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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儒家学派的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必然结果，体现在儒者风范的形成上。《礼记·儒行》借孔子之口，从16个方面概括儒者的风范。每个读书人都可以用实际行动，谱写儒者风范新篇章。文化传承与创新，需要我们发扬光大儒者的风范。
关键词：儒家学派；儒者风范；文化传承创新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4-0035-04
孔子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最大贡献，是创立儒家学派。
春秋时期，儒从巫、史、祝、卜等职业中分化出来，专门舞弄笔墨、演练礼乐，在送往迎来、吊死问疾等日常活动中，充当司仪的角色。由于孔子曾从事过这种职业，所以他创立的学派称为儒。孔子历来认为“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他“耻其言而过其行”。自从创立儒家学派以来，他不只是要求别人如何，而是自己首先有志于成为一名真正的儒者。正因如此，后世一些典籍依据他的有关言行、主张，概括儒者风范，比如《礼记·儒行》就是如此。领略这种风范，也就领略了孔子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动的精神所在。除此之外，《礼记·儒行》所概括的儒者风范，揭示的是读书人的本质特点，为大家提供了全面的做人标准。其中的一些重要标准，恰恰就是读书人从事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动的应备条件。我们努力地具备这些条件，也就能够出色地完成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各项任务。
现在，我们有意领略《礼记·儒行》概括的儒家风范，重温其中读书人的做人标准。与此同时，说明我们应该发扬光大哪些儒者风范，尤其从中感悟发扬光大儒者风范的现实意义。
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者的自立精神有4个支撑点：抱道、强学、怀忠信、力行。这4个支撑点，反映出知识分子的主流或本质特点：不遗余力地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品学兼优；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在这4个支撑点的基础上，他们待聘、待问、待举、待取。这又多少反映出其依附性，似乎与其自立精神不相吻合。然而，也表现出其人格的独立性、独攀学问高峰的勇气、身体力行的操守。更主要的是透露其积极用世的一面，表明其理想与抱负：希望得到当政者的赏识、重用，希望自己的学问能解决实际问题，欲为社会做出一番贡献，欲建立一番功业。如今的文化传承与创新事业，仍然需要我们坚持儒者的自立精神，提高素质，身怀绝技，刻苦学习，学以致用，忠于祖国，取信于民，不尚空谈，努力实践。
儒有衣冠中（普通人中间），动作慎，其大让如慢，小让如伪，大则如威，小则如愧。其难进而易退也，粥粥（谦卑）若无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儒者应有的容貌其实质表现是：谨慎、逊愧、退让、谦卑。进一步说，落实在行动上，他们“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正因如此，有时他们则貌似傲慢、虚伪、威严、羞愧。然究其实，他们从不恃才傲物、负气逞能，自我表现、忘乎所以，投机钻营、争名夺利。我们应该借鉴儒者这种容貌方面的实质表现，在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动中，牢记毛泽东主席的教导，“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儒有居处齐难（庄敬），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途不争险易之利，冬夏不争阴阳之和。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其备豫有如此者。
儒者防患未然。首先从生活起居做起，平素保持庄重恭敬的态度。其中，略含俗语“家累千金，不坐垂堂”所阐述的道理。其次从一言一行做起，言信行端。既等于大声疾呼：谨防祸从口出，患从口入；也包含《君子行》的观点：“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再次让而不争，不会重演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一类悲剧。第四尽量减少无谓牺牲，为待机而动并有所作为准备条件。就是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保住最根本的利益，其他问题则迎刃而解。文化传承与创新，需要我们树立全局观念，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对于儒者防患未然的原则，可以有所取舍、损益，有所参照、发展。我们应当成为“远见于未萌”的明者，科学预见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周密部署相应的防范措施。事先考虑将会产生的矛盾，努力平息各种事端。我们应当成为“避危于无形”的智者，提前排除隐患，扫清前进道路的一切障碍。我们更应当做到：一言一行，风流儒雅，不损害他人利益，建立彼此的和谐关系。时刻严格要求自己，禁忌见好处就争，见困难就躲。为了保住核心利益，宁愿牺牲个人利益。
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难得而易禄也，易禄而难畜也。非时不见，不易难得乎？非义不合，不亦难畜乎？先劳而后禄，不亦易禄乎？其近人有如此者。
