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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儿童电影经历了成长期（1949-1966）、萧条期（1966-1976）、繁荣期（20世纪80、90年代）和蓬勃发展期（21世纪以来）。成长期的中国儿童电影呈现出了全新的人物形象、浓重的政治化色彩的艺术特征，在战争小英雄、神话、童话故事和校园题材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萧条期的中国儿童电影存在严重的政治化、概念化倾向，作品数量少，质量不高;繁荣期的中国儿童电影艺术特征表现为题材的多样化、思想的纵深化、人物的个性化，在校园生活、科学幻想等方面收获颇丰;蓬勃发展期的中国儿童题材多样繁荣，关注普通人物，电影理论向深层发展，但类型化趋势日益显现，这一时期的儿童电影在校园、体育音乐等题材方面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关键词】 中国儿童电影;成长期;萧条期;繁荣期;蓬勃发展期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关于“儿童电影”这个概念，目前评论界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本文论述的“儿童电影”，大致采用了张之路的《中国少年儿童电影史论》中的观点，即以儿童为主要角色、适合少年儿童观看的故事片。在近百年的中国儿童电影发展的进程中，根据各个时期发展的特点，大致可以分为萌芽时期（1922-1949）、成长期（1949-1966）、萧条期（1966-1976）、繁荣期（20世纪80、90年代）、蓬勃发展期（21世纪以来）。本文主要论述的是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儿童电影的发展概况。
一、成长期（“十七年”）
新中国的成立、国家整体风貌的改变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为儿童电影的创作者们提供了良好的生活保障和电影素材。另一方面，三大电影制片厂的成立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1949年4月成立的中央电影管理局在新中国成立后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对新中国电影的相关问题做出了决定，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和生产计划。这些因素，客观上为中国儿童电影的成长提供了沃土。但同时，新中国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毛澤东思想为文艺路线的指导思想，尤其是在艺术批评标准中强调了政治标准的重要性，新中国的电影创作表现出了明确政治目的性，因此电影作品不免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儿童电影也不例外。
新中国的儿童电影表现出了如下的艺术特征：
一是全新的人物形象。解放前中国儿童电影中人物形象多是流浪儿、孤儿，比如《孤儿救祖记》（1923）、《迷途的羔羊》（1936）等，这和动荡时局造成的家破人亡、骨肉分离的社会现实密不可分。新中国的成立，使得人民当家做了主人，社会秩序逐步稳定。中国儿童电影中的主角是在党的关怀下新一代的、积极向上的健康儿童。《为孩子们祝福》（1954）是新中国的第一部儿童电影，影片对新中国的儿童崭新面貌的歌颂，为新中国儿童电影人物形象的塑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是浓重的政治化色彩。“十七年”的儿童电影由于受到当时政治的影响，过分追求艺术为政治服务的标准，使得这一时期的儿童电影在主题表现、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都带有强烈的政治化色彩。比如成长型主题的广泛运用，在这类电影中宣传政治观念、改造旧思想的目的非常明确。《罗小林的决心》（1955）中的少先队员罗小林常常因为看新鲜事忘了自己应该做的事。后来他在工人叔叔、同学和妈妈等人的帮助下，改掉了坏毛病，成为了一个按时作息的好学生。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同样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1949-1966年的十七年间，是中国儿童电影成长的一个重要时期，共拍摄儿童电影40部，出现了《鸡毛信》《小兵张嘎》等一些影响至今的优秀影片。它们根据题材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一是战争小英雄电影。战争题材的电影有《红孩子》《鸡毛信》《小兵张嘎》等8部，影片中的小英雄形象，以自身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对革命理想和信念的忠贞、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机智勇敢的斗争精神，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观众。《鸡毛信》是中国第一部获国际大奖的儿童影片。影片成功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小英雄海娃的形象，他遇到鬼子时最初的害怕、继而的冷静、丢失鸡毛信时的惊慌等，让观众对置身在与敌斗争中的孩子承受的重负以及由这种重负带来的心理变化和成长感同身受。
二是童话、神话题材电影。该类影片共有6部，分别是《小白兔》《小梅的梦》《风筝》《马兰花》《宝葫芦的秘密》和《小铃铛》。《小白兔》是新中国的第一部童话电影。《小梅的梦》《风筝》《宝葫芦的故事》《小铃铛》等则是借助“梦境”展开幻想，创造神奇的童话世界。
三是校园题材电影。这一时期的儿童电影大多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教育儿童，引导儿童克服缺点，成长为新时代的儿童。《祖国的花朵》（1955）是新中国第一部校园题材儿童故事片，影片讲述的是落后生杨永丽、江林，在志愿军叔叔和班主任冯老师的教导下、在全班同学的热心帮助下改正自身缺点，成为了少先队员。此后《罗小林的决心》《哥哥和妹妹》等都延续了相同的表现主题和先进帮后进的模式。
