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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经党中央批准、由东北局负责组织，选送了21位年轻同志去苏联学习，为新中国准备建设人才。他们都是革命烈士的后代和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子女。他们在苏联接受大学教育，以学习经济、工业为主，学成后都回到祖国。“文化大革命”中，这21人都受到审查，被立案为“4821苏修特务案”，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迫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4821苏修特务案”得到彻底平反。扣在他们头上的“苏修特务”的大帽子被摘掉了，而“4821”的称呼却在一定范围保留了下来，成为对他们的一个特殊简称，甚至他们自己有时也使用这个称呼。
这21人是（按姓氏笔画排列）:叶正大（叶挺烈士之长子）、叶正明（叶挺烈士之次子）、叶楚梅（叶剑英之女）、李鹏（李硕勋烈士之子）、朱忠洪（王稼祥之义子）、任岳（任铭鼎之女）、任湘（任作民之子）、江明（高岗之外甥）、刘虎生（刘伯坚烈士之子）、杨廷藩（杨棋烈士之子）、萧永定（萧劲光之子）、邹家华（邹韬奋之子）、张代侠（张宗逊之侄）、林汉雄（张浩之子）、罗西北（罗亦农之子）、罗镇涛（罗炳辉之女）、项苏云（项英之女）、贺毅（贺晋年之子）、高毅（高岗之子）、崔军（崔田夫之子）、谢绍明（谢子长之子）。
集结于哈尔滨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蓄势待发，准备做最后的较量，延安和重庆的目光都投向了中国的东北。
东北地区当时的人口有3000多万，资源丰富，重工业比较发达，加上它背靠苏联，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中共七大时，毛泽东曾说道：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而就在同时，蒋介石对他的部下说：东北不是国民革命的策源地，而是归宿地。希望各位在这最后成功的时候，格外奋起，格外努力，完此一篑，以竟全功。
国民党政府通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取得了接受东北的合法身份，迅速向东北调集兵力。
中共中央则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和“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指出，限于中苏条约，苏联不可能直接援助中共。我们先派干部去是确定的，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1945年9月，东北局成立，彭真、林彪、高岗、罗荣桓、陈云、李富春、王稼祥、张闻天、林枫、蔡畅等都曾担任东北局领导；11月，从山东、苏北调部队11万进入东北，与东北抗日联军合编，组建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改称东北民主联军。同时，抽调干部2万名去东北工作，充实党的力量。
“4821”中的大部分人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来到哈尔滨的。
谢绍明，谢子长烈士之子，1924年生于陕西安定（今子长县），早在红军时期就参加了革命，15岁入党，在“4821”中年龄较大、资历最深。谢绍明曾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抗战胜利后，作为派往东北的干部团成员，从延安到赤峰市任职。不久，东北局决定送他去苏联学习。
对此，谢绍明回忆道：“我是延安组建的第一批干部团成员，1945年9月2日出发去东北，同时走的还有林汉南（林汉雄的哥哥）、江明。干部团有几百人，政委是张秀山，副政委是林枫。护送我们的是黄永胜的一个旅。
“那时，太原铁路被阎锡山占着，到张家口以前，我们都是靠一双脚板走路，在夜间通过封锁线。到张家口后，见到了聂荣臻同志，在他的安排下，终于坐上了拉煤的敞篷货车。我从没见过铁路和火车，还特意趴在地上摸了摸铁轨。离开张家口前，聂荣臻同志发给我们每人一双从日本人那里缴获来的翻毛皮靴。我们沿着正太铁路到沙河下了火车，晚上通过康庄到北平。冀东一带在日本侵略者实行‘三光’政策后，造成了一片片的‘无人区’，我们住宿的村子里被杀的一个人都不剩。经密云、黑山口再向北，到古北口后，就可以见到苏联红军了。当时，我们的身份还不能完全公开，在古北口住了两个晚上，又坐上闷罐车到达承德。这里已经是苏联红军占领区了。
“走到热河时已是10月底，接到上级的电报，要求在热河留一批干部。干部团一共有4个大队，每个大队又分4个中队，决定所有大队的第一中队都留下，其他人接着前进。我是一中队的，就留下了，被分配到赤峰市，任一个区的区委书记，工作到1948年的春天。这时，接到东北局通知，要我去哈尔滨报到，准备去苏联学习。江明也留在赤峰，在一个区当助理，后来到县政府搞公安工作。他1946年就到了哈尔滨，在东北局土改团工作。
