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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公安部一纸措词严厉的通报，揭开了葛兰素史克（下称“GSK”）行贿窝案的真相。
GSK可谓风波不断，从国家药监局公布A型肉毒毒素保妥适等药品被停用、超适用症推广在美国被罚30亿元，再到前GSK研发中心总裁臧敬五涉嫌论文造假。然而，此次公安部多路人马侦查GSK通过旅行社进行行贿，将GSK推到了风口浪尖。
随着GSK在中国的高管——四驾马车被警方采取强制措施，GSK背后隐藏的药企、医院、官员、基金会、医学会等机构的利益链条被层层揭开。
国家发改委日前公布，将对33家国产药企业和27家进口药品代理企业开展成本价格调查，GSK等企业均在名单之列。
随着公安机关对GSK案件的进一步调查和开展，现行医药体制下的药品定价、注册、审批、进入医保目录等环节的腐败利益链条浮出水面。GSK行贿窝案将推动医药行业新一轮洗牌，同时将推动中国医改体制进入改革深水区。
公关政府
“一种药品要上市，必须与各个部门打交道，注册涉及药监，价格涉及发改委，进医保涉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进地方涉及地方招标办，进医院涉及医院院长、科室主任、医生等。” 身陷囹圄的GSK副总裁、企业运营总经理梁宏毫不掩饰GSK在中国市场一路通关的秘密。
已经揭露的GSK商业贿赂手段，除了直接行贿，更多采取的是赞助项目的形式，让政府部门个别官员、医药行业协会和基金会、医院直至医生个人得到药品销售的好处，从而为其打开药品销售渠道，为提高药品售价提供便利。
GSK在抗感染、中枢神经系统、呼吸和胃肠道、代谢四大医疗领域具有世界最先进水平，并在疫苗领域具有明显优势，在向中国相应市场推进的过程中，GSK经常会与中国肝炎基金会、中华医学会等机构都有学术合作。
在GSK赞助的诸多合作项目中，中华医学会出现的频率较高，例如，GSK资助中华医学会诊断软件开发；赞助中华医学会“科普西部行”项目；多年独家赞助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学分会等。
按照梁宏等人的供述，GSK经常会举办一些培训、研讨会议，他们会通过旅行社邀请大量的专家学者、一线医生参会，并通过旅行社向他们需要的对象进行行贿或者变相行贿。记者了解到，GSK举办的类似研讨会都会有一个所谓的学会这样的机构主办，GSK们只是出钱的金主，为的是和学界、医生们搞好关系。
GSK到底是怎样跟中华医学会等机构建立良好关系的呢？
《海峡都市报》2005年的一篇报道显示，GSK的公共事务部总监叫李恒，还有一个名字叫满妹。不过，李恒为人低调谦和，GSK的同事们都喜欢叫她的英文名：Betsy。
公开资料显示，1980年满妹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医疗系，大学毕业后先后担任《中华内科杂志》编辑、编辑部副主任，中华医学会副秘书长，兼任过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社长和北京华康广告公司总经理，后在北京外企服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作。自1989年被选为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华医学基金会理事至今。
GSK在中国市场立足，必须处理好公共事务，尤其是跟拥有审批权的公权力部门。
7月11日，公安部在官方网站上挂出了一份措词严厉的通报：GSK在华经营期间，为达到打开药品销售渠道、提高药品售价等目的，利用旅行社等渠道，采取直接行贿或赞助项目等形式，向个别政府部门官员、少数医药行业协会和基金会、医院、医生等大肆行贿。
公安部对调查GSK相当重视，统一组织指挥长沙、上海和郑州等地公安机关对GSK进行多路侦查。7月15日，GSK发布致歉声明：令人羞愧，支持中国政府根除腐败的决心。随着中国公安部调查的深入，这家位列世界500强的英国老牌药企，正向外界呈现出一条外资药企的商业贿赂利益链。
医保目录利益链
“一般情况下，药品生产企业首先对药品进行报批，继而在物价局备案药价，此后再想方设法进入医保目录，然后再想办法在药品招标中中标。只有这样，才可能保证药品可以在医院销售。”一位要求匿名的医药协会内部人士透露，“中标后，还需要医药销售公司去打点各个医院负责进药的药剂科或药事委员会（包括院长、主管进药的副院长、药剂科科长、相关科室主任）和医生，以方便药品进入医院采购目录。”
如何让更多的药品进入基本药物目录？如何跨入医保门槛？跨国公司除了主动放低身段降价外，还选择了和国家以及各地医保部门谈判。为了应对癌症等疑难重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也在医保目录中引进一些高价高端药品。