整体上来看，“十七年”儿童电影由于时代发展的原因，紧跟国家的政治政策和文艺方针，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了较多的政治因素的影响，出现了创作过度重视政治标准、刻意淡化感情、对人物的内心缺少深入挖掘等问题，但“十七年”儿童电影也在积极的探索中，比如对多种题材的开拓，在技术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对拍摄角度、镜头的尝试等，可惜的是这种原本应当继续下去的有益探索被接下来的十年“文革”打断了。
二、萧条期（“文革”十年）
其实，从1951年毛泽东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开始，“十七年”的电影发展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1965年，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随之而来的批判运动，成为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电影的发展带来了致命的打击：许多知名电影人遭受迫害，被迫远离电影事业;电影制作、发行等相关部门被关停;“十七年”中国儿童电影在艺术上的有益探索被迫中断。中国儿童电影的发展进入到了萧条期。 “文革”时期的中国儿童电影，呈现鲜明的政治化、概念化的艺术特征。“三突出”的艺术创作标准，加上简单苛刻的审查制度，使得电影创作人轻易不敢触碰现实题材，创作现实题材影片中要体现“两条路线天天讲”和“阶级斗争无处不在”的政治要求。以相对较好的《闪闪的红星》为例，影片筹拍阶段就被定性：“这是儿童片，但不是一般的儿童片，不能向《小兵张嘎》靠，也不要追求情节的惊险、紧张，不搞一般的儿童趣味，而要追求冬子的思想风貌和内心世界，要抒革命情、阶级情，塑造完整的、光辉的、没有缺点的儿童团形象。”[1]53因此，影片中二元对立的模式使得人物性格较为单一，缺乏对人物内心的挖掘，敌我双方人物缺乏人情味。
1966年到1972年的七年间，中国大陆没有拍摄一部儿童电影。“文革”十年间产生的14部儿童电影大多集中在后三年，大致分为以下两种类型：一是阶级斗争题材电影。在这14部作品中，大部分电影都是描写阶级斗争的。《向阳院的故事》讲述了退休老工人石爷爷带领孩子们学雷锋，在建筑工地劳动，受到了同院具有反动立场的胡守礼的反对。在粉碎胡守礼的反动阴谋中，石爷爷身受重伤，孩子们在此过程中深受教育。《渡口》和《小螺号》都是讲的红小兵和敌特的斗争故事。二是战争题材电影。《闪闪的红星》《黄河少年》《烽火少年》三部作品都是关于战争的电影。《闪闪的红星》是“文革”十年中儿童电影的最大收获。影片中满山鲜艳的映山红、缓缓驶在江水中的竹排，还有那首动听的《映山红》歌曲，都为这部充满激烈斗争的影片增添了不少浪漫色彩。
三、繁荣期（20世纪80、90年代）
政治体制的改变、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的飞速发展给中国儿童电影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政府和社会各界对儿童电影的发展给予了诸多的支持和帮助，1981年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成立。1985年，中国电影“童牛奖”设立。1989年，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创办。国外优秀的影片的引进、外国先进的电影理论和电影技术的译介、中外电影交流活动的增多，都为中国儿童电影繁荣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儿童电影进入了发展的繁荣时代。
这一时期的中国儿童电影在电影题材、内容、人物形象、艺术表现、理论批评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突破，具体表现为：
（一）题材的多样化
除了延续了以往的战争题材、校园题材和童话、神话等题材外，由于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电影在对社会各方面进行关注后，开拓出许多前所未有的题材。科幻题材电影是这一时期的一大收获，《霹雳贝贝》《大气层消失》《疯狂的兔子》等影片虽然技术等方面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它们所做的探索为以后中国儿童科幻电影的创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用。
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的青春影片，从不同角度表现了青春期少男少女们的思想面貌，探讨了许多令人深思的社会问题。《失踪的女中学生》（1986）揭示了当时社会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早恋，对中学生青春期心理活动有较多的关注。《绿色钱包》（1981）涉及到了少年管教这个特殊的社会人群。《小刺猬奏鸣曲》（1983）、《小城牧歌》（1998）等影片的拍摄，引发了电影节“动物热”的潮流。《候补队员》（1983）、《滑板梦之队》（1996）、《冰上小虎队》（1998年）等电影展现了儿童体育的多个方面和儿童的拼搏精神。
（二）思想的纵深化
宽松的政治环境，主体意识开始复苏，使得人们摆脱了传统模式的束缚，真正意识到儿童更应该是一个具有丰富情感、符合自身年龄特征的活生生的人。本着这一创作理念，这一时期的中国儿童电影在主题内容、人物内心的挖掘等方面向纵深发展。如《我的九月》（1990）电影中主人公安建军历经的如何正确认识自我、如何与自我缺点斗争并取得胜利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事情。“安建军和刘庆来，反映出社会生活中两类人的活法，但我们也无意过多谴责刘庆来，观众对他会有自己的判断。”[2]73导演在轻描淡写间让观众对人格、社会道德等人文问题多了一些思考。
（三）人物的个性化
