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风险社会理论揭示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及其蕴含的社会风险。伴随中国社会风险的逐步凸显,社会志愿服务以其独特功能日益成为社会风险减压的“安全阀”,社会志愿服务必须从体制上、架构上和机制上进行转型,以拓展更宽广的发展空间。
　　【关键词】风险社会 志愿服务 “安全阀” 转型
　　
　　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社会的高度风险性问题成为社会理论关注的焦点。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认为,当前,“现代性正从古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脱颖而出,正在形成一种崭新的形式——(工业的)‘风险社会’。”许多社会学家共同的看法是,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风险是现代性的基本要素,风险社会是现代性的重要特征。中国也正处在融入“世界风险社会”的整体转型之中。而社会志愿服务秉承风险、友爱、互助、进步的宗旨和理念,是风险社会自我控制之中一道重要的“安全阀”,在构建风险社会安全网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代中国的社会风险问题
　　
　　社会风险是随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并与社会自身的发展同步发展的。因此,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社会风险的增长也是必然的。目前,我国社会发展呈现出空前的速度和效率,政治经济和谐有序,整体发展势头迅猛。然而,伴随着这种发展势头的是一系列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并且,由于一些社会痼疾得不到及时解决,又与新问题交叉影响,使得社会风险在不断累积。从一般意义上讲,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我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社会发展阶段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都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深化的,如果纵容其继续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交叉影响社会的稳定性,这种可能性被称为社会危机。
　　同时,鉴于中国社会目前还面临着社会制度的转型以及各种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社会风险的强度在加大。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各项主要的分配制度都已建立。由于新的分配体制尚未完善,因此在实施过程中导致了贫富差距加深、腐败现象严重、诚信理念丧失、市场不稳定等现象,形成了潜在的社会风险,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另一方面,在融入经济全球化与进行国际活动的过程中,国际间利益裂变的压力也加速了中国社会风险的累积。美国学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西方已经驱动了全球化的日程表,以发展中世界的代价确保它储存不均衡的利益份额。”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不同国家的受益程度不同,有些国家甚至可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牺牲品。不仅如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权力的不对称性,使发展中国家相互依赖的敏感性和脆弱性更强,发展中国家所遇到的风险或遭遇危机的可能性更加不可预测和不可控制。这样,在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无疑面临着比发达国家更大的风险。乌尔里希·贝克直言:“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变迁正步入风险社会,甚至将可能进入高风险社会。”
　　
　　社会志愿服务:风险社会的“安全阀”
　　
　　社会风险是一种导致社会冲突、危及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可能性,更直接地说,社会风险意味着爆发社会危机的可能。一旦这种可能变成了现实,社会风险就转变成了社会危机。著名社会学家刘易斯·A.科塞是社会冲突论的代表。他认为,社会冲突具有“安全阀”的功能。笔者认为,社会志愿服务也可以称为现代风险社会的“安全阀”,不论其宗旨目的或方法手段如何,都对控制社会风险、化解社会危机发挥着重要而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般而言,社会志愿服务作为当今世界普遍性的、大众参与的共同事业,越来越成为一种“必需品”,不仅在西方国家得到长足发展,在中国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更是蓬勃开展,在当今风险日益增加的社会中具有自身独特的功能:
　　社会信任功能。志愿者往往是出于自愿而为社会、他人提供服务,并不是受职务的压力和金钱的诱惑,动机比较朴实和单纯,能够成为“社会良心”的代表,受到公众的信任。通过志愿服务,可以进一步重建社会诚信,搭建起政府与社会沟通的桥梁,有利于逐步改变国民失信、制度失范、社会失序的现状。
　　社会扶助功能。社会志愿者开展较多的是帮助贫困群体、残疾群体、弱势群体的服务,主要不是提供资金、财物,而是抽时间和精力关心照顾他们,进行精神交流、联系解决困难。社会志愿者对困难群体的帮助,展现了人群之间的关爱,在人与人之间的心理上构筑起牢固的安全网。贫困人士、残疾人士、老年人士、外来人员通过向志愿者倾诉,发泄不满、诉说苦闷、疏导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导致社会冲突的潜在因素。
