续为组织寻找情报。曾是共产党最出色的特情人员，妻死友亡与组织误解都不改其共产主义之志，他作为有意识与意志的个人，不再是一个英雄符号。在时代浪潮的发展过程与不同话语环境中，他被打压、改造甚至误判。英雄的心态在此过程中一一展现，前后半生的起落无常仿佛落入命运之手，平静坦然取代了呐喊与反抗，红色精神为其构筑了生存灯塔。不难看出，人物命运的悲剧表现仅是作品表象，其信仰的坚守与人性本善的坚持不曾改变，可以说信仰力量与人性光芒构筑起了该剧的话语精神。
二、有意味的镜头语言呈现
相较其它谍战剧的快节奏、强冲突而言，《风筝》的影像风格整体上沉着、缓慢，由此产生一种别样的视觉风光。其空间构造与画面构图、影调、色彩等，都披着典型的谍战剧类型外衣，这些与细致的心理刻画形成鲜明对比，产生更强烈的震撼。革命历史故事的特殊化处理与特有的情节展示，也为作品增添了革命浪漫主义色彩。 （一）“浪漫庄重，诗意品格”——独特的影音设计
色调是该剧叙事系统的重要笔画，从山城的深灰色调到延安的浅灰色调，从布景的设置到人物的服装色彩，《风筝》无处不展现着这是一个“忧郁”而坚定的革命信仰故事。山城的深灰色是紧张压抑、扑朔迷离的，这也如同郑耀先潜伏军统的心情。延安的色调朴实温暖，郑耀先踏上这片土地如同归家，喜食小米的习惯亦流露出他对延安革命根据地的归属与认同。同时，光效语言也是该剧富有特色的表达手法之一，幽暗室内的人工明火、正面人物面部的光亮都是最直接的意义传达。晃动的影子投射出敌共较量之险，而光照下的人物特写更能明确表现人物内心活动。在镜头调动上，《风筝》使用电影化的写意语言，更为含蓄地表达信仰深沉，略带有一些诗化风格。大全景多用来直抒胸臆，西北高原与滔滔黄河大气磅礴，无不体现创作者对祖国河山之热爱；特写镜头多瞄准主要人物，展现其心理斗争，郑耀先临终前的镜头亦多特写，他对组织的最后请求是想看一次升国旗，其爱国情怀与病态躯体形成鲜明对比；同时，剧中多用略微仰拍的镜头以表达革命者的高大与英雄的生命意义，共产党员慷慨就义的镜头几次出现，不约而同地点明主题，尽显浪漫主义品格。
《风筝》中的听觉元素也透露出较高审美品格，配乐曲目精简却起到了点睛的作用。剧中郑耀先等待程真儿赴约之时点了曲目《晴朗的一天》，这是《蝴蝶夫人》中的著名唱段。郑耀先像故事的女主人公一样，再也没有等到心爱的人出现，程真儿赴约过程中车祸牺牲。此后郑耀先无数次想起那个午后与那首歌，程真儿的革命形象永久定格在曲目响起的情境中。随着故事发展，地点转移到延安，全景镜头俯瞰高原，陕北百姓高唱信天游，曲调沉郁顿挫、刚毅震撼，这是导演向陕北百姓的致敬与对革命土地的热爱，也是对民族文化的重拾。如郑耀先剧中所言“信天游，不断头”，革命精神力量也生生不息。信天游是陕北百姓与世界所进行的精神情感对话，从文化审美角度来看，当下观众已显现出对传统文化与高雅文化的审美渴求，导演对信天游的引用有利于民俗文化的传播，它包含着中华文化几千年的厚重沉淀，同时显示出厚重的文化隐喻，谍战剧的文化格调由此提升。
（二）“压抑迷宫，箭在弦上”——封闭的空间构造