改革开放以后，观念和意识的更新，尤其是政治标准束缚的突破，使中国儿童电影中的儿童形象塑造也由集体走向个体，越来越多地注重个体生命的特征，重新回归儿童个体本身，儿童人物形象也呈现出个性化和多样性的特点。从《红衣少女》中大方开朗、爱说爱笑、对社会充满好奇和思考的高一女生安然开始，《我和我的同学》中的布兰、《多梦时节》中的罗菲、《哦，香雪》中的香雪等形象，他们身上张扬的时代精神和鲜明的个性特点，深受当代少年儿童喜爱，成为了这一时期儿童电影人物长廊中的典型。
20世纪80、90年代儿童电影总体发展状况是共拍摄了223部影片，这二十年的影片数量远远超过了过去50年的数量之和，不仅数量之多，质量也有了保证。《哦，香雪》《火焰山来的鼓手》《天堂回信》连续三年在柏林儿童电影节获奖。这一时期的影片按题材大致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校园生活。在20世纪80、90 年代，创作者们对校园题材的电影做了多种创新尝试，拓展了校园电影的题材。比如《最长的彩虹》就是讲述火车流动小学生活的故事，这里的校园不再仅仅指向固定的、传统意义上的校园。创作者还从儿童的角度出发，积极探索儿童校园生活的多面性，并把校园主题向深处开掘，力图更加真实、更加生动地展现儿童的喜怒哀乐、所思所想。《候补队员》（1983）、《红衣少女》（1985）、《我和我的同学们》（1986）等影片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他们的心灵世界、他们成长的烦恼、对外部世界的探索、对理想和价值的思索、对亲情和友情的渴望、懵懂的青春情感等等。
二是革命战争。在20世纪后二十年拍摄了共24部（80年代15部，90年代9部）战争题材电影，而这些战争题材电影和以往相比则表现出了不同的面貌。《魔窟中的幻想》（1986）从梦境和监狱现实相结合的方式塑造了战争受害者的小萝卜头的形象。在监牢中出生的小萝卜头，9岁的他见到了真正的世界，却是他幼小生命被敌人残忍地终结之时。战争的残酷及带给孩子们的深深伤害，在这部影片中表达得淋漓尽致。《三毛從军记》（1992）则以喜剧的形式讲述了无家可归的三毛参军入伍后的一系列滑稽可笑而又心酸的故事。 三是科学幻想。截止20世纪末，中国儿童电影中真正称得上是科学幻想电影的仍然很少，只有《霹雳贝贝》（1987）、《大气层消失》（1990）、《魔表》（1990）、《疯狂的兔子》（1997）4部影片。《霹雳贝贝》是中国的第一部儿童科学幻想电影，影片讲述了贝贝因为身上带电而引发的一系列尴尬无奈和烦恼的事情。影片将科学幻想建立在日常生活的情景基础之上，家庭生活、学校生活是本片的主要内容，这让儿童在观影的过程中没有疏离感。
四是人物传记。这一时期的人物传记电影共有《少年彭德怀》（1985）、《风雨故园》（1991）、《人之初》（1992）、《二小放牛郎》（1992）、《孙文少年行》（1995）、《少年雷锋》（1996）、《刘胡兰》（1996）、《没有完成的日记》（1991）8部影片。这些人物传记类电影采用纪实的叙事风格、朴实的视听语言，让观众了解伟人、名人成长过程中的诸多艰辛以及他们直面困难的勇气和毅力，对观众尤其是他们中的儿童自身的成长不无启发作用。
五是社会问题。这一时期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经济的繁荣，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体制的改革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涉及到儿童的问题也有许多，比如儿童犯罪问题、早恋问题、父母离婚、犯罪对儿童的影响问题、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等等。当这些问题进入到电影的表达视野中后，我们姑且把此类电影叫做儿童“社会问题”电影。《少年犯》（1985）则把目光直接对准管教所的犯罪少年，深入探讨了他们犯罪的原因。《为什么生我》（1984）中松松面对再婚的妈妈和不能给予自己温暖的爸爸，只能无望地发出“早知道这样，你们为什么生我”的责问。《失去的梦》（1990）讲述了望子成龙的母亲对还是小学生的儿子严加管教，不幸失手打死了亲生儿子的故事，提醒人们重视教育子女的正确方式。《远山姐弟》《哦，香雪》《一个都不能少》等既有对农村儿童教育落后现状的忧虑，又有对城乡对比中而引发城乡差异的忧思。
四、蓬勃发展期（21世纪以来）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政策的扶持、国际交流合作的频繁与深入、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都为中国儿童电影事业带来了高度发展的契机，也使得中国儿童电影呈现出了蓬勃发展的态势。但我们必须看到，2002年以来，产业化改革的深入发展，对中国儿童电影的发展冲击力很大，因为儿童电影主要依靠政府拨款支持，市场化程度不高。在这种情况下，儿童电影面临着严重的考验，在尴尬和阵痛中缓慢前行。“根据调查我国儿童电影每年立项和投拍的数量每年都达到几百部，只是大多数都没能和观众见面，还有一些只能在进不了院线的情况下，选择电影频道播出。”[3]26
新世纪以来的儿童电影，在艺术风格方面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多样题材的繁荣。这一时期的儿童电影几乎涉及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钢琴少年的烦恼》（2010）讲述了少年钢琴家成名之路，专注于他童年、少年的艰辛与苦恼一面的展现，让当下注重全方位开发孩子兴趣的父母有所深思。《琴动我心》（2011）则是对曾经破碎的家庭中夫妻父女关系重新修复的讲述。《包裹》不仅讲述了支教老师的奉献精神和人格魅力，还关注到了不恰当的捐助对小山村的不良影响，主题较为深刻。《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匆匆那年》《栀子花开》等一系列青春片大潮般涌现出来，让我们了解到70、80、90、2000后的不一样的青春风采。
二是普通人物的关照。新世纪的儿童电影将视角更多地转向了普通儿童和他们的父母亲人、老师身上，侧重从普通人物的视角关照世界，挖掘普通人物身上的闪光点，塑造出了许多平凡但伟大的普通人物形象，获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我们天上见》（2009）影片用较为简单的镜头语言和近乎平淡的故事情节讲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生活在南方小城的一位小女孩小兰和姥爷的故事。影片中普通却真实的情节让我们体会到了每个人成长过程中曾经有过的真情、深爱与温暖。