一位医药公司参与医保目录谈判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谈判的过程绝非结果那么简单，首先要核算进入医保目录后销售增加的比例范围，以及给医保部门一个可以接受的价格，而报销的比例也是一个关键环节。这个过程中就产生了寻租的可能。”
跨国公司目前核心区域的大型医院市场，除了继续渗透医生药单起决定作用的处方药领域以外，同时加大政府公关力度，瞄准基本药物目录和医保目录，特别是希望能够进入国家或地方的医保目录，以让患者支付更少的费用，从而增加销量。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当通过医药代表的方式逐步占领大中型医院市场后，跨国公司的战略便发生变化，一方面纵向开拓广阔的基层市场；另一方面仍旧在核心区域市场下功夫。如果让医生认可并开药是软手段，那么进入医保降低患者费用则可称为硬手段。”
以2011年发生的“重庆医保窝案”为例，围绕医保系统官员、药商和医院人士等的一条医保药品利益链条：单独定价，寻租医保目录，公关入场医院。
按照案件的主角们的说法，“单独定价”之后，进入地方医保目录，是药品得以高价进入医院的重要“门票”。因医院掌握处方权，80%以上的药品经由医院销售。而纳入医保目录中的药品可全部或部分报销，患者更易接受。
2009年11月30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09年版）》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正式发布。医保目录分甲类和乙类，甲类目录考虑全国最贫困地区的用药现实，由国家统一制定，药品价格低廉，100%报销。乙类目录中的药品数量，各地主管部门有15%的调整权。而购买这部分药品，患者需部分自付——重庆市的乙类药品患者自付比例为20%，剩余80%由医保买单。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15%的医保目录调整权，成为地方医保部门权力寻租的空间。重庆医保窝案中，各大药商直接或者通过代理机构，通过各种渠道游说政府官员，尤其是社保局官员，在金钱诱惑下，社保局的官员利用手中的调整权经营着他们的医保目录生意。
招标只多了分钱的
国家发改委日前公布，为了解和掌握药品生产流通过程中的成本、价格及有关情况，及时制定调整药品价格，将对33家国产药企业和27家进口药品代理企业开展成本价格调查。广州医药、GSK等企业均在名单之列。
一位医药协会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降低药价的工作，相关主管部门一直在做。“1998年至2000年，有关部门共出台六次药品降价措施，累计降价金额号称80亿元人民币，涉及300个品种，平均降价幅度15%；2001年到2007年，国家发改委发起25次药品降价，覆盖1000多个品种，累计降价金额成百上千亿元，许多产品拦腰砍价甚至降价80%。”
上述人员告诉记者，“国家发改委已经下调了N次降价，都被消化了。如果参加一些针对药品销售的论坛或者培训班会发现，药价是每年都在涨的。”但是，为什么发改委屡次打压药品价格仍然居高不下？
这位业内人士直言不讳地对记者说，一个药品从生产报批到最后到达患者手中，需要“打点”的人和部门非常多，而这个过程中的营销费用体现在药品的零售价上。很多时候，招标后的药价比原先的实际价格高了。药企反对招标，其实也是因为利益格局被打破了，多了一层分钱的。
事实上，中国医药行业在政府主导省级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政策下，企业行贿政府官员以谋求高定价、高价中标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无论是国内医药企业还是国外医药企业概莫能外。
无论是政府主导的省级药品集中招标采购，还是谎称第三方操作的重庆药交所模式和广东即将推出的药品交易规则，都是只招不采或变相的只招不采。它们都是只招标、定价，既不采购也不付款，更没有直接利益关联。
因此，药品生产企业包括GSK公司必须想方设法高价中标，以留下足够的空间公关医院，要想高价中标就必须付出巨大的公关费用对掌握招标、定价权力的相关政府部门官员行贿，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药品生产企业无论内外，不行贿就难以生存。
一位医疗机构人员指出，“中国公立医院药品价格虚高数倍乃至数十倍，医生收受药品回扣成为普遍现象，大处方、滥用药十分严重且愈演愈烈，让患者不仅多花了钱还丢了命。GSK行贿案是政府主导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必然结果。只有医院才是药品的真正采购主体，是真正的采购者、使用者和付款者和利益关联者。”
在国家推动一项制度的时候，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不是在事发后的惩处有多么严厉，而是如何在制度设计上规避问题的发生。
