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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琼瑶的言情片可视为台湾文艺片的主打。由琼瑶所带起的言情小说热浪及台湾文艺片的高潮,以“唯美清新、爱情至上”为风格定位,在人们渐渐远离古典人文环境的习俗中,将清新雅致的古典文学气息重新吹拂于人们的心头。本文将从用小说带动电影、用电影插曲带动电影、用男女主角形成时尚效应等三个方面来论证琼瑶言情片的商业操作模式。
关键词:琼瑶言情片商业化操作模式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兴起于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文艺片以高雅的格调面世,是相对于武侠片、喜剧片、神怪片、警匪片及戏曲片的一个更具文学品位的类型,其审美效果堪比欧美经典大片,而琼瑶的言情片可视为台湾文艺片的主打。由琼瑶所带起的台湾言情片的高潮,以“唯美清新、爱情至上”为风格定位,在人们渐渐远离古典人文环境的习俗中,将清新雅致的古典文学气息重新吹拂于人们的心头,给现实生活以梦幻化,给梦幻情感以实体化。
这一影坛上的变化是与台湾社会变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台湾在60年代步入经济起飞期,一个商业的消费社会日益扩大,民众开始为休闲和消费生活寻找出路。60至70年代,台湾对外的国际情势不定,不安全感促使民众需要一种与之相应的逃避文学,再加上美国好莱坞梦幻奇遇式的电影情节推波助澜,成功移植到荒脊的台湾文艺土地上。政治的不可触碰,使不食人间烟火的爱情小说可以大行其道。封闭的社会构成有利的条件,社会集体想象力的贫乏,促成了‘琼瑶文化’的形成。”
1964年,台湾第一代导演李行首次将琼瑶小说搬上银幕,拍成《婉君表妹》及《哑女情深》,开拓了国语片的广阔空间,也开启了琼瑶小说改编成电影的序幕。从60年代开始至80年代,琼瑶作品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里程——电影时代,而电影这种对受众的文化要求更低传播效果、更强有力的传媒手段,以强劲的势头推进着琼瑶的作品走入更宽阔的空间里。
成立于1967年的“火鸟公司”和1976年的“巨星公司”在琼瑶夫妻的全力营造下向大众推出了琼瑶电影品牌,从1976至1983年,琼瑶推出了《月满西楼》、《幸运草》、《我是一片云》、《月朦胧,鸟朦胧》、《燃烧吧,火鸟》等影片,进入琼瑶言情片的全盛时期。从“火鸟”到“巨星”,琼瑶经历了一个从文字到电子媒介的转换,也完成了从书斋到商界的跳跃:“据琼瑶自己统计,自1965年8月24她的小说《六个梦——追寻》拍成电影《婉君表妹》上演后,到《昨夜之灯》下片‘退出影坛’,作品拍成电影的共48部,其中1970年琼瑶自己成立的火鸟公司曾拍摄《幸运草》等两部影片,至1976年底,琼瑶又与其夫君平鑫涛自组巨星影业公司,先后拍摄《我是一片云》等13部影片,其中10部都是由女导演刘立立执导的。”(中国电影家协会编纂,《中国电影年鉴》,1984年)
琼瑶给封闭多年的台湾文坛带来了新的出路,琼瑶言情片的出现,也把人们从内心深处一直期待着的纯静恬美的世界给以完美生动的展现。琼瑶率领着她小说中的男男女女,和那些难以忘怀的电影场景和优美音乐站在她那个世界的入口处,回望着曾经充满纯真情怀的时代。而本文总结这类被名之为“琼瑶片”的商业操作模式时,会发现其中具有如下的公式化规律:
所谓公式化,就是把一个类型所具有的多种可能性简单为一个固定的、可预期的模式。琼瑶言情片的商业操作模式可总结为如下三条:
一用小说带动电影
琼瑶言情片的发行都有与之相配套的小说原著发行在先。“这类言情小说的原著,早由报纸副刊或杂志上连载,都出版了单行本,拥有大量读者。拍成电影后,当然拥有大量的基本观众,卖座成绩都很不错。从1966年到1969年,琼瑶电影高居台北卖座率前十名的有《几度夕阳红》、《哑女情深》、《花落谁家》、《第六个梦》、《寒烟翠》、《船》等。此后愈演愈烈,这股热潮延续了十余年,到了80年代初,仍未见减弱。”