三是理论批评的深层发展。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儿童电影理论批评向更深层次发展，不仅关注儿童电影本体创作，比如张之路的《中国少年儿童电影史论》、郑欢欢的《儿童电影：儿童世界的影像表达》（2009）、彭笑远的《中国少儿电影理论与批评史研究》（2015）等从不同侧面对儿童电影做了专门研究。其次对整个儿童电影产业的发展也进行了争论，儿童电影理论批评呈现出多元化状态。以儿童电影的出路问题为例，王强的《突破限制儿童电影发展的三大瓶颈》、黄新萍的《儿童电影：老少咸宜是关键》等文章实际上是主张儿童电影走向产业化的发展道路，王擎的《儿童电影产业化？》则旗帜鲜明地表达了目前阶段儿童电影产业化的不可能。周星的《儿童电影现状与发展问题的认识》、马力的《儿童电影须找到商品与艺术属性的平衡点》等则从对儿童电影发展的具体问题的分析中对儿童电影的出路给出了不同的建议。
四是类型化趋势的显现。中国电影商业化进程的加快，一方面促进了中国电影的繁荣发展，但另一方面对商业利益的追求也使得国产电影逐渐走上类型化的发展道路。这在近几年来的国产青春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2013年，《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7亿元的票房收入引爆了国产青春片的投拍热潮。据统计：“2014-2016年度院线上映影片共计60余部，其中票房突破亿元大关的影片达30余部。”[4]111但这种狂潮在2016年已经开始走向下坡路，2018年更是黯然退潮。
2002年以来，中国产业化改革的进程，对中国儿童电影产生了震荡似的影响，仅靠政府拨款支持发展的儿童电影还没有完全适应市场经济的这一变革，此间儿童片的数量不断增长，但是质量的提高速度却远远落后于数量的增长速度。整体上的发展状况如下：
一是校园题材方面。新世纪以来，校园题材仍然是儿童电影的热点，但相较于以前，影片视野更加开阔，人物形象塑造更为细腻，内涵更为深刻。
在新世纪的都市校园电影里，新型的师生关系、性格各异的同学、学生们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等都在电影中有所表现。《花儿怒放》（2002）讲述的是師生共同成长的故事。类似题材的电影还有《网络少年》（2006）、《无声的河》（2008）等。 农村校园题材不再仅仅限于关注农村教育中失学、贫困等问题，而是从一些日常小事入手，深挖主题，塑造农村儿童新形象。《走路上学》讲述了怒江边上的傈僳族男孩瓦娃和姐姐娜香因为溜索过江去学校而发生的不幸故事。影片风格平缓克制，没有刻意展示贫困和艰辛状态，而是以独特的儿童视角和感受，在具体细腻的细节中让观众体会儿童对知识的向往和亲情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至关重要地位。
二是家庭亲情题材方面。家庭亲情在21世纪的儿童电影中，不再一味地从贫困、苦难、疾病等角度出发，而是更注重生活细节的刻画，讲究成人和兒童之间的平等地位，重视家庭温情的主题表达。《寻找声音的耳朵》（2014）讲述了小男孩小聃拥有一双纯真、空灵的耳朵，但当他从郊区农村来到市中心的学校一段时间后，他的耳朵突然暂时性失聪了。影片从儿童视角出发，在美丽的田园风光、悠扬的童声、欢快的歌舞中探讨儿童成长、家庭亲情，呼吁人们在充满压力、浮躁的社会中找寻失落的童真。
三是体育音乐题材方面。1996年亚运会和2008年奥运会在中国的召开，引发了全民运动的热潮，同时国家对素质教育的重视和家庭收入的提高，使得家长也越来越重视对儿童体育、音乐、美术等兴趣的培养，因此，21世纪中国儿童体育音乐题材的电影也层出不穷。“2000-2010年间，共拍摄了94部音、体、美题材的儿童片，不仅在数量上超过20%，而且作品的影响力也居于首位。”[5]318
中国作为一个武术强国， 武术文化源远流长，新世纪的武术题材电影作品主要有《我最棒》（2003）、《寻找成龙》（2009）、《功夫少年》（2011）、《龙拳小子》（2016）等多部电影。
据统计，仅在2000-2010年11年间，“球类运动始终是少年儿童喜爱的经典体育项目，在广大中小学体育活动中普及率较高，涉及球类运动的儿童片共计19部。”[5]318这些影片包括足球、篮球、棒球、乒乓球、羽毛球等众多球类。另外，《跑向明天》（2003）、《黑蛋，快跑》（2008）、《冰球小王子》（2014）等影片则对田径、围棋、自行车、冰球等多种体育活动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示。
音乐歌舞题材的影片因为形式的活泼深受儿童的欢迎，《寒号鸟》（2003）、《校园故事》（2007）、《炫舞青春》（2010）、《塔克拉玛干的鼓声》（2017）等影片进行了积极探索，把当代的音乐、舞蹈等流行元素运用到电影当中，具有创新和开拓精神。
四是动物自然题材方面。《白天鹅的故事》（2000）、《会飞的花花》（2003）、《鸟岛》（2008）、《金牌流浪狗》（2014）等影片从不同的角度探索了人与动物、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有的影片从儿童的视角看待动物，把动物看做是人类的朋友，赋予它们人类的情感或者表现儿童从小动物那里得到的情感抚慰，借此探讨人类与动物之间如何和谐相处的问题，同时传递爱护动物、回归自然的理念。《哥哥树》（2004）、《冬天的童话》（2006）、《绿色的远方》（2007）、《海上有片红树林》（2008）、《鹰笛·雪莲》（2015）等影片则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破坏、空气污染的严重等问题日益严重进行了关注。
总之，21世纪的儿童电影在质量和数量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从创作题材、类型的丰富到市场发行的开发、扩展，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也应该看到，中国儿童电影在发展中也遇到了市场的严峻挑战，如何在这种挑战中保持高质量的繁荣发展趋势，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参考文献：
[1]袁成亮.红色经典《闪闪的红星》诞生记[J].党史纵览，2007（11）.