GSK可谓风波不断，从国家药监局公布A型肉毒毒素保妥适等药品被停用、超适用症推广在美国被罚30亿元，再到前GSK研发中心总裁臧敬五涉嫌论文造假。然而，此次公安部多路人马侦查GSK通过旅行社进行行贿，将GSK推到了风口浪尖。
随着GSK在中国的高管——四驾马车被警方采取强制措施，GSK背后隐藏的药企、医院、官员、基金会、医学会等机构的利益链条被层层揭开。
国家发改委日前公布，将对33家国产药企业和27家进口药品代理企业开展成本价格调查，GSK等企业均在名单之列。
随着公安机关对GSK案件的进一步调查和开展，现行医药体制下的药品定价、注册、审批、进入医保目录等环节的腐败利益链条浮出水面。GSK行贿窝案将推动医药行业新一轮洗牌，同时将推动中国医改体制进入改革深水区。
公关政府
“一种药品要上市，必须与各个部门打交道，注册涉及药监，价格涉及发改委，进医保涉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进地方涉及地方招标办，进医院涉及医院院长、科室主任、医生等。” 身陷囹圄的GSK副总裁、企业运营总经理梁宏毫不掩饰GSK在中国市场一路通关的秘密。
已经揭露的GSK商业贿赂手段，除了直接行贿，更多采取的是赞助项目的形式，让政府部门个别官员、医药行业协会和基金会、医院直至医生个人得到药品销售的好处，从而为其打开药品销售渠道，为提高药品售价提供便利。
GSK在抗感染、中枢神经系统、呼吸和胃肠道、代谢四大医疗领域具有世界最先进水平，并在疫苗领域具有明显优势，在向中国相应市场推进的过程中，GSK经常会与中国肝炎基金会、中华医学会等机构都有学术合作。
在GSK赞助的诸多合作项目中，中华医学会出现的频率较高，例如，GSK资助中华医学会诊断软件开发；赞助中华医学会“科普西部行”项目；多年独家赞助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学分会等。
按照梁宏等人的供述，GSK经常会举办一些培训、研讨会议，他们会通过旅行社邀请大量的专家学者、一线医生参会，并通过旅行社向他们需要的对象进行行贿或者变相行贿。记者了解到，GSK举办的类似研讨会都会有一个所谓的学会这样的机构主办，GSK们只是出钱的金主，为的是和学界、医生们搞好关系。
GSK到底是怎样跟中华医学会等机构建立良好关系的呢？
《海峡都市报》2005年的一篇报道显示，GSK的公共事务部总监叫李恒，还有一个名字叫满妹。不过，李恒为人低调谦和，GSK的同事们都喜欢叫她的英文名：Betsy。
公开资料显示，1980年满妹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医疗系，大学毕业后先后担任《中华内科杂志》编辑、编辑部副主任，中华医学会副秘书长，兼任过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社长和北京华康广告公司总经理，后在北京外企服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作。自1989年被选为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华医学基金会理事至今。
GSK在中国市场立足，必须处理好公共事务，尤其是跟拥有审批权的公权力部门。
7月11日，公安部在官方网站上挂出了一份措词严厉的通报：GSK在华经营期间，为达到打开药品销售渠道、提高药品售价等目的，利用旅行社等渠道，采取直接行贿或赞助项目等形式，向个别政府部门官员、少数医药行业协会和基金会、医院、医生等大肆行贿。
公安部对调查GSK相当重视，统一组织指挥长沙、上海和郑州等地公安机关对GSK进行多路侦查。7月15日，GSK发布致歉声明：令人羞愧，支持中国政府根除腐败的决心。随着中国公安部调查的深入，这家位列世界500强的英国老牌药企，正向外界呈现出一条外资药企的商业贿赂利益链。
医保目录利益链
“一般情况下，药品生产企业首先对药品进行报批，继而在物价局备案药价，此后再想方设法进入医保目录，然后再想办法在药品招标中中标。只有这样，才可能保证药品可以在医院销售。”一位要求匿名的医药协会内部人士透露，“中标后，还需要医药销售公司去打点各个医院负责进药的药剂科或药事委员会（包括院长、主管进药的副院长、药剂科科长、相关科室主任）和医生，以方便药品进入医院采购目录。”
如何让更多的药品进入基本药物目录？如何跨入医保门槛？跨国公司除了主动放低身段降价外，还选择了和国家以及各地医保部门谈判。为了应对癌症等疑难重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也在医保目录中引进一些高价高端药品。
一位医药公司参与医保目录谈判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谈判的过程绝非结果那么简单，首先要核算进入医保目录后销售增加的比例范围，以及给医保部门一个可以接受的价格，而报销的比例也是一个关键环节。这个过程中就产生了寻租的可能。”