在大陆,琼瑶小说照样也是琼瑶言情片的前奏和有力的推动者。琼瑶小说在大陆正式出版后,掀起了一个“琼瑶热”。由上海电视台和上海新华书店举办的“上海青年最喜欢的十本书评选活动”,在全国1985年出版的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和文化娱乐图书中,以自由提名和累计提名数的方式,评选出了十本著作(被提名的著作达1680种)其中有三本是琼瑶的小说:《我是一片云》、《几度夕阳红》和《船》。继江苏电视台拍摄的《在水一方》之后,福建也推出了《月朦胧,鸟朦胧》、《我是一片云》,另外一些根据琼瑶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也正在筹备。而从来自抨击琼瑶的声音里也可以得知琼瑶作品影响的巨大:“琼瑶的小说从60年代,就被人称为琼瑶公害,而进入90年代,不但没有萎缩,而且愈演愈烈。”
特别是琼瑶小说《还珠格格》一书被改编成电视剧后,琼瑶的言情小说几乎直逼金庸的武侠小说,成为仅次于金庸武侠小说而在中国大陆广为流行和畅销的作品。换个角度来看,《还珠格格》的走红,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是言情剧的回潮和琼瑶现象在社会上的复苏,而是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琼瑶以往被称为经典的作品已不能再打动人们的心灵,疯疯癫癫的小燕子形象却瞪着一双大眼睛,带着游戏心态闪亮登场,从而变换了屏幕上多年的玉女形象。琼瑶无疑是及时地抓住了这种变换,因而也一下子抓住了一大批青少年反叛的心理。
就拿《还珠格格》一出戏来衡量,可以说琼瑶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和市场效益。一时间电视连续剧《还珠格格》像无可阻挡的旋风,热遍两岸三地,还获得了第17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饰演“格格”者被各电台、电视台邀请担任嘉宾,各娱乐场所也争相邀她登台,每次的出场费高达五位数,小燕子的玉照被多家期刊选做封面。于是《还珠格格》的各个演员片约不断,红得发紫的小燕子“一好百好”,戏演好了,嗓子也突然好了起来,在台湾,她首张唱片的销量过50万张。这些都是很值得思考的现象,但是琼瑶言情小说的泛滥,并非中国文学的福音,更不能作为中国文学繁荣的象征,而是中国文学的一种灾难。就琼瑶言情小说的实质来分析,实际上是一种剧毒的精神毒品。由此可见,无论在台湾还是大陆,以小说带动琼瑶片的发行,都是发行者的一种强有力的商业运作手段。
二用电影插曲带动电影
除了运用小说带动电影的运作模式外,在以后的管理实践和社会生活变迁中,琼瑶们又发现了以歌曲和明星等包装形式来带动电影发行、吸引更多受众的规律,形成了另一个琼瑶言情片运作模式。70年代琼瑶的小说、电影剧本、歌曲填词等,均由她一人包办。琼瑶往往边写小说边写剧本,跨越多种媒体,对当时的演艺娱乐有很大的影响力,电视、电影、报纸、杂志、小说、流行音乐等,都与她有密切的关系。
在发现了流行歌曲对于电影的拉动效果后,琼瑶在电影操作模式里加了流行歌曲的原素:在一部新片放映之前,琼瑶会将片中的插曲拿到电台去先行播放,造成一种流行效应:“琼瑶片的插曲流行于社会的就有一百多首,在中国唱片公司等四五家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琼瑶的歌》盒带在上海各地的大店小铺上同时出售。”
不容置疑,在琼瑶的言情片风靡海峡两岸的时候,琼瑶电影里的插曲也响遍了大陆与宝岛的大街小巷,而这种散发着《诗经》时代馨香的歌曲,成了琼瑶电影中不可或缺的珍珠。这些旋律优美、歌词典雅的插曲如云雾般盘绕着故事中的男人和女人,让观众生出“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的感慨。所以几乎每一部琼瑶的影片,都会伴随着一只或数只流行歌曲的走俏,而歌曲的走俏,又带来了琼瑶言情片的新的升温。琼瑶的名字也伴随着这些优美的旋律,完成了她极盛期的里程,得到了一代人的认同。
三用男女主角形成时尚效应
用小说音乐等方式带动着消费者的模式成功之后,琼瑶已成为70年代的文化图腾,她以爱情教母的身份出现于公众的视野里。在带动小说、电影、流行歌曲、电视剧等大众文化的同时,在典型文化工业“标准上”流程下,运用固定的导演刘立立、定型化的演员,加上公式化的情节,以及恒定的“三厅”场景,一连串的固定组装过程,因而建立起一贯的电影生产作业流水线,也建构了其在台湾电影史上“琼瑶王国”的地位。
