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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傅咸现存的诗歌数量很少，大多采用四言体，诗歌内容比较单一。多以立身行事、示人规鉴为主旨。其现存五言诗深婉哀怨，颇有可称道之处。傅咸的诗歌创作，遵循着汉代儒家思想文艺观，重视文学的政治教化功能，显示出保守的文学观念，在思想解放背景下审美价值观多元化的魏晋时代，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关键词：傅咸；诗歌；政治教化；文学观念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0)04－0176－04
从傅咸的辞赋和散文的创作情况来看，傅咸是一个有一定才情且比较重视抒发真情实感的人，在辞赋和散文的创作中，傅咸较多地表现出充沛的情思、一定的文采以及传统士大夫修身的自觉和担负教化的责任感，这样的特点，正应当是一位诗人所具备的素质。但是傅咸的诗歌创作情况却难免令人讶异，首先是诗歌数量很少，笔者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统计，傅咸现存诗歌仅19首，其中完整的仅有14首(《孝经诗》、《论语诗》、《毛诗诗》、《周官诗》每二章均各以一首计)。当然作品的散佚也许十分严重，以至于今天难窥全貌。其次从诗歌形式来看，傅咸现存诗歌大多采用四言体，仅6首五言诗，而他的父亲傅玄则举凡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诗均有。从诗歌内容上来看，傅咸诗歌内容比较单一，多以立身行事、示人规鉴为主旨。
傅咸的父亲傅玄则热衷于对诗歌艺术形式和手法进行探索，他的诗歌，无论题材内容还是体裁、艺术手法，都远比傅咸的诗歌作品丰富。具有更强的文学性和艺术魅力，这正是魏晋以来思想解放、文学审美价值多元化的表现。傅咸这种不沾染时风的为人为文的态度。表明了一种守旧的文学观念。正如徐公持先生所言：“傅咸今存诗以四言为主。在当时五言大盛的背景下，他犹如政治上的表现一样，立意不从流俗。其志固可嘉，但四言诗的黄金时代早已逝去，曹操一度辉煌之后，嵇康四言诗已成强弩之末，何况才情气度皆逊一筹的傅咸?”又言：“其《七经诗》莫若说是有韵之书钞杂记。诗味全无，拙陋之甚。另一类为应酬赠答之作，这类诗也干涩枯槁，无足称者。”徐先生从整体人手评价，难免忽略到一些细节。傅咸诗歌中有一些地方，是可以圈点的。比如傅咸诗歌中真情实感的流露，便略有动人之处。
傅咸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朝政昏乱、个人处境维艰的时代，身被陷害与排挤的遭遇，忠言直谏不被采纳的失望，人生之离别永诀，这些情感在傅咸的散文、辞赋中，都有所表现。在他的有限的诗歌中，同样也深藏着这样的情感。傅咸所存五言诗，仅两首完整之作，一首是《赠何劭王济诗(并序)》：
朗陵公何敬祖，咸之从内兄：国子祭酒王武子，成从姑之外孙也。并以明德，见重于世。成亲之重之，情犹同生。义则师友。何公既登侍中，武子俄而亦作，二贤相得甚欢，成亦庆之。然自恨暗劣。虽愿共缱绻，而从之末由，历试无效。且有家艰。心存日替，赋诗申怀，以贻之云尔。
日月光太清，列宿曜紫微。赫赫大晋朝。明明辟皇闱。吾兄既凤翔，王子亦龙飞。双鸾游兰渚，二离扬清晖。携手升玉阶，并坐侍丹帷。金珰缀惠文。煌煌发令姿。斯荣非攸庶，缱绻情所希。岂不企高踪，麟趾邈难追。临川靡芳饵。何为守空坻。槁叶待风飘，逝将与君违。违君能无恋，尸素当言归。归身蓬荜庐，乐道以忘饥。进则无云补，退则恤其私。但愿隆弘美。王度日清夷。