“1948年五一节过后，我离开赤峰到达哈尔滨，当时已经集中了一部分人。李鹏在油脂厂担任协理员，叶正大、叶正明、叶楚梅在哈尔滨俄文专科学校学习俄文，高毅、罗西北在哈工大学习。我没有马上去学习俄文，因为王稼祥同志听说我从热河来了，找我了解热河接收后的情况，他和我谈了好几次，我又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帮他整理出一份较为详细的材料。当时大家都住在东北局招待所，他们上课，我工作。李鹏也还没有离开工作单位。直到8月份才开始办理各项手续。”
罗西北，罗亦农烈士之子。因俄文、中文俱佳，被指定为“4821”的领队。他的情况在21人中略有些特殊。他1938年从四川到延安，先后在鲁迅小学（保小）、边区中学、延安自然科学院读书，1941年初从延安去苏联，被送进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生活和学习，后来考入伊万诺沃电机工程学校。1945年8月初，中国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候，他被苏联安全部选中，派往齐齐哈尔从事情报工作。1946年11月，罗西北前往哈尔滨向东北局报到，并进入哈工大重新学习。
关于“4821”去苏联学习一事的酝酿和经过，罗西北是这样回忆的：
“大约是1948年春节以后，当时担任东北局俄文翻译、负责东北局和苏联联络的卢竟如同志告诉我一个消息，东北局准备派一批同志去苏联学习。我当时和高岗的儿子高毅一起住在卢的家里，是靠近哈工大旁边的一个机关大院。高毅曾于1939年去苏联，我们是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同学，他1947年回国。事情确定下来后，我和高毅搬出卢家，住进位于哈尔滨南岗的东北局招待所。这时，张家口那边过来的一批延安的同志已经在招待所集结了，有谢绍明、江明、张代侠、林汉雄、贺毅、崔军、杨廷藩等。
“东北局对这次派出留学的人员要求很高，必须是军级以上的烈士和干部子弟。
“我们集结在东北局招待所等待两方面的消息，一个是等中央批准，当时中央已经搬到西柏坡，东北局给中央发了电报。二是等与苏方办理手续，主要由卢竟如同驻哈尔滨的苏联领事馆接洽，我们办理的是哈尔滨市的护照。这件事经过了苏共中央同意，但接待单位是苏联红十字协会。
“直到临走前，21人才全部集合到一起，东北局在南岗俱乐部为我们送行，高岗、李富春、林彪都参加了。东北局领导要求我们学习经济和工业，回来搞建设，还立了一条规矩，学业完成之前不准谈恋爱。我们在苏联的学习生活情况直接向东北局汇报，诸项事宜都同东北局联系。
“东北局领导还为我们准备了饯行酒宴。从延安来的同志从没见过这么丰盛的食物，大饱口福，有的甚至都喝醉了。”
罗西北提到的已在南岗招待所的贺毅、崔军、张代侠、杨廷藩等人也是1945年从延安出来的。他们以及21人中的许多位同学从上延安保小时就在一起，上中学后才彼此分开。贺毅也在自然科学院学习过，但一心想当兵的他后来进入了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司令部主办的培养军官的参训队，崔军、张代侠、杨廷藩也是参训队成员。1945年10月，他们从参训队毕业时正赶上国共和谈达成裁军协议。一时当不了兵，贺毅不知该干什么，就与几位同学一起找父亲商量。
不论分到哪所院校，到了那里都要从头补习高中阶段的数理化基础知识。他们这批人在国内虽然多少学过数理化，但其掌握程度，与经过苏联正规的十年制教育培养出的学生是无法相比的。要把这个差距补上，才能开始同步接收高等教育。这已经是个不小的困难，而不懂俄语更使这个困难变得非常之大。
谢绍明回忆说：我们每天硬着头皮听苏联老师讲几何、代数，用的是苏联十年制学校的高中课本。那时还没有俄汉辞典，从哈尔滨走的时候，每人带了一本《日俄字典》，但日语我们也不懂，不过日文中有汉字，可以连蒙带猜。好在数理化尽是公式，死知识，比较好理解。为了便于掌握俄语，我们被拆开住，两个苏联学生加一个中国学生。
“4821”们不仅承受着学习的重压，也面临着艰苦生活的考验。出国前，他们对留苏生活充满了美好的幻想。到了以后才发现，战后恢复时期苏联人民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当时，苏共联络部负责向他们提供每月400卢布的生活费，物价很贵，每公斤黄油要60卢布。他们中午在学校食堂就餐，早晚都是自己起伙，成天吃黑面包。由于能源短缺，学校经常停电，漫长的冬季里，要靠烧木柴生活取暖。离开哈尔滨时，东北局没有为他们准备冬装。在儿童院时，苏方只发给每人一件夹大衣，11月已是滴水成冰，他们的穿戴根本难以抵御严寒。
战后的苏联也有许多社会问题，社会治安状况也不如人意。有一次，邹家华坐公交车时，衣兜里的卢布被偷，车上的乘客眼看小偷伸手，却视而不见，置若罔闻；叶正明去游泳，上岸时衣服被偷走，只好光着身子跑回宿舍。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同学不适应，精神高度紧张，身体健康状况下降，有些人病倒了，谢绍明、江明、叶楚梅还住进了医院。