“琼瑶小说拍成电影的过程中,不止是把小说艺术变成了电影艺术,更是把符号性质的文字转变成了活生生的人物。因而自1964年李行导演的《婉君表妹》开始风行台湾影坛二十年的琼瑶片,事实上经其特有的艺术趣味和气质,筛选和塑造了大批青年演员——符合琼瑶小说意境和形象的青年演员获得饰演主角或者其它重要角色的机会,而琼瑶作品受群众欢迎的时尚,又促使他们在外貌和演剧风格上向琼瑶意向靠拢,因此可以粗略地说,琼瑶片造就了一大批具有琼瑶所着意塑造的气质的活生生的人。那些因主演或配演琼瑶片而获台湾金马奖与亚洲影展奖的演员,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六七十年代的台湾文化,成为大众、尤其是青年人争先模仿的对象。”
“男主人公儒雅斯文,女主人公美丽可爱”,似乎已成了琼瑶作品人物的模式,因此当人们在银幕上看到“二林”(林青霞,林凤娇)、“二秦”(秦汉、秦祥林)的扮相时,观众们都会非常肯定地说这就是琼瑶笔下人物的特定外貌,而且对之心仪不已:“(琼瑶笔下的)男主人公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常常是高学历的,甚至是留学生,家庭背景很好,有一份很不错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有一颗美丽善良的心,外表的美和心灵的美达到了很好的统一,符合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的要求和审美标准……琼瑶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一般都是貌若天仙、楚楚动人、很有气质,令人一看就会神魂颠倒的那一类。在她们身上呈现出既古典又现代的女性美,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矛盾统一。她们虽不是典型的现代女强人形象,但在她们的身上也散发着现代女性的自强、自立、自爱的现代气息。”
被琼瑶制造出来并一直横行于银幕的那些美轮美奂的青年男女们,自出现之日起就强有力地捕捉住受众的眼珠,成为一种流行时尚。琼瑶言情片借助着男女主人公美貌的感染力量,将追逐时尚的青年观众们迅速地演变成大街小巷里的时尚人群,琼瑶片中的人物发型、服饰、食品、用品等成为生活中的流行风,进而把这种风潮推演至海峡两岸,从而使看似不食人间烟火的琼瑶式爱情故事深层次地参与了生活,干预了生活,改变了生活,教化了生活。
综上所述,琼瑶言情片由文学符号到电影,再到流行音乐,再到生活中的时尚风潮,琼瑶通过自己打造的电影经营公式而建筑起了琼瑶的电影帝国大厦,俊男美女充斥着银幕和画报,以其特有的力量感化着一代代的受众群体:“美貌具有强化因的机能……我们对美貌这种表面的特征表现出强烈的反应,是因为我们对美貌易于识别、易于反应,而不是因为过去经验认识到美貌是重要的。”
正如托洛斯机(L.Trotsky)认为的电影所具备的文化潜能为“人类欲望的本质是什么?渴望娱乐、散心、观光与欢笑,如此而已。援引较高的艺术质素,满足这些欲望,是我们的能力,而且也是我们必须做的。甚至,我们可以把娱乐转换成一种武器,进行集体教育,摆脱说教式的君师身段,剔除道德感化之类的习气”,琼瑶言情片就是以其独有的商业操作模式,通过满足这些欲望,从而获得了极大的成功,造成了“琼瑶片”鼎盛一时的局面。
参考文献:
[1] 林欣仪:《战后台湾通俗言情小说之研究》(博士论文),台湾中义大学。
[2] 陈飞宝:《台湾电影史话》,中国电影出版社,1988年。
[3] 顾晓鸣:《透视琼瑶的世界》,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
[4] 王爱华:《琼瑶小说中的传统文化意味》,《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5] 林芳玫、蔡诗萍:《琼瑶现象,一种流行的想象》,《中国时报》,1995年4月。
[6] Alan Swingewood,冯建三译:《大众文化的迷思》,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3年。
作者简介:
余迎,女,1957—,河南郑州市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学、唐代文史学、儿童文学,工作单位:吉林大学。
