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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花开月正圆》着实在2017年大火了一把。大家被孙俪饰演的周莹所吸引，津津乐道这位清末女首富的商海沉浮和爱情传奇。
而有一位大师其实更值得人们敬仰，他就是现实中周莹的堂侄、一代大师吴宓。
爱好国学的人，没有不知道陈寅恪的；读白话小说的人，没有不知道钱钟书的。
那吴宓呢？作为陈寅恪的一生挚友、钱钟书的授业恩师，这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师自然也不会被今人轻易遗忘。
为爱痴狂
光绪二十年（1894年），吴宓出生在陕西一个富商之家，自幼便有即颂成章、过目不忘之才。年纪稍长后，他的人生更如开挂般前进，活脱脱是人们口中“别人家的孩子”。
1917年，23岁的吴宓赴美留学，他在校期间，研究兴趣广泛，涉猎文学、哲学、新闻学等，之后又求学英国，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为“哈佛三杰”。
归国后，他立刻投身大学教育，建树颇丰，可谓少年得志，好不快活。彼时的吴宓有颜有才，家境殷实，即便以现代人的挑剔眼光也很难找出他身上的不足。
当然，这是人们在不了解吴宓坎坷情路的前提下。吴宓对于爱情二字，可谓“执迷”，甚至让人不敢恭维。
留美十年间，吴宓凭借才华和勤奋迅速名扬学界，他的才名通过文章漂洋过海，传进浙江定海一名女教员耳中——不仅入耳，还入了这位女教员的心，并在其心底生根发芽，非要把自己嫁给吴宓，尽管两人尚未谋面。
这个奇女子就是吴宓一位同学的妹妹陈心一。有人主动倾心自己，吴宓自然乐意，和陈心一见面后不久，二人竟很快走入婚姻殿堂。
可吴宓注定是个“多情”的人，婚后，他对妻子的好闺密、好友的前未婚妻毛彦文萌生了难以遏制的爱意，并展开了狂热的爱情攻势。
因不堪忍受精神上的巨大折磨，陈心一在结婚七年、与吴宓育有三女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和吴宓离婚了。
社会舆论、亲朋好友，一时间大肆对吴宓口诛笔伐。可无论是挚友陈寅恪苦口婆心地规劝，还是父亲气急败坏地大骂，都无法使吴宓悬崖勒马、放弃对毛彦文强烈的追求。
只是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吴宓追到毛彦文后，又莫名其妙地辜负了她。毛彦文一气之下另嫁他人，吴宓却又在失去对方之后念念不忘，死缠烂打。
毛彦文再婚后，吴宓写了38首《忏情诗》发表到报上，甚至在课堂上念给学生们听。学生们很看不起他始乱终弃的做法，纷纷以他为笑柄。
金岳霖劝他：“你的诗如何我们不懂，但内容是你的爱情并涉及毛彦文。这是私事，私事是不应该在報纸上宣传的。就像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是我们并不为此而宣传。”这个比喻让吴宓十分愤怒，他反驳道：“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
在爱情上，不得不说，吴宓就是一个大写的“渣男”。
他可以同时和很多人交往，可以同时爱上多个女人而不以为意。而且人们阅读他的日记可以发现，他在一天之内竞能与多个恋爱对象周旋，始终秉承着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爱情观。
但我们能就此断定他是一个始乱终弃之人吗？不能。
实际上这种爱情观正是吴宓过度理想化人生观的真实写照，他总是对一切都想当然，自认为生活、人生尽在掌控之中。一旦事情发展脱离了他的预期，他就会怀疑人生，像是被戳破了幻象的堂吉诃德，面对着风车也便丧失了迎击巨人（命运）的勇气。
尽管如此，他对待爱情依然当得起一个“真”字。他想爱谁便爱谁，对每位倾心之人都拿出真心实意，不管不顾地去追求，虽有滥情之嫌，但也未尝不是他真性情的写照。
治学终生
在饮食男女之外，吴宓也是真理学问的虔诚追随者。