[2]尹力.我的九月——发现生活中的真善美[J].电影艺术，1991（03）
[3]曲树伟.2010年—2015年我国儿童电影发展的喜与忧[J].中国电影市场，2016（5）.
[4]侯霞.2014-2016年度国产青春电影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及其引导机制[J].山东青年，2016（11）.
[5]侯克明，等.儿童电影的理论与实践——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论坛文集[G].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7.
【关键词】 中国儿童电影;成长期;萧条期;繁荣期;蓬勃发展期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关于“儿童电影”这个概念，目前评论界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本文论述的“儿童电影”，大致采用了张之路的《中国少年儿童电影史论》中的观点，即以儿童为主要角色、适合少年儿童观看的故事片。在近百年的中国儿童电影发展的进程中，根据各个时期发展的特点，大致可以分为萌芽时期（1922-1949）、成长期（1949-1966）、萧条期（1966-1976）、繁荣期（20世纪80、90年代）、蓬勃发展期（21世纪以来）。本文主要论述的是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儿童电影的发展概况。
一、成长期（“十七年”）
新中国的成立、国家整体风貌的改变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为儿童电影的创作者们提供了良好的生活保障和电影素材。另一方面，三大电影制片厂的成立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1949年4月成立的中央电影管理局在新中国成立后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对新中国电影的相关问题做出了决定，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和生产计划。这些因素，客观上为中国儿童电影的成长提供了沃土。但同时，新中国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毛澤东思想为文艺路线的指导思想，尤其是在艺术批评标准中强调了政治标准的重要性，新中国的电影创作表现出了明确政治目的性，因此电影作品不免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儿童电影也不例外。
新中国的儿童电影表现出了如下的艺术特征：
一是全新的人物形象。解放前中国儿童电影中人物形象多是流浪儿、孤儿，比如《孤儿救祖记》（1923）、《迷途的羔羊》（1936）等，这和动荡时局造成的家破人亡、骨肉分离的社会现实密不可分。新中国的成立，使得人民当家做了主人，社会秩序逐步稳定。中国儿童电影中的主角是在党的关怀下新一代的、积极向上的健康儿童。《为孩子们祝福》（1954）是新中国的第一部儿童电影，影片对新中国的儿童崭新面貌的歌颂，为新中国儿童电影人物形象的塑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是浓重的政治化色彩。“十七年”的儿童电影由于受到当时政治的影响，过分追求艺术为政治服务的标准，使得这一时期的儿童电影在主题表现、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都带有强烈的政治化色彩。比如成长型主题的广泛运用，在这类电影中宣传政治观念、改造旧思想的目的非常明确。《罗小林的决心》（1955）中的少先队员罗小林常常因为看新鲜事忘了自己应该做的事。后来他在工人叔叔、同学和妈妈等人的帮助下，改掉了坏毛病，成为了一个按时作息的好学生。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同样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1949-1966年的十七年间，是中国儿童电影成长的一个重要时期，共拍摄儿童电影40部，出现了《鸡毛信》《小兵张嘎》等一些影响至今的优秀影片。它们根据题材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一是战争小英雄电影。战争题材的电影有《红孩子》《鸡毛信》《小兵张嘎》等8部，影片中的小英雄形象，以自身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对革命理想和信念的忠贞、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机智勇敢的斗争精神，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观众。《鸡毛信》是中国第一部获国际大奖的儿童影片。影片成功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小英雄海娃的形象，他遇到鬼子时最初的害怕、继而的冷静、丢失鸡毛信时的惊慌等，让观众对置身在与敌斗争中的孩子承受的重负以及由这种重负带来的心理变化和成长感同身受。
二是童话、神话题材电影。该类影片共有6部，分别是《小白兔》《小梅的梦》《风筝》《马兰花》《宝葫芦的秘密》和《小铃铛》。《小白兔》是新中国的第一部童话电影。《小梅的梦》《风筝》《宝葫芦的故事》《小铃铛》等则是借助“梦境”展开幻想，创造神奇的童话世界。
三是校园题材电影。这一时期的儿童电影大多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教育儿童，引导儿童克服缺点，成长为新时代的儿童。《祖国的花朵》（1955）是新中国第一部校园题材儿童故事片，影片讲述的是落后生杨永丽、江林，在志愿军叔叔和班主任冯老师的教导下、在全班同学的热心帮助下改正自身缺点，成为了少先队员。此后《罗小林的决心》《哥哥和妹妹》等都延续了相同的表现主题和先进帮后进的模式。
