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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为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就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挑战进行了深入分析与探讨。在世界和历史的大视野中，专家学者论定：中国改革开放的辉煌和发展具有全球价值。
樊 纲：改革如何促进经济增长
中国过去30年的增长，很多人认为没有效率改进，就是靠着劳动力便宜和资本积累。根据我们的分析，过去平均每年9%-10%的增长速度中，要素投入确实是主要的部分，但是生产力的提高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要素投入拉动的经济增长率，1979年到1988年是6.7%,1989年到1998年是5.16%，1999年到2005年是5.36%，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概是60%。而生产效率改进拉动的经济增长率，在1990年代大概是4.4%，到了1999年以后仍然有3.7%左右，应该说这是相当大的贡献。美国布鲁金斯基金会2007年的一个研究发现，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速度是6%，这和我们的研究基本上兼容。
第二个观察，目前中国经济体制的制度基础仍然相当不健全，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也不少。但是如果采用国际比较的方式，就会发现，这并不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有它的一般性。看三个指标。一是法治指标，世界银行每年都公布各国的法治指标，满分是100，中国是40.6分，比我们好的有墨西哥、巴西、印度，比我们差的有俄罗斯、秘鲁、乌克兰等。二是腐败指标，最清廉的是芬兰、新加坡等，我们排第71位，在100多个国家中比较靠后，墨西哥、泰国等都在中国之前，而土耳其、罗马尼亚、俄罗斯等在中国之后。三是基尼系数，无论在城乡之间、农村之内还是城市之内，中国的基尼系数在过去30年中都有较大的上升。
站在中国的角度看，我们当然希望收入更平等、腐败更少、法治更健全。但是和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的情况并不是那么特殊。这里的关键是要考虑到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即人均GDP。首先，法治指标与人均GDP是正相关的，虽然我们不知道其中的因果关系，但我们发现越发达的国家法治程度越好，越落后的国家法治程度越低，我们画一条法治指标与人均GDP的回归线，中国是在回归线的稍微偏下一点点。第二，腐败指标与人均GDP的回归线，中国正好在回归线上。第三，基尼系数与人均GDP的回归线，中国是在曲线上面一点点。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我们的制度水平与现在的人均收入和发展水平是基本一致的。我们的确仍然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不仅我们的人均收入仍然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我们的制度水平也处于较低水平。
第三个观察，虽然中国取得巨大成就有非常复杂的因素，但是其基本推动力是三条并不特殊的经济规律：一是把激励搞对，二是让市场起作用，三是实行对外开放，前两项正是改革的内容，后面一项是开放的内容。
把激励搞对是改革的两条主线之一，它包括很多形式，最后都体现为对经济人提供激励。我们可以找到地方政府的很多问题，但是不可否认地方政府积极地参与经济改革，发展地方经济，是改革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让市场起作用是改革的主线之二。市场起作用就是由供给和需求决定价格，由看不见的手来引导资源配置。实现它也有不同的方式，比如中国曾经采取的双轨制，看上去它跟标准的市场不一样，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在边际上有效的资源配置作用。
对外开放是第三个基本推动力，这其中也有一些有趣的现象值得研究。中国对外开放的速度和程度甚至超过对内改革。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用某些指标来衡量，比如进出口与GDP之比，比美国都高。
张维迎：怎样理解中国经济
改革的成就
中国改革已经走过了30年，回过头看，当改革开始的时候，至少有两件事我们没有预料到：
第一，我们没有预料到改革的路程如此漫长。
最初，改革领导人设想大约需要5～10年的时间完成改革；即使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许多改革者仍然乐观地预期，到1990年、最晚到1995年，改革应该画上一个句号（所以有“三五八”改革规划）。但30年过去了，中国仍然处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仍然不知道改革将终于何时。
第二，我们没有预料到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如此之快，改革的成就如此之大。
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到2000年国民收入翻两番的目标，不少人抱有怀疑态度，甚至觉得有些“冒进”。但事实证明，中国经济的发展比邓小平预期的还要快。在过去30年里，中国的人均GDP每10年不到就翻一番。到2007年，已达到2500美元；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从1978年的第13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4位；中国进出口占世界贸易的比例从1978年的第23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3位。当初，我们也不可能预料到30年后，人民币汇率会成为国际经济问题；我们更想不到，到2007年的时候，世界市值最大的10大上市公司有5家是中国公司。
在我看来，中国改革的路程如此漫长，改革的成就如此之大，都来自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中国在30年的时间里，走了一条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道路。当初，我们不仅没有认识到建立市场经济是如此艰难，更没有认识到市场经济创造财富的威力是如此之大！
要理解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改革及其成就，我认为有五个转变最关键：
第一，资源配置信号由计划指标转向市场价格。
资源是有限的，社会应该把有限的资源用在什么地方，才能创造出最大的价值？在计划经济下，没有一个合理的标准，完全依赖于计划官员想象中的“社会需要”。比如，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最缺少的是轻工业产品。因为计划官员固执地认为，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最重要的是重工业，所以大量的资源都投向重工业。结果造成消费品的严重短缺，老百姓需要的日常消费品没有一件不靠票证能买得到。
