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有一座标志性建筑，由纯白色大理石砌成，尖塔耸立，直入云霄，这就是华盛顿纪念碑。内置石阶898级，仰之弥高;若乘电梯，亦需用1分钟方可抵达塔顶。塔壁镶嵌着铸文石刻计190方，取自世界各地，皆为歌颂美国国父的词语，旨在显示其在全世界的影响。其中，一方刻石为汉字所书，镶嵌在纪念碑第十级墙壁上。碑呈长方形，高1.6米，宽1.2米，碑文书法工整挺秀;碑石的周边刻有僧侣、游龙、武士和精美的花纹。
　　碑文摘自清代道光年间福建巡抚徐继畬所著《瀛寰志略》，由清代浙江宁波府和在华传教士于清咸丰三年六月初七即1853年7月12日共同致献。品读碑文，不难体味出作者对华盛顿的赞誉之情。徐继畲认为，华盛顿勇武胜过陈胜吴广，豪雄超越曹操刘备，且功成不居，不恋权位;创推举之法，乃古代圣贤“天下为公”遗意之体现者。此外，还对美国“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的新制度予以衷心赞美，认识高度逾越当年时代窠臼者诚不可以道里计也。这不能不令人们对徐继畲刮目相看。
　　编纂《瀛寰志略》
　　徐继畬（1795～1873），山西五台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润第（1761～1827），乾隆六十年（1795年）乙卯科进士，历任内阁中书、施南府同知等职，借鉴西方天文学，熔心学、易学、气学于一炉，根本否定执牛耳达六七百年的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存理灭欲”的程朱理学，鼓吹“我即天也”，从哲学上向帝王的合法性提出挑战，倡导心灵自由、独立独行、与天为伍的空灵法界。据《清史稿·徐继畲传》记载，徐继畬幼承家学，天资聪慧，19岁中举，31岁中进士，务博览、通时事，在闽、粤久，熟外情，务持重，在官廉谨，直言敢谏，嫉恶如仇。后遭罢免，主平遥书院以自给。从传记看，徐继畲仕途起伏坎坷，未得显达，与其编纂《瀛寰志略》并对华盛顿称许有加关系甚大。
　　清代翰林具有官员和学者双重身份，故而于为官间歇，多能转而为学。徐继畬借在乡为父守孝，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将其父遗作精心编为《敦艮斋遗书》共17卷，计20万字;得先辈“空灵法界”之精髓，完成了迎接西方思想挑战的精神准备。《敦艮斋遗书》于翌年即1848年与《瀛环志略》同在福州出版问世。究其思想精髓，其天论乃“一元论”的气本论，其人论乃“我即天也”的人本论，其知论乃摒弃理学教条之“空灵法界”。
　　鸦片战争的结局给徐继畬触动极大。已有200年辉煌历史、号称盛世的大清帝国居然不堪一击、一败涂地。怅恨之余，徐继畲深感夜郎自大于事无补，便利用一切机会，焚膏继晷，着眼于境外的新奇世界，《瀛寰志略》应运而生。
　　这是亚洲第一部系统介绍世界地理的著述，其价值不言而喻。此书共分10卷，经徐继畬易数十稿而成;图文并茂，立意高远，用词雅正，令人喜闻乐见;其率先突破根深蒂固的天朝意识和华夷观念，将中国定位于世界一隅，显示出观念上的巨大进步。其中尤其对美国这一新兴国家表现出极大兴趣，以浓墨重彩予以介绍，涉及美国立国史、政治制度等方方面面，特别肯定了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的功绩，其中包括前文所述用于华盛顿碑文的内容。“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赞美之情溢于言表。
　　古老中国的前进道路总是崎岖坎坷，步履维艰。《瀛寰志略》问世后，在国内难以流行，在日本却被一再翻刻，普及至一般读书人之中，于其明治维新大有助焉。后来，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瀛寰志略》在国内的地位开始提升，总理衙门重印《瀛寰志略》，“中外（指京师与地方，笔者注）奉为指南”。《瀛寰志略》的问世，不知惠及了多少迷茫之人。康有为和梁启超皆曾表示，其政治信仰的启蒙教材是一本地理书，名曰《瀛寰志略》。康有为曾云，阅读此书后，他才“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梁启超中举人后，“从坊间购得《瀛寰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因此不难看出，在康、梁心中，此书不仅是科普著作，更是政治教科书，因为在为读者介绍世界地理知识的同时，此书还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观。
　　汉字碑的来龙去脉