故事的开场地点在封闭的军统办公室，共产党特情人员匆忙藏匿一份情报，空间营造压抑感与帷幔隐藏下的神秘气氛也奠定了该剧的基调。剧中审讯工作多集中在同一个地点展开，形成重复强调的压抑感。郑耀先与陆汉卿的多次秘密谈话选择在郊外，而铁网的存在使开放空间形成牢笼之感，加上晃动镜头的背面拍摄，危机气氛不言而喻。除了渲染气氛之外，这种压抑感同样是危机四伏下主人公心境的传达。另外，郑耀先与敌人的谈话多次设置在幽闭的地下审讯室，镜头多面向墙上的人影而不是人体，人影晃动忽明忽暗，如同主人公真实身份的隐瞒与神秘，他像幽禁暗室的囚犯无法逃脱职业的牢笼。“监狱”意象的叙事设置同样别具一格，封闭性与窒息感蔓延镜头，正如郑耀先接受组织审查之时，镜头前隔着牢房铁栏，组织近在眼前，他却无法被相认，他口述潜伏多年来得到的情报，但“叛贼”的帽子可能永生无法摘除。
《风筝》另有几处静场设置产生了极强的渲染力。曾墨怡的真实身份暴露后被枪决时，音乐渐缓，她慢慢倒下，鲜血、夕阳和笑容仿佛被冻结，她在死前吐出“信仰”二字。共产党员江心被杀的镜头也使用了类似手法，空间凝固，失去流动性，人物表情放大与定格。这种沉稳的镜头把叙事刺激转向为細节表现与心理刻画，给人以内在的冲击。此类精密的空间安排在剧中时常可见，均体现出创作者的文体自觉。
三、悲剧审视与信仰弥合
历史风云中英雄难免悲剧结局，文艺作品常展示人物的奋斗牺牲与光明信仰的实现，悲剧与信仰同样具有感染力。《风筝》中人物的悲剧不以死亡作为开始或终结，导演将悲剧基调贯穿作品始终：英雄个人的家庭角色、欲说还休的情感、日常的幻梦在时代任务前一并抛置，而理想性与民族性的信仰上升成最高话语精神，并指引他们不畏一切地追寻，这种精神传达带给当代国人超越性的怀想与仰望。
（一）宿命人生——个体悲剧的当代凝视
故事的讲述事件是当下，“因此阐述历史故事必然要以当下的观念为出发点”。谍战剧将镜头主要瞄向抗战与国共斗争时期的故事。随着两岸关系的改善，以及“经历了以十七年文艺为代表的革命浪漫主义时期与以反思文学等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时期后，当下的中国文艺进入了主流思潮引领、多种思潮并存的多元时期”[3]54，谍战剧的创作由此跳脱出二元对立的政治图解模式，开始正视抗战胜利后那段真实的历史，对于国民党人物的刻画也基于相对客观的考察，反面人物塑造不再单一化、符号化，而是更加圆形化、立体化；正面人物的塑造也更加真实饱满。
《风筝》的故事跨越了从抗战胜利、解放战争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更长的一段时期，戏剧冲突随空间变化而发生转移，大的历史跨度与空间跨度下人物的命运更加起伏难测。作为地下情报人员，郑耀先的悲剧结局在接受潜伏任务时已注定，其真实身份可能永远不能被组织相认，这是一去不返的奉献。他的三段感情悲剧最终却注定不可开口呐喊。同样潜伏在共产党内部的“影子”，因为选择了没有光明的信仰，终其一生没有找到自我，也未实现最高理想。故事开场时，郑耀先为了更高的组织利益送同志赴死，导演设置此情节以展现人物内心的矛盾与痛苦。不知情的同僚视他为死敌，其生死之交却是组织立场上真正的敌人，这是情感与信仰之交锋，正如主题曲中言唱的：“红色的梦，白色的夜，两个世界不能跨越。”这种身份的矛盾与割裂，也揭示了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与个人命运的复杂关系。在巨大的历史浪潮里，个体命运如断线的风筝无处可依，信仰成为拴住这只“风筝”的线，它跨越复杂人性与情理冲突成就了个人的悲剧与历史的光芒。和平年代的当下，观众难以切身体会这种悲壮，但文艺作品中英雄的塑造依然链接着社会对爱国主义的重申。该剧以渲染式的手法挖掘情报人员背后的精神力量、专注个人的生命体验，增加了故事的厚重感，明确了作品的话语精神，也为当下谍战剧类型创新提供了模式思路。 （二）信仰之光——民族精神的升腾