改革开放以后，引入了市场，有了价格信号，需求诱发供给，什么样的产品消费者评价最高，资源就被引导到生产什么产品。价格不仅调节资源在不同产品之间的配置，而且调节资源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配置。事实证明，用价格信号引导资源配置，远比国家计划更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创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第二，经济决策的主体由政府官员转向企业家。
现实世界中，任何资源配置都是由人做出的。企业也好，政府也好，本身只是一个组织形态，不会作任何决策，真正作决策的是人。不同的体制下，决策的主体不同。计划经济下的决策主体是政府官员，市场经济下的决策主体是企业家。企业家队伍的兴起，经济决策的主体由政府官员向企业家的转变，是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重大变化之一。
企业家作决策的时候，要预测未来，以价格为信号，以利润为目标，要看投入创造的价值能不能超过投入的成本。如果亏损，他就面临破产，所以他的决策指向在多数情况下与创造社会财富的要求是一致的。对市场的预测越准确，企业利润越多，资源配置越合理，创造的社会价值就越大。而官员不同，他们在决策的时候考虑的主要是“政治账”和所谓的“社会账”，而不是经济账。不考虑市场需求，不计成本，不关心利润，即使决策失误，项目亏损，也不影响他们的职位升迁。
第三，个人权益基础由政府职位转向私人财产。
计划经济下，个人享有的权益基本上基于其在政府系统中的职位，个人对于社会资源的控制和享受是由其本人或家人的“官位”和“身份”决定的。在这样的体制下，人们要获得对财富的支配权和使用权，首先要获得职位。
在市场经济下，个人权益是由个人拥有的财产界定和保证的。市场竞争和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推动了专业化分工和技术进步，从而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国民财富的增加。
第四，经济发展的推动力由中央动员转向地方竞争。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下，经济发展战略是国家制定的，资源是由中央动员的。中国改革的重要特点之一，是通过地方分权化改革引入地区之间的竞争，这是20世纪80年代财政大包干（“分灶吃饭”）制度以及随后一系列分权化变革带来的结果。地方分权对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是推动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最重要力量之一。
第五，经济运行系统由封闭转向开放。
20世纪80年代再次启动的中国对外开放，扩大了市场范围，使中国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国际市场、国际资本和发达国家积累的先进技术和管理制度，通过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创造国民财富，从而有条件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这是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重要基础。
对外开放还引进了新思想、新观念，以及新的游戏规则。比如前几年，我们在规范政府行为、减少政府权力、废除审批制方面做的许多工作，是跟加入世贸组织（WTO）密切相关的。所以说，开放是推动改革的重要因素。没有对外开放，就不会有今天的改革成就。
以上五个转变，是理解中国市场化改革及其成就和问题的关键。
陈志武：从历史大视野中
看中国改革
中国改革开放不只是过去30年，回溯起来应该有160年左右。过去160年确确实实给中国社会带来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为什么这一次会非常成功？
我们今天说到中国，都强调人口众多和劳动力便宜，是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使中国经济的腾飞变为现实的主要因素。不过，我们要问，中国的这种高速发展到底是中国自己创造的，还是世界带给中国的？我们回过头去看，在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比今天要高得多，当时大概介于世界1/3到1/4之间，而今天的中国人口才占世界的1/5左右。一两百年前，中国在这方面的比较优势比今天更强，那时的中国人也照样勤劳、人口也更加众多，那时中国经济没有腾飞，这说明必然是劳动力之外的因素在起作用。
钱颖一教授讲中国过去30年跟1950年以后的日本、1958年以后的中国台湾、1962年以后的韩国相比，增长经历非常类似。我要补充的是，从1950年到1998年，全球的人均GDP也是翻了差不多两倍，跟中国最近的30年的增长情况差不多。我强调这一点，绝对不是要贬低中国人自己的贡献，但也要看到，中国的经历，东亚国家早就有过，世界平均水平也从1950年开始经历这样的收入增长，那就说明，中国过去30年的增长，是一种全球范围内更普遍趋势的一部分，我们是把握了这个趋势，加入了这个潮流。
1980年代初，英国、美国开始大规模地实行私有化；1990年之前，东欧、西欧、拉美国家都不约而同地进行市场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使全世界都不约而同地进行改革开放，让大家几乎同时采取类似的行为，比如放松政府管制，把财产权、把经济活动的选择自由还给个人？中国过去200年中发生的很多事情，都跟同时期其他很多国家的事情几乎一样，比如工业革命的时期，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也在进行洋务运动；19世纪后半期在德国、瑞士、拉美国家、俄罗斯出现了股票交易所，而中国的股票交易差不多也是在1872年开始的。为什么在大家不知道“华盛顿共识”是什么的前提下，都同时采取了市场化、全球化的举措？
19世纪后半期，全球范围有两大趋势，给中国过去30年带来了机会，第一是工业技术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商品化，异地的可移植性越来越强。第二是世界秩序的演变。以前的世界秩序是以武力炮舰来维系的，交易成本非常高；而今天美国和中国的跨国公司不需要自己的军队——但要有自己的律师。在以规则为主导的世界秩序之下，邓小平一旦决定改革开放，马上就有很多外资进来，同时中国的企业可以把商品运出去，而以前的改革开放者也没有这么幸运。1978年时这些条件具备了。
周其仁：权利的重新界定