生活条件不好、环境不适应，这些对他们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他们更着急的是在伊万诺沃限于各方面的条件，迟迟不能进入正规的学习。无论如何，在伊万诺沃结束留学生涯不是他们所希望的，他们既然来了苏联，就要力求进苏联最好的学校，学到最先进、最前沿的科学技术知识。
“4821”党支部将生活和学习上的困难及时反映给东北局，同时也反映给苏共联络部的同志。在莫斯科的中国驻苏学生会了解到他们的处境后，也致信苏共中央领导，说明这批同学的身世，希望给以关注和解决。经过几方面的共同努力，1949年夏，“4821”离开了伊万诺沃，他们在苏联红十字协会的安排下，来到莫斯科，住进原共产国际在莫斯科郊区的谢涅什疗养院，而已经在莫斯科上大学的中国学生，如刘允斌、陈祖涛、郭志成（郭亮之子）、蔡博（蔡和森之子）等人，也都集合到这所疗养院，新老学生一起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暑假。就在此时，刘少奇和高岗到苏联秘密访问，谈新中国建国事宜，“4821”在莫斯科上学的事情得以最后敲定。1949年9月1日，新学年开始的时候，他们在莫斯科纷纷跨入自己所选择的学校和专业，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为祖国发奋学习
莫斯科的高等教育资源十分丰富，国家重点院校云集。新中国成立在即，苏联已经决定第一个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在安排“4821”的问题上已经没有什么顾虑，“4821”基本上可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学校。
但当时中央对他们选择专业是有指导性意见的。东北局曾经指示他们学经济和工业。任弼时到苏联治病期间通过任岳、任湘向“4821”传达了更明确的意见，就是不要学政治，中国在政治上已经成熟，不需要让苏联培养政工干部。过去中国到苏联学习政治的人，往往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也不要学文科，应该学习工科，学习工业。至于具体学习哪一门，可以根据个人兴趣和特长来选择。
罗西北、李鹏、崔军、贺毅、林汉雄、萧永定、高毅都选择了莫斯科动力学院。该院是苏联著名的多科性高等工业学校，培养动力工程师的摇篮。当时该院的院长就是苏联电气化计划的制定者之一。这么多人选择这所院校，也和罗西北的影响有关。罗西北早于其他同学进入该校。同伴们在伊万诺沃安顿下来后，他就到了莫斯科。当时他持的是苏联护照，又曾经为苏共工作，可以在莫斯科任选高校读书。他在延安时就有搞水电的想法，所以选择了动力学院。后来大家择校时，自然要请他参谋，他坦言自己的想法，并且向大家宣传列宁的名言：苏维埃政权加上全国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这句话在李鹏、贺毅等人心中也产生了强烈共鸣。
邹家华、刘虎生、张代侠选择了鲍曼高等工业学院机械制造系，成为陈祖涛的校友。
叶正大、叶正明、朱忠洪选择了莫斯科航空学院。叶氏兄弟的选择大概和他们父亲的遇难有关，他们对飞机有一种特殊的了解欲望，希望能完全驾驭它。
其他人的情况是：杨廷藩、罗镇涛上了莫斯科财经学院；项苏云进莫斯科纺织学院；叶楚梅进莫斯科大学；任岳进莫斯科建筑学院；任湘进莫斯科地质学院；江明进莫斯科农业学院。
不管进那所大学，语言问题都还是最大的难题。课堂上他们基本什么都听不懂，只是争取把笔记记下来，课下再一点点消化。他们每天很早起床，自学俄语，两年之后才感到有些轻松。
“4821”留苏期间经历的最难忘的事情，是1950年2月17日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接见。
1950年初，毛泽东、周恩来为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来到莫斯科。2月17日晚6时，他们在中国驻苏使馆接见了留学生。毛泽东应同学们的要求发表了讲话。他说，我希望你们在留学期间要做到三件事：第一，要努力学习，掌握好建设本领；第二，要艰苦奋斗，我们国家还很穷，你们在生活上不要和苏联同学攀比；第三，要锻炼好身体，没有好身体，即使你们学了很多知识，将来回国以后也不能为祖国服务。还有一些同学拿着钢笔和从笔记本上撕下的纸，争相请毛泽东和周总理题词。毛泽东根据每个人的不同专业，为他们题写了不同的话语。比如，叶正大告诉毛泽东他是学飞机设计与制造的，毛泽东在他的本子上写下了“建设中国强大空军”几个字。给李鹏的题词是“为人民服务”，为张代侠题写的是“努力向前”，给贺毅写的是“光明在前”，给江明题的是“农业机械化”。周恩来为大家题写了相同的话语“艰苦奋斗，努力学习”。当晚，毛泽东和周恩来和大家共进晚餐，饭后还举行了舞会，大家兴高采烈，备受鼓舞，学习的热情更加高涨。
1953年10月，罗西北第一个拿到动力学院的毕业证书。次年12月，比他低一年级的李鹏、贺毅等人也顺利取得动力学院的毕业文凭，并获得优秀毕业生称号。在整个莫斯科动力学院，只要是中国学生，成绩都是顶刮刮的，博得苏联老师和同学的交口称赞。经过5年的学习，除谢绍明、叶楚梅、任湘因病被迫中断学业回国外，其他人都完成了学业，并取得优异成绩。
党支部和学生会
“4821”留苏期间，从1948年9月到1950年八九月份，有自己独立的党支部和学生会组织，既负责管理21人的生活、学习、思想，也负责与东北局联系。