在哈佛期间，吴宓师从欧文·白璧德，此人是新人文主义美学创始人之一，吴宓随他研究比较文学、英国文学和哲学，回国后立志做中国的白璧德，此后奋斗终生，终于完成宏愿，成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
1925年初，清华学校筹备国学研究院，吴宓被任命为主任，他先后聘请了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李济为教授，前四人均为儒林领袖，并肩而立，是为国学院四大导师。
而且为了说动王国维出山，吴宓对这位晚清遗老的生活、思想专门做了研究，先行三拜如仪大礼，再提聘请之事，令王国维深受感动，“乃决就聘”。
而国学院在以吴宓为首的行政人员和以梁启超为首的众教授带领之下，学术风气焕然一新，一时间人才辈出，至今已影响国学界近百年。
在南京任教期间，吴宓与汤用彤等创办了《学衡》杂志，任总编辑。
在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当时，吴宓依然无所畏惧地坚持着“儒道思想为国之本”，并以《学衡》为阵地，宣扬“只有找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普遍有效和亘古长存的东西，才能重建我们民族的自尊”的理念，并不惜为此与胡适起正面冲突。
当时的吴宓一心捍卫国学和文言文，对倡导白话文的胡适意见很大。一次，他与胡适在聚会上偶遇，恰逢社会上流行用“阴谋”二字，胡适便戏问：“你们《学衡》派有何新阴谋？”吴宓戏答：“有。”胡适笑着说：“说来听听？”吴宓说：“杀胡适！”二人之间的刀光剑影可见一斑。
新中国成立前后，凭借着渊博的知识和超人的精力，吴宓辗转于各大名校，讲授过英语、英诗、翻译、外国文学、古典文学等课程。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吴宓还编写有（《世界通史》《外国文学》（《中国文学史大纲》等讲义和教材。
吴宓不仅要自己有学问，还持之以恒地将学问奉献给弟子、国家，一辈子诲人不倦，他的多本教材都深刻影响了我国的学科教育。即使到晚年、已经到了目盲腿跛的地步，他在得知县上的学校因找不到懂英文的老师而从不设英文课时，立刻就着急起来：“那他们为何不找我？我在美国待过多年，我可以给他们讲课。”
1956年，他将珍藏的世界历史、文学书籍738册译出书名、附上作者简历、内容提要，捐赠给西南师范大学图书馆（今西南大学图书馆），毫无保留地尽资后世学人。 回顾吴宓一生的成就，作为学者，他以一人之力在中国开创了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一手筹办了《学衡》杂志，参与创办了清华国学研究院，于乱世之中昂首挺胸，持文人气节，传续道统。
作为师长，吴宓终生从教，传灯无数，门下高徒之中人杰辈出：钱钟书、曹禺、季羡林等人都曾在他门下领受教诲，终成为学界扛鼎大才。
就像他总结自己一生时曾说道：“吴宓，一介平民，一介书生，常人也；做学问，教书，写诗，均不过中等平平。然宓一生效忠民族传统文化，虽九死而不悔；一生追求人格上的独立、自由，追求学术上的独立自由，从不人云亦云。”
吴宓的一生，就是真心育人，做真学问，追求真理的一生，即便政治风雨呼啸，也难以改变他对儒学的信念，这种治学严谨的“真”着实可贵，金钱和权力也不能撼动半分。
自省不怠
吴宓的一生除了做学问和爱情，再剩下就是与自己无休无止的纠缠。他与自己周旋一生，最终还是宁愿做自己。
他有写日记的习惯，常通过日记来自我忏悔、自我剖析、自我批评，希望能从精神上完善自己。
对于政治，他曾写过：“我经历了几个时代，从晚清王朝、中山先生革命、袁世凯称帝、国民党政府、抗日战争，直到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我认为从事政治起伏变化大；搞教育和文化工作则相对平安。”
然而他还是未能躲过政治斗争的风险，晚年孤苦伶仃，令人不忍。
因為反对简体字、反对某合理的学术争论，他沦为“罪人”，受尽苦难。