　　社会教育功能。从国外、港澳的经验来看,社会志愿服务是民众自我教育、提高公民素质的一条有效途径。鼓励公民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特别是青少年参与志愿服务活动,从帮助社会、帮助他人的实践中获得体验,对于塑造风险社会中公民基本素质和道德品质具有积极作用。
　　社会反馈功能。社会志愿组织和志愿者可以成为政府获得社会信息,特别是弱势群体信息的重要渠道。广大社会志愿者来源于群众,以志愿组织的网络联系起来,能够在不同社会领域和区域了解真实情况,并及时通报信息,以便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一些沿海城市的志愿者协会秘书处,已经成为政府的社情民意收集点。各种求助对象的信息和社会调查信息经过梳理后,对党政部门科学决策将提供有益的参考。
　　
　　转型:社会志愿服务的未来之路
　　
　　面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性和特殊性,面对社会和民众日趋强烈的需求,社会志愿服务要实现其自身功能,更好发挥社会“安全阀”作用,转型就成为必然选择。
　　从体制上转型,政府倡导与社会整合相结合。中国的社会志愿服务分属于不同的行政部门、官方团体,其中社区志愿服务从属于社会保障部门,青年志愿服务从属于共青团系统,医疗志愿服务从属于卫生部门等,行政色彩较强,重复设置、资源浪费的情况比较严重。从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志愿服务发展的经验来看,民间志愿服务活动开展十分普遍,并已逐渐步入了组织化、规范化、系统化的轨道。因而,中国社会志愿服务必须在体制上实现转型,要从政府主导、直接领导向间接的大力倡导、积极支持进行转变,建立“志愿服务协调委员会”,以指导、调节的方式促进志愿组织的转型,实现社会资源的有力整合。2009年2月,广东省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发展志愿服务事业的意见》。该意见明确规定,在省志愿服务事业指导委员会指导下,由省文明办牵头,建立全省联动、横向互动的协调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各级共青团组织、民政等相关部门的作用,倡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形成推动志愿服务事业发展的格局。广东社会志愿服务率先在体制转型上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从架构上转型,完善体系与专业分工相结合。相当长时间以来,社会志愿服务组织往往是层次不明、职责不清,没有形成较清晰、较系统的分层组织体系。而且,许多志愿组织缺乏有效的分层管理,策划、管理、服务的工作职责不清,经常在同一水平上重复劳动,很难有创新的基础,而且积极性也难以维持。中国志愿服务组织,应该向系统分工、层次分明、职责清晰转化,要进一步建立起覆盖国家、省、市、县(市、区)、镇、村六级一体的志愿服务组织体系。依托国家、省、市、县(市、区)、镇各级青年志愿者协会建立志愿者联合会,负责统筹、规范和管理行政区域内各类志愿服务组织,指导开展志愿服务活动。通过依法加强各类志愿者的组织管理,积极推动志愿者组织的专业化、多元化、系统化发展。架构转型的关键是鼓励专业化的服务组织成为独立的志愿团体,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要建立和完善应急救援志愿服务队伍,使之成为政府应急救援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发挥其在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中的抢险救援、卫生防疫、群众安置、设施抢修和心理安抚等重要作用。
　　从机制上转型,竞争与激励相结合。当前,中国建立的各类志愿组织通常都有行政依托,因此没有自由竞争、没有淘汰风险,一些志愿团体可以在低效率、低质量的状况下长期维持。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志愿服务应该解除限制,强化竞争,建立正常的“进入—退出”机制,通过竞争实现优胜劣汰,保证志愿服务具有生机与活力。同时,志愿者在提供社会服务的同时,也希望获得自身利益、需求的满足。当然,作为志愿性组织,其成员的利益既不同于经济组织的物质因素,也不同于政治组织的权威因素,而是“事业共同体”中的“反身性激励”。广东省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发展志愿服务事业的意见》中指出,建立和完善志愿服务社会评价体系,健全志愿者服务证书制度,依据志愿者服务时间和业绩定期进行评定;设立“广东志愿服务爱心奖”,由省志愿服务事业指导委员会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表彰奖励志愿服务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制定落实志愿服务激励政策,鼓励机关、学校和企事业单位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和聘用有志愿服务经历且表现突出者。这些规定和举措,为社会志愿服务激励机制的创新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社会志愿服务领域的拓展、环境的优化、内容的丰富、功能的发挥,都依赖于其自身的顺利转型。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加快,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的建设,作为现代中国社会安全网重要要素的社会志愿服务,将吸引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参与,也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者单位:广东省气象局,作者为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