这首诗歌作于284年。时值傅咸遭遇小人排挤陷害，而何劭、王济则进入仕宦的通途，傅咸表达了对何、王二人的钦羡之情——“岂不企高踪，麟趾邈难追”，钦羡之余。又不由得感怀身世。观其序文中“自恨暗劣”、“历试无效，且有家艰”等语，其间的无奈辛酸，令人感慨，“邈难追”三个字蕴含了极强的失落和怅然。紧接着，傅咸更是将自己比喻为“槁叶待风飘，逝将与君违”，既有穷达殊途之叹，又饱含世事艰难的沮丧与哀怨。他感觉自己象枯槁的树叶一样。被遗忘遭遗弃，不能把握自身命运，就象风中的枯叶，不知何去何从。此一句，最能见出诗人之真情慨叹，悲凉的心绪。清代何焯《义门读书记》曾说长虞此诗“深婉，得陈思一体”。
傅咸另一首现存完整的五言诗今题为《诗(并序)》：
杨骏就吾索《诗》云：“茅文通相说，文动为规藏可尽送。”便作此诗，欲其有悟。然犹有虑。以示文通曰：“得无作唯此白鹤直为骂可。君此远有文义，故欲令兄见之。唯此白鹤者，良冀临池，而中有鹤白令子崔玮为赋，指以骂冀。”遂并文与骏，寂然云不知多务不省也。将如搔腿，自无觉也。《诗》曰：
肃肃商风起，悄悄心自悲。圆圆三五月，皎皎曜清晖。今昔一何盛，氛氲自消微。微黄黄及华，飘摇随风飞。根据序言交待，此首当是因杨骏而作。杨骏辅政之时，权倾朝野，大有专擅朝政，独据天下的野心。傅咸曾在《与杨骏笺》中，暗示杨骏应收敛野心：“今圣上欲委政于公，谅闇自居，此虽谦让之心。而天下未以为善。”并谏议杨骏还政于王：“窃谓山陵之事既毕，明公当思隆替之宜。”书信上呈，杨骏根本不以为然，依旧气焰遮天，一味横行。在这首诗中，傅咸慨叹盛衰有时，以此警戒杨骏。但是跳脱序言来读这首诗，作者感叹盛衰变化如月圆盛极，而氛氲自消；如花朵盛极，终萎黄飘零。首二句尤其情景相生，风乍起，心自悲，叹商风之冷肃，伤盛衰之无常，颇有动人之处。
南朝钟嵘《诗品》在品第诗人时，“将汉魏至齐梁122位诗人分等列品。以诗人成就的高低。分为上中下三品……‘预此宗流者，便称才子’，不入品者，大有人在”。傅氏父子并列人下品，钟嵘赞道：长虞父子，繁富可嘉。钟嵘比较偏重情感哀怨的作品，他对善于抒发个人怨情的诗人及诗歌，表现出明显的推重。如上品中言李陵“文多凄怆怨者之流”；言班姬“怨深文绮”：言曹植“情兼雅怨”；言王粲“发愀怆之词”；言阮籍“颇多感慨之词”；在列入中品的诗人里，钟嵘认为秦嘉夫妇“事既可伤，文亦哀怨”；再如刘琨“善为凄戾之词”、“多感恨之词”；郭璞“坎壈咏怀”：郭泰机“寒女”之诗“孤怨宜恨”以及下品中赵壹的“苦言切句”等等。这些人的诗歌虽然风格各异。但是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的身世命运都是不幸的，或不公平的，故而作品中便呈现出悲戚哀怨、苦闷抑郁的共同特点。傅咸诗歌在后世几乎湮没无闻，然能得到钟嵘赏识，应当缘于其诗歌情感之深婉、哀怨。《诗品》中另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即郭泰机以一首《赠傅咸诗》名列中品。个中原委，探究起来，与诗歌情感的表达流露，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观郭泰机《赠傅咸诗》，通篇以寒女自喻，以寒女妙巧而“不得秉杼机”，乃至遭遗弃——“衣工秉刀尺，弃我忽若遗”的悲戚命运，来比喻自己怀才不遇的激愤和哀怨。钟嵘认为郭泰机《赠傅咸诗》不仅“孤怨宜恨”，而且“文虽不多，气调警拔”，本想列入上品，但是如此一来鲍照、江淹就无处安放了，所以一并列为中品。钟嵘对郭泰机《赠傅咸诗》评价如此之高，正是由于诗歌中激 烈的情绪感染了他，郭泰机把自身命运的不平、无奈、愤激和对世人的讥诮等情绪全都倾注在诗歌当中，真情实感，很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所谓“气调警拔”正是指这种强烈的情感所带来的峭拔出众的气韵格调。