赵晓红,女,1964—,吉林洮南市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吉林大学。
关键词:琼瑶言情片商业化操作模式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兴起于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文艺片以高雅的格调面世,是相对于武侠片、喜剧片、神怪片、警匪片及戏曲片的一个更具文学品位的类型,其审美效果堪比欧美经典大片,而琼瑶的言情片可视为台湾文艺片的主打。由琼瑶所带起的台湾言情片的高潮,以“唯美清新、爱情至上”为风格定位,在人们渐渐远离古典人文环境的习俗中,将清新雅致的古典文学气息重新吹拂于人们的心头,给现实生活以梦幻化,给梦幻情感以实体化。
这一影坛上的变化是与台湾社会变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台湾在60年代步入经济起飞期,一个商业的消费社会日益扩大,民众开始为休闲和消费生活寻找出路。60至70年代,台湾对外的国际情势不定,不安全感促使民众需要一种与之相应的逃避文学,再加上美国好莱坞梦幻奇遇式的电影情节推波助澜,成功移植到荒脊的台湾文艺土地上。政治的不可触碰,使不食人间烟火的爱情小说可以大行其道。封闭的社会构成有利的条件,社会集体想象力的贫乏,促成了‘琼瑶文化’的形成。”
1964年,台湾第一代导演李行首次将琼瑶小说搬上银幕,拍成《婉君表妹》及《哑女情深》,开拓了国语片的广阔空间,也开启了琼瑶小说改编成电影的序幕。从60年代开始至80年代,琼瑶作品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里程——电影时代,而电影这种对受众的文化要求更低传播效果、更强有力的传媒手段,以强劲的势头推进着琼瑶的作品走入更宽阔的空间里。
成立于1967年的“火鸟公司”和1976年的“巨星公司”在琼瑶夫妻的全力营造下向大众推出了琼瑶电影品牌,从1976至1983年,琼瑶推出了《月满西楼》、《幸运草》、《我是一片云》、《月朦胧,鸟朦胧》、《燃烧吧,火鸟》等影片,进入琼瑶言情片的全盛时期。从“火鸟”到“巨星”,琼瑶经历了一个从文字到电子媒介的转换,也完成了从书斋到商界的跳跃:“据琼瑶自己统计,自1965年8月24她的小说《六个梦——追寻》拍成电影《婉君表妹》上演后,到《昨夜之灯》下片‘退出影坛’,作品拍成电影的共48部,其中1970年琼瑶自己成立的火鸟公司曾拍摄《幸运草》等两部影片,至1976年底,琼瑶又与其夫君平鑫涛自组巨星影业公司,先后拍摄《我是一片云》等13部影片,其中10部都是由女导演刘立立执导的。”(中国电影家协会编纂,《中国电影年鉴》,1984年)
琼瑶给封闭多年的台湾文坛带来了新的出路,琼瑶言情片的出现,也把人们从内心深处一直期待着的纯静恬美的世界给以完美生动的展现。琼瑶率领着她小说中的男男女女,和那些难以忘怀的电影场景和优美音乐站在她那个世界的入口处,回望着曾经充满纯真情怀的时代。而本文总结这类被名之为“琼瑶片”的商业操作模式时,会发现其中具有如下的公式化规律:
所谓公式化,就是把一个类型所具有的多种可能性简单为一个固定的、可预期的模式。琼瑶言情片的商业操作模式可总结为如下三条:
一用小说带动电影
琼瑶言情片的发行都有与之相配套的小说原著发行在先。“这类言情小说的原著,早由报纸副刊或杂志上连载,都出版了单行本,拥有大量读者。拍成电影后,当然拥有大量的基本观众,卖座成绩都很不错。从1966年到1969年,琼瑶电影高居台北卖座率前十名的有《几度夕阳红》、《哑女情深》、《花落谁家》、《第六个梦》、《寒烟翠》、《船》等。此后愈演愈烈,这股热潮延续了十余年,到了80年代初,仍未见减弱。”
在大陆,琼瑶小说照样也是琼瑶言情片的前奏和有力的推动者。琼瑶小说在大陆正式出版后,掀起了一个“琼瑶热”。由上海电视台和上海新华书店举办的“上海青年最喜欢的十本书评选活动”,在全国1985年出版的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和文化娱乐图书中,以自由提名和累计提名数的方式,评选出了十本著作(被提名的著作达1680种)其中有三本是琼瑶的小说:《我是一片云》、《几度夕阳红》和《船》。继江苏电视台拍摄的《在水一方》之后,福建也推出了《月朦胧,鸟朦胧》、《我是一片云》,另外一些根据琼瑶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也正在筹备。而从来自抨击琼瑶的声音里也可以得知琼瑶作品影响的巨大:“琼瑶的小说从60年代,就被人称为琼瑶公害,而进入90年代,不但没有萎缩,而且愈演愈烈。”