他写过一段分析，算是交代了自己为何会如此悲惨：遭遇不幸的人，往往是好人，正因为他们好，好就软弱，就不会权变狡诈，就不会应付，就会成为牺牲者，这尤其逢到时代变迁、天灾人祸的时候，更容易表现出来。
很多学者研究吴宓的生平，总会用到一个词：天真。
其实用“天真”概括吴宓的一生，简直再恰当不过，他对人对事的真性情，不虚伪做作的处世之道，始终保持着的一颗赤子之心，都是为“天真”所做的最佳注脚。
关于他的真性情与耿直，还有一则妙事。在西南联大时，他因为看到昆明有家牛肉馆用了“潇湘馆”这个名字，认为这是对林黛玉的侮辱，竞跑去砸馆，直到老板把店名改成“潇湘食堂”，他才作罢。
吴宓的如此个性，如此做法，在今天恐怕也会经常给自己带来麻烦吧。
而这正是他的可贵之处：对任何人或事，他都是坦诚的，学术上他不向权贵低头，即便因此把自己逼入绝境也不后悔；生活中他也胸无城府，懒于算计，离婚后的他一肩承担前妻及子女的全部开销；面对曾有嫌隙的弟子钱钟书，吴宓大度原谅，并未小肚鸡肠地穷追猛打。
钱钟书年轻气盛时，曾在文章中对吴宓的性格与爱情表现出轻蔑之意，还称吴宓的女神毛彦文为半老徐娘，惹得吴宓勃然大怒，对爱徒大为痛斥。对此，钱钟书之后多次向恩师道歉，为当年的出言不逊深感愧疚，但吴宓只是茫然，随即大笑着说：“我早已忘了。”
当事人钱钟书这样评价他的老师：“吴宓从来就是一位喜欢不惜笔墨、吐尽肝胆的自传体作家。他不断地鞭挞自己，当众洗脏衣服，对读者推心置腹，展示那颗血淋淋的心。然而，观众未必领他的情，大都报以讥笑。所以，吴宓实际上又是一位‘玩火’的人。像他这种人，是伟人，也是傻瓜。”
钱钟书的妻子杨绛也说：“我对吴宓先生崇敬的同时，觉得他是一位最可欺的老师。我听到同学说他‘傻得可爱’，我只觉得他老实得可怜。”
因为纯真，所以在吴宓留下的文字资料里，尤其日记，一字一句都还原了真实的他，也让我们得以窥探到这位大师的真实面貌。
暮年吴宓
纵观吴宓的人生，他早年得意，中年坎坷，晚年可怜，处处有趣，一生唯“真”。
最令他刻骨铭心的，恐怕依然是和毛彦文之间数十年的糊涂账。
20世纪60年代初，吴宓请西南师范大学美术系的一位老师根据相片画了一幅毛彦文的肖像，并悬在墙上，日夜相思，而此时的毛彦文身在海外，再未回国，两人至死没有再见面。
吴宓从前为她写下的诗，多年后再看，终究也变成了笑话：“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
而吴宓暮年为自己写下的诗，又饱含了他多少酸楚心事，难以言说，只能藏在诗文里，独自舔舐：“人生如奔车，邮亭过眼飞。一岁母见背，冥漠任天机。十岁始入塾，慈爱依重闺。二十读书乐，三十闻道肥。四十缘情误，五十知命微。六十经世变，百事与心违。七十犹苟活，安顺待全归。八十耄即乱，整躬事成宜。”
吴宓给学生写过这样一句话：爱如一炬之火，万火引之，其火如故。
这恰好也是他一辈子的真实写照，他不怕为爱情引火烧身，更不怕为学问赴汤蹈火，待人接物始终光明正大，不欺暗室，也从未行过隔岸观火、落井下石的勾当，是以真金不怕火炼，薪尽火传，无愧大师之名，震古烁今！
大师远去，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用缅怀留住他们在这世上的残像，不停地用纪念对抗忘却……
编辑/夏涵
患难方见真情
晓风晨月
袁世凯当政时期，号称京师“四大才子”之一的沈宗畸因不愿依附袁世凯而晚年生活困顿，他的许多好友也渐渐与他疏远，但有一个人例外。
一年冬天，天寒地冻，家中断粮的沈宗畸寄居在租来的房子里，望着冰冷的锅灶不禁悲从中来。这时，外面传来敲门声，沈宗畸开门一看是自己徒弟兼友人陈昭常，陈昭常肩上还扛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布袋。进屋后，陈昭常放下布袋，轻声说道：“这是一袋大米，希望能帮你度过寒冬。以后我会经常来看你的。”说完，他转身离去。
滴水之思，当涌泉相报。三年之后，陈昭常被人陷害，卷进一场官司。这时，沈宗畸拖着病体，为陈昭常洗冤。一位朋友提醒沈宗畸：“陈昭常的案子是袁世凯亲自过问的，你与袁世凯的关系本就不好，这个时候站出来说话，我担心你非但救不了陈昭常，还会连累自己。”沈宗畸毅然决然地说：“在我最困顿的时候，有人问我粥可温，这个人就是昭常。一饭之思，当舍身相报，即使救不出他，我也要尽力。”后来，在沈宗畸等人的相助下，陈昭常得以安然脱险。