反观傅咸的诗歌，虽然抒发了一定的哀怨之情，但是却不如郭泰机的诗歌情感来得强烈、真率，如《诗(并序)》假借比兴，抒情含蓄；《赠何劭王济诗》，虽然有真情的流露，但是作者的大多数笔墨，都花费在应酬之上，其诗句或用以歌颂升平，或用以恭维赞美，或用以祝颂。这样一来，整首诗歌变得四平八稳，情感力度大大减弱，或许这就是钟嵘将之列入下品的原因。这种诗歌情感的萎靡，是有其时代原因的。建安文学的慷慨任气、悲壮高扬的时代精神，在魏晋时期呈现式微之态。首先魏文帝表现出淡出社会历史现实的倾向，风格便娟婉丽，至正始诗人则变为沉郁顿挫，再到西晋就“力柔于建安，采缛于正始”了。整个西晋社会，柔弱苍白，很难激发出士人的强烈情感。
傅咸的诗歌，大部分采用四言诗体，其诗歌语言，也多采用《诗经》的古奥典则风格，诗歌内容则多是针砭现实、示人规鉴、追求自省，傅咸诗歌题材单一，思想保守而正统。表现最突出的便是《七经诗》。历代论诗者提到《七经诗》，都将其视为集句诗的初始。《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傅中丞集》言曰：“其间七经诗中，毛诗一首，虽集句託始，无关言志。”对于其思想性、艺术性，并无评价。如果从艺术性上来观照，《七经诗》枯躁乏味，完全乏善可陈。从思想性上来观照，则是流于道德伦理说教和表达政治主张。但是，如果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来观照，我们会发现傅咸的《七经诗》，并非无聊的文人游戏，也不是缺乏实际意义的说教，它的价值，体现在傅咸对现实的关怀和忧患。首先《孝经诗》强调“立身行道，始于事亲”，“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司马氏篡位夺权，与儒家传统道德不相符合，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论及此事，认为司马氏借提倡孝道以掩饰自身的行为。傅咸对于西晋十分忠心，他虽然出生于魏朝。但是却成长于司马氏掌权时期，而且他的父亲一直是投靠司马氏的，所以对于西晋王朝，傅咸始终秉持直臣之忠心，为之效力效命。所以从古代经典中集句，证明施行孝道的天经地义，正是傅咸维护和效力司马氏统治的表现。《周易诗》、《左传诗》都是从士大夫自我勉励、修身养性的角度来集句，自省自诫，正是傅咸一贯的风格。《论语诗》一章表达对古代卫国直臣史鱼的敬佩，尸谏卫灵公的史鱼，赤胆忠心，死而后已，不正是傅咸自己的写照吗?《毛诗诗》强调君子应该人世治理国家，不要把机会让给小人，以致奸佞当道。《周官诗》强调“设官分职，进贤兴功”要有一定的尺度。这些都令人联系到杨骏、汝南王摄政之时，滥行封赏，专政擅权的社会现实。傅咸写作这些诗歌，或许正是为了婉曲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是一个不惮于触犯权贵的刚正之人，但是他也是一个不作无畏牺牲，善于捍卫自己的人。以集句诗批评现实。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字游戏，也不是单纯的道德说教，更应该是借重古代经典，来批判改变现实的一种手段。
傅咸虽然没有他父亲那种潜心文学创作的态度，但是他的《七经诗》，仍然体现了对新的诗歌体裁的尝试，这也是一种创新的文学态度，或许这也正是傅玄致力于在模拟中创新的思想对傅咸的影响所在吧。但是傅咸的诗歌，题材内容相当单一，形式也无非四言、五言两种，且以四言为主。《七经诗》外，傅咸主要写作的是赠答诗，共计有10首，占了他现存诗歌总数的约百分之五十。傅咸赠答诗，大多言辞端庄典雅。态度诚恳谦逊，多从客套致谢、恭维赞美、相互勉励的角度着手，其间《与尚书同僚诗》、《赠何劭王济诗》和题为《诗(并序)》者(当为赠杨骏作)，可称为佳作。以下引《与尚书同僚诗》：