1978年是新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元年，因为这一年发生了思想解放运动。虽然在1978年12月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但当时的政策对包产到户还是下了禁令。这次全会和之前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思想路线上纠正了整个国家看待体制、制度、政策的思想方法，这个思想路线就是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讲到底都是手段，是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要求，满足生产力的发展，而不能把它倒过来，变成选择体制的一种桎梏。选错了要改过来，要听从实践的经验，我相信这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最重要的一个思想根源，所以我们今天把改革开放定成1978年开始。邓小平在1960年就讲过，包产到户能多打粮，不合法，就让它合法起来，但直到1978年以后，局部的包产到户才变成席卷全国的包产到户。包产到户的意义就是在集体的公有制中划出一个权利界限，使用归你，种什么归你，产品归你。中国有社会意义的界定产权就是从包产到户开始的。
在我看来，整个改革开放就是权利的重新界定。第一个层次是集体的所有权可以通过承包，清清楚楚地界定到个人。第二个层次，不仅仅是可以使用，还可以转让，有转让权、定价权、喊价权和还价权，中国资源的配置就不再局限在苏联教科书的那一套范畴里，看不见的手开始起作用，直到最后写入中央的改革文件，以市场价格手段来配置资源。第三个层次，界定了创业权，这一条大大解放了中国的生产力，出现了新型的企业家，才有今天这么多的服务和商品。第四个层次，把各种来路的权利放到一个合约中来，不同权利放在一起，互相保护利益，互相不侵犯，组织更大的生产力。这四个层次的权利界定，是从实际出发，先试再做再讨论，最后把稳定的东西变成法律，变成章程，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改革开放。对于这四个层次的产权界定，到今天为止都有不同认识，这没有关系。重新界定产权和原来含含糊糊的大公有制之间的区别使中国的经济实力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变化，这一点我相信看到的人越来越多。
当然，界定产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哪一个领域问题严重就先动一动，所以我们的权利界定是不够普遍的，权利和权利之间的平衡关系构成未来改革的一个难点。对于将来，我相信我们现在可以提出这样的目标：要有普遍的产权，要界定到所有的资源配置上去，而不是哪一方面的权利。
所有权利当中，有一种权利背后带着合法的暴力，任何社会要有秩序，就一定要有强制力，一定要有合法暴力。但是这个合法暴力怎么能够在规范的轨道上运行？怎么能够不被滥用？这是改革开放30年来到今天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当然总的思路有了，就是法治，这个法治是所有人要服从同样的准则，用同样的准则管住所有的人。
林毅夫：为什么中国改革
采取渐进式路径
我要谈的是中国渐进改革的逻辑。中国的改革开放采取的是双轨渐进的道路，在上世纪80年代就取得巨大的成绩，1979年～1990年经济连续取得十多年的快速增长，而且对外开放扩大，城乡差距缩小，可以讲经济发展所追求的主要目标都达到了。但是在那段时间里，国际经济学界普遍不看好中国改革的前景，他们认为中国的改革虽然成绩明显，但是存在很多根本的体制问题，比如说产权还没有私有化，市场是双轨制，经济体系当中还存在着根本的矛盾，认为中国经济将会出现巨大危机，甚至崩溃。
当时国际经济学界看好的改革方式是按照“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休克疗法”，包括价格一次性地全部放开，推行市场化，对国有企业产权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同时，政府维持预算的硬约束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休克疗法”这三项内容，从理论上来讲是完整、自生的。主张“休克疗法”的经济学家认为，按此改革实行之初经济会有所下滑，然后就会长期快速发展，而中国渐进、双轨的改革必然会出现大的灾难。
但事实的发展并不是像理论预期那样。苏联、东欧推行“休克疗法”以后，出现了恶性的通货膨胀，经济长期停滞，一直到最近，才开始有增长。反观中国，国民经济确实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国有企业的效率一直没有提高，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在扩大，金融体系比较脆弱，社会当中有很多腐败现象，社会发展也相对滞后，但是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在1990年代和新世纪以来，以更快的速度在发展。
从中国的改革开放与苏联、东欧转型的比较，我们看到的是现有的理论在预测转型时，是苍白无力的。原因在于，现有理论暗含了一个假定，认为存在于市场中的企业都具有自生能力，也就是只要管理好，就可以在竞争的市场中赚钱，如果一个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不赚钱，一定是它的管理有问题。但实际上，在转型国家，很多企业即使管理没有问题，也有可能没有办法获得预期的竞争力和利润率。
事实上，在中国、苏联、东欧以及其他一些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都试图优先建立技术先进、资本密集的重工业体系。
但是，由于重工业体系中的企业缺乏自生能力，“休克疗法”的三个目标就不可能同时实现。在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情况下把所有保护和补贴都取消，企业就会破产，这会导致两个不可承受的后果，一是重工业企业通常非常大，破产就会造成大量失业，社会不稳定；二是这些产业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石，政府和社会各界都会要继续保有它们。即使是私有化之后，国家也需要继续进行保护和补贴，而且要补贴更多，但政府的征税能力却是下降的，于是只好用印钞票的方式来补贴，这就是“休克疗法”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的原因。
为什么渐进的、双轨制的改革比“休克疗法”更好呢？中国的渐进改革首先是放权让利，让农民、工人有一部分自主权，变成部分剩余的所有者，他们的积极性提高了；允许农民、私营企业、外资企业进入以前受压制的轻工业，这符合比较优势，改善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同时，对于那些不符合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继续给予必要的补贴和干预，避免了经济的崩溃。所以，同时实现了稳定和快速增长。当然，在改革过程中，由于旧的计划体制和新的市场制度同时存在，因此，国民经济中出现了很多奇怪的现象，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少，而价格扭曲也越来越小，最后，由双轨过渡到市场单轨。这是中国渐进改革的取得比休克疗法成功的原因。
吴敬琏：成就巨大又面临
严峻挑战