而有一位大师其实更值得人们敬仰，他就是现实中周莹的堂侄、一代大师吴宓。
爱好国学的人，没有不知道陈寅恪的；读白话小说的人，没有不知道钱钟书的。
那吴宓呢？作为陈寅恪的一生挚友、钱钟书的授业恩师，这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师自然也不会被今人轻易遗忘。
为爱痴狂
光绪二十年（1894年），吴宓出生在陕西一个富商之家，自幼便有即颂成章、过目不忘之才。年纪稍长后，他的人生更如开挂般前进，活脱脱是人们口中“别人家的孩子”。
1917年，23岁的吴宓赴美留学，他在校期间，研究兴趣广泛，涉猎文学、哲学、新闻学等，之后又求学英国，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为“哈佛三杰”。
归国后，他立刻投身大学教育，建树颇丰，可谓少年得志，好不快活。彼时的吴宓有颜有才，家境殷实，即便以现代人的挑剔眼光也很难找出他身上的不足。
当然，这是人们在不了解吴宓坎坷情路的前提下。吴宓对于爱情二字，可谓“执迷”，甚至让人不敢恭维。
留美十年间，吴宓凭借才华和勤奋迅速名扬学界，他的才名通过文章漂洋过海，传进浙江定海一名女教员耳中——不仅入耳，还入了这位女教员的心，并在其心底生根发芽，非要把自己嫁给吴宓，尽管两人尚未谋面。
这个奇女子就是吴宓一位同学的妹妹陈心一。有人主动倾心自己，吴宓自然乐意，和陈心一见面后不久，二人竟很快走入婚姻殿堂。
可吴宓注定是个“多情”的人，婚后，他对妻子的好闺密、好友的前未婚妻毛彦文萌生了难以遏制的爱意，并展开了狂热的爱情攻势。
因不堪忍受精神上的巨大折磨，陈心一在结婚七年、与吴宓育有三女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和吴宓离婚了。
社会舆论、亲朋好友，一时间大肆对吴宓口诛笔伐。可无论是挚友陈寅恪苦口婆心地规劝，还是父亲气急败坏地大骂，都无法使吴宓悬崖勒马、放弃对毛彦文强烈的追求。
只是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吴宓追到毛彦文后，又莫名其妙地辜负了她。毛彦文一气之下另嫁他人，吴宓却又在失去对方之后念念不忘，死缠烂打。
毛彦文再婚后，吴宓写了38首《忏情诗》发表到报上，甚至在课堂上念给学生们听。学生们很看不起他始乱终弃的做法，纷纷以他为笑柄。
金岳霖劝他：“你的诗如何我们不懂，但内容是你的爱情并涉及毛彦文。这是私事，私事是不应该在報纸上宣传的。就像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是我们并不为此而宣传。”这个比喻让吴宓十分愤怒，他反驳道：“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
在爱情上，不得不说，吴宓就是一个大写的“渣男”。
他可以同时和很多人交往，可以同时爱上多个女人而不以为意。而且人们阅读他的日记可以发现，他在一天之内竞能与多个恋爱对象周旋，始终秉承着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爱情观。
但我们能就此断定他是一个始乱终弃之人吗？不能。
实际上这种爱情观正是吴宓过度理想化人生观的真实写照，他总是对一切都想当然，自认为生活、人生尽在掌控之中。一旦事情发展脱离了他的预期，他就会怀疑人生，像是被戳破了幻象的堂吉诃德，面对着风车也便丧失了迎击巨人（命运）的勇气。
尽管如此，他对待爱情依然当得起一个“真”字。他想爱谁便爱谁，对每位倾心之人都拿出真心实意，不管不顾地去追求，虽有滥情之嫌，但也未尝不是他真性情的写照。
治学终生
在饮食男女之外，吴宓也是真理学问的虔诚追随者。
在哈佛期间，吴宓师从欧文·白璧德，此人是新人文主义美学创始人之一，吴宓随他研究比较文学、英国文学和哲学，回国后立志做中国的白璧德，此后奋斗终生，终于完成宏愿，成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