非望之宠。谬加于己。猥授非据，奄司万里。煌煌朱轩，服骥骖骤。晔晔初星，肃肃臣仆。晖光显赫，众目所属。斯之弗称，匪荣伊辱。质弱尚父，受任鹰扬。德非樊仲，王命是将。百城或违，无能有匡。一州之矜，将弛宾纲。得意忘言，言在意后。夫惟神交，可以长久。我心之孚，有盈于缶。与子偕老，岂日执手。出司万里，牧彼朔滨。服冕乘轩，六辔既均。威风先迈。百城肃震。
279年，傅咸将为冀州刺史，作诗以赠尚书同僚。诗歌开篇两句是傅咸一贯的谦恭之辞，然后8句对即将上任的刺史一职，表示了敬畏之心，并微微流露出踌躇自得之心。其间“晔晔初星，肃肃臣仆”两句，是化用《诗经·召南·小星》的句意，表达自己“夙夜为公”的忠心。又后10句表达唯恐有辱使命的惶恐、自谦，意在自我勉励。“得意忘言，言在意后”两句。大约是顺应当时的风气，以道家著名的命题来表达面临分别，千言万语无从说起的感慨。“夫惟神交。可以长久。我心之孚，有盈于缶。与子偕老，岂日执手”，这几句才是表达惜别之意。傅咸说自己希望和以前的同僚长久地神交下去。而自己心中的这份诚心，“有盈于缶”。然后化用《诗经》“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句意，表达对同僚的依恋和难舍的情谊。虽然诗歌语言是典则的四言体，但是从这些诗句中我们还是可以感觉到傅咸内心的情感，这种情感绝非客套和虚伪的应酬，事实上情感诚挚，是傅咸赠答诗的共同特点。“服冕乘轩，六辔既均。威风先迈，百城肃震”几句，表达了踌躇满志、振作有为的心情。傅咸最终没有出任冀州刺史，因为继母不肯随他赴任，傅咸上表请求解职，并得到晋武帝的恩准，后来改任司徒左长史。由此可见傅咸之于继母的拳拳之心和他诚挚深情的性情，不过这种性情在其诗歌中的表现一般比较温和、克制。
同时傅咸为诗，不模拟，也少有艺术创造，他之于写诗，是将诗歌作为一种实用的文体，主要用于应酬交往，或用于说教以及政治的目的。从对于傅咸辞赋的研究来看。傅咸也曾利用赋体抒情言志，表现生活情趣以及士大夫的志趣，但是这些题材到了诗歌当中。反而看不见了。以上论述反映出傅咸的文体观，是将赋作为抒情言志的载体的，而诗歌则主要服务于道德的、政治的目的。这种观念很接近西汉到东汉末期以前文人的创作心态。读傅咸的诗歌，很容易联想到汉代诗人，如《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傅中丞集》有言曰：“与尚书同僚诗，则告诫群仆，有孚盈缶，韦孟在邹，家风不坠矣。”长虞四言诗，的确有似于汉代以讽谏诗闻名的韦孟。汉代文人诗歌，多用四言和楚歌体。葛晓音《八代诗史》论西汉诗曰：“颂诗化的四言和赋化的骚体仍被看作表现正经内容的主要形式，五言因起自街陌谣讴，可以较为随便坦率地抒写私情，这也是汉代古诗多写游子思妇、离情别绪的原因之一。”傅咸的确是秉承西汉以来的文学观念。主要创作四言诗歌和小赋，内容十分严肃正统。对于赠答应酬之类的题材，如采用四言，他一定写得严肃典雅，无论在风格上，还是语词上，都保留着《诗经》颂诗的痕迹。
傅咸的文学观，实在是保守的，他立于时代风气之外，越过魏晋，直承西汉文人的创作心态。这种行为本身，似乎是一种倒退，但又更似乎是一种坚守。傅咸的父亲傅玄大量写作女性题材。这显然和男权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有所冲突。而恪守儒家思想行为规范的傅成，却从来不曾涉足这样的题材。即使心中有怀才不遇、忠而见弃的牢骚，他都会直接抒发出来，而不是用女子见弃的题材来比附，比如前面分析过的《赠何劭王济诗》。在傅咸的奏疏中，曾直接向晋惠帝表达了这种不满和牢骚(见《摄司隶上表》)。可见傅咸的诗歌创作，严格遵循着汉代儒家思想文艺观，重视文学的政治教化功能，这在思想解放背景下审美价值观多元化的魏晋时代，实在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责任编辑 文心)
