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规划纲要》的实施，被认为标志着中国教育进入又一个“战略转型期”。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实现教育转型，看来是个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不过，许多人似乎更愿意强调《教育规划纲要》的实施为“新一轮教育改革”，断言“战略转型期”必然同时又是“改革阵痛期”。的确，中国教育要真正实现转型，有太多难题有待破解，注定是场攻坚战和持久战，阵痛不可避免。各种迹象表明，远程教育的战略转型将是始终伴随阵痛的过程，其“烈度”甚至可能在相当程度上超出实际承受能力。
　　 教育转型的阵痛其实是社会转型的阵痛在教育领域的体现。关于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主要观点有所谓制度决定论、文化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或者可以说，教育转型的阵痛是制度、文化、技术诸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这里还是有必要特别强调制度因素——远程教育转型的阵痛首先可能源自于制度冲突。还有远程教育与整个教育制度安排乃至社会发展进程的“耦合”问题，不妨借用日本学者青木昌彦的话：各种制度的相互作用会产生某种“意外后果”，“只有相互一致和相互支持的制度安排才是富有生命力和可维系的。否则，精心设计的制度很可能高度不稳定”。这里所说的“高度不稳定”，在转型中的表现形态可能就是阵痛。
　　 本刊卷首曾谈到，“现代远程教育工程”是在内外部发展环境都不成熟的情况下启动的。再向前追溯，都说30多年前创办的广播电视大学是“应运而生”，但中国教育乃至中国社会其实始终没有准备好接纳这样的新型大学。事实上直到今天，都还不能说开放大学建设和远程教育发展的基本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而我们又不能坐等环境完全成熟了再推进相关进程，因而还是不得不面对因为环境不成熟而必然导致的各种问题。转型意味着那些较深层次的问题将更趋尖锐，包括长期以来被有意搁置、掩盖或淡化的问题将表面化。理念的交锋，机制的碰撞，利益的博弈，文化的冲突，以及教育国际化带来的冲击等等，都使得转型期的阵痛充满“不确定性”。很可能有些老问题没解决，新问题又出现了，而无论是老问题还是新问题，显然都只能在转型过程中逐步解决。
　　 面对转型阵痛，我们不能热衷于“宏大叙事”，最重要的还是在实践中通过创新探索破解难题的努力。转型中的失范或者失误在所难免，有必要警惕的倒是，政绩思维和技术思维如果成为主导思维可能造成的误区。这又涉及“人”的因素了，有理由更加热切地期待——或者说在转型阵痛中造就一批陶行知所说的“创造的教育家”和“开辟的教育家”。转型阵痛可能也是研究者应该首先关注的“焦点”，其中的纠结或许正意味着学术探索空间，甚至为原始思想创新提供必要的实践和理论支点。远程教育研究本身同样会经历阵痛，这也许是相关学科走向成熟的必经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