1925年初，清华学校筹备国学研究院，吴宓被任命为主任，他先后聘请了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李济为教授，前四人均为儒林领袖，并肩而立，是为国学院四大导师。
而且为了说动王国维出山，吴宓对这位晚清遗老的生活、思想专门做了研究，先行三拜如仪大礼，再提聘请之事，令王国维深受感动，“乃决就聘”。
而国学院在以吴宓为首的行政人员和以梁启超为首的众教授带领之下，学术风气焕然一新，一时间人才辈出，至今已影响国学界近百年。
在南京任教期间，吴宓与汤用彤等创办了《学衡》杂志，任总编辑。
在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当时，吴宓依然无所畏惧地坚持着“儒道思想为国之本”，并以《学衡》为阵地，宣扬“只有找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普遍有效和亘古长存的东西，才能重建我们民族的自尊”的理念，并不惜为此与胡适起正面冲突。
当时的吴宓一心捍卫国学和文言文，对倡导白话文的胡适意见很大。一次，他与胡适在聚会上偶遇，恰逢社会上流行用“阴谋”二字，胡适便戏问：“你们《学衡》派有何新阴谋？”吴宓戏答：“有。”胡适笑着说：“说来听听？”吴宓说：“杀胡适！”二人之间的刀光剑影可见一斑。
新中国成立前后，凭借着渊博的知识和超人的精力，吴宓辗转于各大名校，讲授过英语、英诗、翻译、外国文学、古典文学等课程。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吴宓还编写有（《世界通史》《外国文学》（《中国文学史大纲》等讲义和教材。
吴宓不仅要自己有学问，还持之以恒地将学问奉献给弟子、国家，一辈子诲人不倦，他的多本教材都深刻影响了我国的学科教育。即使到晚年、已经到了目盲腿跛的地步，他在得知县上的学校因找不到懂英文的老师而从不设英文课时，立刻就着急起来：“那他们为何不找我？我在美国待过多年，我可以给他们讲课。”
1956年，他将珍藏的世界历史、文学书籍738册译出书名、附上作者简历、内容提要，捐赠给西南师范大学图书馆（今西南大学图书馆），毫无保留地尽资后世学人。 回顾吴宓一生的成就，作为学者，他以一人之力在中国开创了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一手筹办了《学衡》杂志，参与创办了清华国学研究院，于乱世之中昂首挺胸，持文人气节，传续道统。
作为师长，吴宓终生从教，传灯无数，门下高徒之中人杰辈出：钱钟书、曹禺、季羡林等人都曾在他门下领受教诲，终成为学界扛鼎大才。
就像他总结自己一生时曾说道：“吴宓，一介平民，一介书生，常人也；做学问，教书，写诗，均不过中等平平。然宓一生效忠民族传统文化，虽九死而不悔；一生追求人格上的独立、自由，追求学术上的独立自由，从不人云亦云。”
吴宓的一生，就是真心育人，做真学问，追求真理的一生，即便政治风雨呼啸，也难以改变他对儒学的信念，这种治学严谨的“真”着实可贵，金钱和权力也不能撼动半分。
自省不怠
吴宓的一生除了做学问和爱情，再剩下就是与自己无休无止的纠缠。他与自己周旋一生，最终还是宁愿做自己。
他有写日记的习惯，常通过日记来自我忏悔、自我剖析、自我批评，希望能从精神上完善自己。
对于政治，他曾写过：“我经历了几个时代，从晚清王朝、中山先生革命、袁世凯称帝、国民党政府、抗日战争，直到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我认为从事政治起伏变化大；搞教育和文化工作则相对平安。”
然而他还是未能躲过政治斗争的风险，晚年孤苦伶仃，令人不忍。
因為反对简体字、反对某合理的学术争论，他沦为“罪人”，受尽苦难。
他写过一段分析，算是交代了自己为何会如此悲惨：遭遇不幸的人，往往是好人，正因为他们好，好就软弱，就不会权变狡诈，就不会应付，就会成为牺牲者，这尤其逢到时代变迁、天灾人祸的时候，更容易表现出来。
很多学者研究吴宓的生平，总会用到一个词：天真。