关键词：傅咸；诗歌；政治教化；文学观念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0)04－0176－04
从傅咸的辞赋和散文的创作情况来看，傅咸是一个有一定才情且比较重视抒发真情实感的人，在辞赋和散文的创作中，傅咸较多地表现出充沛的情思、一定的文采以及传统士大夫修身的自觉和担负教化的责任感，这样的特点，正应当是一位诗人所具备的素质。但是傅咸的诗歌创作情况却难免令人讶异，首先是诗歌数量很少，笔者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统计，傅咸现存诗歌仅19首，其中完整的仅有14首(《孝经诗》、《论语诗》、《毛诗诗》、《周官诗》每二章均各以一首计)。当然作品的散佚也许十分严重，以至于今天难窥全貌。其次从诗歌形式来看，傅咸现存诗歌大多采用四言体，仅6首五言诗，而他的父亲傅玄则举凡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诗均有。从诗歌内容上来看，傅咸诗歌内容比较单一，多以立身行事、示人规鉴为主旨。
傅咸的父亲傅玄则热衷于对诗歌艺术形式和手法进行探索，他的诗歌，无论题材内容还是体裁、艺术手法，都远比傅咸的诗歌作品丰富。具有更强的文学性和艺术魅力，这正是魏晋以来思想解放、文学审美价值多元化的表现。傅咸这种不沾染时风的为人为文的态度。表明了一种守旧的文学观念。正如徐公持先生所言：“傅咸今存诗以四言为主。在当时五言大盛的背景下，他犹如政治上的表现一样，立意不从流俗。其志固可嘉，但四言诗的黄金时代早已逝去，曹操一度辉煌之后，嵇康四言诗已成强弩之末，何况才情气度皆逊一筹的傅咸?”又言：“其《七经诗》莫若说是有韵之书钞杂记。诗味全无，拙陋之甚。另一类为应酬赠答之作，这类诗也干涩枯槁，无足称者。”徐先生从整体人手评价，难免忽略到一些细节。傅咸诗歌中有一些地方，是可以圈点的。比如傅咸诗歌中真情实感的流露，便略有动人之处。
傅咸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朝政昏乱、个人处境维艰的时代，身被陷害与排挤的遭遇，忠言直谏不被采纳的失望，人生之离别永诀，这些情感在傅咸的散文、辞赋中，都有所表现。在他的有限的诗歌中，同样也深藏着这样的情感。傅咸所存五言诗，仅两首完整之作，一首是《赠何劭王济诗(并序)》：
朗陵公何敬祖，咸之从内兄：国子祭酒王武子，成从姑之外孙也。并以明德，见重于世。成亲之重之，情犹同生。义则师友。何公既登侍中，武子俄而亦作，二贤相得甚欢，成亦庆之。然自恨暗劣。虽愿共缱绻，而从之末由，历试无效。且有家艰。心存日替，赋诗申怀，以贻之云尔。
日月光太清，列宿曜紫微。赫赫大晋朝。明明辟皇闱。吾兄既凤翔，王子亦龙飞。双鸾游兰渚，二离扬清晖。携手升玉阶，并坐侍丹帷。金珰缀惠文。煌煌发令姿。斯荣非攸庶，缱绻情所希。岂不企高踪，麟趾邈难追。临川靡芳饵。何为守空坻。槁叶待风飘，逝将与君违。违君能无恋，尸素当言归。归身蓬荜庐，乐道以忘饥。进则无云补，退则恤其私。但愿隆弘美。王度日清夷。
这首诗歌作于284年。时值傅咸遭遇小人排挤陷害，而何劭、王济则进入仕宦的通途，傅咸表达了对何、王二人的钦羡之情——“岂不企高踪，麟趾邈难追”，钦羡之余。又不由得感怀身世。观其序文中“自恨暗劣”、“历试无效，且有家艰”等语，其间的无奈辛酸，令人感慨，“邈难追”三个字蕴含了极强的失落和怅然。紧接着，傅咸更是将自己比喻为“槁叶待风飘，逝将与君违”，既有穷达殊途之叹，又饱含世事艰难的沮丧与哀怨。他感觉自己象枯槁的树叶一样。被遗忘遭遗弃，不能把握自身命运，就象风中的枯叶，不知何去何从。此一句，最能见出诗人之真情慨叹，悲凉的心绪。清代何焯《义门读书记》曾说长虞此诗“深婉，得陈思一体”。
