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北京会议中心，全国政协会文艺界别的分组讨论中，一个大块头、高个子的男人受到的关注甚至超过了明星。会前会后，他身后跟着的记者一直很多，媒体不断更新他的言论。这个人就是冯骥才。
　　“媒体可以放大一种声音，让全民族关心自己的文化。15年前，我开始做民间文化抢救的时候，还很弱势，别人不知道为什么，也不认同。我就像武训办学一样，每到一个地方，从市委书记讲到县委书记，再从乡长讲到村长。现在他们反过来找我了，这不是好事吗？”冯骥才说。
　　上世纪90年代，中国很多城市开始大规模改造，就在那时，作家、画家冯骥才开始了对古城保护、抢救的奔走呼号。
　　2011年，冯骥才在某次会议上的一席话，触动了时任总理温家宝。很快，由住建部、文化部、财政部和国家文物局共同牵头，建立保护项目，成立专家委员会。根据专家提出的一整套标准，现已认定三批共2555个中国传统村落——冯骥才估计全国共有5000个左右，剩下的有待继续认定。
　　2014年，由李克强总理批示，专项拨款100亿元，每个经过认定的传统村落可以得到300万元建设资金。
　　“特别是不久前，习近平主席提到记住乡愁之后，国家特别重视这一块。”冯骥才说。
　　但古村落保护仍然面临严峻问题。
　　“许多地方政府热衷于‘开发’文化遗产，其实，对文化遗产来说，‘开发’很野蛮，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对文化遗产用‘开发’一词，联合国是‘利用’，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是‘活化’。保护古村落的钱到了官员手里，就成了政绩;到了开发商手里，就成了资源;到了专家手里，就成了研究成果。”冯骥才披露，2014年他在为古村落“建档案”的过程中，发现有的地方政府将保护经费用来修路。
　　古村落保护下来了，接下来该怎么做？
　　村落里有精神贵族、文化贵族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政协会议讨论中说，村落里有我们的根性文化，具体指什么？
　　冯骥才：我觉得是中国人的传统价值体系。比如古代的忠孝节义、礼义廉耻，都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古代我们没有真正的城市，所以这个根在农村。农村里的人大部分是没有文化的，但他们把精英对儒释道的表述，变成了自己喜闻乐见的方式。不能说农村文化就一定比城市落后，他们可能没有用现代化的工具，但有文化的因子。我认为村落里有我们的精神贵族、文化贵族。
　　《瞭望东方周刊》：城市化进程势不可挡，村落的消失是不是不可避免呢？就像唐诗宋词那么美，也会消亡。
　　冯骥才：唐诗宋词没有消亡，它还存在。如果你在外地思乡，晚上关了灯，一下就会想到“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你说它消失了吗？它实际在你的血液里。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农村的年轻人，向往的是城市的现代生活和价值取向。而文化应该活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那么，古村落保护下来，如果只是那些建筑、一个外壳，又能怎么样呢？
　　冯骥才：你问到了核心问题。古村落保护最核心的是让这个村落的原住民别走，别抛弃它，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原住民走了，村落所传承的精神内容、生命就走了，就变成一个空壳。外来人如果拿它做旅游，就变成了一个商业资源。
　　村落的关键是它的内涵。我们之所以说村落濒危，是因为村落里的传统文明在瓦解，而不是说这些房子塌了。前两天跟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聊天，我和他最关心的就是这个问题，可是我们对此还没有办法。
　　我认为应该有大批对中华民族有责任心的年轻人，下去，做非常艰苦的努力，去启发那些村落的村民，让他们热爱自己的文化，为自己的文化传统而自豪，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哪些东西是有价值的。
　　高度的文化自觉
　　《瞭望东方周刊》：传统村落保护下来，接下来怎么做呢？
　　冯骥才：接下来是我们知识界做的，现在我牵头做这个事，给传统村落做档案。过去的地方历史叫方志，但是方志做到乡一级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必须给村子做档案。这个档案要非常详细，把村庄的形状、主要街道、人口、历史，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全部记录下来，既有文字也有图像。然后制定相关的保护条例。我们也希望能制定《村落法》，在法律上保护。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在全世界范围内，有没有做得好、可供借鉴的国家和地区？
　　冯骥才：像德国、奥地利、瑞士都不错，他们的村落远远看上去还像古代的村落，但是你进去，发现已经全部现代化了。他们照样养牛，但是牛全用仪器控制，牛肉的来源全部可以追溯，非常现代化，管理科学。他们的这种现代化和传统保护，不是政府让做的，是老百姓自觉做的。老百姓以此为美，有客人来村庄，他们会换上民族服装待客。
　　《瞭望东方周刊》：完全是自发的？
　　冯骥才：自发的，他们很骄傲。你坐进他们家里，他们会用原始方法烤面包给你吃，生着篝火，放着祖辈的音乐。很自然，不是故意做给你看的，这是一种高度的文化自觉。
　　《瞭望东方周刊》：我们往往会把值钱的东西当宝贝，有文化积淀的东西不觉得是宝贝。
　　冯骥才：对。这一点日本做得很好。日本有些大学生到城里去上学，假期回村，就给村里人写口述史，整理资料、收集老照片，然后把这些资料放在村子的某个地方，外来游客都可以拿一点村里的资料走。
　　我原以为中国人不会那么做。但去年我做村落的调查手册时，带了手稿去河北保定附近的易县，跑了两个村子，想试一试我的提纲好不好用。村里的年轻人闻讯就来找我，他们做了村史，还有很多村庄调查。我看了很感动，现在的年轻人也有这样的文化自觉。还有一个县长，按我的格式给每个村子做一本提纲，不到半年，我们已经做了100多个村子。现在给每个（认定的）村落做图文档案，你对这个村落的文化就一目了然了。
　　《瞭望东方周刊》：很多做国学的人说，传统文化就是儒释道。但那只是经典，其实学者们还漏掉了一部分传统文化，就是保留在民俗里、存在于人们生活方式中的那部分。
　　冯骥才：我也这样认为。我们曾经出现过对自己传统的破坏，中断是事实。所以我们要首先认识自己的传统文化。现在一说传统文化，很多人马上说国学，那些标准都是僵化的。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时候，我们第一要总结，第二要认识，第三要选择，要继承的是精神性的、核心的，而不是僵死的、固定形态的东西。
　　最大的困难和体制有关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有一些现象，古村落是保护起来了，但是地方急着发展，要么开发商业价值，要么把民间艺术工业化，你怎么看？
　　冯骥才：这个不着急。在这个过程中，的确有各种人参与进来，有人一知半解瞎做，也有人做试验，这些不管他。先把它保住了，然后给它做档案、做原始记录。慢慢有个自我矫正的过程，但我们不能让它在历史转换中消失。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古村落保护还有哪些困难？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冯骥才：最大的困难和我们的体制有关系。我们的文化事业要通过一个政府系统来做，仅靠知识分子是做不到的。政府知道这个事情要做，但有时实际做的可能正好和你想要的相反。我最近发现了一个问题，政府官员对文物法、非遗法都不知道，所以这次两会我提出来政府官员必须学法。
　　《瞭望东方周刊》：你今年的提案就是让官员学习法律？
　　冯骥才：是。我的提案是政府必须学好两部法，文物法、非遗法。我提了两条，第一是政府要学法，政府执行的情况要纳入官员的考核机制;第二是政府一旦违法，要建立问责机制。把它具体化，跟政府的工作的体制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