儒者的近于人情，看上去又有点不近人情，这正是他们的独特之处：不贪恋金玉、不贪占土地、不贪羡财富的积累，而是本于忠信、立足于义、以学富五车为荣。朝纲紊乱、社会黑暗之时，则避而不见。昏愦官员、不义之人，不与之合作。做好工作在先，领取俸禄在后。我们应该创造性地发扬儒者近于人情的独特风格，克服贪图安逸的情绪，记住古训：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文化传承与创新，任重而道远，我们随时会遇到各种艰难险阻。即使如此，也不能停止前进的脚步，而是想方设法创造条件，迎接各种挑战。我们决不与损害国家与人民利益的人同流合污，坚决抵制不义之人、不法之徒、腐败分子刮起的妖风。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己之于社会，不讲价钱，不计报酬，只讲奉献。
儒有委之以货财，淹（浸渍）之以乐好，见利不亏其义；劫之以众，沮之以兵，见死不更其守；鸷虫（凶鸟猛兽）攫搏，不程（估量）勇者；引重鼎，不量其力；往者不悔，来者不豫（防备）；过（错误）言不再，流言不极（穷究）；不断其威，不习（预习）其谋。其特立有如此者。
儒者的特立不群在于：经得起金银财宝、声色犬马的诱惑，见利思义；面对强大的敌对势力，决不屈服，保持操守，杀身成仁；遇到任何艰难险阻，都无所畏惧，往往知其不可而为之，勇于担当；即使为知己者死，也死而无悔；即使将来遇到更大风险，也不防备，而是毫不犹豫地迎接挑战；不说相同的错话，不犯相同的过错；明辨是非，制止流言传播；容止威严，令人敬畏；即使未预先谋划，也会遇事不慌。文化传承与创新，需要我们接受儒者特立不群特点的积极影响，像他们那样，见义思利、杀身成仁、勇于担当、挑战极限、明辨是非、临难不苟等。借用梅尧臣《古意》诗来说，就是做一个志士男儿：“月缺不改光，剑折不改刚。月缺魄易满，剑折铸复良。势力压山岳，难屈志士肠。男儿自有守，可杀不可苟。”于此同时，剔除其消极成分，如暴虎冯河式的勇敢，不自量力式的冒险，都是不足为法的。 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其居处不淫，其饮食不溽（滋味浓厚），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也。其刚毅有如此者。
儒者的刚毅品格表现在：可以亲近而不可胁迫之，可以杀害而不可侮辱之；生活俭朴；可以略微指摘过失而不可当面挖苦讽刺之。作为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当然不是刻板地保持儒者原有的刚毅品格，而是吸取其精髓。如发扬儒者的这种硬骨头精神，有助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攻坚克难活动。再如儒者俭朴的生活作风，被后人进一步诠释为：“体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视靡曼之色，耳不听钟鼓之音，虚心定志。”我们仍然灵活地参照这种生活作风，在攻坚克难阶段，“虚心定志”，心无旁骛，必然有助于到达胜利的彼岸。至于儒者过分保持尊严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还是毛泽东《为人民服务》说得好：“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正。”
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盾牌）；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志操），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者的自立表现是：以仁、义、礼、忠、信等为武器，不畏强暴，志向坚定。其中，我们获得深刻的思想启迪：不但儒者要自立，每个人要自立，而且一个国家也要自立。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动的根本目的，就是提高综合国力，使我们国家自立自强。完全可以说，我们不仅仅以传统道义，而是最终以综合国力为武器，在风云变幻的世界格局中，战胜敌对势力，立于不败之地。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曾概括了中华民族的“自立”精神：“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儒有一亩之宫（垣墙），环堵（一丈见方）之室，筚门（荆竹织门）圭窬（墙上小门），蓬户雍牖，易衣（更相披衣）而出，并日（两日并得一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谄。其仕有如此者。
儒者为官，不计清贫，恪尽职守；不疑其君，不媚其主。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性质规定：不论我们的生活多么富足，艰苦创业、恪尽职守的本色都不能丢。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增强忧患意识，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炼自己的坚强意志，记取“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此外，儒者为官，唯上是从，逆来顺受，这些传统做法，早已被时代所无情地抛弃。
儒有今人与居，古人与稽（合）；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适弗逢世，上弗援（引），下弗推（荐），谗谄之民，有比党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
