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五岁那年，父亲把一本描红本放在我面前，递给我一支新毛笔，教我如何执笔，如何在双钩的红线里把笔画描出来。我感到新奇，握起笔胡乱涂鸦一番，脸上，手上，身上都是斑斑墨迹。我用羞涩的眼光看着父母时，他们脸上充满笑容，眼睛里流露出一种信任，在他们不停的鼓励称赞中，我逐渐能准确地描画出每一个基本笔画，当别的孩子还沉浸在嬉戏玩耍之时，我已经能稳稳地握笔，熟练把控用笔的提按了。
　　随后，父亲把唐代颜真卿的《麻姑仙坛记》递到我面前，这是我临的第一本帖。他教我颜字的用笔和结字特点，循序渐进，一日一课。喜欢父亲在我的习课上用红墨水画圈圈，那是一种褒奖，如果今天获五个红圈圈，明天我一定会争取得八个红圈圈，写毛笔字成了我喜欢的一件事。


　　但是“好景不长”，父亲又教我临写小楷《黄庭经》，每天50个大字、100个小字是必须完成的功课，看着别的孩子课后能尽情地玩耍，而我只能不分寒暑坐在桌前临着枯燥的古帖，我有了反抗的情绪，不认真，偷懒、敷衍。四年级时，学校推荐我参加全市少儿书法比赛，得了一等奖，老师同学祝贺我，学校大会表扬我，父母很高兴，问我有什么感想，我只回答了两个字“苦恼”，这是一个十岁孩子对心中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的一种泄愤。


　　考入南京一中后，校风纯朴，治学严谨，语文教学中包含每天一张书法作业，我的作业常被老师画满了红圈圈，学校还为我办了个人书法展览。这激起了我学习书法的兴趣，调动了我学习书法的积极性，转被动为主动。我临习了颜、柳、欧的楷书，临习了《曹全碑》《礼器碑》等汉碑，临习了《峄山碑》《石鼓文》等篆书，沉浸在书法学习的乐趣中。


　　文革期间，我中断了书法学习，在去农村插队的前夕，父亲把藏在邻居家鸡窝里幸存的字帖放在我的行李里，叮嘱我有时间就读一读，临一临。当时插队的条件很艰苦，日出即行日落才归的田间劳动，除了一身泥一身汗，就是疲惫，但晚上我还是会坐在昏暗的煤油灯前，享受着书法给我带来的快乐。
　　文革后，江苏省举办了首届书画展览，我的一张隶书作品被扬州地区选送参展，当时参展的都是大名家，都是书画界的前辈，在此期间我认识了何乐之先生，由何先生介绍，先后拜萧娴、林散之先生为师。先生教我“多读书，书能治俗，求字外功，博采众长”，先生教我“以心作书，以情动人”。由于老师的谆谆教导，才使我能在书法的道路上越走越宽。
　　（端木丽生，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南京市书法家协会教育委员会主任。参加全国老年大学教材编审委员会审定教材《中国书法》的编辑工作，任篆隶部分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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