傅咸另一首现存完整的五言诗今题为《诗(并序)》：
杨骏就吾索《诗》云：“茅文通相说，文动为规藏可尽送。”便作此诗，欲其有悟。然犹有虑。以示文通曰：“得无作唯此白鹤直为骂可。君此远有文义，故欲令兄见之。唯此白鹤者，良冀临池，而中有鹤白令子崔玮为赋，指以骂冀。”遂并文与骏，寂然云不知多务不省也。将如搔腿，自无觉也。《诗》曰：
肃肃商风起，悄悄心自悲。圆圆三五月，皎皎曜清晖。今昔一何盛，氛氲自消微。微黄黄及华，飘摇随风飞。根据序言交待，此首当是因杨骏而作。杨骏辅政之时，权倾朝野，大有专擅朝政，独据天下的野心。傅咸曾在《与杨骏笺》中，暗示杨骏应收敛野心：“今圣上欲委政于公，谅闇自居，此虽谦让之心。而天下未以为善。”并谏议杨骏还政于王：“窃谓山陵之事既毕，明公当思隆替之宜。”书信上呈，杨骏根本不以为然，依旧气焰遮天，一味横行。在这首诗中，傅咸慨叹盛衰有时，以此警戒杨骏。但是跳脱序言来读这首诗，作者感叹盛衰变化如月圆盛极，而氛氲自消；如花朵盛极，终萎黄飘零。首二句尤其情景相生，风乍起，心自悲，叹商风之冷肃，伤盛衰之无常，颇有动人之处。
南朝钟嵘《诗品》在品第诗人时，“将汉魏至齐梁122位诗人分等列品。以诗人成就的高低。分为上中下三品……‘预此宗流者，便称才子’，不入品者，大有人在”。傅氏父子并列人下品，钟嵘赞道：长虞父子，繁富可嘉。钟嵘比较偏重情感哀怨的作品，他对善于抒发个人怨情的诗人及诗歌，表现出明显的推重。如上品中言李陵“文多凄怆怨者之流”；言班姬“怨深文绮”：言曹植“情兼雅怨”；言王粲“发愀怆之词”；言阮籍“颇多感慨之词”；在列入中品的诗人里，钟嵘认为秦嘉夫妇“事既可伤，文亦哀怨”；再如刘琨“善为凄戾之词”、“多感恨之词”；郭璞“坎壈咏怀”：郭泰机“寒女”之诗“孤怨宜恨”以及下品中赵壹的“苦言切句”等等。这些人的诗歌虽然风格各异。但是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的身世命运都是不幸的，或不公平的，故而作品中便呈现出悲戚哀怨、苦闷抑郁的共同特点。傅咸诗歌在后世几乎湮没无闻，然能得到钟嵘赏识，应当缘于其诗歌情感之深婉、哀怨。《诗品》中另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即郭泰机以一首《赠傅咸诗》名列中品。个中原委，探究起来，与诗歌情感的表达流露，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观郭泰机《赠傅咸诗》，通篇以寒女自喻，以寒女妙巧而“不得秉杼机”，乃至遭遗弃——“衣工秉刀尺，弃我忽若遗”的悲戚命运，来比喻自己怀才不遇的激愤和哀怨。钟嵘认为郭泰机《赠傅咸诗》不仅“孤怨宜恨”，而且“文虽不多，气调警拔”，本想列入上品，但是如此一来鲍照、江淹就无处安放了，所以一并列为中品。钟嵘对郭泰机《赠傅咸诗》评价如此之高，正是由于诗歌中激 烈的情绪感染了他，郭泰机把自身命运的不平、无奈、愤激和对世人的讥诮等情绪全都倾注在诗歌当中，真情实感，很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所谓“气调警拔”正是指这种强烈的情感所带来的峭拔出众的气韵格调。