谍战剧具备明确的主旋律精神，它们对革命时期的历史进行影像化书写，从而传播信仰、正义、理想等正能量的价值观。《风筝》的情节设置摒弃了以党派斗争作为主要矛盾，进而转移到英雄的个体关照与心理斗争上来，在情理冲突之时，信仰正是他们进行抉择的决定性因素，个体与信仰的结合表现形成一种复合叙事，如此一来，作品在承认个体价值的同时避免了与主流价值和现实思潮相背离。
当代谍战剧不约而同地把信仰坚守作为叙事精神之一，《风筝》对于信仰的重申尤为明确热烈，该剧结尾片段反复发问：“信仰至高无上，到底至高无上到什么程度，什么层次， 才能够让你有决心，能够牺牲到你最淳朴人性中最基本的关系？”这本就是无解之题，正如其价值不可估量。主人公如何将“风筝”、郑耀先、周志乾三重身份演绎得如此清晰？哪怕是亲情、爱情与生命的牺牲也不会使之产生任何动摇。信仰的至高无上解决其身份认同的矛盾与焦虑问题，或者说他早已摒弃作为个体的个人，而上升到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这一类人上去。剧首曾墨怡慷慨赴死，射击镜头、鲜血、夕阳与死前的微笑形成某种视觉冲击。陆汉卿遭受酷刑，在反复朗诵《为人民服务》后就义：“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在意义解构、文化消解为盛行趋势的当代语境中，信仰这一话语精神借助大众传播方式面向公众，无疑对民族凝聚力与主流价值观的形成产生推动作用，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展现亦贴合文艺作品弘扬社会主义的主旋律的要求，而革命者向死而生的坚守与精神动机也为作品赋予了革命崇高的美学意味，同时也体现了该剧“增强主旋律电视剧与我国先进文化建设互动性所做的不懈努力”[4]71。
四、结语
从英雄形象重建、传奇故事平凡化书写，到跨越信仰之迷、人性沼泽，《风筝》试图探求英雄本身所面临的无法调和的矛盾与悖论，这无疑为谍战剧提供了创新灵感与创作方向。尽管作品也不乏一些问题，由于故事跨越了大的时空，叙事节奏整体而言不够稳定，甚至出现断裂；另外，对于“影子”等人的把握，角色设置未能发挥其本质作用，存在一些不合理的欠缺，但这些依然无法掩盖创作者的用心考究，也无法阻挡它作为主旋律谍战剧带来的震撼与光芒。
参考文献：
[1]屈育德.传奇性与民间传说[J].北京：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1）.
[2]荣格.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3]张智華.电视剧名作解读[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5.
[4]李城，欧阳宏生.21世纪中国谍战剧的文化生成[J].现代传播，2013（1）.