我们现在处的状况是“两头冒尖”，成就巨大但是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出路就在于要像十七大所讲的那样，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建立起一个规范的市场体系，让市场充分发挥它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关键就是要推进市场化的改革。现在有一种舆论认为改革过头了，或者改革急于求成了，甚至改革的方向不对了。实际上，只要具体分析一下，看看碰到的问题到底是改革的方向不对还是改革没有到位，结论就会很清楚。比如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低收入阶层基本生活和福利不能得到保障的问题，这能不能怪罪于改革？只要举一个简单的事实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本来就不完善，到了1993年中共中央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这个决定里面，对社会保障做出了一个很好的原则设计。但14年过去了，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责任是在所谓市场化的改革，还是在没有能够执行这个决定呢？再比如国企改革，1997年的十五次代表大会和1999年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制定了关于国企改革的决定后，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这两个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但是这一波改革到了最大的一些国有企业那里，好像就停顿了。
市场化改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要把我们的市场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虽然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来要建设法治国家，十六次代表大会又重申了这样的主张，而且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问题。法治包括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从立法方面来说，数量是不少的，但一些基本的立法在速度和内容上都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党中央一再强调的《物权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但是这个法律搞了13年；还有《反垄断法》也花了13年，而且现在还有一些不太清楚的地方。司法问题就是怎么能够做到公正执法、独立司法，这个难度可能比立法还要大一些。
改革需要各方的努力，但是关键的关键在于党政领导机关，在于政府。根据十七大的决定，党政领导机关最重要的职能就是要努力推进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我还是赞成有些经济学家说的，政府提供公共产品，而不是去处理企业的微观事务，在市场上没有自己的利益，而是给市场提供秩序和条件。也就是温家宝总理说过多次的，该管的事一定要管好，不该管的事就一定不要管。但是现在这两个方面好像都没能完全做到。如果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改革开放就能够在新的时期得到大的推进。
成思危：通过深化改革
解决现实问题
中国30年来改革开放的成绩是巨大的。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今天的世界地位。我认为改革的核心是制度创新，制度本身包括体制和机制两个方面，体制讲的是结构，机制讲的是过程和程序，我们只有在结构和程序方面同时进行改革，才有可能成功。
现在改革进入了深化和攻坚的阶段，有许多矛盾需要认真处理,要通过深化改革解决现实问题。
第一是法治和人治的矛盾。尽管中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长期的努力，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法治和人治之间还是存在矛盾和问题。腐败是影响国家发展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尽管这些年来中央采取了标本兼治的办法，处理了不少人，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是要彻底根治这个问题，必须靠法治来解决。我们尚未真正树立宪法的权威，需要进一步根据宪法来审查各部门和各地方推出的法规，如果不符合宪法的，一定要撤销，我想这是一个根本。
依法治国首要的是依法行政或者说依法治官，因为政府官员和人民群众相比是强势，所以政府官员能不能够依法行政，是非常关键的。再一点，依法治国要靠全民的力量和觉悟，单靠监督部门的监督是不够的，还要依靠群众监督、民主监督、政协监督、民主党派监督、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的监督，以及新闻媒体舆论的监督。
第二是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我认为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是把公平和效率结合起来了，一方面要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去追求经济发展的效益和效果，另一方面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保障社会公平和公正，特别是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如果只讲效益不讲公平，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社会不稳定，就谈不上效率；只讲公平不讲效率，就没有办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现在大家都比较注重讲公平，但我还是要说，千万注意不要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第三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政府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应该密切结合，政府的宏观调控不能违反市场经济的三个基本规律：一不能违反价值规律，限价或者补贴的方法都只是权宜之计，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二不能违反供求规律，我们应该相信市场，不要用自己主观的判断来代替市场信号。三不能违反市场竞争规律，我们以前用限制新进入者来防止重复建设，实际上这个提法是不对的，没有新的市场进入者和竞争者，市场是不可能进步的，所以后来改成防止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这个提法就科学了。