21人中除高毅和罗镇涛外，其余19人都是共产党员。出国前，东北局指定谢绍明任支部书记，但并未成立支部。直到谢绍明因病回国前，21人同学聚在一起开会，谢绍明传达了东北局关于建立党支部和学生会的指示。经过酝酿，大家推举李鹏为党支部书记、学生会主席，邹家华和任湘为支部委员。
“4821”党支部引以为自豪的，是他们在伊万诺沃逗留期间，向国内党组织反映了国际儿童院部分中国儿童的情况，一定程度上促成中央决定将这些儿童接回国内。
1948年冬，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里年龄稍大的中国同学都毕业了，大都在莫斯科上学，朱敏（朱德之女）因在二战中被德寇抓进集中营关押数年，此时还在上高中，剩下的多是10来岁的孩子。这些孩子有的是在很小的时候被送到苏联的，有的就是在苏联出生的，有的会一点中文，有的一点儿都不会说中国话，对祖国缺乏认识和了解。他们还发现，当时的儿童院负责人对中国儿童有明显的大俄罗斯主义倾向。针对这些情况，“4821”支部后来专门召开会议进行了讨论，谢绍明回国前，主持起草了一封给中共中央的信，反映了情况和“4821”支部会的意见。信中说，我们感觉苏联战后的各方面情况不是很好，生活条件艰苦，对中国儿童的教育也有欠缺。现在祖国已经解放，有条件让这些孩子回国接受教育。建议将他们送回国内，待他们将来在国内学习有了一定基础后，可再回苏联学习深造。
谢绍明把这封信交给了与他一同回国的王稼祥。根据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看，可以肯定这封信起了作用。
据陈祖涛回忆，大约是1950年，我驻苏使馆文化参赞戈宝权向他询问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中国孩子的情况，并在他陪同下亲自去了一趟，查看了留在那里的中国孩子的名单。
1950年上半年，苏共中央作出决定：“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把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培养的中国公民子女送回中国的请求（附名单）；责成苏联红十字会和红半月会的执委会（霍洛德柯夫同志）于本年7月至8月做儿童的送回准备，并把他们送至贝加尔斯克车站，以便转交给中国代表。”
1950年8月，几十名中国孩子回到了祖国。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后来又去苏联接受了高等教育。
“4821”支部在伊万诺沃期间还做了一件事，就是在儿童院图书馆发现了一批珍贵的档案资料。其中有一些他们在别处从未见过的照片，有长征干部撰写的回忆录，有这些干部在苏联学习时的各种笔记，还有一些第三国际时期的档案。他们也将这一情况反映给东北局，建议及时收集整理，运回国妥善保存。
1950年八九月，新中国派出的第一批留苏学生抵达莫斯科，所有留学生由我国驻苏大使馆的留学生管理处负责管理，“4821”党支部解散，与新来的党员合起来，按学校重新组织了党支部，“4821”党支部与东北局的关系也从此结束。后来，李鹏被中国驻苏大使馆指定担任中国留苏学生会总会主席，并参加大使馆的留学生党委。
栋梁之材
“4821”完成学业后，立即回国投身到“一五”计划的建设中。他们的共同志愿是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罗西北先在燃料工业部水电总局北京水电院干了两年，1955年底到成都水电勘测设计院，一干就是10年。谢绍明到哈尔滨飞机工厂。李鹏去了吉林丰满发电厂；邹家华和叶楚梅一起到了沈阳第二机床厂；叶正大、叶正明在沈阳飞机厂；贺毅本来被分到水电总局北京勘测院，但他请求下基层，与崔军一起到了江西上犹江围堰工区。林汉雄分在北京，但他没有坐机关，而是上了官厅水库。他们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革”初期，因为留苏，他们被打成“苏修特务”，受到迫害。邹家华、叶楚梅1968年分别被捕入狱，夫妇两人被关在同一监狱竟都不知对方下落。朱忠洪遭到迫害后得了精神病。“文革”结束后，虽然已获得平反，但精神创伤却难以治愈。有一天，他走出家门就再也没有回来，从此不知死活……
“文革”结束后，“4821苏修特务案”得到彻底平反。胡耀邦主持中组部工作时，主张大胆提拔和起用优秀中青年干部，“4821”这批人的使用问题也受到胡耀邦的关注。
1980年6月22日，胡耀邦约见电力部李锡铭、李鹏谈话时，李鹏反映了“4821”的情况。胡耀邦要他列出名单，李鹏当场写出了19人。第二天，胡耀邦就把这份名单批转给宋任穷，宋任穷看后，于25日批转中组部几位副部长传阅，指示要进一步考察了解21人的情况。1981年1月17日，中组部将21人的工作及表现情况汇总成册，报胡耀邦审阅。胡耀邦仔细看了材料，并对其中13人的使用作了批示。其中，对李鹏的批示是：“我主张坚决提起来当部长。不提一些，不能转变风气。”谢绍明所在的八机部生产局对他的评价很好。胡耀邦批示说：“既然评价这么高，为什么不可当副部长？”胡耀邦批示中还说：“我感到其中的不少同志可能没有发挥他们的作用。要同他们的上级联合起来考察一下，才能看出对他们安排是否适当。”1981年2月，中央调整电力部领导班子，李鹏出任部长、党组书记。