【关键词】 谍战剧；英雄建构；传奇性；信仰；话语精神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谍战剧多以取革命历史时期的故事为题材，展现敌我较量，塑造英雄形象，展示至高无上的信仰，深受观众喜爱。自《暗算》《血色迷雾》《东风雨》《传奇之王》播出以后，柳云龙再度推出《风筝》，故事自解放战争时期展开，至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段时间结束。该剧聚焦于“风筝”为共产党所奉献的一生，对英雄人物进行了细致刻画，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创新，传奇色彩浓厚而不落俗套；镜头语言展露“柳氏风格”，沉稳、浪漫亦不乏谍战剧的特有魅力；作品对信仰的诠释与重申亦完成某种突破，对当下主流价值观的引导与传播产生积极意义。
一、英雄审美下的传奇叙事
传奇故事中英雄角色从不缺席，它使受众产生对奇幻世界、美好故事的向往，积极引领民族精神导向。而传奇故事的讲述难于避免夸张化表达而使故事与人物脱离某种现实性。文艺作品需体现某种当代性，以对当下人民的文化艺术生活进行积极引导，丰富大众的精神生活。《风筝》赋予了传奇一抹现实色彩，人性与信仰的颂歌在此反复吟唱，故事中的英雄也有弱点，也会“老去”。尽管如此，他依然值得人们景仰并为之歌颂。
（一）谍战故事的传奇“新”叙
“传奇性是指故事情节与人间现实有直接关联，大致具有生活本身的形式，故事发展合乎生活的内在逻辑；同时，又通过偶然、巧合、夸张、超人间的情节来推动故事的发展。”[1]37传奇性在多种类型剧中均有体现，革命历史剧中传奇性元素的展现明显，如《林海雪原》中我军智取威虎山；《中国地》中主人公带领村民以少胜多；包括在《大秧歌》《闯关东》《红高粱》等民间传奇剧的设置中，爱国主义以一种明确而张扬的形式流露于叙事及镜头语言，而剧中弘扬的“舍己为国”“民族精神”“侠义追求”等精神品格亦贴合当代主流意识的价值诉求。
谍战剧的传奇性接近但不等同于宏大叙事下的历史悲歌或无奇不传的人物经历；它以另一种视角切入，区别于日常故事的常态化构建，也避免陷入过分夸张的戏剧冲突的囹圄。这一点在《风筝》中体现更加明确。早期谍战剧以情节曲折见长，重视剧中戏剧性元素与悬念设置。《暗算》之后，创作者开始将心理情感等复杂因素融入情节发展。后来的《潜伏》《悬崖》《伪装者》等都将情感与人性渗入故事的传奇表达中，升华了谍战剧的美学深度与潜质。“风筝”的传奇在于他作为共产党特情人员，将假身份“鬼子六”演成了活军统，潜伏工作几乎“刀枪不入”，或说其人物本身就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传奇。后半部分情节渐渐消解这种传奇性及夸张的人物光环，于观众而言几乎是一种颠覆性的逆转，就此而言，剧作塑造出一种“新”传奇。《风筝》展现的不再是直接的胜负较量或理想世界的善恶有报，传奇的成立倚靠信仰的力量。剧中英雄命悬一线的工作性质与其民族信仰、人性坚守和情感得失产生矛盾的杂糅，戏剧性跳脱减弱，情节与精神达成某种连贯。正如主要剧情所展现的：三面受敌、家破妻亡的情形不曾改变“风筝”的共产主义民族信仰，共产党员奋斗途中有流血亦有牺牲，而传奇不再是胜利的传奇而成为信仰的传奇。
（二）英雄建构与人性书写