反观傅咸的诗歌，虽然抒发了一定的哀怨之情，但是却不如郭泰机的诗歌情感来得强烈、真率，如《诗(并序)》假借比兴，抒情含蓄；《赠何劭王济诗》，虽然有真情的流露，但是作者的大多数笔墨，都花费在应酬之上，其诗句或用以歌颂升平，或用以恭维赞美，或用以祝颂。这样一来，整首诗歌变得四平八稳，情感力度大大减弱，或许这就是钟嵘将之列入下品的原因。这种诗歌情感的萎靡，是有其时代原因的。建安文学的慷慨任气、悲壮高扬的时代精神，在魏晋时期呈现式微之态。首先魏文帝表现出淡出社会历史现实的倾向，风格便娟婉丽，至正始诗人则变为沉郁顿挫，再到西晋就“力柔于建安，采缛于正始”了。整个西晋社会，柔弱苍白，很难激发出士人的强烈情感。
傅咸的诗歌，大部分采用四言诗体，其诗歌语言，也多采用《诗经》的古奥典则风格，诗歌内容则多是针砭现实、示人规鉴、追求自省，傅咸诗歌题材单一，思想保守而正统。表现最突出的便是《七经诗》。历代论诗者提到《七经诗》，都将其视为集句诗的初始。《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傅中丞集》言曰：“其间七经诗中，毛诗一首，虽集句託始，无关言志。”对于其思想性、艺术性，并无评价。如果从艺术性上来观照，《七经诗》枯躁乏味，完全乏善可陈。从思想性上来观照，则是流于道德伦理说教和表达政治主张。但是，如果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来观照，我们会发现傅咸的《七经诗》，并非无聊的文人游戏，也不是缺乏实际意义的说教，它的价值，体现在傅咸对现实的关怀和忧患。首先《孝经诗》强调“立身行道，始于事亲”，“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司马氏篡位夺权，与儒家传统道德不相符合，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论及此事，认为司马氏借提倡孝道以掩饰自身的行为。傅咸对于西晋十分忠心，他虽然出生于魏朝。但是却成长于司马氏掌权时期，而且他的父亲一直是投靠司马氏的，所以对于西晋王朝，傅咸始终秉持直臣之忠心，为之效力效命。所以从古代经典中集句，证明施行孝道的天经地义，正是傅咸维护和效力司马氏统治的表现。《周易诗》、《左传诗》都是从士大夫自我勉励、修身养性的角度来集句，自省自诫，正是傅咸一贯的风格。《论语诗》一章表达对古代卫国直臣史鱼的敬佩，尸谏卫灵公的史鱼，赤胆忠心，死而后已，不正是傅咸自己的写照吗?《毛诗诗》强调君子应该人世治理国家，不要把机会让给小人，以致奸佞当道。《周官诗》强调“设官分职，进贤兴功”要有一定的尺度。这些都令人联系到杨骏、汝南王摄政之时，滥行封赏，专政擅权的社会现实。傅咸写作这些诗歌，或许正是为了婉曲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是一个不惮于触犯权贵的刚正之人，但是他也是一个不作无畏牺牲，善于捍卫自己的人。以集句诗批评现实。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字游戏，也不是单纯的道德说教，更应该是借重古代经典，来批判改变现实的一种手段。
傅咸虽然没有他父亲那种潜心文学创作的态度，但是他的《七经诗》，仍然体现了对新的诗歌体裁的尝试，这也是一种创新的文学态度，或许这也正是傅玄致力于在模拟中创新的思想对傅咸的影响所在吧。但是傅咸的诗歌，题材内容相当单一，形式也无非四言、五言两种，且以四言为主。《七经诗》外，傅咸主要写作的是赠答诗，共计有10首，占了他现存诗歌总数的约百分之五十。傅咸赠答诗，大多言辞端庄典雅。态度诚恳谦逊，多从客套致谢、恭维赞美、相互勉励的角度着手，其间《与尚书同僚诗》、《赠何劭王济诗》和题为《诗(并序)》者(当为赠杨骏作)，可称为佳作。以下引《与尚书同僚诗》：
非望之宠。谬加于己。猥授非据，奄司万里。煌煌朱轩，服骥骖骤。晔晔初星，肃肃臣仆。晖光显赫，众目所属。斯之弗称，匪荣伊辱。质弱尚父，受任鹰扬。德非樊仲，王命是将。百城或违，无能有匡。一州之矜，将弛宾纲。得意忘言，言在意后。夫惟神交，可以长久。我心之孚，有盈于缶。与子偕老，岂日执手。出司万里，牧彼朔滨。服冕乘轩，六辔既均。威风先迈。百城肃震。