儒者的忧思在于：结庐在人境，却励志向古代圣贤看齐；想的是今世的一言一行，成为后世的楷模；即使怀才不遇，也志不可夺；不论遭受怎样的打击、迫害，也初衷不改；尤其时刻关心民生民瘼。文化传承与创新，其自身就要求我们具备儒者的忧思意识，经常想到：自己的言行要与历代的优良传统一脉相承，与后世的文化传承也融会贯通。忧虑到：无论前进的道路如何艰难曲折，也要像孔子所说的那样：“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更要具备杜甫式的关心民瘼精神：“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儒有博学而不穷（止），笃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仕途通达）而不困（德才不足），礼之以和为贵，忠信之美，优游（柔和）之法，举贤而容众，毁方（方正有圭角锋芒）而瓦合（与瓦器相合）。其宽裕有如此者。
儒者的宽裕在于：学富五车，仍然学而不厌；修身进德，不知疲倦；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以和为贵，以忠信为美，以柔为法；举贤而容众，求大同而存小异。文化传承与创新，就要传承儒者宽裕的风格，具备海纳百川式的气魄、兼收并蓄式的胸怀。如何具备这种气魄与胸怀？那便是：责己严，责人宽。像儒者那样，要求自己永不满足现状，达到学养完粹的境地；对于他人则尽量采取包容的态度。讲信誉，诚实无欺；表现出和蔼可亲的样子。当自己的意见与他人不一致时，尽量通过磋商的方式，与之达成共识。这样，文化传承与创新工作，也就能够顺利开展。
儒有内称不辟亲，外举不辟怨。程功积事，推贤而进，达之，不望其报。君得其志，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其举贤援能有如此者。
儒者的举贤援能，像祁奚举荐祁午和解狐那样，内不避亲，外不避仇。计算完成的工作量，参照累积的功绩，知其可堪重任，再推而荐之，使其在相应的岗位上大显身手，不望其报。国君得到这样人才的辅助，国家出现安定局面，儒者有举贤之功，然而，却不因此求一己富贵。文化传承与创新，不是某个人而是大家的共同事业。这样的事业，最需要我们发扬儒者举贤援能的优良传统。首先要坚持其“内不避亲，外不避仇”的举贤原则。其次不能跳越其实地考核人才的步骤，也不能省略其考核内容，包括考核其功绩多寡、能力大小等。再次仿效其依据考核结果举而荐之的方式。还要发扬儒者为国荐贤、不求回报的高尚风格。可以相信，按照儒者的举贤原则、步骤、方式、风格去做，贤才就会有用武之地，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事业就会兴旺发达。
儒有闻善以相告也，见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让）也，患难相死也，久相待（待机荐拔之）也，远相致（招致）也。其任举有如此者。
儒者更相委任举荐表现在：以善为本，互相勉励，共同进步；有好处，拱手相让；患难时，生死相依；不计时日，等待机遇，相互引荐；不论地域远近，同道相招。文化传承与创新，是靠大家的力量来完成的事业，为了凝聚大家的力量，就必须像儒者那样：更相称美、更相推让、更相引荐、更相保举，结成最广泛的联盟。借用欧阳修《朋党论》的说法，则是结成君子之朋，“同心而共济，终始而如一。”总之，为了我们的共同事业而努力奋斗！
儒有澡身而浴德，陈言而伏，静而正之。上弗知也，粗（微）而翘之，又不急为也。不临深而为高，不加少而为多。世治不轻（与群贤并处不自轻贱），乱世不沮。同弗与，异弗非。其待立独行有如此者。
儒者的特立独行表现在：澡洁其身，一尘不染；沐浴于德，清廉自律。陈奏其言，伏听君命；平心静气独居，依旧中正守常；君主未知自己的主张，只是略微诱导其采纳之，并不急于求成。不妄大自尊、自吹自擂；不自我轻贱、丧失意志。同道者，也不附和其谬论；异己者，也不非议其高见。儒者的特立独行，多有可取之点，也有可以发挥推阐之处。我们应该传承其一尘不染、修持操行、中正守常、不卑不亢、自尊自受、意志坚定、周而不比、和而不同等优良传统。此外，由儒者不急于求成的做法，让我们联想到一些名言：欲速则不达；其进锐者，其退速；夫物速成则疾亡，晚就则善终。我们要借鉴儒者的这一做法，深刻理解这些名言的寓意，做“厌恶速成”的大雅君子。对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每一个重要环节，都反复切磋琢磨，精益求精。使自己的成果经过千锤百炼，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慎静而尚宽，强毅以与人（与人争辩，坚持真理）。博学以知服。近文章，砥砺廉隅（端正的品行）。虽分国（颁赏土地俸禄），如锱铢，不臣不仕。其规为有如此者。
儒者的规矩是：不被昏君利用，不与佞臣合作。沉着冷静，宽缓不苛；毅力坚强，捍卫真理；广泛学习，服膺先贤；习近文章，砥砺志行，端方不苟；视富贵轻如锱铢；不为人臣，不求仕进。我们应该有鉴别地承继儒者的这些传统，处处遵守规矩，事事坚持原则，时时捍卫真理。不出卖灵魂，不做肮脏的交易，不枉道而事人，更不是不择手段地谋求富贵。尤其做到未正人，先正己。当然，过犹不及。如果我们动辄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那么，就背离了我们的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初衷。
儒有合志同方（法则），营道同术。并立则乐，相下不厌。久不相见，闻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义。同而进，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儒者的交友表现在：同一志向，同守法则；同习道艺，同遵规矩。同一岗位则快乐；职务递相卑下则不更相轻贱。排斥挑拨彼此关系的流言蜚语；所本方正，立足于义。见解相同则进而从之；见解不同则退而避之。我们可以略加改造修订儒者这些交友原则，依据“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原理，寻求志同道合者，与之精诚团结，共赴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大业。甚至像“云从龙，风从虎”那样，聚集在雄才大略者的周围，与之配合默契，形成相得益彰的关系。还可以在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基础上，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奔向一个目标。