谍战剧无疑是塑造英雄形象的沃土。当代谍战剧的英雄模式突破了“十七年”文艺作品中脸谱化的英雄形象设置，与现实思潮相结合，完成了某种现代化的改造。《潜伏》完成了从任务到人物的视角转变，不管是余则成还是翠萍，除却特殊身份之外，都具有现实性和真实性，其情感和职场模式都充满现代感。《借枪》中的平凡主人公熊阔海刺杀敌奸，其角色设置消解了小人物与大信仰之间的矛盾，完成了普通民众与伟大革命者的融合。而《风筝》对于英雄人物的设置更具复杂性，它突破了类型的束缚与制约，英雄不再是普世的符码而是饱满的个人，同时人物间关系也更为隐蔽，关于人物身份的真伪也更扑朔迷离。“一个原型的影响力，不论是采取直接体验的形式还是通过叙述语言表达出来，之所以激动我们，是因为它发出了比我们自己的声音强烈得多的声音。”[2]24
傳奇叙事往往以英雄的死亡或胜利作为终结，营造荡气回肠的悲壮或正义必胜的震撼感，从而达到艺术的崇高，同时使受众产生心灵激荡等审美体验。而随着传奇消逝，英雄归于凡人后的故事观众从来不得而知。《风筝》以平静的语调与近乎现实主义的手法诉说一位英雄的命运，以天安门广场飘扬的五星红旗作为结束，但似乎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剧终，人物的命运依然由此延续。不同于传奇式、童话式的英雄人物形象，无常的英雄命运在郑耀先身上上演。解放前的军统神话“鬼子六”郑耀先在历史浪潮的推进中无处可逃，意气风发的前半生、逃难后留下的跛脚、人过中年后他委身毫不起眼的档案室继续为组织寻找情报。曾是共产党最出色的特情人员，妻死友亡与组织误解都不改其共产主义之志，他作为有意识与意志的个人，不再是一个英雄符号。在时代浪潮的发展过程与不同话语环境中，他被打压、改造甚至误判。英雄的心态在此过程中一一展现，前后半生的起落无常仿佛落入命运之手，平静坦然取代了呐喊与反抗，红色精神为其构筑了生存灯塔。不难看出，人物命运的悲剧表现仅是作品表象，其信仰的坚守与人性本善的坚持不曾改变，可以说信仰力量与人性光芒构筑起了该剧的话语精神。
二、有意味的镜头语言呈现
相较其它谍战剧的快节奏、强冲突而言，《风筝》的影像风格整体上沉着、缓慢，由此产生一种别样的视觉风光。其空间构造与画面构图、影调、色彩等，都披着典型的谍战剧类型外衣，这些与细致的心理刻画形成鲜明对比，产生更强烈的震撼。革命历史故事的特殊化处理与特有的情节展示，也为作品增添了革命浪漫主义色彩。 （一）“浪漫庄重，诗意品格”——独特的影音设计
色调是该剧叙事系统的重要笔画，从山城的深灰色调到延安的浅灰色调，从布景的设置到人物的服装色彩，《风筝》无处不展现着这是一个“忧郁”而坚定的革命信仰故事。山城的深灰色是紧张压抑、扑朔迷离的，这也如同郑耀先潜伏军统的心情。延安的色调朴实温暖，郑耀先踏上这片土地如同归家，喜食小米的习惯亦流露出他对延安革命根据地的归属与认同。同时，光效语言也是该剧富有特色的表达手法之一，幽暗室内的人工明火、正面人物面部的光亮都是最直接的意义传达。晃动的影子投射出敌共较量之险，而光照下的人物特写更能明确表现人物内心活动。在镜头调动上，《风筝》使用电影化的写意语言，更为含蓄地表达信仰深沉，略带有一些诗化风格。大全景多用来直抒胸臆，西北高原与滔滔黄河大气磅礴，无不体现创作者对祖国河山之热爱；特写镜头多瞄准主要人物，展现其心理斗争，郑耀先临终前的镜头亦多特写，他对组织的最后请求是想看一次升国旗，其爱国情怀与病态躯体形成鲜明对比；同时，剧中多用略微仰拍的镜头以表达革命者的高大与英雄的生命意义，共产党员慷慨就义的镜头几次出现，不约而同地点明主题，尽显浪漫主义品格。