279年，傅咸将为冀州刺史，作诗以赠尚书同僚。诗歌开篇两句是傅咸一贯的谦恭之辞，然后8句对即将上任的刺史一职，表示了敬畏之心，并微微流露出踌躇自得之心。其间“晔晔初星，肃肃臣仆”两句，是化用《诗经·召南·小星》的句意，表达自己“夙夜为公”的忠心。又后10句表达唯恐有辱使命的惶恐、自谦，意在自我勉励。“得意忘言，言在意后”两句。大约是顺应当时的风气，以道家著名的命题来表达面临分别，千言万语无从说起的感慨。“夫惟神交。可以长久。我心之孚，有盈于缶。与子偕老，岂日执手”，这几句才是表达惜别之意。傅咸说自己希望和以前的同僚长久地神交下去。而自己心中的这份诚心，“有盈于缶”。然后化用《诗经》“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句意，表达对同僚的依恋和难舍的情谊。虽然诗歌语言是典则的四言体，但是从这些诗句中我们还是可以感觉到傅咸内心的情感，这种情感绝非客套和虚伪的应酬，事实上情感诚挚，是傅咸赠答诗的共同特点。“服冕乘轩，六辔既均。威风先迈，百城肃震”几句，表达了踌躇满志、振作有为的心情。傅咸最终没有出任冀州刺史，因为继母不肯随他赴任，傅咸上表请求解职，并得到晋武帝的恩准，后来改任司徒左长史。由此可见傅咸之于继母的拳拳之心和他诚挚深情的性情，不过这种性情在其诗歌中的表现一般比较温和、克制。
同时傅咸为诗，不模拟，也少有艺术创造，他之于写诗，是将诗歌作为一种实用的文体，主要用于应酬交往，或用于说教以及政治的目的。从对于傅咸辞赋的研究来看。傅咸也曾利用赋体抒情言志，表现生活情趣以及士大夫的志趣，但是这些题材到了诗歌当中。反而看不见了。以上论述反映出傅咸的文体观，是将赋作为抒情言志的载体的，而诗歌则主要服务于道德的、政治的目的。这种观念很接近西汉到东汉末期以前文人的创作心态。读傅咸的诗歌，很容易联想到汉代诗人，如《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傅中丞集》有言曰：“与尚书同僚诗，则告诫群仆，有孚盈缶，韦孟在邹，家风不坠矣。”长虞四言诗，的确有似于汉代以讽谏诗闻名的韦孟。汉代文人诗歌，多用四言和楚歌体。葛晓音《八代诗史》论西汉诗曰：“颂诗化的四言和赋化的骚体仍被看作表现正经内容的主要形式，五言因起自街陌谣讴，可以较为随便坦率地抒写私情，这也是汉代古诗多写游子思妇、离情别绪的原因之一。”傅咸的确是秉承西汉以来的文学观念。主要创作四言诗歌和小赋，内容十分严肃正统。对于赠答应酬之类的题材，如采用四言，他一定写得严肃典雅，无论在风格上，还是语词上，都保留着《诗经》颂诗的痕迹。
傅咸的文学观，实在是保守的，他立于时代风气之外，越过魏晋，直承西汉文人的创作心态。这种行为本身，似乎是一种倒退，但又更似乎是一种坚守。傅咸的父亲傅玄大量写作女性题材。这显然和男权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有所冲突。而恪守儒家思想行为规范的傅成，却从来不曾涉足这样的题材。即使心中有怀才不遇、忠而见弃的牢骚，他都会直接抒发出来，而不是用女子见弃的题材来比附，比如前面分析过的《赠何劭王济诗》。在傅咸的奏疏中，曾直接向晋惠帝表达了这种不满和牢骚(见《摄司隶上表》)。可见傅咸的诗歌创作，严格遵循着汉代儒家思想文艺观，重视文学的政治教化功能，这在思想解放背景下审美价值观多元化的魏晋时代，实在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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