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动作）也；孙接者，仁之能也；礼节者，仁之貌也；言谈者，仁之文也；歌乐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犹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让有如此者。
儒者的尊让在于：性情温良，抓住仁的根本；恭敬谨慎，做到立足于仁；态度宽容，达到仁的行为标准；逊辞接物，掌握仁的技能；有礼有节，是仁的应有表现；言谈得体，遵循仁的表达规格；歌舞娱乐，符合仁的陶冶性情要求；分散财物，符合仁的博施济众原则。方方面面地躬行仁义，还是不敢说做到了“仁”。原来，孔子自己也声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述而》）“仁”是他学说的核心，是他规定的最高做人标准，也是他提出的人生最远大理想。他要求读书人应该为之奋斗终身。正因如此，曾参曾指出：“士不可不弘（强）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对于“仁”的概念，我们早已赋予了它全新的时代内容，把它作为人类最终实现的崇高目标或远大理想，如把董存瑞、黄继光等称为杀身成仁的共产主义战士。还作为一切工作包括文化传承与创新所要达到的最理想境界。确立了这样的目标、理想、境界，我们就必须具备儒者的尊让风格，永不满足现状，为了文化传承与创新进入理想的境界，为现实共产主义远大目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司马迁《史记》率先为儒者撰写《儒林列外》，此后，历代史书基本上都记载了儒者的可歌可泣事迹。自从汉武帝推行“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以来，源远流长的儒家文化迅速形成，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道靓丽风景线。《汉语大词典》等列出与“儒”字相关的词条，也是比较可观的。文化传承与创新包括如何传承、创新儒家文化，恐怕应该从了解儒家应有的风范开始。
《礼记·儒行》借孔子之口，从16个方面概括儒者的风范。包括自立、容貌、备豫、近人、特立、刚毅、自立、出仕、忧思、宽裕、举贤援能、任举、特立独行、规为、交友、尊让等方面。儒家文化一经形成，儒者风范远远不止16条，甚至也不止成百上千条。举一斑而窥全豹，透过这16条，我们大体领略到儒者应有的风范。至于儒者风范的全貌，我们每个读书人都有责任去描绘，都可以用实际行动，填写它的内容，并为之增添光彩。
对于儒者所应有的16条风范，我们已经一一表达了明确态度，即文化传承与创新，基本上需要我们发扬光大儒者应有的风范。发扬光大这些风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们还可以预言：儒者风范的精髓，是有着顽强生命力的，一定会继续在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内心深处扎根，也自然会不断开花、结果。一句话，我们传承儒者风范，是以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大局为出发点的。
古代典籍借孔子之口，方方面面地提出儒者应有的风范，这本身恰恰说明：孔子及其儒家学派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动，其特点是多方面弘扬古人的优良传统，强调做什么人、走什么路等重大问题。显而易见，在孔子看来，真正的儒者必须集往古一切优良传统于一身，朝着十全十美的人格方向发展，成为时代的先锋，后世的楷模。唯其如此，才能不辱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历史使命。事实又如何呢？由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者较全面地继承了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整套儒家学说，所以在文化传承与创新方面取得卓跞千古的成就。这又雄辩地证明：创新往往离不开传承，传承往往包含着创新。只讲传承，传承往往没有归宿，只讲创新，创新往往失去依托。两者不能顾此失彼。我们开展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动，可以从孔子及儒者身上，获取这一成功经验。
承前所述，按照孔子的说法，达到“仁”的做人标准，是一辈子的事情。与之相比，文化传承与创新是人类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活动，是无止境的，也是每个人一辈子的事情。既然如此，则两方面的一辈子的事情，自然是融合在一起的，彼此不可分割的。试想：抛弃做人的高标准，没有人生追求，丢掉远大理想，不能完善自己的人格，降低自己的综合素质，怎能完成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艰巨任务？抛弃儒者应有的风范，不是争当仁人志士，又如何在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动中，把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显然，古代典籍借孔子之口总结儒者风范的目的，就是强调做人的标准，推崇人的主观能动性。由此，我们反复强调与孔子大体相同的观点是：开展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动，人是最可宝贵的因素。一如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所说：“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投身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实践，必须像儒者那样：按照最高的做人标准，多方面地提高个人的综合素质。像儒者那样，即使兼众美而有之，犹且不敢言仁。再接再砺，再创辉煌。