第四是要处理好集权和分权的关系。一方面中央要有一定的财力，另一方面也要给地方一定的主动性。很多问题的产生，都是由于在集权分权的处理上引导了地方政府的行为。地方政府追求GDP，政绩是一方面，财政收入也是一方面。如果权力过分集中，就会把矛盾过分集中；财力过分集中，就会把负担也过分集中，在这个问题上，要有巧妙的艺术的处理。
（摘编自《中国改革30年》及《21世纪经济报道》）
樊 纲：改革如何促进经济增长
中国过去30年的增长，很多人认为没有效率改进，就是靠着劳动力便宜和资本积累。根据我们的分析，过去平均每年9%-10%的增长速度中，要素投入确实是主要的部分，但是生产力的提高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要素投入拉动的经济增长率，1979年到1988年是6.7%,1989年到1998年是5.16%，1999年到2005年是5.36%，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概是60%。而生产效率改进拉动的经济增长率，在1990年代大概是4.4%，到了1999年以后仍然有3.7%左右，应该说这是相当大的贡献。美国布鲁金斯基金会2007年的一个研究发现，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速度是6%，这和我们的研究基本上兼容。
第二个观察，目前中国经济体制的制度基础仍然相当不健全，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也不少。但是如果采用国际比较的方式，就会发现，这并不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有它的一般性。看三个指标。一是法治指标，世界银行每年都公布各国的法治指标，满分是100，中国是40.6分，比我们好的有墨西哥、巴西、印度，比我们差的有俄罗斯、秘鲁、乌克兰等。二是腐败指标，最清廉的是芬兰、新加坡等，我们排第71位，在100多个国家中比较靠后，墨西哥、泰国等都在中国之前，而土耳其、罗马尼亚、俄罗斯等在中国之后。三是基尼系数，无论在城乡之间、农村之内还是城市之内，中国的基尼系数在过去30年中都有较大的上升。
站在中国的角度看，我们当然希望收入更平等、腐败更少、法治更健全。但是和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的情况并不是那么特殊。这里的关键是要考虑到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即人均GDP。首先，法治指标与人均GDP是正相关的，虽然我们不知道其中的因果关系，但我们发现越发达的国家法治程度越好，越落后的国家法治程度越低，我们画一条法治指标与人均GDP的回归线，中国是在回归线的稍微偏下一点点。第二，腐败指标与人均GDP的回归线，中国正好在回归线上。第三，基尼系数与人均GDP的回归线，中国是在曲线上面一点点。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我们的制度水平与现在的人均收入和发展水平是基本一致的。我们的确仍然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不仅我们的人均收入仍然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我们的制度水平也处于较低水平。
第三个观察，虽然中国取得巨大成就有非常复杂的因素，但是其基本推动力是三条并不特殊的经济规律：一是把激励搞对，二是让市场起作用，三是实行对外开放，前两项正是改革的内容，后面一项是开放的内容。
把激励搞对是改革的两条主线之一，它包括很多形式，最后都体现为对经济人提供激励。我们可以找到地方政府的很多问题，但是不可否认地方政府积极地参与经济改革，发展地方经济，是改革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让市场起作用是改革的主线之二。市场起作用就是由供给和需求决定价格，由看不见的手来引导资源配置。实现它也有不同的方式，比如中国曾经采取的双轨制，看上去它跟标准的市场不一样，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在边际上有效的资源配置作用。
对外开放是第三个基本推动力，这其中也有一些有趣的现象值得研究。中国对外开放的速度和程度甚至超过对内改革。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用某些指标来衡量，比如进出口与GDP之比，比美国都高。
张维迎：怎样理解中国经济
改革的成就
中国改革已经走过了30年，回过头看，当改革开始的时候，至少有两件事我们没有预料到：
第一，我们没有预料到改革的路程如此漫长。
最初，改革领导人设想大约需要5～10年的时间完成改革；即使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许多改革者仍然乐观地预期，到1990年、最晚到1995年，改革应该画上一个句号（所以有“三五八”改革规划）。但30年过去了，中国仍然处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仍然不知道改革将终于何时。
第二，我们没有预料到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如此之快，改革的成就如此之大。
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到2000年国民收入翻两番的目标，不少人抱有怀疑态度，甚至觉得有些“冒进”。但事实证明，中国经济的发展比邓小平预期的还要快。在过去30年里，中国的人均GDP每10年不到就翻一番。到2007年，已达到2500美元；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从1978年的第13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4位；中国进出口占世界贸易的比例从1978年的第23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3位。当初，我们也不可能预料到30年后，人民币汇率会成为国际经济问题；我们更想不到，到2007年的时候，世界市值最大的10大上市公司有5家是中国公司。
在我看来，中国改革的路程如此漫长，改革的成就如此之大，都来自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中国在30年的时间里，走了一条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道路。当初，我们不仅没有认识到建立市场经济是如此艰难，更没有认识到市场经济创造财富的威力是如此之大！
要理解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改革及其成就，我认为有五个转变最关键：
第一，资源配置信号由计划指标转向市场价格。
资源是有限的，社会应该把有限的资源用在什么地方，才能创造出最大的价值？在计划经济下，没有一个合理的标准，完全依赖于计划官员想象中的“社会需要”。比如，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最缺少的是轻工业产品。因为计划官员固执地认为，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最重要的是重工业，所以大量的资源都投向重工业。结果造成消费品的严重短缺，老百姓需要的日常消费品没有一件不靠票证能买得到。