整体上来看，“十七年”儿童电影由于时代发展的原因，紧跟国家的政治政策和文艺方针，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了较多的政治因素的影响，出现了创作过度重视政治标准、刻意淡化感情、对人物的内心缺少深入挖掘等问题，但“十七年”儿童电影也在积极的探索中，比如对多种题材的开拓，在技术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对拍摄角度、镜头的尝试等，可惜的是这种原本应当继续下去的有益探索被接下来的十年“文革”打断了。
二、萧条期（“文革”十年）
其实，从1951年毛泽东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开始，“十七年”的电影发展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1965年，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随之而来的批判运动，成为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电影的发展带来了致命的打击：许多知名电影人遭受迫害，被迫远离电影事业;电影制作、发行等相关部门被关停;“十七年”中国儿童电影在艺术上的有益探索被迫中断。中国儿童电影的发展进入到了萧条期。 “文革”时期的中国儿童电影，呈现鲜明的政治化、概念化的艺术特征。“三突出”的艺术创作标准，加上简单苛刻的审查制度，使得电影创作人轻易不敢触碰现实题材，创作现实题材影片中要体现“两条路线天天讲”和“阶级斗争无处不在”的政治要求。以相对较好的《闪闪的红星》为例，影片筹拍阶段就被定性：“这是儿童片，但不是一般的儿童片，不能向《小兵张嘎》靠，也不要追求情节的惊险、紧张，不搞一般的儿童趣味，而要追求冬子的思想风貌和内心世界，要抒革命情、阶级情，塑造完整的、光辉的、没有缺点的儿童团形象。”[1]53因此，影片中二元对立的模式使得人物性格较为单一，缺乏对人物内心的挖掘，敌我双方人物缺乏人情味。
1966年到1972年的七年间，中国大陆没有拍摄一部儿童电影。“文革”十年间产生的14部儿童电影大多集中在后三年，大致分为以下两种类型：一是阶级斗争题材电影。在这14部作品中，大部分电影都是描写阶级斗争的。《向阳院的故事》讲述了退休老工人石爷爷带领孩子们学雷锋，在建筑工地劳动，受到了同院具有反动立场的胡守礼的反对。在粉碎胡守礼的反动阴谋中，石爷爷身受重伤，孩子们在此过程中深受教育。《渡口》和《小螺号》都是讲的红小兵和敌特的斗争故事。二是战争题材电影。《闪闪的红星》《黄河少年》《烽火少年》三部作品都是关于战争的电影。《闪闪的红星》是“文革”十年中儿童电影的最大收获。影片中满山鲜艳的映山红、缓缓驶在江水中的竹排，还有那首动听的《映山红》歌曲，都为这部充满激烈斗争的影片增添了不少浪漫色彩。
三、繁荣期（20世纪80、90年代）
政治体制的改变、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的飞速发展给中国儿童电影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政府和社会各界对儿童电影的发展给予了诸多的支持和帮助，1981年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成立。1985年，中国电影“童牛奖”设立。1989年，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创办。国外优秀的影片的引进、外国先进的电影理论和电影技术的译介、中外电影交流活动的增多，都为中国儿童电影繁荣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儿童电影进入了发展的繁荣时代。
这一时期的中国儿童电影在电影题材、内容、人物形象、艺术表现、理论批评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突破，具体表现为：
（一）题材的多样化
除了延续了以往的战争题材、校园题材和童话、神话等题材外，由于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电影在对社会各方面进行关注后，开拓出许多前所未有的题材。科幻题材电影是这一时期的一大收获，《霹雳贝贝》《大气层消失》《疯狂的兔子》等影片虽然技术等方面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它们所做的探索为以后中国儿童科幻电影的创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用。
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的青春影片，从不同角度表现了青春期少男少女们的思想面貌，探讨了许多令人深思的社会问题。《失踪的女中学生》（1986）揭示了当时社会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早恋，对中学生青春期心理活动有较多的关注。《绿色钱包》（1981）涉及到了少年管教这个特殊的社会人群。《小刺猬奏鸣曲》（1983）、《小城牧歌》（1998）等影片的拍摄，引发了电影节“动物热”的潮流。《候补队员》（1983）、《滑板梦之队》（1996）、《冰上小虎队》（1998年）等电影展现了儿童体育的多个方面和儿童的拼搏精神。
（二）思想的纵深化
宽松的政治环境，主体意识开始复苏，使得人们摆脱了传统模式的束缚，真正意识到儿童更应该是一个具有丰富情感、符合自身年龄特征的活生生的人。本着这一创作理念，这一时期的中国儿童电影在主题内容、人物内心的挖掘等方面向纵深发展。如《我的九月》（1990）电影中主人公安建军历经的如何正确认识自我、如何与自我缺点斗争并取得胜利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事情。“安建军和刘庆来，反映出社会生活中两类人的活法，但我们也无意过多谴责刘庆来，观众对他会有自己的判断。”[2]73导演在轻描淡写间让观众对人格、社会道德等人文问题多了一些思考。
（三）人物的个性化
改革开放以后，观念和意识的更新，尤其是政治标准束缚的突破，使中国儿童电影中的儿童形象塑造也由集体走向个体，越来越多地注重个体生命的特征，重新回归儿童个体本身，儿童人物形象也呈现出个性化和多样性的特点。从《红衣少女》中大方开朗、爱说爱笑、对社会充满好奇和思考的高一女生安然开始，《我和我的同学》中的布兰、《多梦时节》中的罗菲、《哦，香雪》中的香雪等形象，他们身上张扬的时代精神和鲜明的个性特点，深受当代少年儿童喜爱，成为了这一时期儿童电影人物长廊中的典型。