特别是琼瑶小说《还珠格格》一书被改编成电视剧后,琼瑶的言情小说几乎直逼金庸的武侠小说,成为仅次于金庸武侠小说而在中国大陆广为流行和畅销的作品。换个角度来看,《还珠格格》的走红,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是言情剧的回潮和琼瑶现象在社会上的复苏,而是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琼瑶以往被称为经典的作品已不能再打动人们的心灵,疯疯癫癫的小燕子形象却瞪着一双大眼睛,带着游戏心态闪亮登场,从而变换了屏幕上多年的玉女形象。琼瑶无疑是及时地抓住了这种变换,因而也一下子抓住了一大批青少年反叛的心理。
就拿《还珠格格》一出戏来衡量,可以说琼瑶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和市场效益。一时间电视连续剧《还珠格格》像无可阻挡的旋风,热遍两岸三地,还获得了第17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饰演“格格”者被各电台、电视台邀请担任嘉宾,各娱乐场所也争相邀她登台,每次的出场费高达五位数,小燕子的玉照被多家期刊选做封面。于是《还珠格格》的各个演员片约不断,红得发紫的小燕子“一好百好”,戏演好了,嗓子也突然好了起来,在台湾,她首张唱片的销量过50万张。这些都是很值得思考的现象,但是琼瑶言情小说的泛滥,并非中国文学的福音,更不能作为中国文学繁荣的象征,而是中国文学的一种灾难。就琼瑶言情小说的实质来分析,实际上是一种剧毒的精神毒品。由此可见,无论在台湾还是大陆,以小说带动琼瑶片的发行,都是发行者的一种强有力的商业运作手段。
二用电影插曲带动电影
除了运用小说带动电影的运作模式外,在以后的管理实践和社会生活变迁中,琼瑶们又发现了以歌曲和明星等包装形式来带动电影发行、吸引更多受众的规律,形成了另一个琼瑶言情片运作模式。70年代琼瑶的小说、电影剧本、歌曲填词等,均由她一人包办。琼瑶往往边写小说边写剧本,跨越多种媒体,对当时的演艺娱乐有很大的影响力,电视、电影、报纸、杂志、小说、流行音乐等,都与她有密切的关系。
在发现了流行歌曲对于电影的拉动效果后,琼瑶在电影操作模式里加了流行歌曲的原素:在一部新片放映之前,琼瑶会将片中的插曲拿到电台去先行播放,造成一种流行效应:“琼瑶片的插曲流行于社会的就有一百多首,在中国唱片公司等四五家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琼瑶的歌》盒带在上海各地的大店小铺上同时出售。”
不容置疑,在琼瑶的言情片风靡海峡两岸的时候,琼瑶电影里的插曲也响遍了大陆与宝岛的大街小巷,而这种散发着《诗经》时代馨香的歌曲,成了琼瑶电影中不可或缺的珍珠。这些旋律优美、歌词典雅的插曲如云雾般盘绕着故事中的男人和女人,让观众生出“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的感慨。所以几乎每一部琼瑶的影片,都会伴随着一只或数只流行歌曲的走俏,而歌曲的走俏,又带来了琼瑶言情片的新的升温。琼瑶的名字也伴随着这些优美的旋律,完成了她极盛期的里程,得到了一代人的认同。
三用男女主角形成时尚效应
用小说音乐等方式带动着消费者的模式成功之后,琼瑶已成为70年代的文化图腾,她以爱情教母的身份出现于公众的视野里。在带动小说、电影、流行歌曲、电视剧等大众文化的同时,在典型文化工业“标准上”流程下,运用固定的导演刘立立、定型化的演员,加上公式化的情节,以及恒定的“三厅”场景,一连串的固定组装过程,因而建立起一贯的电影生产作业流水线,也建构了其在台湾电影史上“琼瑶王国”的地位。