改革开放以后，引入了市场，有了价格信号，需求诱发供给，什么样的产品消费者评价最高，资源就被引导到生产什么产品。价格不仅调节资源在不同产品之间的配置，而且调节资源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配置。事实证明，用价格信号引导资源配置，远比国家计划更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创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第二，经济决策的主体由政府官员转向企业家。
现实世界中，任何资源配置都是由人做出的。企业也好，政府也好，本身只是一个组织形态，不会作任何决策，真正作决策的是人。不同的体制下，决策的主体不同。计划经济下的决策主体是政府官员，市场经济下的决策主体是企业家。企业家队伍的兴起，经济决策的主体由政府官员向企业家的转变，是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重大变化之一。
企业家作决策的时候，要预测未来，以价格为信号，以利润为目标，要看投入创造的价值能不能超过投入的成本。如果亏损，他就面临破产，所以他的决策指向在多数情况下与创造社会财富的要求是一致的。对市场的预测越准确，企业利润越多，资源配置越合理，创造的社会价值就越大。而官员不同，他们在决策的时候考虑的主要是“政治账”和所谓的“社会账”，而不是经济账。不考虑市场需求，不计成本，不关心利润，即使决策失误，项目亏损，也不影响他们的职位升迁。
第三，个人权益基础由政府职位转向私人财产。
计划经济下，个人享有的权益基本上基于其在政府系统中的职位，个人对于社会资源的控制和享受是由其本人或家人的“官位”和“身份”决定的。在这样的体制下，人们要获得对财富的支配权和使用权，首先要获得职位。
在市场经济下，个人权益是由个人拥有的财产界定和保证的。市场竞争和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推动了专业化分工和技术进步，从而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国民财富的增加。
第四，经济发展的推动力由中央动员转向地方竞争。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下，经济发展战略是国家制定的，资源是由中央动员的。中国改革的重要特点之一，是通过地方分权化改革引入地区之间的竞争，这是20世纪80年代财政大包干（“分灶吃饭”）制度以及随后一系列分权化变革带来的结果。地方分权对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是推动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最重要力量之一。
第五，经济运行系统由封闭转向开放。
20世纪80年代再次启动的中国对外开放，扩大了市场范围，使中国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国际市场、国际资本和发达国家积累的先进技术和管理制度，通过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创造国民财富，从而有条件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这是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重要基础。
对外开放还引进了新思想、新观念，以及新的游戏规则。比如前几年，我们在规范政府行为、减少政府权力、废除审批制方面做的许多工作，是跟加入世贸组织（WTO）密切相关的。所以说，开放是推动改革的重要因素。没有对外开放，就不会有今天的改革成就。
以上五个转变，是理解中国市场化改革及其成就和问题的关键。
陈志武：从历史大视野中
看中国改革
中国改革开放不只是过去30年，回溯起来应该有160年左右。过去160年确确实实给中国社会带来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为什么这一次会非常成功？
我们今天说到中国，都强调人口众多和劳动力便宜，是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使中国经济的腾飞变为现实的主要因素。不过，我们要问，中国的这种高速发展到底是中国自己创造的，还是世界带给中国的？我们回过头去看，在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比今天要高得多，当时大概介于世界1/3到1/4之间，而今天的中国人口才占世界的1/5左右。一两百年前，中国在这方面的比较优势比今天更强，那时的中国人也照样勤劳、人口也更加众多，那时中国经济没有腾飞，这说明必然是劳动力之外的因素在起作用。
钱颖一教授讲中国过去30年跟1950年以后的日本、1958年以后的中国台湾、1962年以后的韩国相比，增长经历非常类似。我要补充的是，从1950年到1998年，全球的人均GDP也是翻了差不多两倍，跟中国最近的30年的增长情况差不多。我强调这一点，绝对不是要贬低中国人自己的贡献，但也要看到，中国的经历，东亚国家早就有过，世界平均水平也从1950年开始经历这样的收入增长，那就说明，中国过去30年的增长，是一种全球范围内更普遍趋势的一部分，我们是把握了这个趋势，加入了这个潮流。
1980年代初，英国、美国开始大规模地实行私有化；1990年之前，东欧、西欧、拉美国家都不约而同地进行市场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使全世界都不约而同地进行改革开放，让大家几乎同时采取类似的行为，比如放松政府管制，把财产权、把经济活动的选择自由还给个人？中国过去200年中发生的很多事情，都跟同时期其他很多国家的事情几乎一样，比如工业革命的时期，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也在进行洋务运动；19世纪后半期在德国、瑞士、拉美国家、俄罗斯出现了股票交易所，而中国的股票交易差不多也是在1872年开始的。为什么在大家不知道“华盛顿共识”是什么的前提下，都同时采取了市场化、全球化的举措？
19世纪后半期，全球范围有两大趋势，给中国过去30年带来了机会，第一是工业技术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商品化，异地的可移植性越来越强。第二是世界秩序的演变。以前的世界秩序是以武力炮舰来维系的，交易成本非常高；而今天美国和中国的跨国公司不需要自己的军队——但要有自己的律师。在以规则为主导的世界秩序之下，邓小平一旦决定改革开放，马上就有很多外资进来，同时中国的企业可以把商品运出去，而以前的改革开放者也没有这么幸运。1978年时这些条件具备了。
周其仁：权利的重新界定
1978年是新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元年，因为这一年发生了思想解放运动。虽然在1978年12月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但当时的政策对包产到户还是下了禁令。这次全会和之前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思想路线上纠正了整个国家看待体制、制度、政策的思想方法，这个思想路线就是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讲到底都是手段，是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要求，满足生产力的发展，而不能把它倒过来，变成选择体制的一种桎梏。选错了要改过来，要听从实践的经验，我相信这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最重要的一个思想根源，所以我们今天把改革开放定成1978年开始。邓小平在1960年就讲过，包产到户能多打粮，不合法，就让它合法起来，但直到1978年以后，局部的包产到户才变成席卷全国的包产到户。包产到户的意义就是在集体的公有制中划出一个权利界限，使用归你，种什么归你，产品归你。中国有社会意义的界定产权就是从包产到户开始的。