关键词：儒家学派；儒者风范；文化传承创新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4-0035-04
孔子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最大贡献，是创立儒家学派。
春秋时期，儒从巫、史、祝、卜等职业中分化出来，专门舞弄笔墨、演练礼乐，在送往迎来、吊死问疾等日常活动中，充当司仪的角色。由于孔子曾从事过这种职业，所以他创立的学派称为儒。孔子历来认为“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他“耻其言而过其行”。自从创立儒家学派以来，他不只是要求别人如何，而是自己首先有志于成为一名真正的儒者。正因如此，后世一些典籍依据他的有关言行、主张，概括儒者风范，比如《礼记·儒行》就是如此。领略这种风范，也就领略了孔子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动的精神所在。除此之外，《礼记·儒行》所概括的儒者风范，揭示的是读书人的本质特点，为大家提供了全面的做人标准。其中的一些重要标准，恰恰就是读书人从事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动的应备条件。我们努力地具备这些条件，也就能够出色地完成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各项任务。
现在，我们有意领略《礼记·儒行》概括的儒家风范，重温其中读书人的做人标准。与此同时，说明我们应该发扬光大哪些儒者风范，尤其从中感悟发扬光大儒者风范的现实意义。
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者的自立精神有4个支撑点：抱道、强学、怀忠信、力行。这4个支撑点，反映出知识分子的主流或本质特点：不遗余力地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品学兼优；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在这4个支撑点的基础上，他们待聘、待问、待举、待取。这又多少反映出其依附性，似乎与其自立精神不相吻合。然而，也表现出其人格的独立性、独攀学问高峰的勇气、身体力行的操守。更主要的是透露其积极用世的一面，表明其理想与抱负：希望得到当政者的赏识、重用，希望自己的学问能解决实际问题，欲为社会做出一番贡献，欲建立一番功业。如今的文化传承与创新事业，仍然需要我们坚持儒者的自立精神，提高素质，身怀绝技，刻苦学习，学以致用，忠于祖国，取信于民，不尚空谈，努力实践。
儒有衣冠中（普通人中间），动作慎，其大让如慢，小让如伪，大则如威，小则如愧。其难进而易退也，粥粥（谦卑）若无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儒者应有的容貌其实质表现是：谨慎、逊愧、退让、谦卑。进一步说，落实在行动上，他们“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正因如此，有时他们则貌似傲慢、虚伪、威严、羞愧。然究其实，他们从不恃才傲物、负气逞能，自我表现、忘乎所以，投机钻营、争名夺利。我们应该借鉴儒者这种容貌方面的实质表现，在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动中，牢记毛泽东主席的教导，“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儒有居处齐难（庄敬），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途不争险易之利，冬夏不争阴阳之和。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其备豫有如此者。
儒者防患未然。首先从生活起居做起，平素保持庄重恭敬的态度。其中，略含俗语“家累千金，不坐垂堂”所阐述的道理。其次从一言一行做起，言信行端。既等于大声疾呼：谨防祸从口出，患从口入；也包含《君子行》的观点：“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再次让而不争，不会重演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一类悲剧。第四尽量减少无谓牺牲，为待机而动并有所作为准备条件。就是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保住最根本的利益，其他问题则迎刃而解。文化传承与创新，需要我们树立全局观念，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对于儒者防患未然的原则，可以有所取舍、损益，有所参照、发展。我们应当成为“远见于未萌”的明者，科学预见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周密部署相应的防范措施。事先考虑将会产生的矛盾，努力平息各种事端。我们应当成为“避危于无形”的智者，提前排除隐患，扫清前进道路的一切障碍。我们更应当做到：一言一行，风流儒雅，不损害他人利益，建立彼此的和谐关系。时刻严格要求自己，禁忌见好处就争，见困难就躲。为了保住核心利益，宁愿牺牲个人利益。
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难得而易禄也，易禄而难畜也。非时不见，不易难得乎？非义不合，不亦难畜乎？先劳而后禄，不亦易禄乎？其近人有如此者。
