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前年下半年的某一天，我在江阴第一次见到了张羊羊。那是一个傍晚的饭局，张羊羊从常州赶过来，刚落座就点燃了一支香烟。等到菜肴上齐，推杯换盏间，我见眼前的张羊羊并不吃菜，只是在烟与酒之间游走。张羊羊说话的语速不快，和我喝了数杯酒后，面不改色。没过多久，在西夏墅、在武进湖塘的园里火锅店、在烧烤摊，我们开始了喝酒拉锯战，常常是下午我从武汉乘坐高铁过去，一到武进就开始喝，喝个天昏地暗。深夜四五点的街头，几个摇摇晃晃的醉汉寻找回家的路。第二天一觉醒来，我再临时买票乘高铁返回武汉。在与张羊羊的交往中，我得知他正在写一系列关于植物、动物、食物、人物等的散文，这里选取的《锅碗瓢盆》一组，就是关于食物的篇什。在我看来，作为素材的植物、动物、食物、人物等，是张羊羊建构自身与外部世界之间隐秘关联的文化符码。透过这些精短的文字，张羊羊向我们敞开了一个具有鲜活生命力的纸上王国，那郁郁葱葱的植物，那奔走飞翔的动物，那美味可口的食物，那一个个充满生命质感的微小人物，在张羊羊的笔下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扎肝是江苏溧阳一道很有名的年菜，从“稀奇古怪”的第一感觉到对扎肝来由的细心考证，张羊羊的叙述始终是有条不紊的，像是在拉家常。“故事是编的，会编故事的人很多。”张羊羊也深知那些菜品背后的文化附加值的不确定性，《扎肝》的落脚点在于一种对生活的态度——“再清苦的日子，妈妈总是有办法的。”常州的老三鲜，材料和制作工序有著严格的要求，从形状到味道，常州的老三鲜与东北的地三鲜、福州的佛跳墙等，有着明显的区别。《老三鲜》中夹杂着张羊羊对故乡的真挚情感，食物架起了张羊羊与故乡之间的精神桥梁。
　　 螺蛳和花生米是乡间下酒少不了的“点心”，好酒的张羊羊，对这两道菜的偏爱是不言而喻的。在《螺蛳》和《花生米》中，张羊羊注入了儿时的生活经验，童年的记忆成为这两道食物最诱人的底色。张羊羊是吃螺蛳的高手，“吸螺蛳的声音”俨然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定格在童年的记忆深处。奶奶的嘱托，池塘的码头，摸螺蛳的经历，在张羊羊的笔下别具童真之心。同样，《花生米》中偷花生的经历，爷爷和爸爸就着花生喝酒时的场景，以及“麻房子，红帐子，里面住了个白胖子”的谜语，共同构成了张羊羊对花生米的真切记忆。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食物的书写中，张羊羊较为注重对书写对象的文化溯源。例如，在《扎肝》中，张羊羊饶有兴致地讲述了一位母亲给进京赶考的儿子做扎肝饯行的故事，为扎肝的起源增添了传奇色彩。《螺蛳》中，奶奶讲述的田螺姑娘的故事也成为张羊羊记忆犹新的往事。《花生米》中，李太白、苏东坡等大文豪的下酒菜有没有出现过花生米，无疑是值得用心考证的;余斌先生《花生米》一文中对花生米在饮酒者心目中地位的引述，同样能引起饮者内心情感的共鸣。在张羊羊的写作中，文化溯源是一种文体的自觉使然，也是文人天性的自然流露。
　　 倘若说文化溯源是一种远离当下重返历史语境的叙事策略，那么当下生活的呈现则使得张羊羊的散文具有某种“及物”的特征。回到文化的血脉里，同时也不抛弃对现实生活的观照。在张羊羊的行文中，“我”始终是在场的，也就是说，“我”的生活状态也是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在《扎肝》中，“我做菜就常会瞎做，有的别人还说好吃”，“我”一下子将故事从进京赶考拉回现实生活。《螺蛳》中，儿子问“我”：“螺蛳有眼睛吗？”“我”敷衍的回答自然没法令孩子满意，儿子一句“螺蛳是有眼睛的，被你一煮就藏到壳里去了”，发人深省。
　　 植物、动物、食物、人物等，都是张羊羊书写散文的有效武器，在写作中，张羊羊思考的是人与乡村、人与土地、人物外部世界的隐秘关联，他试图以此重建一种人与自然的伦理。正如植物、动物、食物、人物等为张羊羊的写作打上了某种特定的标签，酒与香烟也塑造着现实世界中的张羊羊的形象。在武进湖塘的园里火锅店，曲终人散后，没有人知道张羊羊喝了多少，也没有人知道那个踉踉跄跄回家的他，是否在开锁时四处摸索着口袋中的钥匙。大家知道的只是，第二天的傍晚，那个甫一落座就点燃香烟的张羊羊又准时来喝酒了。
　　 周聪，长江文艺出版社编辑，湖北省作协第二届签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