在胡耀邦的过问下，到1981年底，“4821”中被提到副部级领导岗位的有邹家华、叶正大、贺毅，林汉雄、谢绍明被定为副部级后备对象；担任了司局级领导职务的有任湘、萧永定、杨廷藩、罗西北、叶楚梅、崔军、叶正明，刘虎生也正待提拔为副局级……。
从那时起，这21人中，除了罗镇涛去世、朱忠洪失踪外，都在工作岗位上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堪称国家的栋梁之材。
这21人是（按姓氏笔画排列）:叶正大（叶挺烈士之长子）、叶正明（叶挺烈士之次子）、叶楚梅（叶剑英之女）、李鹏（李硕勋烈士之子）、朱忠洪（王稼祥之义子）、任岳（任铭鼎之女）、任湘（任作民之子）、江明（高岗之外甥）、刘虎生（刘伯坚烈士之子）、杨廷藩（杨棋烈士之子）、萧永定（萧劲光之子）、邹家华（邹韬奋之子）、张代侠（张宗逊之侄）、林汉雄（张浩之子）、罗西北（罗亦农之子）、罗镇涛（罗炳辉之女）、项苏云（项英之女）、贺毅（贺晋年之子）、高毅（高岗之子）、崔军（崔田夫之子）、谢绍明（谢子长之子）。
集结于哈尔滨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蓄势待发，准备做最后的较量，延安和重庆的目光都投向了中国的东北。
东北地区当时的人口有3000多万，资源丰富，重工业比较发达，加上它背靠苏联，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中共七大时，毛泽东曾说道：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而就在同时，蒋介石对他的部下说：东北不是国民革命的策源地，而是归宿地。希望各位在这最后成功的时候，格外奋起，格外努力，完此一篑，以竟全功。
国民党政府通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取得了接受东北的合法身份，迅速向东北调集兵力。
中共中央则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和“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指出，限于中苏条约，苏联不可能直接援助中共。我们先派干部去是确定的，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1945年9月，东北局成立，彭真、林彪、高岗、罗荣桓、陈云、李富春、王稼祥、张闻天、林枫、蔡畅等都曾担任东北局领导；11月，从山东、苏北调部队11万进入东北，与东北抗日联军合编，组建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改称东北民主联军。同时，抽调干部2万名去东北工作，充实党的力量。
“4821”中的大部分人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来到哈尔滨的。
谢绍明，谢子长烈士之子，1924年生于陕西安定（今子长县），早在红军时期就参加了革命，15岁入党，在“4821”中年龄较大、资历最深。谢绍明曾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抗战胜利后，作为派往东北的干部团成员，从延安到赤峰市任职。不久，东北局决定送他去苏联学习。
对此，谢绍明回忆道：“我是延安组建的第一批干部团成员，1945年9月2日出发去东北，同时走的还有林汉南（林汉雄的哥哥）、江明。干部团有几百人，政委是张秀山，副政委是林枫。护送我们的是黄永胜的一个旅。
“那时，太原铁路被阎锡山占着，到张家口以前，我们都是靠一双脚板走路，在夜间通过封锁线。到张家口后，见到了聂荣臻同志，在他的安排下，终于坐上了拉煤的敞篷货车。我从没见过铁路和火车，还特意趴在地上摸了摸铁轨。离开张家口前，聂荣臻同志发给我们每人一双从日本人那里缴获来的翻毛皮靴。我们沿着正太铁路到沙河下了火车，晚上通过康庄到北平。冀东一带在日本侵略者实行‘三光’政策后，造成了一片片的‘无人区’，我们住宿的村子里被杀的一个人都不剩。经密云、黑山口再向北，到古北口后，就可以见到苏联红军了。当时，我们的身份还不能完全公开，在古北口住了两个晚上，又坐上闷罐车到达承德。这里已经是苏联红军占领区了。
“走到热河时已是10月底，接到上级的电报，要求在热河留一批干部。干部团一共有4个大队，每个大队又分4个中队，决定所有大队的第一中队都留下，其他人接着前进。我是一中队的，就留下了，被分配到赤峰市，任一个区的区委书记，工作到1948年的春天。这时，接到东北局通知，要我去哈尔滨报到，准备去苏联学习。江明也留在赤峰，在一个区当助理，后来到县政府搞公安工作。他1946年就到了哈尔滨，在东北局土改团工作。
“1948年五一节过后，我离开赤峰到达哈尔滨，当时已经集中了一部分人。李鹏在油脂厂担任协理员，叶正大、叶正明、叶楚梅在哈尔滨俄文专科学校学习俄文，高毅、罗西北在哈工大学习。我没有马上去学习俄文，因为王稼祥同志听说我从热河来了，找我了解热河接收后的情况，他和我谈了好几次，我又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帮他整理出一份较为详细的材料。当时大家都住在东北局招待所，他们上课，我工作。李鹏也还没有离开工作单位。直到8月份才开始办理各项手续。”