　　在当时的情况下，徐继畬对西方政治制度和华盛顿的介绍与推崇，后果可想而知。以当时清廷专制之登峰造极，理念之僵化老旧，岂能容许朝廷命官影射和抨击自以为至善至美的特色制度且公开赞美外国元首！故而，徐继畲落得个被罢官革职的结局。另据何守先先生考证，当时宁波知府毕永绍亦在赠碑之后离任。堂堂大清朝地方大员，竟与西洋传教士沆瀣一气，“称颂夷人，献媚夷酋”，离任当在情理之中。既然如此，汉字碑又是如何落地美国的呢？
　　浙江宁波府于玉成此事，功莫大焉。作为首批开放城市即“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宁波地区国际交往日益频繁，而当地名士张斯桂（1816～1888）与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之间的交往则是成就此中美佳话的桥梁。
　　
　　丁韪良（1827～1916）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来华传教士之一。他出生于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毕业于神学院，1849年成为牧师。翌年到香港，后又至浙江宁波，开始于中国传教，先后长达10年。1863年丁韪良移居北京，将传教事业扩展到华北地区。他认识到士大夫阶层在中国社会中的巨大影响力，于是采取自上而下的传教方式，并当众向孔子像敬行大礼。1865年接受中国政府聘请，任同文馆英文教习;1869年获独立传教士资格，不久全面负责同文馆事务，后又担任过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他一生致力于通过发展世俗教育，使基督教文化深入中国。入华之前，丁韪良已熟读“四书”“五经”，也是当时中国国内以新式目光看世界的首部书籍《万国公法》的翻译者。在宁波期间，丁韪良拜张斯桂为师，学习中文。徐继畲在出版《瀛寰志略》后，受到朝中言官弹劾，引起闽浙两地维新先觉之士的强烈愤慨，张斯桂便是其中之一。张斯桂曾熟读《瀛寰志略》，认为书中对华盛顿的评论乃点睛之笔，每每颂之，辄称道不已，感慨良多。 　　为纪念国父，美国政府决定建造华盛顿纪念碑，并于1848年7月4日安放第一块奠基石。总统波尔克亲临开工典礼，并向全世界广征纪念物。当美国政府向中国征集相关的纪念物时，由于中国的封闭和国中人士视野狭窄，竟无相关可用之物，美国政府颇为失望。恰在此时，丁韪良从张斯桂之处得知，有一位中国官员对华盛顿不仅非常了解，且发表过相关评论。于是，他购得上等石料制碑，并通过张斯桂得到原文并泐之于石，汉字碑遂成。1853年，此碑漂洋过海到达美国，赠予美国华盛顿纪念馆。1862年，美国传教士伯驾将碑文译成英文后发表，使徐继畬的言论事迹在美国不胫而走。尤其是徐继畬对华盛顿的赞誉言论，使美国朝野上下大受感动，引起很大反响。美国人感兴趣的是，在遥远的大清国，竟有一位官员如此推崇歌颂他们的国父华盛顿，同时也得知，他为此被中国皇帝免职。
　　为表达对徐继畲的崇敬，1867年10月21日，美国第17任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和国务卿西沃德，特请著名画家普拉特摹制斯图尔特所画华盛顿肖像一幅，由驻华公使蒲安臣（美国著名律师、政治家和外交家，著名废奴主义者）代表美国政府赠送徐继畬，并举行了隆重的赠予仪式。蒲安臣对徐继畲表示了由衷的敬意，他谈道：“盖为我国之民所敬仰而深慕者，独有兄台一人而已！”徐继畬答辞称：“因思贵国中华盛顿首建奇勋，创为世法，以成继往开来之功，其必传于世无疑也！”他一如既往地赞美美国的制度创新，并预言民主制度以其适应性和生命力，必将大行于世界。1868年3月29日，美国《纽约时报》在第10版对此做了专门报道，盛赞徐继畬是一位“勇于探索真理的科学家”。毫无疑问，此类中美之间早期的文化交流，加深了彼此间的了解，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也成为中美寻求相互理解、促进友好的里程碑式事件。

　　翰林为史官，由来久矣。在修书与治史的过程中，折射出来的是其深厚的学养才智，是为天地立心的壮志豪情。其实，史家诸多精彩之论，断难仅从所谓客观史料中必然推演出来，其间渗透着明察秋毫般敏锐、由表及里之颖悟以及对万物机理之洞见、天地玄妙之探求。徐继畲虽未曾踏出国门一步，然以太史之敏锐和朝臣之使命感，受泱泱大国“面对来犯者而束手无策”现实的刺激，不以饱学夸世，不屑官场营营，于“曲笔天诛、直笔人戮”的夹缝中有所作为，潜心收集世界各国地理史料以及新奇见闻以惠国人，免去我中华“举国昏昏、上下噩噩”的尴尬，实属先知先觉者也;同时亦是先哲老子“不出户，知天下”之著名论断的现实应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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