跨国公司目前核心区域的大型医院市场，除了继续渗透医生药单起决定作用的处方药领域以外，同时加大政府公关力度，瞄准基本药物目录和医保目录，特别是希望能够进入国家或地方的医保目录，以让患者支付更少的费用，从而增加销量。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当通过医药代表的方式逐步占领大中型医院市场后，跨国公司的战略便发生变化，一方面纵向开拓广阔的基层市场；另一方面仍旧在核心区域市场下功夫。如果让医生认可并开药是软手段，那么进入医保降低患者费用则可称为硬手段。”
以2011年发生的“重庆医保窝案”为例，围绕医保系统官员、药商和医院人士等的一条医保药品利益链条：单独定价，寻租医保目录，公关入场医院。
按照案件的主角们的说法，“单独定价”之后，进入地方医保目录，是药品得以高价进入医院的重要“门票”。因医院掌握处方权，80%以上的药品经由医院销售。而纳入医保目录中的药品可全部或部分报销，患者更易接受。
2009年11月30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09年版）》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正式发布。医保目录分甲类和乙类，甲类目录考虑全国最贫困地区的用药现实，由国家统一制定，药品价格低廉，100%报销。乙类目录中的药品数量，各地主管部门有15%的调整权。而购买这部分药品，患者需部分自付——重庆市的乙类药品患者自付比例为20%，剩余80%由医保买单。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15%的医保目录调整权，成为地方医保部门权力寻租的空间。重庆医保窝案中，各大药商直接或者通过代理机构，通过各种渠道游说政府官员，尤其是社保局官员，在金钱诱惑下，社保局的官员利用手中的调整权经营着他们的医保目录生意。
招标只多了分钱的
国家发改委日前公布，为了解和掌握药品生产流通过程中的成本、价格及有关情况，及时制定调整药品价格，将对33家国产药企业和27家进口药品代理企业开展成本价格调查。广州医药、GSK等企业均在名单之列。
一位医药协会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降低药价的工作，相关主管部门一直在做。“1998年至2000年，有关部门共出台六次药品降价措施，累计降价金额号称80亿元人民币，涉及300个品种，平均降价幅度15%；2001年到2007年，国家发改委发起25次药品降价，覆盖1000多个品种，累计降价金额成百上千亿元，许多产品拦腰砍价甚至降价80%。”
上述人员告诉记者，“国家发改委已经下调了N次降价，都被消化了。如果参加一些针对药品销售的论坛或者培训班会发现，药价是每年都在涨的。”但是，为什么发改委屡次打压药品价格仍然居高不下？
这位业内人士直言不讳地对记者说，一个药品从生产报批到最后到达患者手中，需要“打点”的人和部门非常多，而这个过程中的营销费用体现在药品的零售价上。很多时候，招标后的药价比原先的实际价格高了。药企反对招标，其实也是因为利益格局被打破了，多了一层分钱的。
事实上，中国医药行业在政府主导省级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政策下，企业行贿政府官员以谋求高定价、高价中标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无论是国内医药企业还是国外医药企业概莫能外。
无论是政府主导的省级药品集中招标采购，还是谎称第三方操作的重庆药交所模式和广东即将推出的药品交易规则，都是只招不采或变相的只招不采。它们都是只招标、定价，既不采购也不付款，更没有直接利益关联。
因此，药品生产企业包括GSK公司必须想方设法高价中标，以留下足够的空间公关医院，要想高价中标就必须付出巨大的公关费用对掌握招标、定价权力的相关政府部门官员行贿，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药品生产企业无论内外，不行贿就难以生存。
一位医疗机构人员指出，“中国公立医院药品价格虚高数倍乃至数十倍，医生收受药品回扣成为普遍现象，大处方、滥用药十分严重且愈演愈烈，让患者不仅多花了钱还丢了命。GSK行贿案是政府主导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必然结果。只有医院才是药品的真正采购主体，是真正的采购者、使用者和付款者和利益关联者。”
在国家推动一项制度的时候，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不是在事发后的惩处有多么严厉，而是如何在制度设计上规避问题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