儒者的近于人情，看上去又有点不近人情，这正是他们的独特之处：不贪恋金玉、不贪占土地、不贪羡财富的积累，而是本于忠信、立足于义、以学富五车为荣。朝纲紊乱、社会黑暗之时，则避而不见。昏愦官员、不义之人，不与之合作。做好工作在先，领取俸禄在后。我们应该创造性地发扬儒者近于人情的独特风格，克服贪图安逸的情绪，记住古训：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文化传承与创新，任重而道远，我们随时会遇到各种艰难险阻。即使如此，也不能停止前进的脚步，而是想方设法创造条件，迎接各种挑战。我们决不与损害国家与人民利益的人同流合污，坚决抵制不义之人、不法之徒、腐败分子刮起的妖风。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己之于社会，不讲价钱，不计报酬，只讲奉献。
儒有委之以货财，淹（浸渍）之以乐好，见利不亏其义；劫之以众，沮之以兵，见死不更其守；鸷虫（凶鸟猛兽）攫搏，不程（估量）勇者；引重鼎，不量其力；往者不悔，来者不豫（防备）；过（错误）言不再，流言不极（穷究）；不断其威，不习（预习）其谋。其特立有如此者。
儒者的特立不群在于：经得起金银财宝、声色犬马的诱惑，见利思义；面对强大的敌对势力，决不屈服，保持操守，杀身成仁；遇到任何艰难险阻，都无所畏惧，往往知其不可而为之，勇于担当；即使为知己者死，也死而无悔；即使将来遇到更大风险，也不防备，而是毫不犹豫地迎接挑战；不说相同的错话，不犯相同的过错；明辨是非，制止流言传播；容止威严，令人敬畏；即使未预先谋划，也会遇事不慌。文化传承与创新，需要我们接受儒者特立不群特点的积极影响，像他们那样，见义思利、杀身成仁、勇于担当、挑战极限、明辨是非、临难不苟等。借用梅尧臣《古意》诗来说，就是做一个志士男儿：“月缺不改光，剑折不改刚。月缺魄易满，剑折铸复良。势力压山岳，难屈志士肠。男儿自有守，可杀不可苟。”于此同时，剔除其消极成分，如暴虎冯河式的勇敢，不自量力式的冒险，都是不足为法的。 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其居处不淫，其饮食不溽（滋味浓厚），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也。其刚毅有如此者。
儒者的刚毅品格表现在：可以亲近而不可胁迫之，可以杀害而不可侮辱之；生活俭朴；可以略微指摘过失而不可当面挖苦讽刺之。作为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当然不是刻板地保持儒者原有的刚毅品格，而是吸取其精髓。如发扬儒者的这种硬骨头精神，有助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攻坚克难活动。再如儒者俭朴的生活作风，被后人进一步诠释为：“体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视靡曼之色，耳不听钟鼓之音，虚心定志。”我们仍然灵活地参照这种生活作风，在攻坚克难阶段，“虚心定志”，心无旁骛，必然有助于到达胜利的彼岸。至于儒者过分保持尊严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还是毛泽东《为人民服务》说得好：“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正。”
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盾牌）；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志操），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者的自立表现是：以仁、义、礼、忠、信等为武器，不畏强暴，志向坚定。其中，我们获得深刻的思想启迪：不但儒者要自立，每个人要自立，而且一个国家也要自立。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动的根本目的，就是提高综合国力，使我们国家自立自强。完全可以说，我们不仅仅以传统道义，而是最终以综合国力为武器，在风云变幻的世界格局中，战胜敌对势力，立于不败之地。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曾概括了中华民族的“自立”精神：“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儒有一亩之宫（垣墙），环堵（一丈见方）之室，筚门（荆竹织门）圭窬（墙上小门），蓬户雍牖，易衣（更相披衣）而出，并日（两日并得一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谄。其仕有如此者。
儒者为官，不计清贫，恪尽职守；不疑其君，不媚其主。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性质规定：不论我们的生活多么富足，艰苦创业、恪尽职守的本色都不能丢。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增强忧患意识，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炼自己的坚强意志，记取“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此外，儒者为官，唯上是从，逆来顺受，这些传统做法，早已被时代所无情地抛弃。
儒有今人与居，古人与稽（合）；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适弗逢世，上弗援（引），下弗推（荐），谗谄之民，有比党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
儒者的忧思在于：结庐在人境，却励志向古代圣贤看齐；想的是今世的一言一行，成为后世的楷模；即使怀才不遇，也志不可夺；不论遭受怎样的打击、迫害，也初衷不改；尤其时刻关心民生民瘼。文化传承与创新，其自身就要求我们具备儒者的忧思意识，经常想到：自己的言行要与历代的优良传统一脉相承，与后世的文化传承也融会贯通。忧虑到：无论前进的道路如何艰难曲折，也要像孔子所说的那样：“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更要具备杜甫式的关心民瘼精神：“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儒有博学而不穷（止），笃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仕途通达）而不困（德才不足），礼之以和为贵，忠信之美，优游（柔和）之法，举贤而容众，毁方（方正有圭角锋芒）而瓦合（与瓦器相合）。其宽裕有如此者。