《风筝》中的听觉元素也透露出较高审美品格，配乐曲目精简却起到了点睛的作用。剧中郑耀先等待程真儿赴约之时点了曲目《晴朗的一天》，这是《蝴蝶夫人》中的著名唱段。郑耀先像故事的女主人公一样，再也没有等到心爱的人出现，程真儿赴约过程中车祸牺牲。此后郑耀先无数次想起那个午后与那首歌，程真儿的革命形象永久定格在曲目响起的情境中。随着故事发展，地点转移到延安，全景镜头俯瞰高原，陕北百姓高唱信天游，曲调沉郁顿挫、刚毅震撼，这是导演向陕北百姓的致敬与对革命土地的热爱，也是对民族文化的重拾。如郑耀先剧中所言“信天游，不断头”，革命精神力量也生生不息。信天游是陕北百姓与世界所进行的精神情感对话，从文化审美角度来看，当下观众已显现出对传统文化与高雅文化的审美渴求，导演对信天游的引用有利于民俗文化的传播，它包含着中华文化几千年的厚重沉淀，同时显示出厚重的文化隐喻，谍战剧的文化格调由此提升。
（二）“压抑迷宫，箭在弦上”——封闭的空间构造
故事的开场地点在封闭的军统办公室，共产党特情人员匆忙藏匿一份情报，空间营造压抑感与帷幔隐藏下的神秘气氛也奠定了该剧的基调。剧中审讯工作多集中在同一个地点展开，形成重复强调的压抑感。郑耀先与陆汉卿的多次秘密谈话选择在郊外，而铁网的存在使开放空间形成牢笼之感，加上晃动镜头的背面拍摄，危机气氛不言而喻。除了渲染气氛之外，这种压抑感同样是危机四伏下主人公心境的传达。另外，郑耀先与敌人的谈话多次设置在幽闭的地下审讯室，镜头多面向墙上的人影而不是人体，人影晃动忽明忽暗，如同主人公真实身份的隐瞒与神秘，他像幽禁暗室的囚犯无法逃脱职业的牢笼。“监狱”意象的叙事设置同样别具一格，封闭性与窒息感蔓延镜头，正如郑耀先接受组织审查之时，镜头前隔着牢房铁栏，组织近在眼前，他却无法被相认，他口述潜伏多年来得到的情报，但“叛贼”的帽子可能永生无法摘除。
《风筝》另有几处静场设置产生了极强的渲染力。曾墨怡的真实身份暴露后被枪决时，音乐渐缓，她慢慢倒下，鲜血、夕阳和笑容仿佛被冻结，她在死前吐出“信仰”二字。共产党员江心被杀的镜头也使用了类似手法，空间凝固，失去流动性，人物表情放大与定格。这种沉稳的镜头把叙事刺激转向为細节表现与心理刻画，给人以内在的冲击。此类精密的空间安排在剧中时常可见，均体现出创作者的文体自觉。
三、悲剧审视与信仰弥合
历史风云中英雄难免悲剧结局，文艺作品常展示人物的奋斗牺牲与光明信仰的实现，悲剧与信仰同样具有感染力。《风筝》中人物的悲剧不以死亡作为开始或终结，导演将悲剧基调贯穿作品始终：英雄个人的家庭角色、欲说还休的情感、日常的幻梦在时代任务前一并抛置，而理想性与民族性的信仰上升成最高话语精神，并指引他们不畏一切地追寻，这种精神传达带给当代国人超越性的怀想与仰望。
（一）宿命人生——个体悲剧的当代凝视
故事的讲述事件是当下，“因此阐述历史故事必然要以当下的观念为出发点”。谍战剧将镜头主要瞄向抗战与国共斗争时期的故事。随着两岸关系的改善，以及“经历了以十七年文艺为代表的革命浪漫主义时期与以反思文学等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时期后，当下的中国文艺进入了主流思潮引领、多种思潮并存的多元时期”[3]54，谍战剧的创作由此跳脱出二元对立的政治图解模式，开始正视抗战胜利后那段真实的历史，对于国民党人物的刻画也基于相对客观的考察，反面人物塑造不再单一化、符号化，而是更加圆形化、立体化；正面人物的塑造也更加真实饱满。
《风筝》的故事跨越了从抗战胜利、解放战争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更长的一段时期，戏剧冲突随空间变化而发生转移，大的历史跨度与空间跨度下人物的命运更加起伏难测。作为地下情报人员，郑耀先的悲剧结局在接受潜伏任务时已注定，其真实身份可能永远不能被组织相认，这是一去不返的奉献。他的三段感情悲剧最终却注定不可开口呐喊。同样潜伏在共产党内部的“影子”，因为选择了没有光明的信仰，终其一生没有找到自我，也未实现最高理想。故事开场时，郑耀先为了更高的组织利益送同志赴死，导演设置此情节以展现人物内心的矛盾与痛苦。