在我看来，整个改革开放就是权利的重新界定。第一个层次是集体的所有权可以通过承包，清清楚楚地界定到个人。第二个层次，不仅仅是可以使用，还可以转让，有转让权、定价权、喊价权和还价权，中国资源的配置就不再局限在苏联教科书的那一套范畴里，看不见的手开始起作用，直到最后写入中央的改革文件，以市场价格手段来配置资源。第三个层次，界定了创业权，这一条大大解放了中国的生产力，出现了新型的企业家，才有今天这么多的服务和商品。第四个层次，把各种来路的权利放到一个合约中来，不同权利放在一起，互相保护利益，互相不侵犯，组织更大的生产力。这四个层次的权利界定，是从实际出发，先试再做再讨论，最后把稳定的东西变成法律，变成章程，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改革开放。对于这四个层次的产权界定，到今天为止都有不同认识，这没有关系。重新界定产权和原来含含糊糊的大公有制之间的区别使中国的经济实力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变化，这一点我相信看到的人越来越多。
当然，界定产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哪一个领域问题严重就先动一动，所以我们的权利界定是不够普遍的，权利和权利之间的平衡关系构成未来改革的一个难点。对于将来，我相信我们现在可以提出这样的目标：要有普遍的产权，要界定到所有的资源配置上去，而不是哪一方面的权利。
所有权利当中，有一种权利背后带着合法的暴力，任何社会要有秩序，就一定要有强制力，一定要有合法暴力。但是这个合法暴力怎么能够在规范的轨道上运行？怎么能够不被滥用？这是改革开放30年来到今天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当然总的思路有了，就是法治，这个法治是所有人要服从同样的准则，用同样的准则管住所有的人。
林毅夫：为什么中国改革
采取渐进式路径
我要谈的是中国渐进改革的逻辑。中国的改革开放采取的是双轨渐进的道路，在上世纪80年代就取得巨大的成绩，1979年～1990年经济连续取得十多年的快速增长，而且对外开放扩大，城乡差距缩小，可以讲经济发展所追求的主要目标都达到了。但是在那段时间里，国际经济学界普遍不看好中国改革的前景，他们认为中国的改革虽然成绩明显，但是存在很多根本的体制问题，比如说产权还没有私有化，市场是双轨制，经济体系当中还存在着根本的矛盾，认为中国经济将会出现巨大危机，甚至崩溃。
当时国际经济学界看好的改革方式是按照“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休克疗法”，包括价格一次性地全部放开，推行市场化，对国有企业产权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同时，政府维持预算的硬约束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休克疗法”这三项内容，从理论上来讲是完整、自生的。主张“休克疗法”的经济学家认为，按此改革实行之初经济会有所下滑，然后就会长期快速发展，而中国渐进、双轨的改革必然会出现大的灾难。
但事实的发展并不是像理论预期那样。苏联、东欧推行“休克疗法”以后，出现了恶性的通货膨胀，经济长期停滞，一直到最近，才开始有增长。反观中国，国民经济确实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国有企业的效率一直没有提高，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在扩大，金融体系比较脆弱，社会当中有很多腐败现象，社会发展也相对滞后，但是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在1990年代和新世纪以来，以更快的速度在发展。
从中国的改革开放与苏联、东欧转型的比较，我们看到的是现有的理论在预测转型时，是苍白无力的。原因在于，现有理论暗含了一个假定，认为存在于市场中的企业都具有自生能力，也就是只要管理好，就可以在竞争的市场中赚钱，如果一个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不赚钱，一定是它的管理有问题。但实际上，在转型国家，很多企业即使管理没有问题，也有可能没有办法获得预期的竞争力和利润率。
事实上，在中国、苏联、东欧以及其他一些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都试图优先建立技术先进、资本密集的重工业体系。
但是，由于重工业体系中的企业缺乏自生能力，“休克疗法”的三个目标就不可能同时实现。在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情况下把所有保护和补贴都取消，企业就会破产，这会导致两个不可承受的后果，一是重工业企业通常非常大，破产就会造成大量失业，社会不稳定；二是这些产业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石，政府和社会各界都会要继续保有它们。即使是私有化之后，国家也需要继续进行保护和补贴，而且要补贴更多，但政府的征税能力却是下降的，于是只好用印钞票的方式来补贴，这就是“休克疗法”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的原因。
为什么渐进的、双轨制的改革比“休克疗法”更好呢？中国的渐进改革首先是放权让利，让农民、工人有一部分自主权，变成部分剩余的所有者，他们的积极性提高了；允许农民、私营企业、外资企业进入以前受压制的轻工业，这符合比较优势，改善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同时，对于那些不符合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继续给予必要的补贴和干预，避免了经济的崩溃。所以，同时实现了稳定和快速增长。当然，在改革过程中，由于旧的计划体制和新的市场制度同时存在，因此，国民经济中出现了很多奇怪的现象，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少，而价格扭曲也越来越小，最后，由双轨过渡到市场单轨。这是中国渐进改革的取得比休克疗法成功的原因。
吴敬琏：成就巨大又面临
严峻挑战