儒者的宽裕在于：学富五车，仍然学而不厌；修身进德，不知疲倦；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以和为贵，以忠信为美，以柔为法；举贤而容众，求大同而存小异。文化传承与创新，就要传承儒者宽裕的风格，具备海纳百川式的气魄、兼收并蓄式的胸怀。如何具备这种气魄与胸怀？那便是：责己严，责人宽。像儒者那样，要求自己永不满足现状，达到学养完粹的境地；对于他人则尽量采取包容的态度。讲信誉，诚实无欺；表现出和蔼可亲的样子。当自己的意见与他人不一致时，尽量通过磋商的方式，与之达成共识。这样，文化传承与创新工作，也就能够顺利开展。
儒有内称不辟亲，外举不辟怨。程功积事，推贤而进，达之，不望其报。君得其志，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其举贤援能有如此者。
儒者的举贤援能，像祁奚举荐祁午和解狐那样，内不避亲，外不避仇。计算完成的工作量，参照累积的功绩，知其可堪重任，再推而荐之，使其在相应的岗位上大显身手，不望其报。国君得到这样人才的辅助，国家出现安定局面，儒者有举贤之功，然而，却不因此求一己富贵。文化传承与创新，不是某个人而是大家的共同事业。这样的事业，最需要我们发扬儒者举贤援能的优良传统。首先要坚持其“内不避亲，外不避仇”的举贤原则。其次不能跳越其实地考核人才的步骤，也不能省略其考核内容，包括考核其功绩多寡、能力大小等。再次仿效其依据考核结果举而荐之的方式。还要发扬儒者为国荐贤、不求回报的高尚风格。可以相信，按照儒者的举贤原则、步骤、方式、风格去做，贤才就会有用武之地，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事业就会兴旺发达。
儒有闻善以相告也，见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让）也，患难相死也，久相待（待机荐拔之）也，远相致（招致）也。其任举有如此者。
儒者更相委任举荐表现在：以善为本，互相勉励，共同进步；有好处，拱手相让；患难时，生死相依；不计时日，等待机遇，相互引荐；不论地域远近，同道相招。文化传承与创新，是靠大家的力量来完成的事业，为了凝聚大家的力量，就必须像儒者那样：更相称美、更相推让、更相引荐、更相保举，结成最广泛的联盟。借用欧阳修《朋党论》的说法，则是结成君子之朋，“同心而共济，终始而如一。”总之，为了我们的共同事业而努力奋斗！
儒有澡身而浴德，陈言而伏，静而正之。上弗知也，粗（微）而翘之，又不急为也。不临深而为高，不加少而为多。世治不轻（与群贤并处不自轻贱），乱世不沮。同弗与，异弗非。其待立独行有如此者。
儒者的特立独行表现在：澡洁其身，一尘不染；沐浴于德，清廉自律。陈奏其言，伏听君命；平心静气独居，依旧中正守常；君主未知自己的主张，只是略微诱导其采纳之，并不急于求成。不妄大自尊、自吹自擂；不自我轻贱、丧失意志。同道者，也不附和其谬论；异己者，也不非议其高见。儒者的特立独行，多有可取之点，也有可以发挥推阐之处。我们应该传承其一尘不染、修持操行、中正守常、不卑不亢、自尊自受、意志坚定、周而不比、和而不同等优良传统。此外，由儒者不急于求成的做法，让我们联想到一些名言：欲速则不达；其进锐者，其退速；夫物速成则疾亡，晚就则善终。我们要借鉴儒者的这一做法，深刻理解这些名言的寓意，做“厌恶速成”的大雅君子。对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每一个重要环节，都反复切磋琢磨，精益求精。使自己的成果经过千锤百炼，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慎静而尚宽，强毅以与人（与人争辩，坚持真理）。博学以知服。近文章，砥砺廉隅（端正的品行）。虽分国（颁赏土地俸禄），如锱铢，不臣不仕。其规为有如此者。
儒者的规矩是：不被昏君利用，不与佞臣合作。沉着冷静，宽缓不苛；毅力坚强，捍卫真理；广泛学习，服膺先贤；习近文章，砥砺志行，端方不苟；视富贵轻如锱铢；不为人臣，不求仕进。我们应该有鉴别地承继儒者的这些传统，处处遵守规矩，事事坚持原则，时时捍卫真理。不出卖灵魂，不做肮脏的交易，不枉道而事人，更不是不择手段地谋求富贵。尤其做到未正人，先正己。当然，过犹不及。如果我们动辄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那么，就背离了我们的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初衷。
儒有合志同方（法则），营道同术。并立则乐，相下不厌。久不相见，闻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义。同而进，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儒者的交友表现在：同一志向，同守法则；同习道艺，同遵规矩。同一岗位则快乐；职务递相卑下则不更相轻贱。排斥挑拨彼此关系的流言蜚语；所本方正，立足于义。见解相同则进而从之；见解不同则退而避之。我们可以略加改造修订儒者这些交友原则，依据“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原理，寻求志同道合者，与之精诚团结，共赴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大业。甚至像“云从龙，风从虎”那样，聚集在雄才大略者的周围，与之配合默契，形成相得益彰的关系。还可以在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基础上，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奔向一个目标。