不知情的同僚视他为死敌，其生死之交却是组织立场上真正的敌人，这是情感与信仰之交锋，正如主题曲中言唱的：“红色的梦，白色的夜，两个世界不能跨越。”这种身份的矛盾与割裂，也揭示了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与个人命运的复杂关系。在巨大的历史浪潮里，个体命运如断线的风筝无处可依，信仰成为拴住这只“风筝”的线，它跨越复杂人性与情理冲突成就了个人的悲剧与历史的光芒。和平年代的当下，观众难以切身体会这种悲壮，但文艺作品中英雄的塑造依然链接着社会对爱国主义的重申。该剧以渲染式的手法挖掘情报人员背后的精神力量、专注个人的生命体验，增加了故事的厚重感，明确了作品的话语精神，也为当下谍战剧类型创新提供了模式思路。 （二）信仰之光——民族精神的升腾
谍战剧具备明确的主旋律精神，它们对革命时期的历史进行影像化书写，从而传播信仰、正义、理想等正能量的价值观。《风筝》的情节设置摒弃了以党派斗争作为主要矛盾，进而转移到英雄的个体关照与心理斗争上来，在情理冲突之时，信仰正是他们进行抉择的决定性因素，个体与信仰的结合表现形成一种复合叙事，如此一来，作品在承认个体价值的同时避免了与主流价值和现实思潮相背离。
当代谍战剧不约而同地把信仰坚守作为叙事精神之一，《风筝》对于信仰的重申尤为明确热烈，该剧结尾片段反复发问：“信仰至高无上，到底至高无上到什么程度，什么层次， 才能够让你有决心，能够牺牲到你最淳朴人性中最基本的关系？”这本就是无解之题，正如其价值不可估量。主人公如何将“风筝”、郑耀先、周志乾三重身份演绎得如此清晰？哪怕是亲情、爱情与生命的牺牲也不会使之产生任何动摇。信仰的至高无上解决其身份认同的矛盾与焦虑问题，或者说他早已摒弃作为个体的个人，而上升到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这一类人上去。剧首曾墨怡慷慨赴死，射击镜头、鲜血、夕阳与死前的微笑形成某种视觉冲击。陆汉卿遭受酷刑，在反复朗诵《为人民服务》后就义：“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在意义解构、文化消解为盛行趋势的当代语境中，信仰这一话语精神借助大众传播方式面向公众，无疑对民族凝聚力与主流价值观的形成产生推动作用，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展现亦贴合文艺作品弘扬社会主义的主旋律的要求，而革命者向死而生的坚守与精神动机也为作品赋予了革命崇高的美学意味，同时也体现了该剧“增强主旋律电视剧与我国先进文化建设互动性所做的不懈努力”[4]71。
四、结语
从英雄形象重建、传奇故事平凡化书写，到跨越信仰之迷、人性沼泽，《风筝》试图探求英雄本身所面临的无法调和的矛盾与悖论，这无疑为谍战剧提供了创新灵感与创作方向。尽管作品也不乏一些问题，由于故事跨越了大的时空，叙事节奏整体而言不够稳定，甚至出现断裂；另外，对于“影子”等人的把握，角色设置未能发挥其本质作用，存在一些不合理的欠缺，但这些依然无法掩盖创作者的用心考究，也无法阻挡它作为主旋律谍战剧带来的震撼与光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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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城，欧阳宏生.21世纪中国谍战剧的文化生成[J].现代传播，2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