我们现在处的状况是“两头冒尖”，成就巨大但是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出路就在于要像十七大所讲的那样，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建立起一个规范的市场体系，让市场充分发挥它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关键就是要推进市场化的改革。现在有一种舆论认为改革过头了，或者改革急于求成了，甚至改革的方向不对了。实际上，只要具体分析一下，看看碰到的问题到底是改革的方向不对还是改革没有到位，结论就会很清楚。比如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低收入阶层基本生活和福利不能得到保障的问题，这能不能怪罪于改革？只要举一个简单的事实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本来就不完善，到了1993年中共中央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这个决定里面，对社会保障做出了一个很好的原则设计。但14年过去了，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责任是在所谓市场化的改革，还是在没有能够执行这个决定呢？再比如国企改革，1997年的十五次代表大会和1999年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制定了关于国企改革的决定后，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这两个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但是这一波改革到了最大的一些国有企业那里，好像就停顿了。
市场化改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要把我们的市场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虽然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来要建设法治国家，十六次代表大会又重申了这样的主张，而且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问题。法治包括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从立法方面来说，数量是不少的，但一些基本的立法在速度和内容上都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党中央一再强调的《物权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但是这个法律搞了13年；还有《反垄断法》也花了13年，而且现在还有一些不太清楚的地方。司法问题就是怎么能够做到公正执法、独立司法，这个难度可能比立法还要大一些。
改革需要各方的努力，但是关键的关键在于党政领导机关，在于政府。根据十七大的决定，党政领导机关最重要的职能就是要努力推进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我还是赞成有些经济学家说的，政府提供公共产品，而不是去处理企业的微观事务，在市场上没有自己的利益，而是给市场提供秩序和条件。也就是温家宝总理说过多次的，该管的事一定要管好，不该管的事就一定不要管。但是现在这两个方面好像都没能完全做到。如果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改革开放就能够在新的时期得到大的推进。
成思危：通过深化改革
解决现实问题
中国30年来改革开放的成绩是巨大的。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今天的世界地位。我认为改革的核心是制度创新，制度本身包括体制和机制两个方面，体制讲的是结构，机制讲的是过程和程序，我们只有在结构和程序方面同时进行改革，才有可能成功。
现在改革进入了深化和攻坚的阶段，有许多矛盾需要认真处理,要通过深化改革解决现实问题。
第一是法治和人治的矛盾。尽管中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长期的努力，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法治和人治之间还是存在矛盾和问题。腐败是影响国家发展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尽管这些年来中央采取了标本兼治的办法，处理了不少人，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是要彻底根治这个问题，必须靠法治来解决。我们尚未真正树立宪法的权威，需要进一步根据宪法来审查各部门和各地方推出的法规，如果不符合宪法的，一定要撤销，我想这是一个根本。
依法治国首要的是依法行政或者说依法治官，因为政府官员和人民群众相比是强势，所以政府官员能不能够依法行政，是非常关键的。再一点，依法治国要靠全民的力量和觉悟，单靠监督部门的监督是不够的，还要依靠群众监督、民主监督、政协监督、民主党派监督、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的监督，以及新闻媒体舆论的监督。
第二是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我认为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是把公平和效率结合起来了，一方面要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去追求经济发展的效益和效果，另一方面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保障社会公平和公正，特别是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如果只讲效益不讲公平，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社会不稳定，就谈不上效率；只讲公平不讲效率，就没有办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现在大家都比较注重讲公平，但我还是要说，千万注意不要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第三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政府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应该密切结合，政府的宏观调控不能违反市场经济的三个基本规律：一不能违反价值规律，限价或者补贴的方法都只是权宜之计，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二不能违反供求规律，我们应该相信市场，不要用自己主观的判断来代替市场信号。三不能违反市场竞争规律，我们以前用限制新进入者来防止重复建设，实际上这个提法是不对的，没有新的市场进入者和竞争者，市场是不可能进步的，所以后来改成防止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这个提法就科学了。
第四是要处理好集权和分权的关系。一方面中央要有一定的财力，另一方面也要给地方一定的主动性。很多问题的产生，都是由于在集权分权的处理上引导了地方政府的行为。地方政府追求GDP，政绩是一方面，财政收入也是一方面。如果权力过分集中，就会把矛盾过分集中；财力过分集中，就会把负担也过分集中，在这个问题上，要有巧妙的艺术的处理。
（摘编自《中国改革30年》及《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