“琼瑶小说拍成电影的过程中,不止是把小说艺术变成了电影艺术,更是把符号性质的文字转变成了活生生的人物。因而自1964年李行导演的《婉君表妹》开始风行台湾影坛二十年的琼瑶片,事实上经其特有的艺术趣味和气质,筛选和塑造了大批青年演员——符合琼瑶小说意境和形象的青年演员获得饰演主角或者其它重要角色的机会,而琼瑶作品受群众欢迎的时尚,又促使他们在外貌和演剧风格上向琼瑶意向靠拢,因此可以粗略地说,琼瑶片造就了一大批具有琼瑶所着意塑造的气质的活生生的人。那些因主演或配演琼瑶片而获台湾金马奖与亚洲影展奖的演员,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六七十年代的台湾文化,成为大众、尤其是青年人争先模仿的对象。”
“男主人公儒雅斯文,女主人公美丽可爱”,似乎已成了琼瑶作品人物的模式,因此当人们在银幕上看到“二林”(林青霞,林凤娇)、“二秦”(秦汉、秦祥林)的扮相时,观众们都会非常肯定地说这就是琼瑶笔下人物的特定外貌,而且对之心仪不已:“(琼瑶笔下的)男主人公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常常是高学历的,甚至是留学生,家庭背景很好,有一份很不错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有一颗美丽善良的心,外表的美和心灵的美达到了很好的统一,符合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的要求和审美标准……琼瑶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一般都是貌若天仙、楚楚动人、很有气质,令人一看就会神魂颠倒的那一类。在她们身上呈现出既古典又现代的女性美,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矛盾统一。她们虽不是典型的现代女强人形象,但在她们的身上也散发着现代女性的自强、自立、自爱的现代气息。”
被琼瑶制造出来并一直横行于银幕的那些美轮美奂的青年男女们,自出现之日起就强有力地捕捉住受众的眼珠,成为一种流行时尚。琼瑶言情片借助着男女主人公美貌的感染力量,将追逐时尚的青年观众们迅速地演变成大街小巷里的时尚人群,琼瑶片中的人物发型、服饰、食品、用品等成为生活中的流行风,进而把这种风潮推演至海峡两岸,从而使看似不食人间烟火的琼瑶式爱情故事深层次地参与了生活,干预了生活,改变了生活,教化了生活。
综上所述,琼瑶言情片由文学符号到电影,再到流行音乐,再到生活中的时尚风潮,琼瑶通过自己打造的电影经营公式而建筑起了琼瑶的电影帝国大厦,俊男美女充斥着银幕和画报,以其特有的力量感化着一代代的受众群体:“美貌具有强化因的机能……我们对美貌这种表面的特征表现出强烈的反应,是因为我们对美貌易于识别、易于反应,而不是因为过去经验认识到美貌是重要的。”
正如托洛斯机(L.Trotsky)认为的电影所具备的文化潜能为“人类欲望的本质是什么?渴望娱乐、散心、观光与欢笑,如此而已。援引较高的艺术质素,满足这些欲望,是我们的能力,而且也是我们必须做的。甚至,我们可以把娱乐转换成一种武器,进行集体教育,摆脱说教式的君师身段,剔除道德感化之类的习气”,琼瑶言情片就是以其独有的商业操作模式,通过满足这些欲望,从而获得了极大的成功,造成了“琼瑶片”鼎盛一时的局面。
参考文献:
[1] 林欣仪:《战后台湾通俗言情小说之研究》(博士论文),台湾中义大学。
[2] 陈飞宝:《台湾电影史话》,中国电影出版社,1988年。
[3] 顾晓鸣:《透视琼瑶的世界》,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
[4] 王爱华:《琼瑶小说中的传统文化意味》,《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5] 林芳玫、蔡诗萍:《琼瑶现象,一种流行的想象》,《中国时报》,1995年4月。
[6] Alan Swingewood,冯建三译:《大众文化的迷思》,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3年。
作者简介:
余迎,女,1957—,河南郑州市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学、唐代文史学、儿童文学,工作单位:吉林大学。
赵晓红,女,1964—,吉林洮南市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吉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