罗西北，罗亦农烈士之子。因俄文、中文俱佳，被指定为“4821”的领队。他的情况在21人中略有些特殊。他1938年从四川到延安，先后在鲁迅小学（保小）、边区中学、延安自然科学院读书，1941年初从延安去苏联，被送进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生活和学习，后来考入伊万诺沃电机工程学校。1945年8月初，中国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候，他被苏联安全部选中，派往齐齐哈尔从事情报工作。1946年11月，罗西北前往哈尔滨向东北局报到，并进入哈工大重新学习。
关于“4821”去苏联学习一事的酝酿和经过，罗西北是这样回忆的：
“大约是1948年春节以后，当时担任东北局俄文翻译、负责东北局和苏联联络的卢竟如同志告诉我一个消息，东北局准备派一批同志去苏联学习。我当时和高岗的儿子高毅一起住在卢的家里，是靠近哈工大旁边的一个机关大院。高毅曾于1939年去苏联，我们是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同学，他1947年回国。事情确定下来后，我和高毅搬出卢家，住进位于哈尔滨南岗的东北局招待所。这时，张家口那边过来的一批延安的同志已经在招待所集结了，有谢绍明、江明、张代侠、林汉雄、贺毅、崔军、杨廷藩等。
“东北局对这次派出留学的人员要求很高，必须是军级以上的烈士和干部子弟。
“我们集结在东北局招待所等待两方面的消息，一个是等中央批准，当时中央已经搬到西柏坡，东北局给中央发了电报。二是等与苏方办理手续，主要由卢竟如同驻哈尔滨的苏联领事馆接洽，我们办理的是哈尔滨市的护照。这件事经过了苏共中央同意，但接待单位是苏联红十字协会。
“直到临走前，21人才全部集合到一起，东北局在南岗俱乐部为我们送行，高岗、李富春、林彪都参加了。东北局领导要求我们学习经济和工业，回来搞建设，还立了一条规矩，学业完成之前不准谈恋爱。我们在苏联的学习生活情况直接向东北局汇报，诸项事宜都同东北局联系。
“东北局领导还为我们准备了饯行酒宴。从延安来的同志从没见过这么丰盛的食物，大饱口福，有的甚至都喝醉了。”
罗西北提到的已在南岗招待所的贺毅、崔军、张代侠、杨廷藩等人也是1945年从延安出来的。他们以及21人中的许多位同学从上延安保小时就在一起，上中学后才彼此分开。贺毅也在自然科学院学习过，但一心想当兵的他后来进入了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司令部主办的培养军官的参训队，崔军、张代侠、杨廷藩也是参训队成员。1945年10月，他们从参训队毕业时正赶上国共和谈达成裁军协议。一时当不了兵，贺毅不知该干什么，就与几位同学一起找父亲商量。
不论分到哪所院校，到了那里都要从头补习高中阶段的数理化基础知识。他们这批人在国内虽然多少学过数理化，但其掌握程度，与经过苏联正规的十年制教育培养出的学生是无法相比的。要把这个差距补上，才能开始同步接收高等教育。这已经是个不小的困难，而不懂俄语更使这个困难变得非常之大。
谢绍明回忆说：我们每天硬着头皮听苏联老师讲几何、代数，用的是苏联十年制学校的高中课本。那时还没有俄汉辞典，从哈尔滨走的时候，每人带了一本《日俄字典》，但日语我们也不懂，不过日文中有汉字，可以连蒙带猜。好在数理化尽是公式，死知识，比较好理解。为了便于掌握俄语，我们被拆开住，两个苏联学生加一个中国学生。
“4821”们不仅承受着学习的重压，也面临着艰苦生活的考验。出国前，他们对留苏生活充满了美好的幻想。到了以后才发现，战后恢复时期苏联人民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当时，苏共联络部负责向他们提供每月400卢布的生活费，物价很贵，每公斤黄油要60卢布。他们中午在学校食堂就餐，早晚都是自己起伙，成天吃黑面包。由于能源短缺，学校经常停电，漫长的冬季里，要靠烧木柴生活取暖。离开哈尔滨时，东北局没有为他们准备冬装。在儿童院时，苏方只发给每人一件夹大衣，11月已是滴水成冰，他们的穿戴根本难以抵御严寒。
战后的苏联也有许多社会问题，社会治安状况也不如人意。有一次，邹家华坐公交车时，衣兜里的卢布被偷，车上的乘客眼看小偷伸手，却视而不见，置若罔闻；叶正明去游泳，上岸时衣服被偷走，只好光着身子跑回宿舍。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同学不适应，精神高度紧张，身体健康状况下降，有些人病倒了，谢绍明、江明、叶楚梅还住进了医院。
生活条件不好、环境不适应，这些对他们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他们更着急的是在伊万诺沃限于各方面的条件，迟迟不能进入正规的学习。无论如何，在伊万诺沃结束留学生涯不是他们所希望的，他们既然来了苏联，就要力求进苏联最好的学校，学到最先进、最前沿的科学技术知识。