20世纪80、90年代儿童电影总体发展状况是共拍摄了223部影片，这二十年的影片数量远远超过了过去50年的数量之和，不仅数量之多，质量也有了保证。《哦，香雪》《火焰山来的鼓手》《天堂回信》连续三年在柏林儿童电影节获奖。这一时期的影片按题材大致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校园生活。在20世纪80、90 年代，创作者们对校园题材的电影做了多种创新尝试，拓展了校园电影的题材。比如《最长的彩虹》就是讲述火车流动小学生活的故事，这里的校园不再仅仅指向固定的、传统意义上的校园。创作者还从儿童的角度出发，积极探索儿童校园生活的多面性，并把校园主题向深处开掘，力图更加真实、更加生动地展现儿童的喜怒哀乐、所思所想。《候补队员》（1983）、《红衣少女》（1985）、《我和我的同学们》（1986）等影片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他们的心灵世界、他们成长的烦恼、对外部世界的探索、对理想和价值的思索、对亲情和友情的渴望、懵懂的青春情感等等。
二是革命战争。在20世纪后二十年拍摄了共24部（80年代15部，90年代9部）战争题材电影，而这些战争题材电影和以往相比则表现出了不同的面貌。《魔窟中的幻想》（1986）从梦境和监狱现实相结合的方式塑造了战争受害者的小萝卜头的形象。在监牢中出生的小萝卜头，9岁的他见到了真正的世界，却是他幼小生命被敌人残忍地终结之时。战争的残酷及带给孩子们的深深伤害，在这部影片中表达得淋漓尽致。《三毛從军记》（1992）则以喜剧的形式讲述了无家可归的三毛参军入伍后的一系列滑稽可笑而又心酸的故事。 三是科学幻想。截止20世纪末，中国儿童电影中真正称得上是科学幻想电影的仍然很少，只有《霹雳贝贝》（1987）、《大气层消失》（1990）、《魔表》（1990）、《疯狂的兔子》（1997）4部影片。《霹雳贝贝》是中国的第一部儿童科学幻想电影，影片讲述了贝贝因为身上带电而引发的一系列尴尬无奈和烦恼的事情。影片将科学幻想建立在日常生活的情景基础之上，家庭生活、学校生活是本片的主要内容，这让儿童在观影的过程中没有疏离感。
四是人物传记。这一时期的人物传记电影共有《少年彭德怀》（1985）、《风雨故园》（1991）、《人之初》（1992）、《二小放牛郎》（1992）、《孙文少年行》（1995）、《少年雷锋》（1996）、《刘胡兰》（1996）、《没有完成的日记》（1991）8部影片。这些人物传记类电影采用纪实的叙事风格、朴实的视听语言，让观众了解伟人、名人成长过程中的诸多艰辛以及他们直面困难的勇气和毅力，对观众尤其是他们中的儿童自身的成长不无启发作用。
五是社会问题。这一时期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经济的繁荣，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体制的改革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涉及到儿童的问题也有许多，比如儿童犯罪问题、早恋问题、父母离婚、犯罪对儿童的影响问题、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等等。当这些问题进入到电影的表达视野中后，我们姑且把此类电影叫做儿童“社会问题”电影。《少年犯》（1985）则把目光直接对准管教所的犯罪少年，深入探讨了他们犯罪的原因。《为什么生我》（1984）中松松面对再婚的妈妈和不能给予自己温暖的爸爸，只能无望地发出“早知道这样，你们为什么生我”的责问。《失去的梦》（1990）讲述了望子成龙的母亲对还是小学生的儿子严加管教，不幸失手打死了亲生儿子的故事，提醒人们重视教育子女的正确方式。《远山姐弟》《哦，香雪》《一个都不能少》等既有对农村儿童教育落后现状的忧虑，又有对城乡对比中而引发城乡差异的忧思。
四、蓬勃发展期（21世纪以来）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政策的扶持、国际交流合作的频繁与深入、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都为中国儿童电影事业带来了高度发展的契机，也使得中国儿童电影呈现出了蓬勃发展的态势。但我们必须看到，2002年以来，产业化改革的深入发展，对中国儿童电影的发展冲击力很大，因为儿童电影主要依靠政府拨款支持，市场化程度不高。在这种情况下，儿童电影面临着严重的考验，在尴尬和阵痛中缓慢前行。“根据调查我国儿童电影每年立项和投拍的数量每年都达到几百部，只是大多数都没能和观众见面，还有一些只能在进不了院线的情况下，选择电影频道播出。”[3]26
新世纪以来的儿童电影，在艺术风格方面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多样题材的繁荣。这一时期的儿童电影几乎涉及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钢琴少年的烦恼》（2010）讲述了少年钢琴家成名之路，专注于他童年、少年的艰辛与苦恼一面的展现，让当下注重全方位开发孩子兴趣的父母有所深思。《琴动我心》（2011）则是对曾经破碎的家庭中夫妻父女关系重新修复的讲述。《包裹》不仅讲述了支教老师的奉献精神和人格魅力，还关注到了不恰当的捐助对小山村的不良影响，主题较为深刻。《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匆匆那年》《栀子花开》等一系列青春片大潮般涌现出来，让我们了解到70、80、90、2000后的不一样的青春风采。
二是普通人物的关照。新世纪的儿童电影将视角更多地转向了普通儿童和他们的父母亲人、老师身上，侧重从普通人物的视角关照世界，挖掘普通人物身上的闪光点，塑造出了许多平凡但伟大的普通人物形象，获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我们天上见》（2009）影片用较为简单的镜头语言和近乎平淡的故事情节讲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生活在南方小城的一位小女孩小兰和姥爷的故事。影片中普通却真实的情节让我们体会到了每个人成长过程中曾经有过的真情、深爱与温暖。