其实用“天真”概括吴宓的一生，简直再恰当不过，他对人对事的真性情，不虚伪做作的处世之道，始终保持着的一颗赤子之心，都是为“天真”所做的最佳注脚。
关于他的真性情与耿直，还有一则妙事。在西南联大时，他因为看到昆明有家牛肉馆用了“潇湘馆”这个名字，认为这是对林黛玉的侮辱，竞跑去砸馆，直到老板把店名改成“潇湘食堂”，他才作罢。
吴宓的如此个性，如此做法，在今天恐怕也会经常给自己带来麻烦吧。
而这正是他的可贵之处：对任何人或事，他都是坦诚的，学术上他不向权贵低头，即便因此把自己逼入绝境也不后悔；生活中他也胸无城府，懒于算计，离婚后的他一肩承担前妻及子女的全部开销；面对曾有嫌隙的弟子钱钟书，吴宓大度原谅，并未小肚鸡肠地穷追猛打。
钱钟书年轻气盛时，曾在文章中对吴宓的性格与爱情表现出轻蔑之意，还称吴宓的女神毛彦文为半老徐娘，惹得吴宓勃然大怒，对爱徒大为痛斥。对此，钱钟书之后多次向恩师道歉，为当年的出言不逊深感愧疚，但吴宓只是茫然，随即大笑着说：“我早已忘了。”
当事人钱钟书这样评价他的老师：“吴宓从来就是一位喜欢不惜笔墨、吐尽肝胆的自传体作家。他不断地鞭挞自己，当众洗脏衣服，对读者推心置腹，展示那颗血淋淋的心。然而，观众未必领他的情，大都报以讥笑。所以，吴宓实际上又是一位‘玩火’的人。像他这种人，是伟人，也是傻瓜。”
钱钟书的妻子杨绛也说：“我对吴宓先生崇敬的同时，觉得他是一位最可欺的老师。我听到同学说他‘傻得可爱’，我只觉得他老实得可怜。”
因为纯真，所以在吴宓留下的文字资料里，尤其日记，一字一句都还原了真实的他，也让我们得以窥探到这位大师的真实面貌。
暮年吴宓
纵观吴宓的人生，他早年得意，中年坎坷，晚年可怜，处处有趣，一生唯“真”。
最令他刻骨铭心的，恐怕依然是和毛彦文之间数十年的糊涂账。
20世纪60年代初，吴宓请西南师范大学美术系的一位老师根据相片画了一幅毛彦文的肖像，并悬在墙上，日夜相思，而此时的毛彦文身在海外，再未回国，两人至死没有再见面。
吴宓从前为她写下的诗，多年后再看，终究也变成了笑话：“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
而吴宓暮年为自己写下的诗，又饱含了他多少酸楚心事，难以言说，只能藏在诗文里，独自舔舐：“人生如奔车，邮亭过眼飞。一岁母见背，冥漠任天机。十岁始入塾，慈爱依重闺。二十读书乐，三十闻道肥。四十缘情误，五十知命微。六十经世变，百事与心违。七十犹苟活，安顺待全归。八十耄即乱，整躬事成宜。”
吴宓给学生写过这样一句话：爱如一炬之火，万火引之，其火如故。
这恰好也是他一辈子的真实写照，他不怕为爱情引火烧身，更不怕为学问赴汤蹈火，待人接物始终光明正大，不欺暗室，也从未行过隔岸观火、落井下石的勾当，是以真金不怕火炼，薪尽火传，无愧大师之名，震古烁今！
大师远去，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用缅怀留住他们在这世上的残像，不停地用纪念对抗忘却……
编辑/夏涵
患难方见真情
晓风晨月
袁世凯当政时期，号称京师“四大才子”之一的沈宗畸因不愿依附袁世凯而晚年生活困顿，他的许多好友也渐渐与他疏远，但有一个人例外。
一年冬天，天寒地冻，家中断粮的沈宗畸寄居在租来的房子里，望着冰冷的锅灶不禁悲从中来。这时，外面传来敲门声，沈宗畸开门一看是自己徒弟兼友人陈昭常，陈昭常肩上还扛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布袋。进屋后，陈昭常放下布袋，轻声说道：“这是一袋大米，希望能帮你度过寒冬。以后我会经常来看你的。”说完，他转身离去。
滴水之思，当涌泉相报。三年之后，陈昭常被人陷害，卷进一场官司。这时，沈宗畸拖着病体，为陈昭常洗冤。一位朋友提醒沈宗畸：“陈昭常的案子是袁世凯亲自过问的，你与袁世凯的关系本就不好，这个时候站出来说话，我担心你非但救不了陈昭常，还会连累自己。”沈宗畸毅然决然地说：“在我最困顿的时候，有人问我粥可温，这个人就是昭常。一饭之思，当舍身相报，即使救不出他，我也要尽力。”后来，在沈宗畸等人的相助下，陈昭常得以安然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