“4821”党支部将生活和学习上的困难及时反映给东北局，同时也反映给苏共联络部的同志。在莫斯科的中国驻苏学生会了解到他们的处境后，也致信苏共中央领导，说明这批同学的身世，希望给以关注和解决。经过几方面的共同努力，1949年夏，“4821”离开了伊万诺沃，他们在苏联红十字协会的安排下，来到莫斯科，住进原共产国际在莫斯科郊区的谢涅什疗养院，而已经在莫斯科上大学的中国学生，如刘允斌、陈祖涛、郭志成（郭亮之子）、蔡博（蔡和森之子）等人，也都集合到这所疗养院，新老学生一起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暑假。就在此时，刘少奇和高岗到苏联秘密访问，谈新中国建国事宜，“4821”在莫斯科上学的事情得以最后敲定。1949年9月1日，新学年开始的时候，他们在莫斯科纷纷跨入自己所选择的学校和专业，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为祖国发奋学习
莫斯科的高等教育资源十分丰富，国家重点院校云集。新中国成立在即，苏联已经决定第一个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在安排“4821”的问题上已经没有什么顾虑，“4821”基本上可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学校。
但当时中央对他们选择专业是有指导性意见的。东北局曾经指示他们学经济和工业。任弼时到苏联治病期间通过任岳、任湘向“4821”传达了更明确的意见，就是不要学政治，中国在政治上已经成熟，不需要让苏联培养政工干部。过去中国到苏联学习政治的人，往往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也不要学文科，应该学习工科，学习工业。至于具体学习哪一门，可以根据个人兴趣和特长来选择。
罗西北、李鹏、崔军、贺毅、林汉雄、萧永定、高毅都选择了莫斯科动力学院。该院是苏联著名的多科性高等工业学校，培养动力工程师的摇篮。当时该院的院长就是苏联电气化计划的制定者之一。这么多人选择这所院校，也和罗西北的影响有关。罗西北早于其他同学进入该校。同伴们在伊万诺沃安顿下来后，他就到了莫斯科。当时他持的是苏联护照，又曾经为苏共工作，可以在莫斯科任选高校读书。他在延安时就有搞水电的想法，所以选择了动力学院。后来大家择校时，自然要请他参谋，他坦言自己的想法，并且向大家宣传列宁的名言：苏维埃政权加上全国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这句话在李鹏、贺毅等人心中也产生了强烈共鸣。
邹家华、刘虎生、张代侠选择了鲍曼高等工业学院机械制造系，成为陈祖涛的校友。
叶正大、叶正明、朱忠洪选择了莫斯科航空学院。叶氏兄弟的选择大概和他们父亲的遇难有关，他们对飞机有一种特殊的了解欲望，希望能完全驾驭它。
其他人的情况是：杨廷藩、罗镇涛上了莫斯科财经学院；项苏云进莫斯科纺织学院；叶楚梅进莫斯科大学；任岳进莫斯科建筑学院；任湘进莫斯科地质学院；江明进莫斯科农业学院。
不管进那所大学，语言问题都还是最大的难题。课堂上他们基本什么都听不懂，只是争取把笔记记下来，课下再一点点消化。他们每天很早起床，自学俄语，两年之后才感到有些轻松。
“4821”留苏期间经历的最难忘的事情，是1950年2月17日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接见。
1950年初，毛泽东、周恩来为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来到莫斯科。2月17日晚6时，他们在中国驻苏使馆接见了留学生。毛泽东应同学们的要求发表了讲话。他说，我希望你们在留学期间要做到三件事：第一，要努力学习，掌握好建设本领；第二，要艰苦奋斗，我们国家还很穷，你们在生活上不要和苏联同学攀比；第三，要锻炼好身体，没有好身体，即使你们学了很多知识，将来回国以后也不能为祖国服务。还有一些同学拿着钢笔和从笔记本上撕下的纸，争相请毛泽东和周总理题词。毛泽东根据每个人的不同专业，为他们题写了不同的话语。比如，叶正大告诉毛泽东他是学飞机设计与制造的，毛泽东在他的本子上写下了“建设中国强大空军”几个字。给李鹏的题词是“为人民服务”，为张代侠题写的是“努力向前”，给贺毅写的是“光明在前”，给江明题的是“农业机械化”。周恩来为大家题写了相同的话语“艰苦奋斗，努力学习”。当晚，毛泽东和周恩来和大家共进晚餐，饭后还举行了舞会，大家兴高采烈，备受鼓舞，学习的热情更加高涨。
1953年10月，罗西北第一个拿到动力学院的毕业证书。次年12月，比他低一年级的李鹏、贺毅等人也顺利取得动力学院的毕业文凭，并获得优秀毕业生称号。在整个莫斯科动力学院，只要是中国学生，成绩都是顶刮刮的，博得苏联老师和同学的交口称赞。经过5年的学习，除谢绍明、叶楚梅、任湘因病被迫中断学业回国外，其他人都完成了学业，并取得优异成绩。
党支部和学生会
“4821”留苏期间，从1948年9月到1950年八九月份，有自己独立的党支部和学生会组织，既负责管理21人的生活、学习、思想，也负责与东北局联系。
21人中除高毅和罗镇涛外，其余19人都是共产党员。出国前，东北局指定谢绍明任支部书记，但并未成立支部。直到谢绍明因病回国前，21人同学聚在一起开会，谢绍明传达了东北局关于建立党支部和学生会的指示。经过酝酿，大家推举李鹏为党支部书记、学生会主席，邹家华和任湘为支部委员。
“4821”党支部引以为自豪的，是他们在伊万诺沃逗留期间，向国内党组织反映了国际儿童院部分中国儿童的情况，一定程度上促成中央决定将这些儿童接回国内。