三是理论批评的深层发展。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儿童电影理论批评向更深层次发展，不仅关注儿童电影本体创作，比如张之路的《中国少年儿童电影史论》、郑欢欢的《儿童电影：儿童世界的影像表达》（2009）、彭笑远的《中国少儿电影理论与批评史研究》（2015）等从不同侧面对儿童电影做了专门研究。其次对整个儿童电影产业的发展也进行了争论，儿童电影理论批评呈现出多元化状态。以儿童电影的出路问题为例，王强的《突破限制儿童电影发展的三大瓶颈》、黄新萍的《儿童电影：老少咸宜是关键》等文章实际上是主张儿童电影走向产业化的发展道路，王擎的《儿童电影产业化？》则旗帜鲜明地表达了目前阶段儿童电影产业化的不可能。周星的《儿童电影现状与发展问题的认识》、马力的《儿童电影须找到商品与艺术属性的平衡点》等则从对儿童电影发展的具体问题的分析中对儿童电影的出路给出了不同的建议。
四是类型化趋势的显现。中国电影商业化进程的加快，一方面促进了中国电影的繁荣发展，但另一方面对商业利益的追求也使得国产电影逐渐走上类型化的发展道路。这在近几年来的国产青春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2013年，《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7亿元的票房收入引爆了国产青春片的投拍热潮。据统计：“2014-2016年度院线上映影片共计60余部，其中票房突破亿元大关的影片达30余部。”[4]111但这种狂潮在2016年已经开始走向下坡路，2018年更是黯然退潮。
2002年以来，中国产业化改革的进程，对中国儿童电影产生了震荡似的影响，仅靠政府拨款支持发展的儿童电影还没有完全适应市场经济的这一变革，此间儿童片的数量不断增长，但是质量的提高速度却远远落后于数量的增长速度。整体上的发展状况如下：
一是校园题材方面。新世纪以来，校园题材仍然是儿童电影的热点，但相较于以前，影片视野更加开阔，人物形象塑造更为细腻，内涵更为深刻。
在新世纪的都市校园电影里，新型的师生关系、性格各异的同学、学生们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等都在电影中有所表现。《花儿怒放》（2002）讲述的是師生共同成长的故事。类似题材的电影还有《网络少年》（2006）、《无声的河》（2008）等。 农村校园题材不再仅仅限于关注农村教育中失学、贫困等问题，而是从一些日常小事入手，深挖主题，塑造农村儿童新形象。《走路上学》讲述了怒江边上的傈僳族男孩瓦娃和姐姐娜香因为溜索过江去学校而发生的不幸故事。影片风格平缓克制，没有刻意展示贫困和艰辛状态，而是以独特的儿童视角和感受，在具体细腻的细节中让观众体会儿童对知识的向往和亲情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至关重要地位。
二是家庭亲情题材方面。家庭亲情在21世纪的儿童电影中，不再一味地从贫困、苦难、疾病等角度出发，而是更注重生活细节的刻画，讲究成人和兒童之间的平等地位，重视家庭温情的主题表达。《寻找声音的耳朵》（2014）讲述了小男孩小聃拥有一双纯真、空灵的耳朵，但当他从郊区农村来到市中心的学校一段时间后，他的耳朵突然暂时性失聪了。影片从儿童视角出发，在美丽的田园风光、悠扬的童声、欢快的歌舞中探讨儿童成长、家庭亲情，呼吁人们在充满压力、浮躁的社会中找寻失落的童真。
三是体育音乐题材方面。1996年亚运会和2008年奥运会在中国的召开，引发了全民运动的热潮，同时国家对素质教育的重视和家庭收入的提高，使得家长也越来越重视对儿童体育、音乐、美术等兴趣的培养，因此，21世纪中国儿童体育音乐题材的电影也层出不穷。“2000-2010年间，共拍摄了94部音、体、美题材的儿童片，不仅在数量上超过20%，而且作品的影响力也居于首位。”[5]318
中国作为一个武术强国， 武术文化源远流长，新世纪的武术题材电影作品主要有《我最棒》（2003）、《寻找成龙》（2009）、《功夫少年》（2011）、《龙拳小子》（2016）等多部电影。
据统计，仅在2000-2010年11年间，“球类运动始终是少年儿童喜爱的经典体育项目，在广大中小学体育活动中普及率较高，涉及球类运动的儿童片共计19部。”[5]318这些影片包括足球、篮球、棒球、乒乓球、羽毛球等众多球类。另外，《跑向明天》（2003）、《黑蛋，快跑》（2008）、《冰球小王子》（2014）等影片则对田径、围棋、自行车、冰球等多种体育活动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示。
音乐歌舞题材的影片因为形式的活泼深受儿童的欢迎，《寒号鸟》（2003）、《校园故事》（2007）、《炫舞青春》（2010）、《塔克拉玛干的鼓声》（2017）等影片进行了积极探索，把当代的音乐、舞蹈等流行元素运用到电影当中，具有创新和开拓精神。
四是动物自然题材方面。《白天鹅的故事》（2000）、《会飞的花花》（2003）、《鸟岛》（2008）、《金牌流浪狗》（2014）等影片从不同的角度探索了人与动物、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有的影片从儿童的视角看待动物，把动物看做是人类的朋友，赋予它们人类的情感或者表现儿童从小动物那里得到的情感抚慰，借此探讨人类与动物之间如何和谐相处的问题，同时传递爱护动物、回归自然的理念。《哥哥树》（2004）、《冬天的童话》（2006）、《绿色的远方》（2007）、《海上有片红树林》（2008）、《鹰笛·雪莲》（2015）等影片则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破坏、空气污染的严重等问题日益严重进行了关注。
总之，21世纪的儿童电影在质量和数量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从创作题材、类型的丰富到市场发行的开发、扩展，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也应该看到，中国儿童电影在发展中也遇到了市场的严峻挑战，如何在这种挑战中保持高质量的繁荣发展趋势，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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