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动作）也；孙接者，仁之能也；礼节者，仁之貌也；言谈者，仁之文也；歌乐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犹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让有如此者。
儒者的尊让在于：性情温良，抓住仁的根本；恭敬谨慎，做到立足于仁；态度宽容，达到仁的行为标准；逊辞接物，掌握仁的技能；有礼有节，是仁的应有表现；言谈得体，遵循仁的表达规格；歌舞娱乐，符合仁的陶冶性情要求；分散财物，符合仁的博施济众原则。方方面面地躬行仁义，还是不敢说做到了“仁”。原来，孔子自己也声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述而》）“仁”是他学说的核心，是他规定的最高做人标准，也是他提出的人生最远大理想。他要求读书人应该为之奋斗终身。正因如此，曾参曾指出：“士不可不弘（强）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对于“仁”的概念，我们早已赋予了它全新的时代内容，把它作为人类最终实现的崇高目标或远大理想，如把董存瑞、黄继光等称为杀身成仁的共产主义战士。还作为一切工作包括文化传承与创新所要达到的最理想境界。确立了这样的目标、理想、境界，我们就必须具备儒者的尊让风格，永不满足现状，为了文化传承与创新进入理想的境界，为现实共产主义远大目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司马迁《史记》率先为儒者撰写《儒林列外》，此后，历代史书基本上都记载了儒者的可歌可泣事迹。自从汉武帝推行“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以来，源远流长的儒家文化迅速形成，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道靓丽风景线。《汉语大词典》等列出与“儒”字相关的词条，也是比较可观的。文化传承与创新包括如何传承、创新儒家文化，恐怕应该从了解儒家应有的风范开始。
《礼记·儒行》借孔子之口，从16个方面概括儒者的风范。包括自立、容貌、备豫、近人、特立、刚毅、自立、出仕、忧思、宽裕、举贤援能、任举、特立独行、规为、交友、尊让等方面。儒家文化一经形成，儒者风范远远不止16条，甚至也不止成百上千条。举一斑而窥全豹，透过这16条，我们大体领略到儒者应有的风范。至于儒者风范的全貌，我们每个读书人都有责任去描绘，都可以用实际行动，填写它的内容，并为之增添光彩。
对于儒者所应有的16条风范，我们已经一一表达了明确态度，即文化传承与创新，基本上需要我们发扬光大儒者应有的风范。发扬光大这些风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们还可以预言：儒者风范的精髓，是有着顽强生命力的，一定会继续在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内心深处扎根，也自然会不断开花、结果。一句话，我们传承儒者风范，是以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大局为出发点的。
古代典籍借孔子之口，方方面面地提出儒者应有的风范，这本身恰恰说明：孔子及其儒家学派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动，其特点是多方面弘扬古人的优良传统，强调做什么人、走什么路等重大问题。显而易见，在孔子看来，真正的儒者必须集往古一切优良传统于一身，朝着十全十美的人格方向发展，成为时代的先锋，后世的楷模。唯其如此，才能不辱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历史使命。事实又如何呢？由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者较全面地继承了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整套儒家学说，所以在文化传承与创新方面取得卓跞千古的成就。这又雄辩地证明：创新往往离不开传承，传承往往包含着创新。只讲传承，传承往往没有归宿，只讲创新，创新往往失去依托。两者不能顾此失彼。我们开展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动，可以从孔子及儒者身上，获取这一成功经验。
承前所述，按照孔子的说法，达到“仁”的做人标准，是一辈子的事情。与之相比，文化传承与创新是人类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活动，是无止境的，也是每个人一辈子的事情。既然如此，则两方面的一辈子的事情，自然是融合在一起的，彼此不可分割的。试想：抛弃做人的高标准，没有人生追求，丢掉远大理想，不能完善自己的人格，降低自己的综合素质，怎能完成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艰巨任务？抛弃儒者应有的风范，不是争当仁人志士，又如何在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动中，把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显然，古代典籍借孔子之口总结儒者风范的目的，就是强调做人的标准，推崇人的主观能动性。由此，我们反复强调与孔子大体相同的观点是：开展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动，人是最可宝贵的因素。一如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所说：“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投身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实践，必须像儒者那样：按照最高的做人标准，多方面地提高个人的综合素质。像儒者那样，即使兼众美而有之，犹且不敢言仁。再接再砺，再创辉煌。