1948年冬，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里年龄稍大的中国同学都毕业了，大都在莫斯科上学，朱敏（朱德之女）因在二战中被德寇抓进集中营关押数年，此时还在上高中，剩下的多是10来岁的孩子。这些孩子有的是在很小的时候被送到苏联的，有的就是在苏联出生的，有的会一点中文，有的一点儿都不会说中国话，对祖国缺乏认识和了解。他们还发现，当时的儿童院负责人对中国儿童有明显的大俄罗斯主义倾向。针对这些情况，“4821”支部后来专门召开会议进行了讨论，谢绍明回国前，主持起草了一封给中共中央的信，反映了情况和“4821”支部会的意见。信中说，我们感觉苏联战后的各方面情况不是很好，生活条件艰苦，对中国儿童的教育也有欠缺。现在祖国已经解放，有条件让这些孩子回国接受教育。建议将他们送回国内，待他们将来在国内学习有了一定基础后，可再回苏联学习深造。
谢绍明把这封信交给了与他一同回国的王稼祥。根据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看，可以肯定这封信起了作用。
据陈祖涛回忆，大约是1950年，我驻苏使馆文化参赞戈宝权向他询问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中国孩子的情况，并在他陪同下亲自去了一趟，查看了留在那里的中国孩子的名单。
1950年上半年，苏共中央作出决定：“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把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培养的中国公民子女送回中国的请求（附名单）；责成苏联红十字会和红半月会的执委会（霍洛德柯夫同志）于本年7月至8月做儿童的送回准备，并把他们送至贝加尔斯克车站，以便转交给中国代表。”
1950年8月，几十名中国孩子回到了祖国。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后来又去苏联接受了高等教育。
“4821”支部在伊万诺沃期间还做了一件事，就是在儿童院图书馆发现了一批珍贵的档案资料。其中有一些他们在别处从未见过的照片，有长征干部撰写的回忆录，有这些干部在苏联学习时的各种笔记，还有一些第三国际时期的档案。他们也将这一情况反映给东北局，建议及时收集整理，运回国妥善保存。
1950年八九月，新中国派出的第一批留苏学生抵达莫斯科，所有留学生由我国驻苏大使馆的留学生管理处负责管理，“4821”党支部解散，与新来的党员合起来，按学校重新组织了党支部，“4821”党支部与东北局的关系也从此结束。后来，李鹏被中国驻苏大使馆指定担任中国留苏学生会总会主席，并参加大使馆的留学生党委。
栋梁之材
“4821”完成学业后，立即回国投身到“一五”计划的建设中。他们的共同志愿是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罗西北先在燃料工业部水电总局北京水电院干了两年，1955年底到成都水电勘测设计院，一干就是10年。谢绍明到哈尔滨飞机工厂。李鹏去了吉林丰满发电厂；邹家华和叶楚梅一起到了沈阳第二机床厂；叶正大、叶正明在沈阳飞机厂；贺毅本来被分到水电总局北京勘测院，但他请求下基层，与崔军一起到了江西上犹江围堰工区。林汉雄分在北京，但他没有坐机关，而是上了官厅水库。他们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革”初期，因为留苏，他们被打成“苏修特务”，受到迫害。邹家华、叶楚梅1968年分别被捕入狱，夫妇两人被关在同一监狱竟都不知对方下落。朱忠洪遭到迫害后得了精神病。“文革”结束后，虽然已获得平反，但精神创伤却难以治愈。有一天，他走出家门就再也没有回来，从此不知死活……
“文革”结束后，“4821苏修特务案”得到彻底平反。胡耀邦主持中组部工作时，主张大胆提拔和起用优秀中青年干部，“4821”这批人的使用问题也受到胡耀邦的关注。
1980年6月22日，胡耀邦约见电力部李锡铭、李鹏谈话时，李鹏反映了“4821”的情况。胡耀邦要他列出名单，李鹏当场写出了19人。第二天，胡耀邦就把这份名单批转给宋任穷，宋任穷看后，于25日批转中组部几位副部长传阅，指示要进一步考察了解21人的情况。1981年1月17日，中组部将21人的工作及表现情况汇总成册，报胡耀邦审阅。胡耀邦仔细看了材料，并对其中13人的使用作了批示。其中，对李鹏的批示是：“我主张坚决提起来当部长。不提一些，不能转变风气。”谢绍明所在的八机部生产局对他的评价很好。胡耀邦批示说：“既然评价这么高，为什么不可当副部长？”胡耀邦批示中还说：“我感到其中的不少同志可能没有发挥他们的作用。要同他们的上级联合起来考察一下，才能看出对他们安排是否适当。”1981年2月，中央调整电力部领导班子，李鹏出任部长、党组书记。
在胡耀邦的过问下，到1981年底，“4821”中被提到副部级领导岗位的有邹家华、叶正大、贺毅，林汉雄、谢绍明被定为副部级后备对象；担任了司局级领导职务的有任湘、萧永定、杨廷藩、罗西北、叶楚梅、崔军、叶正明，刘虎生也正待提拔为副局级……。
从那时起，这21人中，除了罗镇涛去世、朱忠洪失踪外，都在工作岗位上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堪称国家的栋梁之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